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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1年昆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名录开始，由政府主导的非遗保护工作已经走过了15个年头。15年来，从提倡『保护为主』，到强调『传承发展』，再到如今提出『振兴传统工艺』，一系列措施的推出，折射出国家对非遗工作重心的层层推进，也折射出人们对非遗认识的不断发展。
伴随农耕文明发展起来的非遗应如何融入现代生活？培育工匠精神、振兴传统工艺，当务之急要做好哪方面的工作？日前，本报记者约请相关领域的学者专家，就此话题展开了讨论。
——编者
呼唤工匠精神的回归
邱春林
通过研修计划，手艺人把他们的技艺带到高校，这既有利于高校产学研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也有利于手艺人自身艺术境界的提升。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手工艺的文化变迁可以发现，最近60年来，手工艺发展最大的经验就是产学研一体化，很多大师都是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今天的非遗传承人，仍然需要边生产、边学习、边研究，三足鼎立，缺一不可。手艺人不光要有动手能力，还要具备理论修养，『眼高手能』才能称作一个合格的手艺人。
从工业革命到现在，几百年来，技术革命的红利持续时间越来越短，技术更新换代的节奏也越来越快。传统工艺的生存空间，也越来越多地被压缩了。手工艺生产要靠成熟的技艺，而技艺的养成并不是仅仅了解技术原理就能做到，它需要很长的时间积淀。而时间成本，恰恰是最昂贵的东西，而且在未来将变得越来越珍贵。
这些年来，非遗保护在全民范围内广受关注，传统手工艺的文化属性在这个时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凸显，这是振兴传统工艺的良好契机。
在传统工艺强国日本，传统工艺在国民经济比重的占比是很小的，不到1%。中国如今也不到1%。不同的是，日本的传统工艺在世界上享有极高的美誉度。为什么？因为大家非常认可日本工匠做的东西，认可他们的诚实守信和工匠精神。日本的传统工艺特别强调这种精神，甚至上升到国民性内涵的高度。
这就是传统工艺的价值所在。中国传统工艺有几千年的历史，并不缺少这种工匠精神，现在一部分手艺人身上也同样保留着工匠精神。传统工艺是否兴盛，不是看经济规模如何，而是看它所蕴含的精神价值能否深入人心、能否代表国家形象、能否传承不散。单纯讲创新是行不通的。这个时代并不缺乏新奇的产品，每一件手工艺品都要让人体会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要唤起人与物之间的情感关系。只要能做到这一点，手工技艺就会永远存留下去。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工艺美术研究所所长）
传承人培训是双向互惠
乔晓光
在中国高等教育系统中，很少有涉及民间美术、手工艺等非遗项目的学科。这意味着这些知识还没得到足够的重视，还无法进入主流文化体系。传承人培训计划可以说是一种突围。将传承人请进高校，意味着把高校和民间两种不同生态的文化场域直接联结起来了。大学代表主流的知识体系，非遗代表生活化的文化，二者的融合是有必要的，也是不容易的，对高校形成了很大挑战。在探索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不完善之处，也引发了一些争议。
中央美院在培训试点中积累、摸索出了一些经验，也明确了一个基本事实：培训不会破坏非遗的传承。一个传承人的手艺，已经成为溶入他血液的本能，不会因为学习了一些新的技法、接触了一些新的审美风格，就受到『污染』，就忘了本。相反，是这些来自民间的审美和技艺，吸引了高校里的师生。很多传承人在跟大学生们交流的过程中、讲课中找到了自信，发现了自己默默坚持的东西得到了人们的尊重与认可，发现了这些手艺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传承需要创新，传承的方式也需要创新。从可持续的角度，我还有如下几点建议：
第一，要注意非遗类型和相关高校的匹配度。一方面能够发挥高校的长处，对传承人提供最大的帮助；另一方面，由于培训是双向互惠的，也要考虑到传承人的技艺门类为学校带来的益处。我们非常强调年轻学生的参与，并发现其效果比老师参与更好。学生与传承人的沟通能够做到一对一，学生会深入到包括口述经验的总结、文本的总结及创作等过程中，对非遗项目产生更深的情感认同。
第二，艺术创作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而培训的时间相对较短，会影响成果展览的效果。因此，更重要的是建立可持续的互动机制，比如鼓励高校在社区发挥更大的作用，把学生拉进传承人的工作室，使社会变成一个更大的课堂。
第三，进一步通过互动来推动高校学科的建设发展，让非遗真正成为高校学科体系中的一员。我们国家有数量如此庞大的非遗项目，没有学科设置与相关专业，将不利于它的持续发展。
（作者为中央美术学院非遗研究中心主任）
非遗是一种生活方式
马盛德
我是撒拉族人。我的家乡曾有隆重的婚俗，也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婚礼往往从夏天开始准备，历经半年左右，隆冬季节才正式举行。风俗的形成，是由生活环境的原因决定的：冬天食物方便储存，不会腐坏；繁杂的事务需要亲友近邻的帮助，而冬天不事生产，人才得闲。
如今，这种风俗已消失。冰箱的发明、饭馆的出现，让撒拉人不再需要花费那么多精力去准备一个婚礼，人手问题也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事物的发展就是这样——难道就为了让这项非遗传承下去，而让村民们放弃更现代、更方便的生活方式吗？况且，繁琐婚礼所需要的人手，在今天的村子里已难以满足了。
与撒拉族婚俗一样，非遗的变化都依循同样的道理。非遗是一种生活方式。不能融入新的生活方式的非遗必死无疑。一些专家理想化地呼吁将它们原汁原味地保留下来，未免显得不切实际。毕竟，非遗的核心是『人』，人的需求是第一位的。若脱离了生活需求，无异于把非遗当作目的，把人当作实现手段，使文化凌驾于人之上，这样不可能走得太远。
10多年来，非遗从一个生僻词汇，成为家喻户晓的概念。我们探索出的一些做法，尤其是生产性保护、整体性保护等，都得到广泛的认可。但是，今天非遗的状况和过去不同。尤其是在城镇化建设中，非遗自发性传承遇到一些困难。传承人高龄化趋势明显，1986名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中，70岁以上占一半以上，传承断层的情况比较严重。传统的师傅传承、家族传承虽在延续，但家庭人口结构的变化，使其难以适应今天的生活方式。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的诞生，正是意图改变这一现状。
非遗保护是整个人群的一种传承，而不是局部的个体传承。一个领域的振兴，需要足够庞大的基数作为保证。我们在培训计划中提出了『传承人群』的概念，不仅包括已获取资格认证的传承人，也包括入门未深的工匠、学徒，大大扩展了培训的范围。培训也据此划分层次：『研修』是资深的从业者、传承人；『研习』侧重于技术性，传承人或者其他从业者可以在实验室里搞研究，解决生产当中遇到的燃料、材料、工艺等方面的技术问题；『普及培训』则比较开放，门槛较低，重在培养大众的兴趣。只有这样多管齐下，非遗才有未来。
（作者为文化部非遗司巡视员）
本报记者 周飞亚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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