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人類攜手合作的創舉

    ■本期主持：楊共樂（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院長）   

■本期主題：古代絲綢之路上的東西方交往

主持人語

人類歷史上各民族和國家經歷了從相互孤立隔絕到彼此交流融合的過程。早在2000多年前，東西方之間便通過古老的絲綢之路建立起聯繫。無論是陸上的，還是海上的，藉由絲綢之路這一重要通道，東西方的物產、科學技術、文化、宗教等得以傳播、擴散，為人類文明交流史畫下濃墨重彩的一筆。關於絲綢之路的研究，一直吸引着中外學人的目光，內容涉及考古、歷史、民族、宗教、人口、文化、藝術等多學科領域。不過，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對絲綢之路歷史文化的探索研究多為西方話語所控制。新中國成立尤其是改革開放之後，經過中國學術界的努力，終於扭轉了『絲路學中心在西方』的局面，我國絲路研究取得真正意義的進展，如今的絲路研究已成為各國專家學者共同耕耘的園地。東西方文明交流史是絲路研究中的重要命題，本期刊發的三篇文章，分別介紹了歷史上中國與羅馬帝國、波斯以及緬甸的經濟、政治、文化交流，以期窺見古代東西方交流的歷史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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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羅馬壁畫中身着絲綢外衣的女性

『絲綢之路』一詞出現於19世紀70年代，這一概念來源於學者們對客觀歷史的真實提煉和高度概括。從歷史上看，這條大道的建成並非一人之力，而是東西方眾多先驅共同開拓的結果。這裡的東西方先驅既有國王、使者，也不乏商人和航海探險家。

就陸道而言，西段的建設者應該上溯至亞歷山大。公元前334年，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親率3萬餘精兵東征波斯。波斯國王大流士三世倉促應戰，最終為亞歷山大所敗。公元前327年，亞歷山大率軍來到中亞，滅掉波斯的地方政權巴克特里亞，並於錫爾河上游修築亞歷山大里亞城，派兵加強對這一地區的統治。歐洲勢力開始進駐亞洲腹部鄰近中國的地區。此後百餘年間，中亞巴克特里亞地區的政權一直掌控在馬其頓人和希臘人手裡。中國與西方之間在當時雖還沒有建立起直接聯繫，但西方已經知道了一些中國的消息。希臘人克泰夏斯在其作品中首次提到了東方遠國『賽里斯』（Seres），『賽里斯』由此成為希臘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遠國的稱呼。

東段的開拓者顯然要數漢武帝的使者張騫。他於公元前138年至公元前126年、公元前119年至公元前115年兩次出使西域，史稱張騫『鑿空』。張騫『鑿空』，不但打通了東西方交往的連接點，而且大大開闊了中國人的世界視野，開創了中西交流的新紀元。此後，東西方陸上交通大開。從中國西去求『奇物』者『相望於道』，『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中國的絲綢隨使者不斷輸出國外，中亞、西亞與羅馬也因此留下了中國絲綢的記錄。羅馬的文獻中還出現了羅馬元老院通過決議反對男子穿絲綢衣服的禁令。

東漢時，班超為西域都護，曾經營西域31年，政績卓著，成效明顯。西域『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其條支、安息諸國，至於海濱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公元97年，班超派部下甘英出使大秦（羅馬），抵條支，欲渡，為安息船人所阻，只得『窮臨西海而還』。甘英走南道赴大秦，雖中途而歸，但其西行的路程遠比張騫要長，其實際影響也比張騫要大。就在甘英出使大秦後不久，也就是公元100年，『遠國蒙奇兜勒皆來歸服，遣使貢獻』。東漢朝廷對蒙奇兜勒遣使之事高度重視，還特意『賜其王金印紫綬』。『蒙奇兜勒』正是『Macedones（馬其頓，時屬羅馬帝國）』之音譯。馬其頓遣使內附打通了中西間的直接交往，在中西交往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這件事本身也印證了中國與羅馬陸上交通的存在。

就海道而言，中國至印度一線，為中國人所開拓。海船一般沿着印度支那半島與南亞半島海岸航行。公元前111年，漢朝用兵南越並在當地設置南海、蒼梧與合浦等郡。合浦以南至印度的線路皆保存於【漢書·地理志】中。據【漢書·地理志】記載：『自合浦徐聞（海康），南人海得大州，東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為儋耳珠臣郡……自日南、障塞、徐閹、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余，有黃支國……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欲耀威德，厚遺黃支王，令遣使獻生犀牛。自黃支船行可八月至皮宗，船行可二月，至日南象林界雲。』據考證，黃支就是印度東岸之Kanchipura，即後來玄奘所記的建志補羅城。

印度至羅馬的海路則多為羅馬人開創，船隊最初皆繞着南阿拉伯海岸航行。據羅馬地理學家斯特拉波【地理學】記載，在奧古斯都時期，每年都有多達120艘船隻從埃及的紅海港口起航遠航至曼德海峽之外各地，有的甚至遠達恆河。大約在提比略執政時期，有一位名叫希帕魯斯的羅馬商人在長期實踐的基礎上發現了印度洋季風的規律。羅馬人利用季風，不但可以直接跨越印度洋，而且大大縮短了羅馬至印度的距離。按英國學者赫德遜測算，意大利到印度的一次旅程，只需要花費16個星期。約在公元2世紀中葉稍前，有一位名叫亞歷山大的羅馬人越過孟加拉灣，到達日南北部的卡提加拉。『至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指羅馬元首馬爾庫斯·奧理略）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玳瑁』來到中國，中西海道『始乃一通』。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兩個國家——中國與羅馬間開始通過海道直接發生關係。印度和西方古典文獻中出現的『秦尼（Sinae，Thinae）』實際上就是西方人對南部中國的尊稱。

在中西陸、海兩道開通之時，有許多中國的商品隨使者輸往西方。據中國的正史記載，從陸道西去的使者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從海道西航的譯使也攜『黃金、雜繒而往』。由此可見，絲織品和黃金是出訪人員必備的物品。

絲織品之所以成為使者出訪時首選的重要物品，最根本的原因就在於，中國是桑蠶的故鄉，而且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又是唯一掌握養蠶技術的國家。根據傳說，我國『養蠶取絲』的發明者為黃帝元妃嫘祖。她教民育蠶，治絲蠶以製衣服。考古發掘也表明：大約在距今約6000—5600年的仰韶文化時期，我們的祖先就懂得了『養蠶取絲』的技術。著名學者夏鼐先生曾指出，至遲在殷商時期，我國已能『充分利用蠶絲的優點，並且改進了織機，發明了提花裝置，能夠用蠶絲織成精美的絲綢』。此後，此項絲織技術不但沒有失傳，反而隨着時代和社會的變化，又有新的改進和發展。

【史記·大宛列傳】有言：『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其地皆無絲漆。』實際上，不但當時的安息國無絲，就是安息國以西的羅馬也不產絲，所以中國的絲綢一直是羅馬貴族身份的象徵。為獲取絲綢衣料，羅馬人不惜遠赴賽里斯，正是『靠着如此長距離的謀求，羅馬的貴婦們才能夠穿上透明的衣衫，耀眼於公眾場合』。老普林尼坦言：『據最低估算，每年從我們帝國流入印度、賽里斯和阿拉伯半島的金錢，不下1億塞斯退斯。』在羅馬，不但有銷售中國絲綢的絲綢市場、絲綢商人，而且還有絲綢加工地，絲綢交易的價格曾一度與黃金相等。

隨着絲綢西向輸出，我國的養蠶織綢技術也不斷西傳。公元5世紀時，中原的種桑、養蠶、繅絲織綢法已傳至和闐；到6世紀的查士丁尼時代更跨越國界傳到了羅馬的東部世界。從此以後，『在羅馬的土地上也能生產蠶絲了』，西方對中國絲綢的依賴逐漸消失。

歷史表明，在中國的漢代，亦即西方的羅馬共和晚期及帝國時期，世界上確實存在着以絲綢為重要交易物的陸、海大道。19世紀以後，這兩條大道被分別冠之以『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總稱為『絲綢之路』。絲綢之路的起點是中國，終點在羅馬。中亞、南亞、西亞是陸上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南海、紅海、地中海是海上絲綢之路的必過之海，而印度洋則是海上絲綢之路的必跨之洋。絲綢之路的開啟，既拉近了亞歐各國各地區間的距離，密切了沿途各國人民之間的關係，又加強了沿途各民族之間的交往，大大地推進了人類文明的進步。從這一意義來講，絲綢之路是世界的奇蹟，更是人類攜手合作的創舉。

（作者：楊共樂 單位：北京師範大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