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相互作用圈和『最初的中國』

　　著名考古學家張光直曾在【論中國文明起源】中精闢地指出：“談中國文明起源問題，第一步是決定‘文明’該如何界說，下一步便要決定什麼是‘中國’文明。”提示我們在對中國文明起源的探索中，不能只執着於什麼是文明，也應關注什麼是“中國”——這既包括關注中國文明之所以為“中國”文明的特色，也包括關注最早的可以稱作“中國”的實體是什麼時候出現的。我們在中國文明探源研究中，應回答下面一系列關於“最初的中國”的問題：我們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什麼時候？“中華文明五千年”的共識最初是依據古史記載的五帝系統推算出來的，這些記載是後代的臆造還是有確實的根據？距今五千年之前是否初步形成了一個獨具特色的、可以以“中國”命名的文明？

　　⒈與生俱來的使命

　　中國現代考古學自1921年誕生之日起便開始了對上述問題的探索，這與當時的時代背景密不可分。1911年中華民國成立後，黃帝是中華民族共祖的觀念得到廣泛認同。依據古史記載推算，黃帝時代距今約5000年，因此出現了“中華文明五千年”的提法，並成為民國的有力文化依託。但正當此時，以顧頡剛為首的“古史辨派”提出“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的論斷，傳統古史系統面臨嚴重威脅。眾望所歸，“科學地”重建古史成為中國考古學與生俱來的使命。

　　在當時的古史研究界，雖然古史辨派的“疑古”之風正盛，但新史學派精英們也開始吹起了強勁的“釋古”之風，變單純地破壞古史為以新資料、新視角釋讀古史。王國維提出著名的“二重證據法”；蒙文通提出中國上古存在炎族、黃族和泰族“三系”；傅斯年提出了夷、夏二分說，等等。

　　以李濟等為代表的第一代中國考古學家在以考古學重建古史時，也是以“釋古”為出發點、以古史記載為藍圖的。因為他們同樣堅信：“中國古史的構成，是一個極複雜的問題。上古的傳說並不能算一篇完全的謊賬。那些傳說的價值，是不能遽然估定的。只有多找新資料，一步一步地分析他們構成的分子，然後再分別去取，積久了，我們自然會有一部較靠得住的中國上古史可寫。”（李濟：【城子崖發掘報告•序】）

　　在得到由中國考古學家獨立主持第一個田野項目的機會後，李濟馬上選擇了晉南地區，因為那裡正是文獻記載的堯、舜和夏的活動中心。1949年以前，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黃河流域，以黃河中游為中心的仰韶文化和以黃河下游為中心的龍山文化是僅有的兩個被命名的考古學文化。因為傅斯年的重要影響力，考古學家接受了他提出的“夷夏東西”框架，從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中提煉出彩陶和黑陶兩大內容寬泛的文化特徵，將各地區主要的史前考古發現都納入到這兩大文化系統中，並以東西二元對立解釋二者的關係。

　　上述開創性的工作對關於“最初中國”的問題做出了初步解答，認定古史記載是以史前文化的發展和互動為素材的，中國的根源可以上溯到史前時代。這為後來的古史重建奠定了基礎。

　　⒉從“中原中心”到“多元一體”

　　新中國成立後至20世紀70年代，各地考古發現劇增。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發現已超過六七千處，文化類型的分析及其相互關係的探索日益深入。新的資料表明，仰韶文化早於龍山文化，二者並非同時並存、東西對立；而且，遼河流域，黃河上、中、下游和長江中、下游等地區各有自己的文化發展序列，再也不能用仰韶和龍山兩大文化系統涵蓋一切。夷夏東西模式失去效能，但其重視黃河流域的主旨得到繼承，“黃河中心”模式或所謂“中原中心論”占據了主導地位——因為當時的重要考古發現仍然多集中在黃河中下游，多數學者仍然認為這一地區是中國文明的搖籃，一直處於領先地位，向周邊地區傳播先進文化因素，並孕育出最早的王朝。

　　上世紀70年代以後的一系列重要考古發現充分表明中原以外的史前文化區取得過毫不遜色的發展成就，在某些時期甚至處於領先地位。這對“中原中心論”提出了嚴重挑戰。

　　嚴文明在1986年發表【中國史前文化的統一性和多元性】，提出了折中的“重瓣花朵”模式。他指出，中國史前文化格局很像一個巨大的“重瓣花朵”，中原文化區是花心，其周圍有甘青、山東、燕遼、長江中游和江浙文化區，如同第一重花瓣，再外圍的文化區如同第二重花瓣。此模式仍然強調中原文化區起着聯繫各文化區的核心作用，但承認各地區相對獨立的“花瓣”地位，承認各地區也有領先於中原的文明因素。但正如趙輝所指出的，中原中心地位的形成有一個過程，“重瓣花朵”未能準確描繪“最初的中國”形成時期的文化格局。

　　1981年，蘇秉琦提出了著名的強調“多元一體”的“區系類型”模式，對“中原中心論”提出有力挑戰。他指出中國史前的多個主要文化區系沿各自的道路發展，均出現了“文明曙光”，整個中國文明起源呈滿天星斗之勢，中原只是其中的一顆明星。蘇秉琦也明確提出中國史前考古學的任務之一是解決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的問題，他建立區系類型模式的用意正在於更好地描繪“最初的中國”。

　　幾乎與此同時，張光直提出了他的“多元一體”的“中國相互作用圈”模式。他將公元前4000年的中國新石器文化分為九個文化系統，指出，在公元前5000年以前，各地史前文化互相分立，公元前5000年左右，新的文化出現，舊的文化不斷擴張，“到了約公元前4000年，我們就看見了一個會持續一千多年的有力的程序的開始，那就是這些文化彼此密切聯繫起來，而且它們有了共同的考古上的成分，這些成分把它們帶入了一個大的文化網……到了這個時候我們便了解了為什麼這些文化要放在一起來敘述：不但它們的位置在今天的中國的境界之內，而且因為它們便是最初的中國。”“我們也不妨便徑稱之為中國相互作用圈或中國以前相互作用圈——因為這個史前的圈子形成了歷史期間的中國的地理核心，而且在這圈內所有的區域文化都在秦漢帝國統一的中國歷史文明的形成之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中國相互作用圈”模式既不設置中心，擺脫了“大一統”思想的束縛，又以考古資料可以清晰描述的區域間互動作為將各地區維繫成“最初的中國”的紐帶，為以考古學為基礎重建中國的史前基礎，解答本文開篇提出的關於“最初的中國”的那些重要問題提供了基本學術框架。

　　⒊“最初的中國”

　　由目前的資料看，中國相互作用圈的形成約在公元前3500年至3300年左右，也就是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的中晚期、大汶口文化早期晚段、紅山文化中晚期、崧澤文化中晚期和凌家灘遺存時期。該時期是中國史前史的燦爛轉折期，各地區幾乎同步上演着飛躍式的發展。

　　在黃河下游，大汶口文化出現大型墓葬，山東泰安大汶口墓地M2005的隨葬品共計104件，包括陶器58件及石器、骨器、象牙器、獐牙、豬頭骨和牛頭骨等。在長江下游，安徽含山凌家灘遺址出現祭壇、積石圈和大型墓葬，最新發掘出的07M23出土隨葬品330件，包括玉器200件，其中有長72厘米、重達88公斤的玉豬。在遼西地區，紅山文化的發展達到頂峰，出現遼寧建平牛河梁遺址群，在方圓50平方公里的“聖地”內，集中分布着祭壇、冢墓和“女神廟”，大型墓葬隨葬大量玉器。在“中原地區”，河南靈寶鑄鼎原周圍的系統聚落調查顯示，廟底溝時期的聚落數量和面積急劇增加，並呈現出明顯的等級分化，最大的北陽平遺址面積近100萬平方米，而小型遺址面積只有幾萬平方米。

大汶口文化象牙頭飾和獐牙器

凌家灘文化玉人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在各地區文化同步飛躍式發展、社會複雜化程度明顯加劇、新的社會上層閃亮登場的背景下，地區間的交流也有了質的變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當屬遠距離“社會上層交流網”的建立。

　　紅山文化牛河梁遺址群和安徽含山凌家灘遺址遠隔1000餘公里，陶器風格迥異，但玉器從形態到製作理念有驚人的相似，同樣以龜、豬和鳥的寫實或抽象的造型為載體，表達近似的原始宇宙觀。牛河梁第十六地點中心大墓中隨葬凌家灘風格的玉人，凌家灘最大的墓葬中則隨葬紅山文化的典型玉器——表示龜的抽象形態的“箍形器”。大口缸是另一種上層交流的重要物證。這種特殊的“大器”在豫西、山東和長江下游公元前3500年左右的大型墓葬中均有出土，各地出土的器物應是本地製作，但形態相似，擺放位置相似，反映了通過交流形成的、相似的社會上層葬儀。廟底溝風格彩陶紋樣的廣泛傳播是此文化交流風潮最亮麗的標誌，社會上層交流應是彩陶最重要的傳播形式之一。這些可以通過考古資料辨識的只是當時交流內容的一小部分，實際發生的交流要遠為廣泛和深入。

紅山文化玉豬龍

牛河梁遺址出土的女神頭像

西坡遺址大型墓葬中出土的大口缸

　　建立社會上層交流網是世界各地前國家複雜社會流行的“統治策略”。考古資料確鑿證明，在中國的史前社會，社會上層交流網同樣發揮着重要作用，社會上層的直接互訪應該是交流的重要形式之一。凌家灘大墓和牛河梁第十六地點大墓的墓主很可能跋涉千里，進行過互訪。以他們為代表的各地區新湧現出的社會上層有一種前無古人的躊躇滿志，朝氣蓬勃，充滿創造力和探索精神，為獲得超越本地普通民眾的知識和物品、鞏固權力，完全可以不懼險阻，千里遠行。在這一交流網中交流的是宇宙觀、天文曆法、溝通天地的手段、各種禮儀、各種巫術和特殊物品製作技術等當時最高級也最神秘的知識，是標誌身份和權力的奢侈品，是象牙和玉料等珍稀原料。各地區在如此密切而深入的交流中，逐漸形成並共享着相似的文化精粹，中國相互作用圈漸漸形成，中國史前文化的多元一體格局出現，“最初的中國”噴薄而出。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距今5000多年的史前時代，而牛河梁、凌家灘、大汶口和西坡等墓地大墓的主人們就是那個時代的英雄人物，他們獲得和維護權威、交通遠方的傳奇功業，很可能就是古史傳說的重要素材。

（【 光明日報 】2014年02月19日14 版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