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汉字与西方的拼音

一百多年前，凛冽的西风吹垮了腐朽的满清王朝。自强不息的人们怀着救国的梦想引入西学。进而否定满清王朝所包含的一切，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不少开眼看世界的青年志士认为，中国若欲自强，必须全面学习西方，包括西方的文字。

这种认识，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还说过：“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虽然今天我们没有用上拼音化的文字，但简化字就是汉字拼音化的步骤之一。这也直接影响了今天所有中国大陆人的生活………

百年前那代人，是在救亡图存的迫切心情下，产生的这种认识。且当时西方国家正处于最强势时期。“大英帝国”自称“日不落帝国”，此外还有法兰西、德意志、俄罗斯、奥地利、美利坚等帝国。而今天，中国的重新崛起及西方社会显现的种种问题，让我们不得不再重新思考这种问题：拼音文字真有优势吗？

文字的差别

若将古埃及、古巴比伦都算是“西方”，那么西方文字的起源是象形文字。但今天西方拼音文字的主要源头，最初来源于地中海沿岸的腓尼基商人的记账符号。商业繁荣的时代，文化必然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腓尼基商人兴起时，古埃及、古巴比伦文字已经很成熟，但这些文字主要掌握在上层贵族手中，普通人没有机会学习。古埃及最正式的文字“圣书体”，（相当于中国古代篆体字的地位。）就是专门用于神庙中的祭祀仪式。而汉字的“字”，其原始象形，也是一个“子”孙后代进入宗庙（进行祭祀）的形象。这位进行祭祀的子孙，一定是贵族中的嫡长孙系，这里面，最有代表性的人，就是古代的天子。文明之初，皆由高层贵族掌握文字。因为那个时代，掌握文字，就是掌握与祖先对话的权力，掌握传承累代文明成果的权力。而商人，那时处于社会底层，中国古代划分士农、工、商四阶层，商人排在最后。西方未必会将商人排于农、工之后，但也绝不会高于农工。

金文的“字”

腓尼基商人游弋于地中海沿岸各个民族，或者称为部落。大海的分割，注定了沿岸各部落必定语言、文化非常的多样化、复杂化。这种环境注定腓尼基商人的记账符号一定要浅显易懂，并且不那么复杂。如果说象形文字是一副副写意的山水画，那么记账符号一定是用最少笔画勾勒的连笔画。这种符号长期的使用后，经过总结、规范，形成了腓尼基字母。腓尼基字母成形后，古希腊人学习，进而改造成希腊字母。古罗马人学习希腊字母，产生拉丁字母。斯拉夫人学习希腊字母，产生俄文字母。

腓尼基字母

腓尼基字母是所有拼音文字的鼻祖，拼音文字皆具有表音不表义的特点，其字义在于人对读音的理解，而不是文字字形本身。所以我们将其称为拼音文字。拼音文字诞生伊始，大受各族欢迎。因为不同的语言，都通过字母的发音，拼写出属于自己的文字。这显示了拼音文字的实用性。但实用性较强的东西，未必是最优秀的。尤其是在人文方面，这种对比更加突出。一些形而上的内容，虽不“实用”。但却是人类文明必不可少的。比如汉字的“道”，及其背后所包含的内容，不但英文没有词汇与其对应，我想任何一种拼字文字，都没有。

汉字是现代世界主要文字中，唯一传承至今的象形文字嫡系后代。我们能认识的最早的系统性汉字，是甲骨文。甲骨文字看起来就是一个个简单的图画。从甲骨文到西周的金文，春秋的大篆，战国后期至秦的小篆，再到汉代的隶书，直至三国时产生“形体方正，笔画平直，可作楷模”的楷书，汉字虽不那么“象形”了，但书写方式达到了规范化，更易于人们掌握、书写。时至今天，我们仍能从汉字的字形中，找到其原始指代的象形。

从上至下甲骨文、金文、隶书：日月山水

拼音文字表音不表义的特点，注定发音必须准确，若发音有差别，则字义就有差别。而汉字则有形、音、义三要素，所以同一汉字的发音，可以差别很大，比如各地方言对同一汉字的读音多有差别。这样看来，也许会认为拼音文字更加标准，易于推广。但这仅是横向观察，如果纵向观察，也许结果是反的。

语言的变化

什么是纵向观察？就是加上“时间”要素。许多问题加上时间要素后，就大不一样。比如广义相对论比狭义相对论的主要差别，就是广义相对论加入了时间要素。以时间来看语言和文字，会发现无论哪种语言，其发音都在不断变化，这种变化可以体现在每代人之间。每个人都可以对比一下，会发现自己有些字词与父辈的发音不一样。这是因为每个人学习发音时都受个人理解、外在环境等影响，以及发音器官先天的差别。比如某人舌头稍长一点，他可能怎么学习，发音还是与别人不同，但他的孩子舌头正常，由于受他的影响，也会学习一个不正常的发音。这种发音差别若只体现在父子两代之间，并不十分明显。若加大时间距离，比如一百年、两百年时间，就会发现变化很大。若操同一语言的群体分裂隔离成两个或多个群体，会发现若干年后，群体之间的口音都不相同。比如台湾人的标准发音，也是民国期间颁布的国语标准音，但现在台湾口音与中国大陆普通话就有明显差别。此外，大陆与台湾对西方名词的翻译也不同。大陆把米国总统翻译为特朗普，台湾人称为川普。大陆人把laser直译成激光，台湾人将其音译成镭射……这种差别继续下去，两者间语言差别就会越来越大。但无论大陆和台湾在发音和名词翻译上差别多大，只要双方认同的汉字相同，（虽然大陆汉字进行了简化，但大陆学界仍有许多人能熟练掌握繁体字，尤其是在书法界。）则双方至少能通过文字进行沟通。

拼音文字的书写由读音而定，若指代某个含义的发音产生变化，则其文字就被迫改变。这种变化持续几百年，后人就很难看懂前人的文字。所以英国人现在极少有人能读懂400年前莎士比亚的原著。而西殴诸国语言都源于古罗马的拉丁语。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的一千多年，拉丁语分化成了今天的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多种语言。

世界格局的影响

拼音文字易于推广、学习，这是它的优势，但快餐往往比不上正餐。不同的民族即使使用相同字母拼写各自的语言，还是不同的文字。这就造成西方文化难以统一。古罗马是西方强大的帝国，但在帝国内，却有希腊语和拉丁语两种官方语言并行。也许地方上还有更多小语种。基督教的兴起，原本是古罗马进行文化统一的好机会。但由于古罗马西部说的是拉丁语，采用拉丁字母。东部说希腊语，采用的是希腊字母。语言与文字的不同，造成了对《bible》（即所谓的基督教《圣经》）中的教义理解不同。进而加大了文化差异，又因基督教与政治的紧密联系。使得这种宗教、文化差异，最终造成政治分裂。导致古罗马一分为二，形成东、西两个罗马。

分裂后的西罗马，受到日耳曼人等各族的冲击，很快灭亡。这些民族虽然都在西罗马学了拉丁语、拉丁文字。但民族的差别造成发音习惯的差别，不同的民族建立自己的国家，相互独立，最终将他们学到的拉丁语分化成多种语言。当罗马一国独大时，西方只以拉丁语为标准语，但当国家林立，彼此互相制衡时。则皆以本族语言为标准。语言和文字的差别，导致更大的文化差别。使得西殴一千多年来，一直是国家林立的状态。

中国的文字自秦代“书同文”以来，一直使用统一的文字。官方有标准的读音，地方也有各自的方言。方言的形成，一方面是环境的问题，比如黄土高原上，人们经常爬坡，体力较好，加上常常需要隔山喊话，所以肯定声音大，重音较多。让陕北人学习江南水乡女子温婉的语音，即使能学好，也不可能用于生活中。反过来，人口稠密地区，一般发音比较小，语气温和。否则，在人多的地方总是说话振聋发聩，很容易与人产生矛盾。这种由环境造成的差别持续数代人，自然就形成各地区的方言。另一方面是受外界的影响，一般来说南方保留古音多一些，北方方言则与古音差别较大。因为古代北方受少数民族、外国朝供团等外界影响较多。而福建、广东等地，古代相对较少有外人涉足。但不论发音差别有多大，中国使用统一的汉字。北方人到了广东，即使听不懂广东话，也能认识各种标语、文件，与人交流，即使口音不通，可以使用文字交流。虽然读音不同，但各地对汉字字义的理解相同。也就不会产生太大的文化差别。所以，汉字维系着中国文化的统一。历史上虽有五胡乱华、五代十国等分裂时期，但最终仍能统一。汉代开拓西域后，对西域进行了大量移民。所以四百年后，唐代很轻易的再次将西域纳入版图。这背后，文字的认同非常重要，因为时隔四百年，西域汉族肯定在生活习惯、口音等方面发生变化，但文字却不因此而变。唐代后，随着西域伊斯兰化，不再有人使用汉字。所以虽然明朝亦较强大，但却无法收回西域。由此，足见汉字对维系华夏民族统一的重要。试想，若我们也使用拼音文字，则不同的方言书写的文字必然不同。如此，则北方人到了广东，就如同到了另一个国家一般，语言不通，文字不通。如此，则一旦国家分裂，将再难统一。而分裂在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其实古罗马帝国的分裂，就是这样的例子。

近代西方殖民者入侵世界各地，将拼音文字及其带来的分裂模式带到全球。今天、米式英语、英式英语、澳式英语等语言，都有显著不同，这还是在全球交流频繁的环境下。若米国从独立后，与英、澳等国没有交流，则恐怕今天米国人与英国人已经很难进行口语沟通了。这里仅仅是以英语为例，美洲还有许多地区说法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这些语言都使用拼音文字。拼音文字对今天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格局的形成，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许多学者预测将来人类将全球化，一体化，但拼音文字却是全球化最大的阻碍。

由于发音随时代而变化的特性不可避免。则拼音文字很难有纵向的传承。这给文化的传承带来巨大的阻力。汉字的特点，使今天的汉人不但能认识两千年前古人写的字。即使学习甲骨文，也较容易。西方人学习古拉丁语，则如同学习外语一般困难。

所以，不论是纵向还是横向，汉字，或者说以汉字为代表的象形字，都有更强的生命力和适用范围。而拼音文字，只会不断的曾加博物馆的内容和语言研究学者的负担，促进语言、文字的多样化，进而促进文化和国家的多样化。所以，人类文明要稳定的传承下去，使用形、音分离的象形字，才是最好的选择。而汉字是唯一使用到今天的象形文字。

思维方式的影响

英语有轻重两种发音方式，汉语有四个音调。英语只有靠发音准确来表达意义，而汉语有许多同音字。同音不同义的字，可以用字型区分。如此，则英语的发音必然比汉语复杂的多。这也是大多数中国人学不好英语的原因之一。由此，则表达同样含义的字词，英语往往要比汉语发音长。举个简单的例子，分别用汉语、英语读从1到10十个数字，无论如何练习，只要是口齿正常，汉语肯定较快。人的思考过程，其实就是用自己最熟练的母语在大脑内自言自语的过程。如此，则中国人的思维速度，必定高于西方人。

常用汉字大约有两三千字，一般人掌握五六千汉字，不论是生活中看书，还是看学术性论文，都没有问题。而英语单词，则至少掌握几万甚至十多万，才能达到同样的阅读能力。并且，一旦有新事物出现，英语就要造一个新单词来命名。比如“激光”，英文laser实际上是Light Amplification by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的缩写，即“受激辐射放大的光”的英文缩写。但以“l”、“a”、“s”、“e”、“r”开头的字母很多，看到字母“l”，并不一定能想到light。所以laser这个词已与原句没有多少联系，是新生词汇。而汉字的“激”、“光”二字，原本就存在，只需拿来进行组合，就形象的描述了“laser”这种物的特性。因此，汉语单字只需五六千，便能适用于当今生活，而英语，今天仍有许多新单词在不断诞生。为什么汉字可以这样组合而英语单词不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汉字表义性更强。因为汉字除了音外，多了“形”这个维度。

英文单词的特性，决定了英文单词可能很长，现在最长的单词是“pneumonoultramicroscopicsilicovolcanoconiosis”有45个字母组成，而其汉语对应意义是“肺尘病”，仅需三个字就表达同样的含义，比常用的成语还短。这意味着，当使用英语者，花大量的记忆力记新词汇时，使用汉语者却一边喝着茶，一边认识一下新生的词组。我们知道电脑存储内容要耗费存储空间，而空间的使用量、使用率，也会影响电脑的运行速度。那么，如果记录同样的内容，汉语只用五六千字，英文却要几十万单词，而且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使用者几乎要终身学习新单词。则使用英语者的大脑，必定因记忆单词而多耗空间，影响运行速度。如此，则汉语使用者大脑的运行速度，将远高于英语使用者。并且，这种差距，未来会随着新单词产生的数量，越来越大。联合国文件会有多种文字版本，在众多版本中，汉字版本总是页数最少。

拼音文字对发音的准确要求，形成了西方人精确的思维方式。汉字重形轻音的形式，形成了中国人相对广泛混沌的思维方式。近代科技能从西方兴起，与此亦有较大关系。但注重细节者，往往难以更好把握全局。例如西医经常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疗方式；而中医则是对全身进行调理。语言文字的差别，造成西方人思维比中国人更直接。典型的是，中国的文学作品，大多从勾勒一幅美景开始，比如“关关睢鸠，在河之洲。”进而引申到主题。而西方文学作品，则大多单刀直入，直奔主题。

拼音文字是不同字母在一条横线上的排列。汉字则是一副二维的图画，如果加上对汉字原始象形的理解，则有些汉字甚至是三维的立体图画。所以，汉字比拼音文字多一个维度。一维就是一条线，二维就是一个平面，三维就是一个立方体。一个箱子比一张纸，一张纸比一条线，能多储存多少信息？这就是一个维度的差别。一个人不管学习多少种语言，大脑内的思考过程一般以自己的母语为主。也就是说，母语相当于大脑的系统软件，而其它语言，只是系统下的应用软件。这造成：母语是汉语者，相较母语是英语者，在思维上多一个维度。

综上所述，中国人的思维，更立体，所以中国人能总结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天人合一”哲学观。西方人的直性思维，最终形成展现个人、挑战自然的价值观。古希腊神话中，不泛人神战争的故事。而中国神话中，人类从未与最高神发生斗争，仅有的人神战争，也是人类在正义之神的引导下，战胜邪神或自然灾害。这些，都基于语言、文字所包含的思维差别。所以中国人的处事哲学，有“自卑而尊人”、“谦尊而光”，中国哲学中的完美人物形象，是诸如《诗经·卫风·淇奥》中所描写的卫武公一般，既是能领兵克定祸乱安天下的将领，又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谦谦君子的形像。中国小说中的英雄人物，也多是从小努力学习，成材后足智多谋，文武双全的形像。比如《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常读《春秋》，诸侯亮更是从小读书，才成为能文能武的蜀汉丞相。而西方哲学中的完美人物形象，则大多是生来血统高贵不凡，成材后个性张扬的形象。至今从米式电影中，我们仍能找到许多这样的人物。如电影《超级战舰》的主人公艾利克斯·霍普等，漫威和DC漫画下的众多越级英雄，亦大多是这样的形象。这些，皆因文字不同，延伸到的思维方式不同，所反映出的文化差别。

并不是说所有使用拼音文字者都是直性思维，所有使用汉字者，都是立体思维。中国也有许多注重细节而钻牛角尖无法自拔者，有性格直接而不知后退者；西方也有一些大格局者。只是说在文字对思维和文化的影响下，相对来说，使用汉字的群体中，立体思维观者会较多；使用拼字文的群体中，平面思维观者较多。但在大脑中，降低维度很容易，提高维度就很难。比如我们很容易理解三维、二维、一维是什么，这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三维空间。可是大部分人难以理解四维空间是什么状态，因为谁也没有见过。所以汉字使用者中出几个思维简单直接的人，很常见。但使用拼音文字者中，出现几位思维全面的大格局者，就比较困难。例如西方著名作曲家几乎都被认为是天才，比如贝多芬、莫扎特等。这是因为在只有轻重音的语言习惯下，去构想音律的起伏，是一件很费脑力的事，非天才不可。而汉语有四个音调（古汉语音调更多），使得我们在说话时，就在进行音律起伏的训练。所以中国古代文人基本上都会作曲。比如宋词，每个词牌就是一首曲子，都是创作词牌者新作的曲。古代有多少人创造新词牌？这只能专业研究诗词的人去统计了。

文以载道

文字记录信息，传递信息。通过学习文字所蕴含的信息，人们实际上是在重复信息记录者的思维方式。数千年来，这种信息的传递、学习、训练一直在重复、强化、升级。东西方各自的历史典籍中，所蕴含的思维模式，就是双方文字所载之道。譬如西式思维者个性张扬，中式思维者相对含蕴。这就是背后所习得的“道”不同。

前文已述，拼音文字造成西人更加注重细节及事物的准确性。这是工业革命兴起于西方的原因之一。虽然“细节决定成败”，但“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将细节做到极致者，往往会忽视全局的协调。而掌握全局者，却容易去照顾细节。有一个故事，生产线上会有包装盒内没有装入货物的情况发生，比如香皂盒、香烟盒，有可能完美的包装盒内，空无一物。西方人为此投入研究，研制了先进的检测设备，用于将空盒检出，为此耗费不少人力、物力。而中国产线上的工人，直接在生产线旁放一个大风扇，将空盒吹走。这个故事典型的说明了东西方思维的差别。米国最新的F35战斗机造价高昂，也许就与西人的直线式思维相关。

不仅在科技、生产，许多方面，都能体现出东西方的思维差异。同样学科的书籍，比如管理学，即使是中文版的米国著作，一般都是大开本且较厚实的书籍。而中国人写的管理学书籍，大多开本小，页数少。艺术方面，中国古代的乐，是将乐器演奏、歌唱、舞蹈等全部纳入体系。一位乐师，一般都精通这些，还包括音乐创作。而西方，作曲家、歌唱家、演奏家、舞蹈家往往由不同的人来担任，这些职务之间，也没有必然的兼容。也就是作曲家不一定是歌唱家，歌唱家不一定是演奏家，即使作曲家是演奏家，在西方人看来，就如同既当厨师又当司机一般。而中国的乐，又服务于王道政治，被王者用于移风易俗，这恐怕更是西人所不能理解。

也许是拼音文字起源于记账符号的原因，也许是西方人直线思维的原因，商人的地位首先在西方崛起，以致今天受西方模式影响下的全球，实际上就是商人在主导，但中国古代一直秉承重农抑商的政策。许多人不假思索的将其形容为“封建”思想，但要明白，任何人都不会无故损害自己的利益，“封建”帝王和官员料也是如此。如果重商能让中国古代的政治家得到更高的利益，他们为何要抑商？西方商业兴起的原因之一，是小国林立，各个国家间需通过商业互通有无，才能调配资源。而小国林立的原因，前文已述，拼音文字是原因之一。西方商业兴起的另一原因，是精细化的思维缺乏对政治全局的考虑。有句古诗“商人重利轻别离”，是说商人重利而轻感情。马克思说：“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所以商人为了利益，不但轻感情，还轻法律，这就是商人的特点。中国古代政治家早就洞穿商人逐利的特点，所以对社会阶层进行士、农、工、商的排序，士是贵族阶层，也包括普通读书人，负责社会舆论的引导，战时保家卫国等。如果平民百姓间有矛盾，一般都找当地有名的士去主持公道，基本上不用对簿公堂，就把矛盾解决。在士的影响下，社会风气归于淳朴、安定。农负责农业生产。“民以食为天”，农业是国家安定的物质基础，所以仅次于士。工负责工业品生产，也是国不可缺的重要群体。商人，在古代看来，有“度远近，调余缺”的正面作用，也是国家之必须。但由于商人流动的特点，很可能利用信息和资源的不对称，牟取暴利。比如将甲地的特产贩运到遥远的乙地，抬高价格；或者囤积货物，坐地起价等。这会损害国家整体的安定。古代发现这种情况，政府都会打击。如“宋太宗雍熙三年八月，剱州言谷贵，诏遣使以官粟赈饥民。”这就是中国古代抑商的原因。

今天，在社会发展及西方模式流行的背景下，全球的政治、文化都由商人主导，尤其是文化。平民崇拜成功的商人，于是许多人模仿商人经营、处事方式。商人利用经济力量影响政治，社会风气等。典型的事件是，米国总统嫌F35战机太贵，买不起。商人通过广告等手段，刺激许多不必要的过度消费。以上种种，不但使人们向商人学习的自私自利，浮躁虚荣，还对自然环境造成巨大污染。如果引领世界的不是商人，而是学识渊博、考虑问题全面的学者（其实就是古代定义的士），那么，今天世界必然不至如此。这一切，也许不是西方政治家的主观愿望，但却是由西方所兴起。其背后，是以西方文化，及由文字作促成的思维模式为背景。

科技的发展无止境，所以西方科技仍在前进。但其前进速度，已经非常缓慢。究其原因，与西人钻牛角尖的直性思维不无关系。中国虽经历一百多年的西方文化冲击，现代科技也学习自西方。但中国总体的国家管理模式，仍然偏重于传统的全局式思维。这是中国在二战后，面对西方的技术封锁，仍能快速发展科技、生产、经济的原因之一。相比之下，同样是人口大国，而且受西方大国支持的印度等国，却发展缓慢。清末以来，当国人接触到西方近代科技，就开始努力学习，耶暦1909年，旅米华人冯如便已独自设计制造飞机，试飞成功。二战以来，两弹一星、核实验等大国重器，等成就，紧跟在米苏两大国后面。中国人在科技方面的学习能力、研发能力，豪不逊于西人，只是古代没有注重往这方面发展罢了。当中国人的立体思维加上对现代科技的掌握，那么超越西方只是时间问题。

冯如及其设计的飞机

假如一个公司各个部门尽管都工作尽心竭力，但努力的方向不一至，则该公司必然浪费许多人力、财力，无法高效的产生效益，甚至造成各部门相互报怨，矛盾重重。事实上，西方社会今天的许多矛盾，正类似于这种模式。观注一下新闻就知道，西方的社会福利问题、种族冲突、宗教矛盾，其背后都有各个国家，国家内各部门相互掣肘的原因。

在国际博弈中，西方人常用“你我”的思维权衡利益，其结果就是外交皆以本国利益为准，不过多为对方考虑。而中国，常用的是“我们”的思维，所以中国能提出“共赢”的概念。所以一带一路不仅惠及中国自身，也惠及沿路所有国家和民众。究其原因，是中国人明白，别人生活也安定，才不会总跑去你家当难民。

中国传统的立体思维观，不但注重人与人、国家秩序之间的协调，还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这就是传统的“天人合一”概念。所以古代十分批判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式的向自然索取。徐某曾参观某宗族的祠堂，家训上赫然写着，有青年子弟私自到后山伐木者，将受到严厉惩罚。这就是古代的环境保护措施。今天，工业的发展对神州大的的环境产生巨大的破坏，但要明白，这是在学习西方过程中，必然经历的过程，产生污染的生产设备，绝大多数是西人的设计。当中国人超越西方，成为科技的领导者，在传统思维的引导下，必然以中国式思维设计工业设备，彼时，人与自然将更加协调。

泱泱中华，数千年文明不绝，正是汉字给我们的文明注入了强大生命力。与此同时，世界上不知经历了多少文字的诞生、消亡。一时的挫折使我们怀疑过汉字的价值，但当沉静下来，才发现华夏文明的未来，就在汉字中；人类文明的未来，亦在汉字中。所以，只要我们使用汉字的华夏民族自强不息、屹立于世，终有一天我们将再次引领世界，时间会证明这一切。愿你我以华夏儿女之血脉，共同致力于这一天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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