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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柯馬丁教授完全是一個極偶然的機緣。那天，他應邀來到復旦，作關於先秦文學與文化方面的講座。他的講座很有歐美的風格特點，只用一半時間演講，而後留出一半時間請大家提問，他作解答，並討論。這個做法有點類似美國大學教授給研究生授課的方式。我是作為有專業興趣的年長聽眾，從頭到尾聆聽，沒有冒昧發言，這也許是局外人身份的緣故吧。然而事後我與他的個別交談，卻讓我吃了一驚——他對我非常熟悉，出過哪些書，發過哪些代表性論文，幾乎脫口而出，他甚至很早就買了我在台灣出版的【楚辭綜論】一書。這讓我驚訝萬分，沒想到大洋彼岸還有這樣的學術知音。我們之間的關係一下子拉近了。
柯教授的身份太『出挑』了——正宗德國人，生長在德國，畢業於科隆大學，獲博士學位，專業是漢學研究；曾到北京大學留學，是著名學者袁行霈先生的外國留學生弟子。他在美國的大學任教授，專職教漢學，先是在華盛頓大學，繼到哥倫比亞大學，後轉至普林斯頓大學，現任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主任。有意思的是，他的夫人是日本人，據說他們是在北大留學期間的同學。可見，柯教授起碼精通四國語言——德語，那是他的母語；英語，這是他工作和生活的國家所必須的語言；日語，這是他與夫人從相識到相愛，以至長期共同生活不可缺少的語言交流工具之一；漢語，這是他在美國大學任教授、從事漢學研究的專業語言，身為漢學研究的專家教授，不精通漢語能行嗎？我不知道他還懂哪國語言，光這四國語言，對一般學者來說，已夠受了，而他卻能輕鬆自如地駕馭運用它們。同柯教授的普林斯頓門生們聊天時，我還得悉，他要求學生也必須掌握多門語言。東亞系的博士生們對我說，柯教授要求他們，英語是首當其衝的，博士論文必須用英語撰寫，漢語自然更不必說了，研究中國文學與文化，哪能不懂漢語？這點對中國留學生自然十分有利，但柯教授規定，還要學日語，因為日本的漢學研究很發達，必須熟悉了解，而歐洲國家的語言，也要學習，或法語，或德語，或西班牙語，可任選一門，歐洲的漢學研究可是有着悠久的歷史和豐富的成果啊，必須了解。天哪，做柯教授的學生可真不容易！好在導師本人是無聲的榜樣，學生們不得不心服口服，既然投到他的門下，這『苦果』就只有自己嘗了，不想學也要學，好在進普林斯頓的博士生，個個都是經過柯教授親自挑選的，這難不倒他們。怪不得柯教授能在普林斯頓乃至北美成為一名出色的漢學家，他既學貫中西，又成果豐碩，而這些與他上述先天稟賦和後天的努力，都是密不可分的。
柯教授的漢學研究領域，主要是中國的先秦文學與文化。他從先秦文學入手，融入先秦文化，並使兩者有機結合——讓文學與文化不分家，這是他研究風格的一個很大特點。他認為，文學研究離不開文化研究，因為文學離不開文化，而文化中則包含有文學，特別是中國的早期文學。這裏的文化，在柯教授看來，主要指先秦時代的歷史、考古、宗教、民俗、藝術等，它們使他的學術眼界大大拓寬，學術眼光銳利深刻，對文學史現象的剖析和判斷能入木三分。舉例說吧，由柯教授參與編寫的【劍橋中國文學史】一書，開始主編約他負責編寫先秦部分，接受任務時，他特別聲明——要我寫先秦部分，必須連帶西漢部分，因為先秦與西漢，難以分割，後世流傳的許多先秦典籍，很多是在西漢時代被整理成書的，不連貫西漢，無法解釋先秦典籍中許多問題和現象，也難以貫通西漢時代承襲先秦的許多思想和學術見解。他的這個認識非常有學術眼光，我讀到這個信息時，有眼睛一亮的感覺——這可是一個很有獨到意識的見解啊！果然，該書主編毫不猶豫地採納了他的這一合理化意見，文學史著作出版後，這兩個部分自然都出於他的筆下，兩者可謂有分有合，分中有合、合中有分，渾然成一體。值得注意的是，他在闡述北美地區中國早期文學研究狀況時，特別指出，在這一領域學術研究的發展過程中，很多學者將注意力轉向了青銅器銘文和出土文獻，研究中國歷史、思想史和宗教的學者尤其特出，因為古代文明在這些領域往往是互相聯繫、密不可分的。他特別指出，游離於中國早期文明與文化之外的早期中國文學是不存在的。為此，他提出，我們需要採用綜合的、跨學科的研究方法，而不是採用現代意義上的學科分類，用彼此孤立的視角來看問題和分析問題。這是很有學術眼光的看法，也非常適用於對中國早期文學的研究，因為中國的早期文學，與當時的社會文化、歷史、思想、風俗、藝術等，很難分割，其時的文學還完全沒有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文學的意識也遠沒形成，它只是融於或寄身於呈多學科狀態的文化典籍之中，我們後人必須用綜合的眼光看待它，才能理解並解釋它。
由於多年從事漢學研究，使得柯教授對北美地區的漢學研究狀況了如指掌。他在總結概述北美地區中國早期文學研究的歷史及最新趨勢時，條分縷析地概括了【詩經】、楚辭、漢賦、秦漢時代詩歌和散文的研究狀貌，既點到了代表學者及其研究論著的特點與長處，也實事求是地指出了其中的不足和欠缺，所論所述，不溫不火，切實到位。例如對【詩經】的翻譯與研究，他詳述了其研究歷史與現狀，並從歐洲漢學界追溯到北美，對諸多學者的研究，一一作了恰到實處的評述。他特別指出，北美的【詩經】研究已大體揚棄了曾發揮過重要作用的方法論，而開始着力於詮釋學的專門問題、文本的早期接受和由出土文獻所帶來的特定問題。對楚辭研究，他在簡述了研究概況後，實事求是地說，這個領域相比【詩經】和漢賦，是北美漢學界用力最薄弱的，至今沒有涉及新出土文獻相關的楚辭文本，也沒有將楚辭文本充分融入戰國晚期和漢初思想史與文學史的語境之中，他的這一認識判斷，確是擊中肯綮之論，體現了一位正直學者的鮮明學術立場。特別要說的是，對北美漢賦研究大家康達維，他給予了高度評價，說，北美地區的漢賦研究幾乎完全可以用一個名字概括——康達維，康達維的研究成就足可比肩中國學術界過去三十年研究賦的二、三名頂尖學者，在西方，康達維堪稱是賦學乃至整個漢代文學研究的執牛耳者。這是多麼高的評價，簡直可謂不吝讚譽之辭了。對待學術研究如此認真的態度，如此鮮明的是非立場，顯示了一位純正學者的學人本色，十分令人欽敬！
在總結北美地區對中國早期文學研究的特點時，柯教授講了一段非常值得我們品味咀嚼的話，他說：『中國早期文學研究領域在很大程度上沒有受到最新西方理論的影響，也許由於語言學的巨大挑戰，或其古老的性質，在很多情況下，對中國早期文學的研究不能採取一種按照西方的舞台劇本來表演智力體操的方法，即便具有理論宏圖的集中有限的研究，也是通常基於原始文本的。在過去數十年中，後現代和其他的批評行話，曾經對西方文學研究界造成了很大的負面衝擊（現在這一潮流正在消退），但卻從未在中國早期文學研究裏佔據多少領地。』這段話對我們中國學者來說，真是很有意味啊！連正統的西方學者，都對所謂的時髦西方理論採取了如此褒貶分明的態度，而我們中國的學術界，似乎至今還有一些人（特別是年輕的學者甚至博士生們）在主動迎合西方思潮，喜好炫示西方理論術語，以此裝扮門面，有意無意地貶低中國傳統學術，抬高自我。
如今的柯教授，已是一位享譽國際漢學界的漢學家。他經常在北美、歐洲間飛來飛去，參加學術活動或講學，他更是中國的常客，北大、復旦這些名校，聘他為講座教授或特聘教授，常請他前往講學或參加學術會議，為此，他常常一年的學術活動行程計劃排得滿滿的。柯教授除已發表數十篇漢學研究的學術論文外，還出版了多部圍繞中國古代早期文學、歷史、宗教、藝術等方面的專著和論文集，其中尤以詩歌研究為中心。他特別在意自己學術成果的精益求精，一部英文版的【早期中國的書寫、詩歌和文化記憶】，為了中文譯文的準確達意，已磨了二、三年，還沒正式問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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