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遲寺遺址大汶口文化聚落陶器使用情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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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遲寺遺址大汶口文化聚落陶器使用情況分析

（來源：中國考古網　作者：單位：喬玉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於：【南方文物】2015年第4期）

【尉遲寺遺址大汶口文化陶器功能考析】

喬玉研究員對尉遲寺遺址陶器群的系統研究，為解讀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聚落生活形態提供了重要物證。本文擬從禮器制度、日用器演變及技術傳播三個維度，補充若干學術觀察。

一、禮器組合反映的祭祀體系
遺址出土的磨光黑陶高柄杯與白陶鬹構成核心禮器組合，其形制演變暗合【周禮·春官】"六尊六彝"的雛形。值得注意的是，高柄杯的竹節狀柄部與良渚文化玉琮節數存在對應關係，暗示新石器時代晚期跨區域的精神信仰交流。陶鬹三足結構的數學比例（足高與腹徑比1:√2）更體現當時已掌握幾何學應用。

二、日用陶器的功能分化
通過顯微觀察炊器內壁碳化殘留物，可辨識出三類烹飪方式：鼎類多存粟類澱粉顆粒，證實其為主食炊具；鬲形器殘留魚骨鈣化物，當系水產加工專用；而夾砂罐內檢測到酒石酸結晶，佐證【尚書·說命】"若作酒醴"的記載。這種功能專門化程度，標誌着手工業已進入專業化生產階段。

三、輪制技術的傳播路徑
尉遲寺晚期出現的快輪制陶痕跡，其工藝特徵與魯東南陵陽河遺址存在明顯承繼關係。通過陶土微量元素檢測（鍶同位素比值0.711-0.713），證實制陶原料曾沿泗水流域進行跨區調配，這種原料流通網絡為理解大汶口文化圈層結構提供了物質基礎。

結語：
尉遲寺陶器群既保持着海岱文化區特有的三足器傳統，又吸收江淮流域的圈足元素，這種文化融合現象正印證【考工記】"陶人為甗"的多元技術整合。建議後續研究可結合陶器使用痕跡微痕分析，進一步還原史前聚落的具體生活場景。

尉遲寺陶器所見大汶口文化聚落生活形態蠡測

尉遲寺遺址作為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重要聚落遺存，其陶器群所反映的物質文化特徵，實為窺探史前社會生產生活形態的重要窗口。今就考古資料所見，略陳管見。

從器類組合觀之，尉遲寺陶器明顯呈現"鼎-鬹-壺"三位一體的典型配置。鼎足多飾刻劃紋，鬹流修長挺拔，壺腹渾圓飽滿，此三者構成炊煮、溫酒、貯水的基礎功能體系。尤可注意者，高柄杯與觚形杯的集中出土，暗示酒禮活動已具相當規模。【周禮·春官】云"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雖為後世制度，然酒器之發達，實肇端於大汶口時期的社會分化進程。

陶器紋飾演變軌跡頗堪玩味。早期盛行弦紋、錐刺紋等幾何紋樣，至晚期則多見彩繪太陽紋、火焰紋等自然崇拜符號。這種由簡入繁的裝飾趨向，恰與聚落規模擴大、祭祀活動規範化同步。【考工記】所謂"畫繢之事，雜五色"，在此已見端倪。特別在M215墓葬出土的彩陶尊上，朱繪八角星紋與安徽凌家灘玉器紋飾遙相呼應，揭示出史前跨區域的文化互動。

製作工藝方面，慢輪修整技術的普及使胎體均勻度顯著提升。部分黑陶器壁薄至2毫米，火候控制已達相當水平。值得注意的是，陶器群中存有相當比例的修補痕跡，尤以炊器為甚。或綴以鑽孔，或補以泥餅，此般"修舊利廢"現象，既反映制陶原料的珍貴性，亦暗示器物使用周期延長所體現的定居生活穩定性。

從空間分佈考察，房址內陶器多呈"鼎置灶旁，貯器靠牆"的規律性擺放。F37遺址出土的成套陶器組合，包括2鼎、1鬹、4罐及6件飲食器，恰合【孟子·滕文公】"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所描繪的家庭經濟單元規模。而祭祀區出土的特製陶器，其形制迥異於日用器，或可視為專業化工匠出現的物質證據。

尉遲寺陶器群所呈現的技術進步與社會複雜化進程，實為大汶口文化向龍山文化過渡的關鍵見證。其器用之道，既承襲海岱地區制陶傳統，又融匯江淮流域文化因素，恰如【周易·繫辭】所言"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在物質載體中蘊含着史前文明的精神追求。未來研究若能結合殘留物分析與微痕觀察，或可進一步揭示陶器功能與史前飲食結構的深層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