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漫笔·编辑丛谈·“返乡”与“文学的根”

新一年的春运即将开始，又快到了纷纷返乡的时节，或许也会是“在乡”“怀乡”题材作品又一次喷涌的时节。回顾一年前，2016年春节前后，广东学者黄灯原刊于《十月》杂志当年第一期的散文《回馈乡村，何以可能？》，在网络上以《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为题，成为这一年“返乡”主题讨论的焦点。2015年春节，则是上海大学文学院文化研究系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爆红”网络。

“返乡”与“乡愁”，年年有，年年讲，却依然有无尽的可能，能容纳最多人的精神激荡。或许正是因此，《回馈乡村，何以可能？》在2016年末的温州瓯海获颁首届琦君散文奖。散文奖因以命名的已故作家琦君，生长于温州瓯海。近年来大陆读者比较熟悉的，是由她的《橘子红了》改编成的同名电视剧，而在台湾，她一生致力最深的，却是众多爱国怀乡思亲题材的散文。

琦君曾说，“像树木花草似的，谁能没有一个根呢？我常常想，我若能忘掉亲人师友，忘掉童年，忘掉故乡，我若能不再哭，不再笑，我宁愿搁下笔，此生永不再写，然而，这怎么可能呢？”这段有关“根与故乡”的叙述，想必会激荡起众多“返乡”“怀乡”写作者的共鸣。受奖的作家与颁奖的嘉宾，可能也正是在这种共鸣中转入以“文学的乡愁”为主题的晤谈。《作家》杂志主编宗仁发谈起一同在场的作家韩少功1985年在《作家》杂志上发表的文学评论《文学的“根”》。这篇后来被视作寻根文学“宣言”的文章里，曾用大段落讲述乡土对中国作家创作的意义。与琦君对“根”的相比，《文学的“根”》或许不那么抒情。但抒情与非抒情的并存，恰恰是“返乡”无尽可能的表现之一。

从现代文学到当代文学，再到如今的日常生活观察、文化研究，“返乡”成为人们思考现实时不竭的触发，提供了丰富的文本。不知道这一年“返乡”，文学又会给我们什么答案呢？

返乡叙事中的文化根系与精神原乡

"返乡"作为一种文学母题，其魅力不仅在于地理空间的位移，更在于文化心理的深层共振。从琦君笔下温婉的乡愁到黄灯文中犀利的乡村观察，返乡叙事始终在抒情与批判的双重维度上展开。这种张力恰恰印证了"根"之于文学创作的双重性——既是情感依恋的温柔乡，又是文化反思的试验场。

中国文人的乡土情结自古有之。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隐逸，杜甫"月是故乡明"的咏叹，都构建了传统返乡文学的抒情范式。琦君的散文延续了这一传统，将乡愁升华为超越时空的审美体验。她在《橘子红了》中构建的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更是一个可供精神栖居的诗意原乡。这种抒情传统满足了现代人对精神家园的永恒渴望，也为返乡叙事提供了情感底色。

当代返乡书写则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向。黄灯等学者的非虚构写作，将社会学视野引入文学表达，使返乡叙事从个人抒情拓展至社会解剖。当返乡者目睹乡村空心化、传统断裂等现实困境时，文字自然从柔板转为急板。这种转变不是对抒情传统的背离，而是文学根系在新时代土壤中的自然分蘖。韩少功提出的"文学的根"，恰在于这种直面现实的勇气——真正的根系不应是温室里的怀旧标本，而应是在现实风雨中依然挺立的文化自觉。

返乡文学的当代价值，正在于其构建了观察中国社会的棱镜。通过这面棱镜，我们既看到城市化进程中的人性迁徙，也看到传统文化在现代性冲击下的顽强生命力。每一个返乡故事都是大时代的小切口，记录着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阵痛与希望。当作家们以不同方式"回馈乡村"时，他们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文化寻根与精神返乡的双重旅程。

站在新的春运节点回望，返乡文学的意义已超越文学本身。它既是个人记忆的保存者，也是集体经验的书写者，更是文明根脉的守护者。在这个意义上，每一次返乡写作都是对"我们从哪里来"的重新追问，而文学给出的答案，终将汇入民族文化的长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