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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中華美學精神的一部分，『詩教』與當今時代的價值取向、審美風範息息相關，其核心內容是強調將人格的塑造與審美聯繫起來，講究『身入』『心入』『情入』，如春風化雨，潤物無聲
●文學不生產糧食，也不生產鋼鐵，但是好的文學可以感發生命，使人的生命狀態獲得積極健康的情態。孔子說『詩可以興』，實際已經接觸到文學一個最本質的功能，即審美地培育人格的作用
●詩歌，乃至一切文學的教育，正是啟發心靈『同情』於萬物的敏感，以同情心對待世界，確能生發共鳴共振之效。這一詩教傳統可以通過當今社會所提倡的『美育』與『德育』得以復興，進而凝聚人心，成風化人，推動當代偉大實踐
繼承弘揚優秀傳統文化是當今時代的重要議題。值得強調的是，對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離不開當代視角，即傳承優秀傳統文化當有利於時代精神的培育。傳承中華美學精神是弘揚中華傳統文化、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展現中華審美風範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中華美學精神的一部分，『詩教』傳統與當今時代的價值取向、審美風範更是息息相關，其核心內容是強調將人格的塑造與審美聯繫起來，講究『身入』『心入』『情入』，如春風化雨，潤物無聲。
詩教的功能即審美地培育人格
『詩教』一詞，出自儒家經典【禮記·經解】，原文是這樣的：『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又說：『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前一段，大意是說到一個國家，可以從各個方面看出這一邦國的文化教養；一國之人較普遍地表現出待人溫和寬厚的品格，就是有『詩教』的表現。後一段，則是對前一段話的必要補充：『溫柔敦厚』卻不至流於愚蠢，這才是『詩教』真正起作用的表現。
近代蔡元培提倡美育，『美育』雖是新詞，而美育實踐其實古已有之，古代美育精神主要體現在『詩教』之中。按照【禮記·經解】的交代，『詩教』的言論發於孔子。儘管有文獻記載顯示，在孔子之前，就有人提倡用富於審美內涵的文化作品感化人格，但孔子在『詩教』方面的貢獻尤為突出，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正是這位儒家學派的創立者開始用【詩經】三百篇教導學生。在【論語】中，記錄着許多孔子關於【詩】的各種文化功能的言論，如孔子告誡兒子孔鯉『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強調學【詩】有助於與人交流溝通的作用；又如孔子對學生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論語·子路】）強調學【詩】三百篇應做到學以致用。
然而【詩】與人格培育之間的關係，如下一段最有價值：『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這段話內涵多樣，涉及文學價值的多個方面。其中『多識』句，講學【詩經】可以博物、了解自然；『可以觀』則承認讀【詩經】可以觀察和了解社會，認識到文學有廣泛表現社會生活的價值；『可以群』則強調文學在凝聚群體方面的功能；『可以怨』是說詩人在困境中能表達真實情感。
就『詩教』與人格培養的關係而言，『可以興』最有價值，因為它承認文學可以興發人的生命。『興』的本義是『起』，是『興發』，也就是振作；文學不生產糧食，也不生產鋼鐵，但是，好的文學可以感發生命，使人的生命狀態獲得積極健康的情調。孔子說『詩可以興』，實際已經觸碰到文學一個最本質的功能，即審美地培育人格的作用。那麼，這是否與『溫柔敦厚』的說法相矛盾？並不矛盾。溫柔敦厚地對待他人，是一種德性的能力，而德性能力又往往與健康積極的生命情態密切相關。
自從先秦儒家提出『詩教』理論後，後來的儒家對其都有論述。如王陽明就在一篇名為【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的文章里這樣論述『詩歌』諷誦在改善人格上的教益：『古之教者，教以人倫……其栽培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今人往往以歌詩、習禮為不切時務，此皆末俗庸鄙之見，烏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對其間的道理，王陽明解釋說：『大抵童子之情，樂嬉遊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趨向鼓舞，中心喜悅，則其進自不能已。』強調詩歌『發其志』的人格啟發意義，並特別強調詩歌適應兒童『草木萌芽』的生命特點。為此，王陽明還說：『故凡誘之歌詩者，非但發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泄其跳號呼嘯於詠歌，宣其幽抑結滯於音節也。』如此的『詩教』才可真正起到『趨向鼓舞』、令人『中心喜悅』的作用，亦即『詩可以興』的作用。
詩教將道德與審美聯結起來
近代教育家蔡元培提倡美育，除受傳統因素影響外，主要受康德哲學影響。康德哲學劃分現象界與本體界，而蔡元培說：『美感者，合美麗與尊嚴而言之，介乎現象世界與實體世界之間，而為津梁。』很明顯遵循的是康德關於審美可以溝通現象與本體兩界的說法。這樣說法的實質，是承認審美可以協調人的感性與理性。這與古代詩教，與孔子『可以興』，與王陽明『發其志』及『宣其幽抑結滯於音節』之說並不相違。然而，就以中國哲學的語言來說『詩教』與德育之間的關係，我以為豐子愷的【美與同情】，更可以給人更深透的啟發。
豐子愷文章講了一位『兒童』的故事：『有一個兒童，他走進我的房間裡，便給我整理東西。他看見我的掛表的面合復在桌子上，給我翻轉來。看見我的茶杯放在茶壺的環子後面，給我移到口子前面來。看見我床底下的鞋子一順一倒，給我掉轉來。看見我壁上的立幅的繩子拖出在前面，搬了凳子，給我藏到後面去。』豐子愷繼續寫道：『我謝他：「哥兒，你這樣勤勉地給我收拾！」』不想『哥兒』的回答發人深省：『不是，因為我看了那種樣子，心情很不安適。……掛表的面合復在桌子上，看它何等氣悶！……茶杯躲在它母親的背後，教它怎樣吃奶奶？鞋子一順一倒，教它們怎樣談話？立幅的辮子拖在前面，像一個鴉片鬼。』
『哥兒』的回答令豐子愷深有感悟：『於是我恍然悟到，這就是美的心境，就是文學的描寫中所常用的手法，就是繪畫的構圖上所經營的問題。這都是同情心的發展。普通人的同情只能及於同類的人，或至多及於動物；但藝術家的同情非常深廣，與天地造化之心同樣深廣，能普及於有情、非有情的一切物類。』最後兩句話，可謂說透了『美育』與『德育』之間的密切關聯。其間最重要的是『同情』，小『哥兒』是以同情之心看待客觀世界。影響了蔡元培的康德哲學論審美，也正是從萬物的『合目的性』方面着眼的。
是的，當人們面對井然有序的山川大地，面對大自然的春花秋月、風雨陽光，產生心靈愉悅時，其實都是在為大自然所顯現給人類的『合目的性』的生機所感染。豐子愷所說的這位可愛的『哥兒』對『書房』一切的感受方式，也是把世界理解為活的有生機的整體，這就是『同情』的世界。他睿智地將『哥兒』的感受方式解釋為『與天地造化之心同樣深廣』，自覺不自覺地用中國哲學語言解釋了美育與德育的深刻關聯。『造化之心』是古典中國哲學的常用語，【易傳】所謂『天地之心』、所謂『生生之大德』不都說的是『造化之心』？能以『天地之心』『生生之德』看世界，其實就是古典哲學講的這樣一點：所謂『仁』，就是以『柔嫩的心腸』看世界，同情萬物，民胞物與。而詩歌，乃至一切文學的教育，不也正是啟發心靈『同情』於萬物的敏感？道德與審美雖分屬兩個範疇，但在以同情心對待世界上，的確是存在共鳴共振這種關聯的。
今天，在實現中華文化偉大復興的歷史征程中，悠久的詩教傳統具有了勃興的土壤與需求。詩教不僅可以『興觀群怨』，可以提升人格、淨化精神世界，更可以通過今天所提倡和大力加強的『美育』與『德育』，復興這一傳統文化精神，凝聚人心，成風化人，推動當代偉大實踐。
（作者為北京師範大學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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