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帝本紀】的文化功能

【五帝本紀】是古代著名史學家司馬遷（前145或前135年—約前86年）撰寫的【史記】的第一篇（卷），在我國政治史、民族史與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司馬遷面對當時百家稱『黃帝』而文辭不雅馴，通過實地考察，對傳聞『五帝』現象進行重新思考和研究，反映了卓著的史學眼光與時代意識。

【五帝本紀】中的『五帝』分別是『黃帝、顓頊、帝嚳、堯、舜』，他們之間具有密切的血緣聯繫，『黃帝』是始祖，『顓頊』是『黃帝之孫而昌意之子也』，『帝嚳』是黃帝之曾孫、玄囂之孫、蟜極之子，『堯』是帝嚳之子（名放勛），『舜』是昌意的七世孫（即黃帝的八世孫）。當然，【夏本紀】記載繼承『舜』大位的『禹』是昌意的三世孫（即黃帝的四世孫），其間顯有錯訛與矛盾，則是另一問題，也愈益凸顯了這個世系與譜系的重構本質。

『五帝』並不是中國古代原本就有的概念或提法，而是在戰國時期逐漸形成和發展完善的。但是，據龍山文化遺址等考古發現，相當於『五帝』時期的歷史時代是客觀存在的。在客觀與邏輯意義上，【五帝本紀】反映並促進了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具有多重的文化功能，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首先，歷史認同。歷史認同是歷史建構與歷史重構的基礎和前提。炎帝、黃帝等上古帝王，不見於【詩經】【尚書】的記載。炎帝、黃帝的記載，在流傳文獻中最早見於【國語·周語】。司馬遷重新梳理勾勒歷史，以黃帝為首重建上古史的譜系，既是對五方上帝神觀念的揚棄，也是對人文歷史認識的自覺化與理性化，具有深刻的思想啟迪意義。

關於這種歷史重構中的諸多複雜問題，例如如何處理神話與歷史的關係問題，司馬遷嘗試『神話的歷史化』和『歷史的神話化』，恰恰反映了對神話傳說歷史價值的尊重和賦予現實歷史價值的雙重努力，體現了歷史重構在面對歷史文化資源與現實社會需要時的多重考量和曲折歷程。

其次，民族認同。『五帝』時代是氏族部落不斷發展和融合的時代。古老部落與新興部落的結盟、分化與融合，在神話歷史傳說中表現為世系相傳與更迭，反映了氏族部落的延續和變化。部落的首領或盟主帶有『共主』的特點，世代相沿不替，所以流傳的英雄首領名稱便是『共名』，如炎帝和黃帝等，這有助於理解上古傳說帝王長壽的故事，蘊藏着對歷史的追溯與體認，凝聚着氏族部落共同的歷史記憶與民族認同，中華民族也是在這個歷史過程中逐漸形成和發展的。

【五帝本紀】以人文化的視野重新審視傳說歷史，將『五帝』構築為一個世代相傳、綿延不絕的歷史，也是民族形成建立的歷史。其中的民族認同，為後世歷史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五帝』是一種歷史文化現象，體現了對歷史的選擇和重構，確認和凸顯黃帝的歷史地位，是民族歷史發展的必然反映。【五帝本紀】以家譜的形式重新梳理歷史，既反映了民族認同的加深加劇，也體現了家國觀念的發展以及家國一體格局進一步完善的時代潮流和歷史發展趨勢。

再次，文化認同。【五帝本紀】具有濃郁的人文色彩，標誌是崇尚德行，推尊功業，重視教化。【五帝本紀】記載五帝的功業，都有教化的寫照。黃帝『淳化鳥獸蟲蛾』，顓頊『治氣以教化』，帝嚳『撫教萬民而利誨之』，堯『能明馴德』，舜『使布五教於四方』。『五帝』均能夠德化四方，教化萬民。這些奠定了內外兼修、本末賅備、體用不二、道器合一的重要文化觀念基礎。這並非簡單意味着歷史上的氏族首領——五帝客觀具有的思想特徵，而是受秦漢思想哺育的史學工作者進行的自覺的理論審視與歷史重構的結果。當然，這種文化認同在古史體系上打上了深刻的儒家思想烙印。

【史記】在【三代世表】中明確強調，以黃帝為首的『五帝』與『三代』天子均是秉承修養德行而代代相傳，即使有的時候需要假託『天命』的觀念，『天命難言，非聖人莫能見』，也反覆申述黃帝『策天命而治天下，德澤深後世』，子孫能夠『皆復立為天子』，關鍵是『天之報有德也』（【史記·三代世表】）。重德是司馬遷自覺的歷史觀念和歷史意識。『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章明德。』（【史記·五帝本紀】）司馬遷對『五帝』德行的建構和敘述，形象化地表達了理想的道德人格和價值理念，其中呈現的人文精神是中華民族亙古不衰的主體價值觀念，也是中國哲學史與思想文化史的重要特徵。

最後，心理認同。【五帝本紀】與【夏本紀】【殷本紀】【周本紀】是一個有機的系統，雖然其中還有不少齟齬之處。

【夏本紀】將『禹』作為昌意的三世孫（黃帝→昌意→顓頊→鯀→禹），是直接繼承黃帝而來。【殷本紀】與【周本紀】中記載的殷始祖契、周始祖棄（后稷）分別是帝嚳的次妃簡狄吞燕卵與元妃姜嫄（原）履跡所生，事跡分別見於【詩經·玄鳥】【楚辭·天問】與【詩經·生民】，帶有圖騰崇拜的深刻烙印，當然也交織和混合着上帝崇拜與祖先崇拜的思想信仰。帝嚳則是黃帝的曾孫。這樣，將歷史上夏商周的三代，通過心理認同繫結在『黃帝』的主幹上，『舜、禹、契、后稷皆黃帝子孫也』（【史記·三代世表】），從而使三代因革在血緣與文化上具有連續性，促使人們在心理上對國家統一性的認識不斷加強。

【秦本紀】追溯的秦的始祖大業也直接肇源於顓頊的苗裔，【高祖本紀】將漢高祖的降生與神奇的『大澤之陂』的『蛟龍』聯繫在一起，形成與黑帝似有似無的聯繫。

這些都是在有意識地論述『五帝』『三代』『秦漢』一脈相承，都是黃帝的子孫與苗裔。其中所蘊含的深刻意義是，朝代可以更替，而國家不會滅亡，民族不會滅亡。後來明清時期思想家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人概括的『亡國』與『亡天下』實際恰恰是朝代更迭與亡國、理想政治是否達成的區別。這種歷史與文化的獨特性也保證了中國歷經戰亂兵燹而綿延不絕的存在狀態。

總之，司馬遷關於『五帝』歷史建構和歷史敘述的方式，是對漢代國家『大一統』觀念的表徵，這種『大一統』，既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和國家民族形成的基本規律，也是歷史、民族、文化、心理等認同的結晶和影像。『大一統』的形成具有時空性，但也是物質和精神、主觀和客觀、歷史和現實的有機統一。在這種意義上，『五帝』譜系所昭示的歷史與文化的大一統觀念，是與秦漢社會歷史與思想意識的發展息息相關的。【五帝本紀】反映了中華民族形成和發展的歷史進程。歷代官修史書與民間史書在反映這個歷史時段時，大多保留或沿襲了【五帝本紀】的基本脈絡和譜系框架，保持和鞏固了歷史認同、民族認同、文化認同和心理認同，為奠定歷史上綿延不斷、源遠流長的中央集權國家提供了重要歷史依據和經驗智慧，影響深遠，具有積極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作者：陳戰峰，系西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