儒家為什麼不是宗教？

草創時代的思想家大都有一種苦行色彩。苦行的極端化，即為宗教。章太炎認為，墨家固然近宗教，但是墨家最終未能成為宗教，儒學也如此。儒學不是宗教，孔子是一位隨時可以出仕的政治家，一位誨人不倦的教育家，一位上溯民族文化歷史、把握文化脈搏，下啟人文精神、確立東方文脈的思想家。但是孔子思想中也有些類似宗教的因素，如其苦行色彩和悲憫情懷，這是儒學思想中最接近宗教的一種精神特質。

儒家為什麼不是宗教？

儒學雖然頻頻被後人力推為教，但儒學與教相去甚遠。馬克思韋伯撰【儒教與道教】，硬傷很多但影響很大；杜維明為國外某出版社策劃的【Our Religions 】一書撰寫題為【儒教】一文，後來獨立成冊。但杜維明本人並不認為儒學為教，正文中亦多稱儒學而不稱儒教。因此，不難想像，杜維明撰寫此書，無非不想放過一個很不錯的給西方介紹中國思想的機會而已，不等於承認儒學是一種宗教。

儒學宗教化運動主要在民間進行。東南亞華人世界也有儒學宗教化的努力。但他們除了祭孔、拜孔之外，沒有找到更好的讓儒學宗教化的方式。1978年，任繼愈在某論壇發表儒教是宗教的演講，此後又就此命題多次發表演講和文章，試圖論證儒教是宗教。然而應者寥寥，只有少數學者如何光滬、賴永海、謝謙、李申等人相繼以不同方式公開支持儒教之說。唐君毅論人文精神重建，卻以西方經驗為標本，認為宗教生活必需，這與儒學似乎有悖逆之處。美國漢學家安樂哲認為，古典儒學既是無神論的，又具有深刻的宗教性，兩方面同時兼而有之。這是一種沒有上帝的宗教，是一種肯定人類自身的宗教。安樂哲對於儒學宗教性的闡釋，有一個西方色彩較濃的文化視野，比如孔子之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這樣的思想，被理解為協同創造，被與查拉圖斯特拉如果已有諸神，那末創世又意味着什麼呢式的思想並論； 又如，儒學的家庭，被當成一種宗教意味的隱喻，將家庭關係提升到中心地位，其意圖在於將人的整個身心毫不保留地投入到他的每一個行動中；總之，對於古典儒學而言，宗教性從其根本意義上看，是指一個人清楚、充分地體悟到整個領域中現存事物的複雜的意義和價值，通過內省的覺悟，產生敬畏之心而獲得的。

儒家為什麼不是宗教？

我們姑且不去質疑安樂哲對經典儒學的宗教含義的推衍的學理上的可靠性，而且安樂哲將儒學理解成沒有上帝的宗教，看起來還是十分有創見的。但在這裏，我們更傾向於用一種樸素的判斷方法，去對於孔子思想中最本原的宗教因素進行簡單的判斷。因此，對於孔子思想富有宗教意味的成分，目前我們認為主要還是前面提及的兩點：其一是苦行色彩，其二為悲憫情懷。做這樣一種判斷，首先居於一種相對狹義的宗教定義，其次，是在暫且不去對孔子思想作進一步推衍的情況下作出的判斷。

儒家為什麼不是宗教？

縱觀孔子的苦行，並非主動尋求苦難，而是居於對苦難的蔑視和對道的憧憬，是一種主動的、不否定另一方價值的選擇。同時，孔子的苦行也是有限的，並非絕對的殉道者。這是孔子苦行色彩與宗教苦行完全不同、最終沒有走向宗教之所在。唐君毅論墨子之所以沒能成為宗教，是因為墨子暢言天志而期於實用，嚮往超世之情不着，終未能成宗教。而傅斯年認為，儒者以為凡事皆有差等，皆有分際，故無可無不可。在高賢尚不免於妥協之過，在下流則全成偽君子而已。這樣的不絕對主張，正是儒者不能成為宗教的主因，雖有些自造法度，但信仰無主，不吸收下層民眾，故只能隨人均為抑揚。傅斯年以成為宗教為標準，對於儒家的指責，道理並不充分。孔子思想沒有走向宗教，更主要的原因當在對自身的定位，即一個清醒的人文主義者，孟子亦是如此，所謂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並沒有必定勸服人間世的訴求，因此也就無有殉道的期望，所謂嚮往超世之情不着。

孔子思想中另一種具有宗教色彩的因素，即悲憫情懷。孔子思想核心為仁，仁者愛人，整個仁論，其原動力為悲憫情懷。後世對仁有多種解釋，孟子所為惻隱之心，將仁具體化。但這種情懷亦止步於人文主義者的應有的尺度，沒有把自己打扮成為救世主，沒有傳遞超然之音，沒有表現出超越個人能力的神奇力量。各種可能導向超然的情感，在一個人文主義者不語怪力亂神的話語中，歸屬於世俗，歸宿於凡塵。

關於儒家非宗教屬性的學理辨析

儒家思想自草創之初即呈現出與宗教本質性的分野。章太炎先生所論極是，孔子思想體系的核心在於現世關懷與人文教化，其本質特徵有三：其一為"入世性政治哲學"，孔子周遊列國以求仕進，編纂【春秋】以明王道，其政治實踐與歷史編纂學建構了完整的世俗治理體系；其二為"人文主義教育傳統"，"有教無類"的教育實踐徹底突破了宗教祭司的知識壟斷；其三為"文化傳承的自覺"，"述而不作"的學術態度彰顯的是歷史文化延續意識，而非宗教創世敘事。

就思想內核而言，儒家雖具苦行精神與悲憫情懷，然其與宗教苦修存在本質差異。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的修為境界，強調的是道德自律而非神性皈依；"未知生，焉知死"的現世取向，與宗教的彼岸關懷形成鮮明對比。韋伯【儒教與道教】的誤判，在於將儒家倫理與清教倫理進行表面類比，卻忽視了前者缺乏超越性救贖觀念的本質特徵。

當代學界對儒家宗教性的誤讀大致可分為三類：其一如任繼愈先生的制度宗教說，試圖將祭天祀孔儀式等同於宗教儀軌，然儒家祭祀本質是"祭如在"的紀念性活動；其二如唐君毅先生的人文宗教說，其以西方宗教經驗比附儒家，實為文化格義之弊；其三如安樂哲的"無神宗教"說，雖具理論創新性，但將"天人合一"解釋為宗教體驗，實有過度詮釋之嫌。

從經典文本細讀可見，【論語】中"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的現世理性，"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價值排序，均體現出明確的非宗教特質。儒家強調的"慎獨"工夫與"三省吾身"，皆是道德主體的自我完善，不依賴任何超越性存在。宋儒張載"為天地立心"的宏願，究其實質仍是人文精神的至高表達。

歷史地看，儒家宗教化嘗試的失敗具有必然性：制度化層面缺乏教階組織與教義體系，教義層面缺少原罪觀念與末世論，實踐層面排斥神秘體驗與神跡崇拜。民間祭孔活動本質上仍是文化認同的表達，而非宗教崇拜行為。就此而言，儒家作為"道德的形上學"（牟宗三語），其本質是透過倫理實踐達成的人文教化體系，與宗教有着不可混淆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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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學非宗教論衡

關於儒學是否屬於宗教的爭論，實為中西文化比較研究中的關鍵命題。從學理層面考察，儒學不具備建制性宗教的核心特徵，其本質乃人文主義的思想體系。試從三方面析之：

一、創教者本質差異
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論語·述而】）的學術姿態，與宗教創始人存在根本區別。宗教創始人如釋迦牟尼、耶穌均以超驗啟示者自居，而孔子始終保持着"我非生而知之者"（【論語·述而】）的理性態度。章太炎在【國故論衡】中指出："仲尼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其道非天志明鬼之比。"這種現世關懷與宗教的彼岸追求形成鮮明對比。孔子周遊列國所展現的政治實踐品格，恰是宗教先知所缺乏的入世精神。

二、教義體系比較
宗教必備的三大要素——創世神話、終極救贖、神啟經典，在儒學體系中均告闕如。朱熹雖構建"理氣論"宇宙觀，仍強調"格物致知"的理性認知路徑，與宗教啟示涇渭分明。王陽明"心即理"說將道德本體歸於人心，較之宗教的外在超越更具人文特質。值得注意的是【禮記·祭義】所云："眾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這種自然主義的生死觀，完全不同於宗教的靈魂不滅論。

三、實踐形態辨析
儒學缺乏制度化的宗教特徵：既無專職神職人員（教士階層），亦無強制性的入教儀式（洗禮割禮）。祭孔典禮本質上屬"祭如在"（【論語·八佾】）的紀念活動，與宗教崇拜存在本質區別。杜維明在【儒家傳統】中強調："儒家的宗教性體現為對超越的開放性體認，而非對神靈的膜拜。"這種"內在超越"特性，使儒學既保持對終極關懷的思考，又避免墮入宗教神秘主義。

當代學者對儒學宗教性的誤讀，多源於西方中心主義的詮釋框架。如安樂哲將"仁"解構為"協同創造"，實則是將存在主義哲學強加於儒學。考諸【孟子·盡心上】"萬物皆備於我"的命題，其本質是道德主體性的張揚，而非宗教性的神人協作。錢穆先生在【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中早有論斷："儒家精神，乃以人文代宗教，以道德代神道。"

要之，儒學作為"極高明而道中庸"的智慧體系，其偉大處正在於既涵攝宗教精神中的神聖維度，又始終保持理性的人文底色。這種"即凡而聖"的特質，恰是中華文明對人類精神世界的獨特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