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學研究芻議

歡歡

自1995年以來，對於大禹及相關歷史文化的研究，已經成為一個熱門話題。 在1995-2006的十二年中，出版了【大禹研究】（陳瑞苗、周幼濤主編）、【大禹頌】（沈建中編）、【公祭大禹陵】（沈才土主編）、【大禹陵】（王清貴編著）、【大禹與紹興】（徐德明主編）、【大禹論】（史濟烜、陳瑞苗主編）、【大禹陵志】（沈建中編著）、【大禹世家】（姒元翼、姒承家著）、【大禹三宗譜】（錢茂竹主編）、【冢斜余氏宗譜】（餘一苗主編）以及【防風氏的歷史與神話】（董楚平著）、【防風氏資料匯編】（鍾偉今、歐陽習庸編）、【防風氏神話研究】（鍾偉今主編）等多種著作，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
早在1995年由浙江省社科院和紹興市社科院聯合舉辦的『大禹國際學術討論會』上，魏橋先生就提出了【何不建立一門禹學】的建議，全文如次：


最近，我有幸參加『95浙江省暨紹興市各界公祭大禹陵』活動，這是一次空前的祭禹大典。與此同時，舉行大禹學術討論會和商品交易會、『大禹頌』文藝晚會。面對如此豐富多采的活動，躬逢其盛，感觸頗多，作為一個年逾花甲的社會科學工作者，想到的一個問題是能不能建立一門禹學，將研究工作拓寬領域，推向深入。
    當今之世七學八學甚多，芝麻綠豆般的事也可能有個什麼『學』。象牙之塔里的一星半點也可能有個什麼『學』。可是源遠流長，內涵豐富，情系萬家的大禹研究卻未成其為『學』，真是『黃鐘毀棄，瓦釜雷鳴』！為此，我認為禹學不宜緩稱，應該經過我們這代人的努力，將禹學扎紮實實地建立起來。
    建立禹學理由有三：
    其一，關於大禹的研究，早已引起學者們的關注，而且是長期以來爭論不休的一個大課題。漢代王充就對禹的文獻記載提出了自己不同的見解。當代歷史地理學家顧頡剛在20年代就提出『禹是南方民族神話中的人物』一說，引起了海內外很大的反響。1932年紹興人朱廣瀾和國民黨元老戴季陶等曾創建『尊禹學會』，提倡『尊禹主義』。最近陳橋驛教授專門著文【關於禹的傳說及歷來的爭論】，作了歷史的系統的評述。這次在紹興舉行的大禹國際學術討論會上關於大禹的若干重大史實也開展了熱烈爭論。可見，關於大禹是學術界一個長期爭議，也是一個值得爭議的課題。
    其二，禹學應該是一門綜合性的學問，只能進行多學科的綜合性研究，才能有所突破，取得成效。如果單科作戰，分散進行，可能事倍功半。諸如，大禹研究離不開歷史學，在【史記】、【尚書】、【孟子】、【左傳】、【國語】、【淮南子】、【越絕書】、【吳越春秋】等等文獻中已有不少記載，但又存在一些矛盾需要研究；離不開歷史地理學，大禹治水關係到當時的地理變遷，氣候冷暖，海退海進等。禹會諸侯之塗山，究竟在何地，就有不少不同說法；離不開考古學，從良渚文化遺址上發現的厚厚淤泥，可以證明當時洪水的嚴重和大禹治水的真正背景。今後通過考古發掘，出土文物還將提供有力的證明；離不開政治學，禹為開國之君，『家天下』之祖，主張虛懷從善，謹嚴律己，卑宮菲食，克儉克勤，反腐倡廉等很有政治意義的內容；離不開文學，關於禹的神話故事，頌禹的詩詞歌賦，文學創作為數不少；離不開水利工程學，禹總結鯀治水失敗的教訓，從水患的實際出發採用科學的方法治理洪水，變害為利；離不開民俗學，歷代祭禹，關於祭品、祭器、祭期、祭文及享殿陳設，民間風俗等都很有講究；離不開譜牒學，據1995年3月17日【文匯報】載『浙江發現大禹家譜』，在這部光緒元年所修的【姒氏世譜】中記載了從大禹開始到禹的第141世後裔的情況，提供了不少值得研究的資料。此外，在大禹研究中還會涉及其他一些學科。從另一方面看，如果僅僅局限某一學科來研究大禹，就可能會顧此失彼，陷入片面，難以將問題研究深透。
    其三，建立禹學可以促進對禹研究的經常化、規範化，通過研究進一步弘揚大禹精神，有效地為現實服務，也可以培養造就一些專家。大禹作為一位偉大的人物，理想的化身，不懈地、深入地研究，對於繼承、發揚傳統文化、弘揚大禹精神，促進民族團結等都有重大意義。研究要有長期打算，不宜採取短期行為；要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不宜『小販賣糖，零打碎敲』。將祭禹活動和經貿活動結合起來，以適應當前經濟發展的需要，這是必要的。但也應該恰如其分，講究實效，防止流於形式，或者勉強附會，不適當地進行，有損大禹形象。上述種種情況說明有必要建立一門禹學，作全面、系統、長遠的考慮和規劃。
    建立禹學，本文只是提出問題，值得思考的問題很多，譬如，禹學研究的對象、目的、內容、方法；禹學的發展歷史；禹學與其他有關學科的關係；禹學與當前發展經濟的關係等等。有了題目就便於研究，在研究中又會提出更多有意義的問題，不斷豐富禹學的內涵。


落筆至此，欣聞紹興大學已經奠基，紹興市社科院早已創建，相信有文化傳統的紹興定會對禹學研究有濃厚的興趣；浙江是文化之邦，不少學人進行過對大禹的研究，可能會對此起共鳴；大禹是中華民族的祖先之一，血濃於水，我想海內外學人也許會攜起手來共同探討，促使禹學的繁榮和興旺。
時至十二年後的今天，大禹陵已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和全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祭禹禮制已被列入全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大禹陵景區已成為一個日益成熟的旅遊接待地。因此，構建大禹學，推出大禹學，實現魏橋先生的願望，其條件和時機已經完全成熟。
大禹學的覆蓋範圍十分廣大，擇其要者，我以為在大禹學的名義下，可以重點研究這樣一些課題：


1、洪水傳說研究

    據專家估計，關於史前時期一場全球性特大洪水的神話和傳說，遍及世界， 總數在500個以上，而中國堯舜禹時期的洪水傳說，只是其中的一個。在如此眾多的神話和傳說中，這場大洪水無一例外地被描述為一場毀滅性的災難。但是人們往往沒有注意到，這場大洪水還有着開創性的一面，『功』不可沒。其所造成的人口和文化的集聚，客觀上加快了人類歷史的發展進程，從而成為文明發生的一個重要的遠因。在中國，堯舜禹時期的治水活動，直接引發了華夏民族的形成和國家組織的萌芽，並進一步導致了中國第一王朝——夏朝的建立。

大禹是中華民族的治水英雄，欲研究大禹，當然不能不研究史前時代的這場特大洪水。但是顯然，深入研究這場大洪水還有着更為重要和更為豐富的價值和意義。


2、夏史研究

大禹為夏王朝的創立者，夏王朝和夏民族的歷史便順理成章地可以成為大禹學的一個分支。夏代的歷史，由於沒有象商代的歷史那樣有甲骨文的有力印證，所以至今仍是一個撲朔迷離的領域。但也正是由於商本紀被甲骨文所證實，因此對於夏本紀，人們認為至少不會是司馬遷的向壁杜撰。
另外，當年大禹將夏王國整個兒搬到中原，帶領先越部族中的一支參與了中原逐鹿。這支部族以後顯然成為華夏族中占統治地位的主幹。據此，先越文化在華夏文化中應占有相當的比重。這在【山海經】中就有蛛絲馬跡可尋。所以研究夏史，與研究先越史仍有着密切的聯繫。


3、大禹生平事功研究

既然名之為『大禹學』，研究大禹本身，研究大禹的生平事功，當然是此學最基本、最核心的內容。大禹，這位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信而有徵的人物，是為數不多的幾個影響和改變了中國歷史走向的偉人之一。前文中已經提到，大禹對中華民族的歷史貢獻，主要是做成了兩件大事：一是開創了夏朝，二是治平了洪水。作為立國之祖，大禹在公元前21世紀長江、黃河流域萬國林立、爭奪混戰之世，通過一系列戰爭征服天下和創造發展政治文化，建立起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王朝，從而把中華民族帶進了文明時代；作為治水英雄，大禹在洪水泛濫、十年九潦、民不聊生之際，率領民眾疏江導河，治理水患，『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終於『地平天成』，百姓安居，不愧是一位把我們的民族從洪水浩劫中拯救出來的偉大領袖。
大禹的家族譜系，大禹的文治武功、大禹的茫茫足跡，都是中國上古史研究當中的重大課題。


4、大禹精神研究

『江淮河漢思明德，精一危微見道心』。早在夏、商、周三代，大禹的那種高尚的品格、遠大的志向，非凡的才能，卓越的實踐和輝煌的功業，就普遍受到思想家們的推崇，執政者們的效法和人民群眾的歌頌，尤其是先秦諸子通過在價值層面的重新判斷、評估和詮釋，完成了大禹作為古代執政者楷模的塑造，使大禹精神超越了時空的界限，成為中華民族精神和優秀品德的精華，具有了永恆的魅力。
在大禹身上，德與才、事與功，都是高度統一的。正因為如此，大禹才成為人們心目中普遍認同的古代聖王。同時還應該看到，人們對大禹事功和精神的推崇，其中也寄託着人民群眾對於執政之人和執政之道的理想化要求，因此在大禹精神中，包含有極其豐富的政治道德的內涵。
今天我們公祭大禹，推崇大禹，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為了學習和弘揚大禹精神，以大禹精神來推動當前的三個文明建設。雖然自1995年以來，已經有了多篇提練歸納大禹精神的文章，但對於大禹精神，仍然有着極為廣大的可以進一步開拓的空間。


5、大禹古蹟研究

茫茫禹跡，畫為九州，大禹古蹟，遍及中國，是大禹學研究的重要對象和憑藉。
在上古時代，人是文化的主要載體，而人口又是流動不居的。隨着部族的遷徙，其文化亦隨之轉移，這就是大禹古蹟遍及中國的一個重要歷史原因。因此，研究各地的大禹古蹟，找出它們之間的歷史聯繫，是古民族史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
同時，在形態各異的大禹古蹟中，又隱藏着極其豐富的文化信息，通過發掘和辯認這些信息，可以使我們找到許多文化上的歷史缺環。
大禹古蹟介於文獻資料和考古資料之間，也可以作為一重證據，當是不言而喻的。


6、祭禹禮制研究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根據記載，大禹本人就是一位祭師，這完全是可信的。而且，大禹生前所發明的一些祭典，在身後即為自己所享用，這也是有記載的。4000餘年來，對大禹的祭祀承續不絕，其制度當然有增損變化，這是不難理解的。自1995年以來，紹興市年年操辦祭禹，其祭禮很難說已經中規中矩，遠沒有達到盡美盡美的程度。目前，祭禹禮制已被列入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這就更需要我們去深入研究它。
祭禮祭祖，古今中外皆有。就一般性而言，凡祭典，都有其共性，但就特殊性而言，祭典的個性卻更為重要。而這種個性，主要也是由祭祀對象的神性所決定。因此要設計合身的祭禹禮儀，還必須深入研究大禹的神性。


7、大禹後裔研究

國有通史，地有方志，族有譜牒，這是三位一體的傳統史學框架。譜牒學對於上古史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區域文化研究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當前譜牒學的興盛便很能說明這一點。我們今天紀念大禹，其目的還在於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認同感。這種功能，在歷次祭禹時，都表現得十分明顯，如台灣的夏氏宗親會，就經常來參加。雖然今天的中國人不儘是大禹的後裔，但研究大禹的後裔，至少是使他們認祖歸宗的一條重要的通道。


8、塗山氏、防風氏研究

史載禹會會稽時，『執玉帛者萬國』。這雖然是史家的誇飾之辭，但當時參與大禹創建夏朝的部族之多，卻是可以想見的。所謂『萬國』，指的當然是一些部族或小方國。研究其中我們尚能知道其名稱的那些部族方國的來龍去脈，可以幫助我們解決夏代早期歷史中的許多問題。
現在我們比較關注的就有兩個：一個是塗山氏，一個是防風氏。這兩個原始部族在大禹的事業中扮演了完全不同的角色。
從『禹娶塗山』這一點看，塗山氏部族無疑是大禹最親密的盟友，是大禹事業的重要支持者。紹興在譜牒學研究中發現有一支余姓，其遠祖追溯到大禹，從中可以分辯出又是塗山氏的後裔。余即塗也。塗山的地望，歷史文獻中記載有四五處，孰是孰非？或相互有什麼聯繫？都值得深入研究。
防風氏部族似乎是大禹事業的反對者，結局很慘。其地望，在浙江德清一帶，說明也是南方部族。現在湖州方面對防風氏的研究比較活躍，我們兩市之間應該增加互動，多作交流。
其他的課題應該還有很多，如大禹的神話研究等。大禹的傳說，大量地表現為神話。而上古神話，既是文學的載體，也是歷史的載體，有着多方面的研究價值。相信隨着大禹學研究的展開，這些課題都會逐漸浮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