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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山西吕梁某单位以『世界史不是历史学』为由不录取考生，闹出笑话；然而在不经意中，这个看似荒谬之言，透露出真理：通行于今的世界历史是西方伪造的！ 科学家牛顿说：『希腊人的古代全是虚构的。』『希腊、埃及和巴比伦等王国的历史，都是（学者）通过伪造编年序列来证明它们的「古老」。』 牛顿像研究科学一样研究圣经和神学编年史，对现有理论提出疑问 通行于今的世界历史产生于17世纪，是由欧洲神职学者根据中国历史及其年代计算方法，搭起一个基本框架；从而使得其前后几个世纪的虚构材料都能被填塞其中，条理分明，合乎逻辑，自圆其说，天衣无缝；它包括『圣经编年』及其所衍生的『古老文明』（埃及、两河等）和『古典文明』（古希腊、罗马等）。 18世纪初，着迷于中国编年史的牛顿，决定『重新验算』正在争论的『普世历史』；虽然牛顿也维护『圣经编年』（他还根据这个编年预测世界末日是2060年——作为科学革命的后果，地球终将丧失承载生命的能力），但是，他推演出的结论则使原先定论大打折扣，例如『古埃及』较之正统历史是『晚出几千年、延续数百年』的小王国。由此，牛顿于1728年发表专著〖古代王国编年修正〗（the Chronology of Ancient Kingdoms Amended）。 『世界史不是历史学』千真万确 更确切的说，『世界史』是模仿中华文明的结果，它是17世纪耶稣会士将中国历史及历史学传至欧洲，所发生的『震撼效应』。 在1757年〖百科全书〗（启蒙运动百科全书派的杰作）的『历史』条目中，伏尔泰写道，除了中国历史之外，所有的『古老民族』的起源，尤其是根据曼涅托等『天才』杜撰出来的埃及、巴比伦和腓尼基的历史，都是荒唐的；它们都是在重复『真实的最古老、并且延绵至今的中华民族的历史』。 腓特烈二世宴请伏尔泰 十七、八世纪欧洲的中国风 『世界史』并非历史学，而是汉学的一个分支。它发端于『现代历史学之父』斯卡利杰（Joseph Justus Scaliger, 1540—1609年），他运用中国的天干地支的计算方法，参照『中国历史（朝代、帝王）年表』（门多萨版），精心设计出『圣经编年』及其所展开的泛西方历史；再以它为经纬和纲目，条理分明地处置、分配此前所有的杂乱无章、时间混乱的虚构历史（特别是文艺复兴时期安尼乌斯伪造的、包括古埃及—巴比伦—腓尼基等的『西方全史』、其时间夸张至几万、几十万年）。 斯卡利杰所删订和整理的西方伪史，被刊载于他抄袭中国天文历法及其时间概念的两部名著〖时间校正篇〗（De emendatione temporum）和〖年代学宝典〗（Thesaurus temporum）；它们充其量只是中国历史的时间序列的『粗糙翻版』，因而成为17—18世纪的西方学者根据更真实、更准确的中国资讯（主要是卫匡国的〖中国上古史〗），进行反复修改、不断充实的雏形。 斯卡利杰（JosephJustus Scaliger, 1540—1609年） 画中字：伪造的福音四书 19世纪，进入西方中心论——帝国主义之高峰期，被修改完善的『斯卡利杰编年史』晋升至主流西方的知识殿堂，成为『科学考古学』的指南。尽管如此，几乎每一个考古『新发现』——实际上是指鹿为马、张冠李戴，都要核对中国编年来进行更具体的时间定位；直到泛西方历史的空中楼阁完工之际（19世纪后期），『中国标准』（伏羲和尧曾被用做『时间基点』）像建筑支架一样被拆除——中国历史被砍掉一、两千年。这就是说，原被当做建造西方伪史的『参照时间』的伏羲（最早的文字典籍〖易经〗）和唐尧（最早的天文学记载），现在都不算历史了。 另一方面，西方伪史也从宗教色彩变为『人文理性』的了。那就是，先前斯卡利杰参照『中国时间』（历史年表、天干地支）设计的『圣经编年』，用于经纬西方伪史；再加上『科学考古学』根据圣经神话在近东、中东按图索骥、觅迹寻踪，发现『古老文明』；但在功成事遂之际，金蝉脱壳、去神还俗，抛弃了宗教外衣（上帝退居幕后）。 光明会伪造古代的时间概念 令人脑洞大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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