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的“馆”和“舍”与私塾有什么关系呢？

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献酬交错，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咏仁。

----班固《东都赋》

作为教育机构的“塾"在《学记》中始现，但《学记》接下来并没有对“塾"作分析展开，而将论述的重心完全移到了“学”，即大学教育。到了汉代，很难找到以“塾"见称的教育机构，“序"“庠”倒有所保留，但使用最多的是“学”“校"。

  元始三年夏，王莽奏：“立官稷及学官。郡国曰学，县、道、邑、候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后汉书·儒林传》的议论中曾提到“塾"，日：“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黉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此处“黉"“塾”并称，系泛指基层学校。

汉代私学较为发达，既有初级的书馆，也有高级的精舍。与“塾"起初为非正式教育机构不同，“馆"“舍”乃专门的教育机构。以馆命名教育场所，可能源于《孟子·告子下》：“可以假馆，愿留而受业于门。”后来，人们以“馆谷"指代塾师授徒的收人。

书馆教育是汉代私学教育的基础部分，教学内容主要是识字、习字，然后在此基础上初步读一些儒家经典（如《论语》《孝经》等），为下一阶段的学习（如专攻经学的精舍）作准备。王国维《观堂集林．汉魏博士考》云：“汉时教初学之所名曰书馆，其书名曰书师，其书用《仓颉》《凡将》《急就》《元尚》诸篇，其旨在使学童识字习字。"王充《论衡·自纪》有一段关于书馆的记载：“六岁教书，恭愿仁顺，礼敬具备，矜庄寂寥，有巨人之志。父未尝笞，母未尝非，闾里未尝让。八岁出于书馆，书馆小僮百人以上，皆以过失袒谪，或以书丑得鞭。充书日进，又无过失。手书既成，辞师受《论语》《尚书》，日讽千字。经明德就，谢师而专门，援笔而众奇。所读文书，亦日博多。"王充六岁始，由父亲启蒙识字，八岁到书馆受师训，书馆教育结束后，进入经学教育阶段。既然书馆“小僮百人以上”，可见有一定规模，不受闾里所限，可能招收方圆数里甚至数十里的学生。

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盛，“乱世则学校不修，官学、私学兴废无常。史书中有关经学大师开馆讲学的记载虽然不少，但关于初级私学的记载并不多。当然，如果没有初级私学为青少年读书识字打基础，大师开讲也就无从谈起。不少经学大师门从者数百上干囹，据此可推测民间初级私学并不少见。聊举初级私学之三例：三国时，北海朱虚人邴原，“家贫，早孤。邻有书舍，原过其旁而泣。师问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伤，贫者易感。夫书者，必皆具有父兄者，一则羡其不孤，二则羡其得学，心中恻然而为涕零也。'师亦哀原之言而为之位曰：‘欲书可耳。’答日：‘无钱资。’师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资也。'于是遂就书。一冬之间，诵《孝经》《论语》。自在童齓之中，嶷然有异。"南朝齐时，昊郡盐官人顾欢，“家贫，父使驱田中雀，欢作《黄雀赋》而归，雀食过半，父怒，欲挞之，见赋乃止。乡中有学舍，欢贫无以受业，于舍壁后倚听，无遗忘者。八岁，诵《孝经》《诗》《论》。及长，笃志好学。"南朝陈时“顾越，字思南，吴郡盐官人也。所居新坡黄冈，世有乡校，由是顾氏多儒学焉"。这里所讲的“书舍"“学舍"“乡校"，当与汉代“书馆"属同类性重，多传授儒学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