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統天下的秦帝國爲何興於『法』又亡於『法』？

【 溫故】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6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法律的生命力在於實施，法律的權威也在於實施。法令行則國治，法令弛則國亂。各級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是法律實施的重要主體，必須擔負法律實施的法定職責，堅決糾正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現象，堅決整治以權謀私、以權壓法、徇私枉法問題，嚴禁侵犯群眾合法權益。

一統天下的秦帝國爲何興於『法』又亡於『法』？

法令行則國治，法令弛則國亂出自東漢王符【潛夫論】的【述赦】篇。王符是東漢後期有名的政論家，與當時的大儒馬融、竇章、張衡等人交好，然終其一生隱居不仕，有【潛夫論】三十六篇存世，多爲抨擊時政之作。【述赦】篇爲了論證法令行則國治的道理，舉了一個鮮活的例子：東漢孝明帝時，荊州舉茂才，明帝召對，問荊州有何異聞，茂才對曰有劇賊九人，刺史太守屢屢捉拿不果。明帝追問得知劇賊猖獗之處正是該茂才治下之郡，大爲震怒：賊發部中而不能擒，然材何以爲茂？於是將該茂才杖捶數百，免其官並嚴厲追責刺史太守。十天之內，劇賊伏誅。王符在最後說道：擒滅盜賊，在於明法，不在數赦。消除盜賊，只能靠嚴明法令，不能靠屢屢赦免。

中國有深遠的法治歷史與傳統，即便是高揚仁義的儒家也不例外。孔子說：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這是希望有適合的人把文王武王留下的良法善政予以執行和落實。孟子說：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足以自行。這是強調要把善政良法通過適合的制度與人員，執行出來，落實下去。荀子也說有治人無治法，指出要獲得適合的人員來把好的法律予以實施。

同一時代，在地球的另一端，古希臘哲人亞里斯多德更明確地說：所謂法治，首先意味著已經制定的法律獲得執行和遵守，其次則意味著法律本身應當是制定良好的法律。當超越性的法治理念落實於具體的社會生活時，關鍵步驟有二：首先，已經制定的法律要被執行，得遵守；其次，要努力獲得更好的法律。這是中西先哲的基本共識。

法律的實施具有極爲重要的地位和意義，甚至在很多先哲看來，法律實施的重要性甚至排在制定良法之先。這看上去似乎不可思議，然而究其實卻理所當然。因爲，如果法律不能被實施，那麼就算制定了最好的法律，最終還是會淪爲一紙空文。相反，如果從已經制定的法律獲得實施開始，讓法律活在人民具體的日常生活中，一方面逐步樹立法律的信用和權威，一方面逐漸培養人民守法的意識和習慣，就算法律存在某些不足，也可在實施過程中通過正當程序加以修訂完善。

如果一定要獲得真正的良法再予以實施的話，那麼不僅美好的法治文明會變成海市蜃樓，國家也將危機重重。法令行則國治，法令弛則國亂，歷史已經給出了經驗和教訓。

戰國時期，魏文侯任用吳起、李悝，改革內政，厲行法治，令出必行，使魏國很快強大起來，一時稱雄列國。然而後世魏國君臣，雖繼承文侯時代良法，卻不能予以有效實行，於是魏國迅速由盛轉衰。幾乎與此同時，李悝一位名叫公孫鞅（即後世知名的商鞅）的學生，帶著老師所寫的【法經】奔赴秦國，以魏國改舊制行法令的經驗爲基礎，幫助秦孝公改革政事。徙木爲信，有功必賞，很快就樹立了法律和政令的權威。秦國迅速強大，最終平定六國。六國都想統一天下，爲何秦國成其大功？原因很多，但其中樞紐，無疑在於秦國對法律實施之重要性的一再強調和一貫堅持。

問題在於，秦國既然靠令出必行而強大，那麼秦朝爲何二世而亡呢？這就涉及法治理念的第二個層面，也就是在法律實施過程中追求良法的問題了。所謂良法，雖然有一般性的理念原則，但具體歷史生活中的良法，卻不可一成不變，而是要隨世損益，以應時需。秦法沒有在新的時代滿足新的歷史需求，反而以舉國之力將其強行推行到六國故地，最終引發了激烈反抗，導致秦朝二世而亡。故而秦國之興，興於行法令，秦朝之亡，亡於其所行之法不再是適合時代需求的良法，而是成了阻礙歷史進步的落後之法。

以史爲鑒，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形勢在發展，時代在前進，法律體系必須隨著時代和實踐發展而不斷發展。也就是說，在實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同時，也不能放鬆對更加適合時代需要之良法的追求。這樣的良法，一定會因紮根於優秀民族文化傳統，順應歷史潮流，滿足時代需要，活在人民中間，而具有強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