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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2月5日，臘月二十三，小年，京城內家家戶戶辭灶忙年。32歲的清華學校研究院講師李濟卻匆匆收拾行囊，踏上旅途，迫不及待地開始了他籌劃已久的晉南考古之旅。他懷裏裝着兩封給山西省長閻錫山的信，分別為清華校長曹雲祥和時任清華學校研究院教授的梁啓超所寫，他心中裝着的是以這兩位學術大師代表的整個中國知識精英界的厚望：以現代考古學確認中華文明的本土起源，重建中國古史。這次考古調查的結果，是當年10月至12月對夏縣西陰村遺址的發掘。這次意義深遠的發掘開啟了以考古學進行中華文明探源和中國古史重建的新紀元。
此後，在整個二十世紀中，一代又一代中國考古學家們矢志不渝，“上窮碧落下黃泉”，一直為完成中華文明探源的使命而努力。至70年代末，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發現已超過六七千處，大規模的調查發掘遍及全國，新的發現豐富多彩，文化類型的分析及其相互關係的探索日益深入，各地區考古學文化的時空框架逐漸確立。80年代，浙江餘杭良渚遺址群中的反山和瑤山遺址的良渚文化貴族墓葬，以及遼寧建平牛河梁遺址紅山文化“女神廟”和積石冢的發現驚動學界，大型人工建築和精美玉器，引發了對中華文明起源的時間、地點和標誌的熱烈討論，中華文明探源的新高潮呼之欲出。
2001年，中華文明探源項目開啟，多學科結合的考古發掘和研究成為項目的核心部分。項目實施10餘年來，對黃河、長江和西遼河流域20多處公元前3500年至1500年的都邑性遺址和中心性遺址進行了考古調查和發掘，以翔實的考古資料，生動描繪着中華文明起源的壯麗畫卷。
西坡葬禮
公元前3300年左右，盛夏，河南西部廟底溝文化的一個大型聚落裏，一位重要人物停止了呼吸。季節的推測則是因為墓葬的填土裏面有野茉莉的幼小果實。我們的主人公死在野茉莉剛剛結出果實的時節。事情發生地是現在的河南靈寶陽平鎮鑄鼎原邊上的西坡遺址，不過是晉陝豫交界地帶的一個普通村落，但當時是聲名遠揚的廟底溝文化的核心地帶。該文化以其燦爛的彩陶聞名於世。廟底溝風格的彩陶在中國史前各主要文化區均有發現，顯示出強大的擴張力。
探源工程的實施為揭開廟底溝社會發展和彩陶擴張之謎提供了契機。2000年起在鑄鼎原地區展開的調查發現了包括西坡遺址在內的21處廟底溝時期聚落，表現出明顯的聚落等級差別。2000年至2011年，對中心性聚落西坡遺址進行了七次發掘。在其中心部位發現了大型半地穴房址，其中F105室內面積204平方米，外面有迴廊，佔地總面積500多平方米，為當時最大的單體建築。建造一座這樣的房子需要100個壯勞力工作3個月。
靈寶西坡遺址的廟底溝時期特大型房址，F107，也應是遺址的特殊場所。（西坡考古隊供圖）
這些位於聚落中心、規模宏大、工藝複雜的建築應該是公眾聚會場所。西坡及其附近的居民，在特定的時刻，會匯聚到西坡的中心廣場，進入這些建築。他們先要走過狹長的門道，迎面是烈焰騰騰的火塘，繞過火塘，眼前豁然開朗，是一個200多平方米的紅色大廳：紅色的地面、紅色的牆壁。重要的儀式即將舉行，儀式應該有一個很有身份的主持者，我們的主人公，就是這樣一位主持者，他的死，在5000多年前的那個夏天肯定是一件大事。消息很快會傳遍鑄鼎原的21個聚落，還會傳到更遠。很多人開始忙碌起來，準備一場盛大的葬禮，因為葬禮是表達社會身份，維繫社會組織和秩序的重要節目。
考古資料為我們提供了一些這次葬禮的細節。整個殮葬大致是從屍體處理開始的。同時，開始準備葬禮的用品，包括覆蓋墓室的木料、麻布，儀式用的硃砂，當然還有隨葬品。墓壙的修建也開始了，長約5米，寬約3.4米，現存的深度近2米，出土量約20立方米，需要10個壯勞力工作5天。還要準備一種特殊的用品：泥。這座大墓的一個特別之處是全部用特製的泥填埋。泥中很可能被有意摻雜了蘆葦及其他至少13種植物的葉子和果實。
隆重的葬禮開始了，包裹好的墓主人先被放置在墓室中。隨葬品被放置在腳坑內。木板封蓋住了墓室和腳坑。木板上鋪蓋了麻布。墓坑被特製的泥填滿。墓坑中挖出的約20立方米土，很可能被堆成底部直徑5米、高3米的封丘。隆重的葬禮結束。在這一規模宏大，參與人數眾多，程序繁瑣的葬禮的中，奢侈的隨葬品並不是主角。墓中的隨葬品相當簡陋，唯一表示身份等級的是這兩件大口缸。專家提取了墓主人盆骨內地土樣。經過檢測，他腹內與吃豬肉有關的寄生蟲明顯多於其他人，說明他吃豬肉的機會遠遠比一般人多。
我們的主人公生是廟底溝社會等級化的代表，也是中國史前時代湧現出的第一批領導者的一員。公元前3300年前後是中國史前時代燦爛的轉折期，各地區都在上演着社會加速發展的大戲，湧現出自己的領導者。探源項目中的安徽含山凌家灘遺址和牛河梁遺址都可以看到他們的遺蹟。各地的領導者們明顯以不同的方式表達自己的身份和等級，以不同的策略維護自己的統治：或依靠宗教權威、或依靠世俗權力，或依賴財富和奢侈品，或依賴主持公眾事務。這些朝氣蓬勃的領導者們還有着強烈的探索遠方、相互交流的欲望。密切的交流使得各文化區形成着共同的價值觀、宇宙觀和天下觀，逐漸在文化上形成一個整體，嚴文明先生稱之為“重瓣花朵”，張光直先生稱之為“中國交互作用圈”和“最初的中國”。
良渚都邑
1977年，在南京召開的“長江下游新石器時代文化學術討論會”結束後，正在構思着中國史前文化整體格局的蘇秉琦先生乘興到良渚考察。在穿過莫角山的104國道邊，他走下北京吉普，望着身邊的台地，意興遄飛，似自言自語，似問身邊人：“你看杭州在哪裏？”接着自問自答：“我看這裏就是古代的杭州”，以他特有的高屋建瓴，預言了這片被秀美的天目山擁抱的水鄉在史前環太湖地區的核心地位。
二十世紀最後的二十年中，這個著名預言不斷被證實，位於杭州西北餘杭縣境內的良渚遺址群成為當時中國史前考古學最耀眼的明星，也是中華文明探源討論中最熱門的話題。
1986年，反山良渚文化貴族墓地被揭露，發現大型墓葬11座。1987年，瑤山墓地被揭露，發現大型墓葬12座。1991年，在匯觀山遺址又發現4座良渚文化大型墓葬。這些墓葬中出土的精美玉器數以千計，“琮王”、“鉞王”，“神人”、“獸面”，轟動學界。興奮不已的浙江考古學家們並未停止發現的腳步，以辛勤的田野工作勾勒出了更令人震驚的良渚古都輪廓：在約40平方公裏的範圍裏，分佈着130多處遺址。其中莫角山遺址為大型人工堆築的土台，東西長約670多米，南北寬約450多米，總面積約30多萬平方米，相對於周圍水稻田高約8~10米。
從探源工程正式施行開始，良渚遺址群的深入研究便成為重要組成部分。多學科結合的田野工作，為我們展開了一幅氣度恢弘的良渚都邑畫卷。
頂部為回字型結構的瑤山祭壇、良渚古城西城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圖）
畫面的中心是2006年開始發掘和鑽探、2007年最終確認的良渚古城。城略呈長方形，東西約1700米，南北約1900米，總面積約300多萬平方米。城牆基礎部分一般寬約40－60米，局部可達100多米，現存最高處約4米左右。城牆牆體主要用黃土堆築，黃土底部普遍鋪墊石頭為地基，石頭地基以下鋪墊一層20厘米左右的青膠泥，城牆內外都有壕溝。莫角山位於城中央略偏北的顯要位置，明顯是重心所在。考古學家們推側，良渚城牆土石方約120萬立方，莫角山約350萬立方，約需1萬人工作4年！
古城東北現有一村落，芳名“美人地”，水田漠漠，時有白鷺驚起。2011年，在美人地下發現了良渚時期古河岸，有保存完好的厚木板做護岸，推測良渚古城的東面原來是低洼的沼澤濕地，良渚人在修建古城的同時，也對城外一定的範圍進行了統一規劃。他們在沼澤中堆築起了幾條東西向的台地作為居住地，在堆築台地的同時形成了河道水系，以利舟楫，其情景應如現在臨河而居的江南水鄉。
古城周圍40多平方公裏的130多處遺址中，有反山和瑤山那樣的貴族墓地，也有星羅棋佈的村落，2010年發掘的茅山遺址是其代表。茅山有茂林修竹，聚落就在山腳之下，有居址和墓葬。山前低洼之處，發現了大片阡陌縱橫的稻田遺蹟，並有引水灌溉系統。稻田中竟然奇蹟般地保留着30個牛蹄印，悠然成行，逶迤遠去，更令數千年前良渚人辛勤耕作的情景如在目前。
茅山遺址稻田遺蹟裏的牛蹄印和美人地遺址發現的良渚文化時期古河岸（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圖）
奇蹟還不止於此。2010年發現的彭公水壩遺址向世人展示，能夠在堅硬的透閃石玉器上刻出細如髮絲的精美圖案的良渚人，在雕琢他們的都邑時，有同樣高超的技藝和更宏大的構思。水壩位於良渚遺址西北山地的一個山口，初步田野工作顯示，其內部用草包青淤泥堆築，外部用黃土包裹，與莫角山遺址的堆築方式頗為相似。彭公水壩與先前發現的長達6公裏的塘山土垣遺址，隱約構成了龐大的防洪水利系統，保障着整個良渚遺址群的安全。
良渚古城巍然屹立，其內有以高聳的莫角山為核心的建築群，其外水網密佈，溝通着處處村邑和千頃稻田，祭壇和墓地散佈其間，水利設施環護外圍，整體規劃，萬人之力，數年之功——探源工程研究以鳥瞰的視角充分展示了良渚社會的複雜化程度和發展水平。我們已經有了更充分的理由相信，反山大墓中執鉞佩玉的墓主是可以指點河山、號令萬人的王者，良渚遺址群是王者之都。
陶寺禮天
距今4000多年的一個春天，晉南臨汾盆地中的陶寺，晨曦微露，面積達280萬平方米的陶寺大城一片沉寂。東南城牆外一處特殊建築內，陶寺的上層貴族們已經陳設好了石磬、鼉鼓、俎豆和犧牲，肅穆以待。這處建築面向塔兒山，略呈半圓形，有三個圈層的夯土結構。第一圈的半徑大約18米，第二圈大約有24米，第三圈大約為50米。在第一圈內，有12座連續的夯土台基，呈扇狀排列，台基上起牆，森然壁立，牆間形成11道神秘窄縫。此半圓形的圓心處，是一個圓形的夯土台，站立在圓心，11道縫隙盡收眼底。東方漸白，貴族們躬身屏息，等待着一個莊嚴而神奇的時刻的到來。春日的朝陽終於從塔兒山頂噴薄而出，剎那間，一道燦爛的陽光從第四道縫隙中精準地射入這特殊的建築，直達圓心。這道神奇的光幕照亮了貴族們興奮的面龐，春分的太陽終於又回來了，“敬順昊天”的通道順暢無阻，“敬授民時”的權威安然無恙，鼓樂奏起，犧牲獻上，“敬道日出”的儀式達到高潮。
這是探源項目實施後，陶寺遺址新發現的“觀象台”遺蹟為我們提供的生動場景。以聚落考古學方法為核心的多學科結合的田野工作全面展開，極大深化了對這片史書記載的陶唐之地距今4300年至3900年社會發展的認識。
2009至2010年的區域調查覆蓋面積1700多平方公裏，確認陶寺文化時期遺址54處，分為三個區，中區以陶寺城址為核心，下轄6處中小遺址，是為“京畿”。北區有遺址28處，又分為東、中、西三組，各有中心性聚落。南區有遺址20處，先後以南柴和方城為核心。這些遺址表現出金字塔式的五級聚落等級結構，陶寺遺址高居塔尖，清晰反映了臨汾盆地社會結構的高度複雜化。值得關注的是，現有資料表明，一些遺址可能具有特殊功能，或作為“驛站”，或作為“渡口”，或供應陶器，或提供石料，整個聚落群如同由強大的管理機制規劃的政治經濟有機體，每個聚落都扮演着相應的角色，發揮着適當的功能。
陶寺早期宮殿附屬建築凌陰（陶寺考古隊供圖）
對於陶寺遺址本身的功能分區的探索也有重要收穫。傳統的洛陽鏟鑽探和高科技輔助的物探不斷揭示着深埋在黃土下的秘密。考古學家已經可以在原來一片空白的陶寺遺址平面圖上標出早期小城、中期大城、東南牆外小城、中期西南小城、宮殿區、祭祀區、下層貴族居住區、倉儲區、平民居住區、制陶作坊、石器作坊、蓄水池塘、主幹渠、支渠••••••一個精心規劃的中國早期都邑正愈來愈生動地被展現出來。
這片豐腴的土地的統治者是誰？端坐在陶寺宮殿中的王者是何模樣？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發掘的陶寺墓地大型墓葬已經為讓我們目睹了這些王者的威儀。2002年，在陶寺辛勤探源的考古學家發現另一座陶寺文化中期貴族大墓IIM22。該墓長5、寬3.6、深7米，是陶寺文化已發掘的最大墓葬，在整個中國新石器時代墓葬中也屬規模最大者。該填土內有被腰斬的青年男子一名，墓室未擾動部分出土隨葬品72件，包括彩繪陶器8件、玉石器18件套、骨鏃8組、漆木器25件、紅彩草編物2件、豬10頭、公豬下頜骨1具。其中青石大廚刀4柄，素面案板7塊棺被陳列在棺南側與南壁之間，廚刀下均有豬骨及其皮肉灰痕。10頭整豬被一劈兩半成20扇，堆放在墓室西部。彩漆柄玉（石）鉞5件、玉戚1件倒倚在墓室東壁上。長約173厘米的漆杆1根，倚在南壁東半部。陶寺王者的威儀和霸氣再次令學界動容，漆杆與天文觀測的關係更引發熱烈討論。
陶寺中期貴族墓葬IIM22，是陶寺文化已發掘最大的墓葬。（陶寺考古隊供圖）
1926年2月25日，正在進行那次著名的晉南考查的李濟到達臨汾，不禁發出感嘆和遐想：“臨汾縣（平陽府），這是一個勾起人們的歷史遐想的城市——堯帝的古都！中國的讀書人又有誰不熟悉這位偉大君王的種種崇高品德呢？可是，他究竟建造過一個雛形的城市沒有？” 目前的考古資料當然還不足以證明堯的存在，但在文獻記載的堯的核心活動地區發現的都邑性城址、禮天設施和用具無疑為古史記載和考古學研究找到了新的契合點。考古資料遠比有濃厚傳說色彩的古史記載更豐富，為陶寺經濟生活、等級分化和對外交流的研究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多學科分析手段的應用，必將為我們揭開古史傳說時代的重重迷霧，那個燦爛時代的真容一定比零星的古史記載更生動，更令人驚艷。
宅茲中國
公元前1800年前後，邙山之下、河洛之間的河南偃師二裏頭遺址成為萬邦仰望之地。
環太湖地區的良渚文化因為水患和社會上層的過度奢華已經衰落；臨汾盆地的陶寺文化在其晚期發生了劇烈的社會動盪，出現扒城牆、毀宮殿和掘王陵等嚴重暴力行為，輝煌不再。位於中國交互作用圈中心位置的洛陽盆地卻強勢崛起，成為交互作用圈的核心，重瓣花朵的花心，協和萬邦的“中國”，面積達300萬平方米的二裏頭遺址，成為整個東亞地區最壯觀和最具影響力的都邑。
探源工程啟動以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對二裏頭遺址進行了持續的鑽探與發掘工作，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拂去塵封了數千年的黃土，“中央之國”放射出耀眼的光彩，展示出開天闢地的王朝氣象。
王朝氣象的最重要表現當屬在遺址中心區核心位置新發現的宮城。宮城平面略呈縱長方形，總面積約10.8萬平方米。以前發現的二裏頭1號和2號宮殿位於宮城的西南角和東部，在2號宮殿附近，又發現3號至6號基址。整體上看，這些建築基址形成“東宮”和“西宮”兩組，各有自己的中軸線。在宮室建築群以北，發現了一個巨型坑，內有完整的幼豬。與商代早期都邑偃師商城宮城內國家級祭祀場的位置正相符合，為探索商代都邑相關祭祀制度的源頭提供了重要線索。
二裏頭宮殿復原示意圖
二裏頭宮殿區已發現的建築基址，按軸線有序排列（二裏頭考古隊供圖）
二裏頭出土的玉禮器鉞、戚、戈等昭示着墓主等級
從西坡遺址開放的中心廣場和單體半地穴大型公共建築，到封閉的宮城、沿中軸線佈局的封閉多進庭院和高台上的巍峨宮殿，二裏頭完成了將聚落的核心位置由公共廣場變為封閉的“朝”“廷”的轉折，這是由前國家複雜社會向王朝國家的重要轉折，開啟了一直延續到明清時代紫禁城的王朝都城和宮城佈局的先河。
宮城四周，已經發現四條大路，最寬處達20米左右，交叉成“井”字形，通達四方，構成都城內的主幹道網。二裏頭遺址發掘中曾發現車轍的痕跡，是中國使用有輪車輛的最早證據。這些曾經人來車往的大道，如同縱橫交錯的血脈，為龐大的都邑輸送着各種資源，保證着其正常運轉。
宮城之外的功能分區也日漸清晰。整個都城可分為一般生活區和中心區，中心區除了宮城外，還有貴族聚居區、祭祀活動區和很可能附屬於王室的手工作坊區。
2004年，在宮殿區南側的鑽探中，考古隊員格外細心，期待在這片重要區域中有新的發現。突然，洛陽鏟帶上的土樣中，閃現出一星綠色，馬上吸引了考古隊員的目光，輕輕撥開周圍的浮土，出現在眼前的是一粒溫潤的綠松石。綠松石鑲嵌工藝是二裏頭高級手工業的重要內容，因此，這一粒小小的綠松石立即引起了高度重視，發掘隨即展開，一處有圍垣的手工業園區被揭露，出土大量綠松石原料、半成品和廢料。多學科研究已經展開，綠松石產地和加工工藝的細節正逐漸明朗，為王室控制的高級手工業提供了新的內容。結合以前發現的鑄銅作坊遺址，我們已經有更充分的證據說明對珍稀原料和“高科技”加工技術的控制、對儀式用品和奢侈品生產和分配的控制是中國最早的王朝的統治者們重要領導策略。
是誰領導了二裏頭的強勢崛起？是誰以王者的氣度，“辯方正位，體國經野”，“建中立極”，規劃了這宏大有序、佈局嚴整的都邑？是誰高築宮垣，圈定了平民只能在遠處仰望的權力空間，端坐在高台之上的朝堂之內，布政施令，樂觀四夷賓服？二裏頭遺址一直未見大型墓葬。2002年，在宮殿區發現一座中型貴族墓，規模不大，隨葬品不多，但墓主身邊放置了一件綠松石鑲嵌龍形器，長約70厘米，頭寬15厘米，身寬4厘米，全器由2000餘片各種形狀的綠松石片組合而成，每片綠松石的長度僅有0．2至0．9厘米，厚度僅0．1厘米左右，工藝之精湛令人嘆為觀止，成為探源工程實施以來二裏頭遺址出土的第一重器。一般貴族尚有此重器，王者的威儀當更令人動容。
二裏頭遺址的綠松石牌飾
二裏頭遺址出土的獸面陶器和綠松石龍形器（二裏頭考古隊供圖）
雖然王者的儀容還如神龍見首不見尾，但已有的發現已經清楚地顯示，二裏頭時期的中國交互作用圈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原來並行發展的各文化區的中央，出現了一個強勢崛起的核心；原來相互影響到文化交流變成了文化中心的強力輻射和四方的仰慕和追隨。中華文明的發展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
探源工程中一系列重要的考古發現，多學科研究的深入開展，已經使中華文明起源的歷程日益清晰。考古資料顯示，都邑的出現、禮樂制度的形成和以精美玉石製品和金屬冶煉為代表的手工業的發展是符合中國特色的重要文明標誌。多元一體中國交互作用圈的形成和“以中原為中心的歷史趨勢的形成”則是中華文明起源的兩個重要階段。八十多年前，李濟坐着顛簸的騾車，奔波在坎坷不平的晉南土路上，開始了艱辛的中華文明探源之旅。探源之路依然坎坷而漫長，考古人會繼續上下求索，尋求新的發現和理論突破。
（感謝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劉斌研究員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何努研究員、許宏研究員提供良渚、陶寺和二裏頭田野工作的文字和圖片資料）
（原文經刪減曾以【文明的中國標籤--都邑的規劃及禮樂制度興起】為題，發表在【中國文化遺產】2012年4期，作為文明探源工程宣傳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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