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一介：民族崛起從文化復興開始

口述/湯一介，文字整理/張萍精品網

湯一介

　　北京大學哲學系終身教授、博士生導師、三智道商國學院名譽院長

和湯老先生一席談，感受到的是他的樂觀、開放，不僅僅是性格，在學術研究上同樣如此。這位學貫中西的老人，婉言謝絕了『國學大師』的稱號，而對時下頗有爭議的『國學熱』又有着包容的心態。儘管年事已高，湯老的邏輯卻極其清晰，對歷史脈絡有着清晰的認知，對未來發展也有明確的判斷，提起【儒藏】編修的事業，更是滿腔激情。

文化復興與新軸心時代

　　在20世紀最末的一兩年，也就是1998年、1999年的時候，似乎在世界好幾個地方都同時提出新軸心時代這個觀念來。比如在美國，哈佛大學提到了新軸心時代的觀念；在法國，巴黎大學也提到新軸心時代的觀念。恰恰在這個時候，在中國，費孝通先生召開的一次學術會議上，我也提出了新軸心時代的觀念。在那之後，香港雜誌【21世紀】也連續發表了三期關於新軸心時代的討論。

　　為什麼我們會提出新軸心時代的觀念來？因為我們看到，在21世紀，這個世界可能會有一個大的轉變。雅斯貝爾斯曾經講過一段話，他說，每一次文化上的飛躍都會燃起新的火焰來，像在歐洲、中國和印度等等這些地方，會出現一種文化復興的狀態。21世紀的中國正處在一種民族復興的狀態中，而民族復興一定要有文化復興作為精神支柱，所以在中國，可能會有一種新的文化復興的出現。從21世紀初開始，國學逐漸熱起來，國學研究得到了比較普遍的重視。不僅在中小學、大學，在社會上，例如一些社區、街道也有國學熱的狀況。出現這些狀況並不是偶然的，因為找到民族精神的支柱，必須要找到自己的文化根基才行，如果不找到自己的文化根基，那就很難實現民族復興的要求。

　　在歐洲，前幾年出版了一本【歐洲夢】，書中要求一種不同於美國狀況的歐洲精神。20世紀的後半期，首先是出現了解構主義來解構現代性，認為現代性中間出現了一些問題，比方說自由經濟，如果經濟完全沒有控制，就會導致像今天的金融危機這樣的問題；又如理性主義，理性主義當然是很好的，但是理性主義如果做不好，就可能變成工具理性或者科學主義，認為科學是萬能的，可以解決一切問題。這就使得人文精神受到消減，所以【歐洲夢】首先是要解構它，這個是解構性的後現代主義。在20世紀末，又出現了建構性的後現代主義，認為解構性的後現代主義只是把現代新的弊病解構掉，可是並不知道到底要建設什麼東西。他們就藉助過程哲學，主張人和自然是生命共同體。因為他們看到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出現了很大問題，戰爭、工業的發展等等事情把地球破壞了，地球被破壞的結果就是人的生存條件受到損害，所以他們主張的建構性的後現代主義提倡人和自然是生命共同體。其中特別有一個觀點認為，人只要過相對舒適的生活就可以了，不要過奢侈的生活。因為現在的狀況是一部分人過奢侈的生活，從而引起人與人之間很多的矛盾，所以它一方面主張人和自然是生命共同體，另一方面，在人和人的關係上，又主張過舒適的生活，這可能預示着歐洲會有一個大的轉變。

印度也是一個很有前景的國家，這從國大黨再次當選就可以看出來。國大黨的綱領就是要把國家建設成一個印度教的國家，使印度教在生活的各方面都起到一個主導作用，也等於是要回歸傳統文化。中國要回歸傳統文化，從傳統文化中發展出我們自己的道路，印度也是要從傳統文化中發展自己的道路，歐洲是要以區別於美國的形式來發展自己的道路，這就是為什麼雅斯貝爾斯最後提到這三個地方有一個文化上的復興。因為軸心時代指的是軸心文明，因此我看新軸心時代應該會在21世紀逐漸地形成，現在只是萌芽狀態，還沒有真正地完善或者形成。就中國來講，雖然國學被大家提倡，但是並沒有造成對社會各個方面的巨大影響。『歐洲夢』也還是個夢，並沒有實現，因為建構性的後現代主義還不是西方的主流文化，西方主流文化現在還是現象學、結構主義思想等等。總體的形勢可能是這樣一個狀況。

中西交流使文化得到新的發展

　　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就哲學上來說有很大的不同。西方文化是外在超越型的文化，中國文化則是內在超越型的文化。西方哲學是從古希臘哲學發展過來的，古希臘哲學從柏拉圖哲學來看，理念世界和現實世界是二分的，兩者是沒法溝通的。這個傳統一直發展到西方近代，特別是發展到笛卡爾哲學，認為人和自然或者說人的精神和物質是兩個世界，研究一個可以不研究另一個，研究精神可以不研究物質，研究物質可以不研究精神，研究人可以不研究自然，研究自然可以不研究人。羅素在【西方哲學史】中說：『笛卡爾的哲學……他完成了或者說極近完成了由柏拉圖開端而主要因為宗教上的理由經基督教哲學發展起來的精神、物質二元論……笛卡爾體系提出來精神界和物質界兩個平行而彼此獨立的世界，研究其中之一能夠不牽涉另外一個。』傳統主張二分，比較強調利用自然征服自然的方面，所以說是物質和精神或者任何自然是二分的狀態。他們要超越，從西方講，要靠外力來超越，因為西方是基督教世界，人自己是沒有超越的力量的，必須靠上帝拯救才能超越。靠人的自身力量是不能超越的，必須要靠外力。

　　可是中國恰恰相反，中國儒、釋、道三家都是主張內在超越的。儒家倡導經過自己的道德修養，可以超越自我，超越世俗。比如【大學】中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就是說一切以修身為本，身修好了，就可以達到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目的。而且，儒家認為，通過自己的修身，可以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所以孟子說『上下與天地同流』，人的精神境界可以達到跟天地合在一起了，這是靠人的自身力量，不需要靠外在的力量。再說佛教，中國的佛教實際上與印度的佛教有很大的不同，能代表中國佛教的是禪宗。印度禪和中國禪有很大不同，印度禪是靠禪修來超越自我，所以印度的禪宗是主張『靜』，通過靜來提高境界。中國禪則是主張『覺』，『一念覺即佛』，只要覺悟了就可以成佛，並不需要坐禪，也不需要念經。這就是一種內在超越的東西，完全靠自身的超越。

　　道家，特別是道教，有一句話非常形象，『我命在我不在天』，我的命運靠我自己，而不靠天，不靠外在的力量。所以，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有着很大的不同，西方哲學是外在的超越，因為人和自然是兩個世界。而中國認為這就是一個世界，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就在這個世界就可以成佛；修身修好了，就可以治國、平天下了，就可以達到一個很高的人生境界上面；通過養生修煉，我的命運靠我自己掌握，不靠外在。這兩套哲學是兩個很不相同的路子。

　　不過，這兩套哲學應該是可以互補的。從內在哲學來看，可能會產生一個困難，也是一個問題，對社會的治理是靠人治，而不是靠法治，因為法律是一個外在標準。但是靠人治是靠自己，就會出現問題。所以我們的傳統有這樣一個大的問題：歷代基本上都是人治社會。但是西方是一個外在超越型的社會，人不可能在現實社會裡實現理想世界，可是如果人不可能在現實世界裡實現理想世界，那麼人追求的目標就要落空了。所以，我一直想能不能把這兩個哲學匯通起來，形成一個更高層次的哲學。我在20世紀90年代就提出來了，可是也沒有再繼續把它深化下去，因為這是一個很大的難題，不是一年、兩年、八年、十年，甚至二十年、三十年、一百年能做到的，因為這兩個傳統都有2000年的歷史，要把這麼長時間的兩個傳統匯通成一個傳統，要花很大的力氣。因此，對於中國哲學，要看到我們的優長在什麼地方，但是也不能看不到人家的優長在什麼地方。如果我們只看到我們的優長而看不到人家的優長，那麼我們的發展會受到阻礙。

羅素有一段話很有道理，他說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是人類文明發展的里程碑。每一次人類文化的交流，都使得文化有一個大的提高。比方說印度佛教進入中國，我們才產生了宋明理學。而西方，原本在希臘傳統下，後來希伯來文化進入西方，又刺激了西方文化的發展，因此我們常常說西方文化是『兩希文化』，即希臘文化和希伯來文化。不管中國文化，還是西方文化，都要有外面的力量的參與，然後才有一個發展。可以說，我們遇到了印度佛教是一個很大的幸運，今天我們再次處在這樣的狀況。現在我們遭到西方文化的衝擊，就要看我們的本事，看我們能不能很好地消化西方文化。如果能消化西方文化，那我們的文化會有一個大的發展。所以不要害怕西方文化的進入，問題是要看我們有沒有能力進行吸收。我們的能力就是我們對自己的文化的主體意識，如果沒有，一方面我們就不能發展自己文化，另一方面也沒有能力吸收其他的文化。

用西方理解的方式詮釋我們的文化

　　隨着中國經濟的發展，經濟實力提升，很多人開始去尋找主體意識。他們在中國文化中尋找能讓自己、讓國家、讓民族安身立命的力量。但是同時，現在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在這個時代，如果不吸收人家文化的長處的話，就不能適應整個全球化的要求。其實文化的發展，既是民族的，也應該是世界的。如果僅僅是民族的，不可能解決全球化的問題，因為全球化已經把世界聯繫到一起了，不能解決全球化的問題，民族化也就得不到真正的發展，我們的文化也不可能被其他國家接受。因此，文化實際上是有一個『源』和『流』的關係，我們的文化有一個很長的文化流程，同時，我們的文化也有我們文化的源頭。我們的源頭是夏商周三代文化，就是現在的【五經】，【易】【詩】【書】【禮】和【春秋】，以及已經丟失的【樂經】。這是我們文化的源頭，就像一條大河從源頭開始流，一定要有很多支流豐富它才行，如果它只是一個源頭，水不會太大。長江之所以為長江，是因為有嘉陵江進來了，有漢水進來了，很多的支流使得長江越來越寬，越來越大。從文化上講，中國在春秋戰國時代，文化也是多元的，有齊魯文化、三晉文化、秦文化、楚文化、吳越文化等等，這些文化才組成了春秋戰國的文化，到漢朝的時候把它們統一成為大的漢文化。後來佛教進入中國，現在西方文化進入中國，我們的文化也從源頭流下來，越來越大，越來越寬廣。

　　現在的文化環境，是眾說紛紜，百花齊放的。比如對儒學，到現在為止還有非常多的不同的看法。有的學者認為要把儒學變成儒教，也有學者認為恢復儒學就是歷史的倒退。這兩種極端的思想都存在，我認為不是一個壞的事情，我們就是要在這些不同思想的衝突和撞擊中來發掘和找到正確的道路。如果想現在就把哪個定為一尊，恐怕是不行的，時機不成熟，條件也不成熟。首先是現在做不到，而且做到了也沒有好處。

我們只能通過各種途徑，讓人們來了解我們自己的文化，同時也了解世界的形勢。如果僅僅是了解我們自己的文化，也容易變得封閉。我們同時也可以藉助世界各種學說，比如現在的過程哲學認為人和自然是生命共同體，其實和我們天人合一的思想非常相通，那麼我們為什麼不藉助他們的思想來講我們的思想呢？比如說到天人合一，西方人就不太理解，我們可以說，其實你們西方也有類似的思想，就是人和自然是生命共同體，這樣就比較容易被他們接受。我們提倡和諧社會，從和諧社會推廣到和諧世界，這個和諧理念是儒家的基本觀念，【易經—干彖》裡的『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就是說天道不是固定的東西，是在不斷變化的，讓所有事物都在自己合適的位置，保持最完滿的和諧，乃立身之本。出土的【楚典】對六經各有一個說法，對於【易經】，說的是『易，所以會天道、人道也』，是要把天道和人道匯合起來，不是二分的。這些觀念要讓西方人接受，也應該從西方類似的觀點出發，這樣他們接受起來比較容易。所以，我們想要把我們的思想介紹到西方去，也需要做一些現在的詮釋才行，否則人家不好理解。

發揚中國文化可以『道並行而不相悖』

　　我很早就提出中國文化現代化的問題，從中國的傳統來說，儒、釋、道，都是關注社會的。孔子希望天下有道『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也就是說他是要有作為的，要改造社會、為社會獻身的。其實關注社會同樣可以對學術發展有很大貢獻，從中國歷史上看，很多大學者都是關懷社會、參與社會的。比如老子無為的思想，就是在關注社會。老子說『我無為而民自化』，是從道德的角度，『我不要總去干涉，百姓自己會消化』，『我無事而民自富』則是『我不去干涉百姓，百姓可以自己富足起來』。至於莊子，他的順應自然，追求自由等等思想都是針對社會提出來的。所以我認為，有的學問可以只是為學問而求，有的可以為關懷社會而做，還有的可以是某種政治目的來做，這些都可以。中國主張『道並行而不相悖』，可以有多條道路。

　　就如現在的『國學熱』中，有很多商業化、娛樂化的過程，但好的方面是使國學往一個好的方向發展，被更多人接受。我並不反對這些，但是也確實應該有一些學者踏踏實實坐下來好好做研究。我現在正在主持編撰【儒藏】。明清時期也有很多學者研究【儒藏】，但都沒有實行，因為工程太大。我現在可以做，第一是從我們國家財力來看有一些可能了，第二是我們民族復興的需要。如果沒有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復興，民族復興就會落空，所以要從各個方面來促使民族精神和文化建設發揮其作用，這些基礎的工作必須去做。

　　【儒藏】現在到了必須做的時候。現在有【佛藏】、有【道藏】，卻沒有【儒藏】，但是從歷史上來看，儒家是中國的主流思想，比佛教和道教對中國社會各個方面的影響更大，若不把這份寶貴的遺產總結出來，是對不起祖先，也對不起後代的。我們現在只是做一個最重要的精華本，大概有兩億字，但是精華本的全部書籍至少也要到2015年才能夠完成。2015年之後，我們想再做一個大全本，大概15億字，比【四庫全書】要大很多倍。這可以說是一個坐冷板凳的工作，但是這樣的事情總應該做，總要有人做。中國的書是非常多的，比如【論語】這部書，日本人對【論語】的解釋有3000多個版本，當然現在散失了很多。我們現在編一個【儒藏】總目，大概了解到的就有600多個版本，那麼就要挑選其中有價值的部分去做。古書都沒有標點，所以就要把他們標點出來，並且需要校勘記，可是古書各不相同，究竟哪個是正確的，就需要我們做出判斷和說明，這些事情是很繁瑣並且費時的。但是我們必須做，做出一個好的出來才是有意義、有價值的。

　　其實，真正能看懂【儒藏】的人並不是很多，但是我們可以做出一個定本。比如【論語】，我們會選出最好的版本進行編輯，呈現出來。我統計過現在至少有24套【佛藏】，比如【大正藏】【龍藏】等等，現在主要被利用的版本是日本【大正大藏經】，因為【大正大藏經】是排印本，只有它有校勘記和斷句，以高麗藏本作底本，宋元明本作校勘記，所以比較有用，並且做成標點排印本，可以電子化，可以在電腦上用，比較有利於國際化。我們以後做【易經】也要按照這樣的方式。

　　我們在國外有很多孔子學院，主要任務是教語言，但僅僅教授語言是不夠的，還應該教授中國文化。中國文化的源頭便是【五經】，要探討的是如何把【五經】翻譯成各國文字。【聖經】被翻譯成無數版本和文字，可是【五經】並沒有一個很好的外國文字翻譯。把【五經】翻譯成多種文字，讓全世界共享，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還需要我們好好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