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文明的形成與本土化選擇

　　在全球視野下，不同地區的文化表現和成就，不應該僅僅被當成對這幾大古文明發展的回應和影響，而應該作為不同的社會和文明化方式來認識和研究。事實上，從非洲撒哈拉到太平洋群島，每個地區的新石器傳統都支持了人口增長、禮儀和藝術傳統的發展。

　　古人常用“不辨菽麥”來形容一個人的智慧未開，但這多少也給考古學家提供了一條路徑，以進入“天地剖判”、“混沌初開”的早期文明。

　　說起文明的起源，英國考古學家柴爾德等學者一般認為早期文明源於乾旱或半乾旱地區的河流谷地，因而農業精細化以及灌溉工程的出現，是文明起源或者城市化產生的重要因素。不過這一假說越來越多地受到質疑。最近，倫敦大學教授傅稻鐮通過對黃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尼羅河流域和兩河流域四個文明起源地的農業發展進行比較研究，證明這種假說也許只適合兩河流域。

　　農作物組合有一致性

　　農業精細化是指在單位面積內投入額外勞動力的一種農業發展策略，但從考古學上進行考察，農業用地的擴大才是增加農業產量的普遍手段。比如，在中國的黃河流域，農田由伐木造田而來，只能靠休耕、燒荒作肥和施肥來維持土地的肥力。而所謂的灌溉工程及系統，在兩河流域之外的許多早期文明中並未被大規模地發現。

　　傅稻鐮比較了黃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尼羅河流域和兩河流域四個文明起源地的農業多樣化程度，其農作物的組合顯示出一定的一致性。比如，印度河流域的主要作物有小麥、大麥、小米、豆類、椰棗、葡萄、芝麻、亞麻、棉花等；而在中國的北方逐步發展了粟和黍之外的大豆、大麻、水稻以及稍晚的小麥經濟，包括種植範圍廣闊的桑、棗、桃、杏。尼羅河流域同樣也有小麥、大麥、裸麥、高粱、小米、椰棗、葡萄、無花果、棕櫚、橄欖、石榴之類的組合。

　　兩河流域因為同尼羅河流域在地理上的接近性，農作物自然也表現出驚人的相似——小麥、大麥、葡萄、橄欖、亞麻、小米、豆類、椰棗、葡萄、無花果、棕櫚、橄欖、石榴，這些簡單的類比顯示出兩個非常鮮明的特點：一是小麥、大麥、小米等　　主要糧食作物的全球化普及，二是對生長期較長的木本水果和藤蔓類植物資源的主動利用。比如，兩河流域的葡萄和橄欖，印度河流域的葡萄和椰棗，黃河流域的桃、棗和桑樹，等等。

　　考古學同其他社會科學一樣，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之一是研究相對於特定文化的特有因素，跨文化因素能在何種程度上改變文明的走向。小麥是史前全球化的標誌性作物，在歐亞大陸早期文明或國家產生過程中，它的作用不容忽略。中外學者已基本達成共識：小麥起源於西亞，後傳入歐洲和東亞，並取代小米成為旱作農業的主體作物，只是具體傳播時間和途徑還存在爭議。近些年，中國北方地區發現了一批早期小麥遺存，表明距今4500年左右即龍山時代，小麥已傳入了中國古代文化的核心區域。小麥在中國的傳播和普及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大體上先由西向東、後由北朝南展開。小麥傳入中國，但沒有傳入相應的食用方法，於是，小麥在中國經歷了從粒食到粉食的本土化過程，形成了與西亞烘烤麵包完全不同的更適合煮蒸的麵條、饅頭傳統。

　　考古學家馮時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商代麥作考】，研究了殷墟的大量“告麥”卜辭，表明商代麥作農業已初具規模。當時，殷曆的正月名曰“食麥”，這是“以麥熟為歲首”的體現，表明麥是商周上層社會尊貴的糧食作物。這種習俗在後來仍然有跡可尋。文人也經常用“麥秀之感，非獨殷墟；黍離之悲，信哉周室”來感慨興亡之變，可見麥子在象徵意義上的重要性。比如【舊唐書·吐蕃傳】：“不知節候，以麥熟為歲首。”這裏的麥指大麥，也就是青稞，是藏族最重要的糧食作物，當時他們依然保持着以麥熟為歲首的習俗。

　　農業多樣化各有不同

　　如果說小麥的種植顯示的是早期文明中的“跨文化”共同性，那麼農業多樣化的拓展則顯示了不同文明的不同選擇。對果樹類經濟的發展是另外一種不同的利用和投入。因為不同於一年生的禾本科穀物，大部分果樹類需要經過多年甚至十多年的投入才能獲得收成。這些經濟作物的種植直接決定着當時紡織業的發展，在尼羅河流域自然是亞麻，在兩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是羊毛製品和棉花，而在中國是大麻和絲織品。

　　在【詩經】所載的各種植物中，桑出現的次數最多。我們可以看出，當時既有大面積的桑林、桑田，也有廣泛種植在住宅旁和園圃中的桑，當時的蠶桑生產幾乎遍及整個黃河流域，對於蠶桑的管理也與中國絲織業的發達息息相關。【詩經·七月】說：“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也說明蠶已在室內飼養。“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講的則是採桑。“十畝之間兮，桑者閒閒兮”正可以說明種桑範圍之廣。

　　農業多樣化對於文明的發展非常重要，因為它至少說明當時對土地的利用已經從單純為了生業而擴展到了手工業生產，這也是後來手工業生產專業化的前奏。也就是說，所謂的農業精細化其實在幾大文明中反而是一個特例。傅稻鐮認為，中國、埃及、印度河流域等地區農業多元化發展的特徵更為接近。言外之意，過去根據兩河地區研究所獲得的關於文明起源的相關結論和理論可能並不適用於其他的文明，不同地區、不同的文化傳統應該都有各自發展農業以應對不同社會需求的途徑。

　　眾所周知，到公元前第二個千年，世界上許多其他文明擁有的特徵也在古代中國發展了起來，這些特徵包括城市化、宮殿建築、神廟、冶金術、書寫體系和制度化的社會階層。然而，一些特點在各個文明之間只是表面上相似，當對每一個屬性進行深入研究時，就會發現這些文明之間的顯著不同。比如，在古代中國，青銅冶金術是通過禮器與兵器的形式同政治產生聯繫的，而與農業生產無關，我們的農業生產一直在使用相同的石質工具。也就是說，冶金術並沒有用在提高農業的產量上，這和美索不達米亞文明以經濟與技術的進步為特點有很大的不同——他們的文明產生伴隨着灌溉系統的建立、金屬工具在農業上的使用。他們最初使用文字是為了促進經濟交換，而中國的甲骨文更多是用來占卜。

　　其實，在考古學領域被廣泛使用的“文明”一詞，一直強調城市、文字、國家、大型紀念性建築、以青銅器為代表的冶金術、商品貿易、手工業專業化等標誌性特徵，很多地區由於缺乏這些特徵而被認為是“去文明的”或“非文明的”。倫敦大學教授羅蘭認為，這種標準實際上忽視了全球大多區域的文化傳統和特徵。在全球視野下，不同地區的文化表現和成就，不應該僅僅被當成對這幾大古文明發展的回應和影響，而應該作為不同的社會和文明化方式來認識和研究。事實上，從非洲撒哈拉到太平洋群島，每個地區的新石器傳統都支持了人口增長、禮儀和藝術傳統的發展。或許加拿大考古學家崔格爾在他的【理解早期文明】一書中所強調的依然有現實意義。他說：在闡釋早期文明的相似性與差異性時，必須考慮更廣泛範圍內的諸多因素，而不是套用什麼流行理論。(原文刊登於【中國社會科學報】2015年7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