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们试对16-18世纪以“雅典”为核心的“古希腊”概念之演化做一大致的梳理，看一下“古希腊”的概念是如何逐步被虚构出来的。
一、文艺复兴时期，只有“古罗马”、没有“古希腊”
西方在崇拜“古希腊”之前，首先经历了“古罗马崇拜”
“古代的复兴始于意大利这一最初取得成就的地方看来好像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因为正是罗马而不是希腊——是维吉尔而不是荷马，是万神殿而不是帕特农神殿（很少有人文主义者去过当时为奥斯曼帝国一部分的雅典）——是这一热情的主要对象。”[ [英]彼得·伯克《文艺复兴（第2版）》中译本第4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2月第1版] 在16世纪的英语、法语中，“希腊人”一词为通用名词、意指“骗子”；罗马人呼希腊人为 “畜牲”。[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84页、82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17世纪土耳其人眼中希腊人（欧洲的土耳其）的形象
“亚洲的狂热信徒却视欧洲血统的土耳其人为一帮萎靡不振、麻木不仁的异教徒；而所有这些都因为这帮人整日酗酒、与基督教徒为邻而遭到灵魂亵渎所造成的。因此，他们万分憎恨这帮人，还将与基督教徒打交道、接受他们的馈赠或向他们表示友好统统视为非法行为；更有甚者，他们还将被基督教徒触摸过的衣物视作玷污心灵的邪恶。”[ 里考特《希腊及亚美尼亚教会的现状》[伦敦，1679]第23页；转引自[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249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文艺复兴”从来只是“罗马”的
“文艺复兴首先是、也许从来就是罗马的：罗马人，通过拉丁语、通过以新的方式将拉丁语变成为书写的共同文字并不断提高它的地位以及通过帝国思想及教皇统治，而最终成为最有用场的一支力量。
当然，出于种种原因，早期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还具有明显的地方性，只与古典罗马及古典意大利相关；更确切的是，这一按照‘文艺复兴运动’和‘人文主义运动’所阐释的现象，实际上不过是一个意大利的产物、一个最终跨越了阿尔卑斯山脉并闯入山脉以外的基督教世界的意大利产物。”[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58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当时称谓“希腊地区”的名称五花八门
希腊地区属于东方（雷旺达），当时对希腊地区的称谓有：亚该亚、索非亚、鲁梅里、‘希腊-戈莱西亚’（Ellada-Grecia），希腊这个名称并未固定下来。
“对前往东方或雷旺达的西方旅行家来说，16或17世纪的希腊是什么（在何处）？
一种混淆的希腊地域概念，被当时的游记作品、甚至还被这一地区飘忽不定的名称本身所证实；有时它是亚该亚的同义词（令人想起罗马行政区域划分时的名称），而有时它又成了鲁马尼亚[ （Romagnia，亚得里亚海沿岸拜占庭帝国的意大利省份。---译者）]或鲁梅里[ （希腊本土地名，位于希腊中部。---译者）]的同义词；混淆还不仅于此。在同一文章中，同样一词‘希腊-戈莱西亚’（Ellada-Grecia），常常被强制用来既定义国家政权，又定义希腊本土省份；甚至在不同文章中，这些同样的词语和定义也被随意交替或重复使用，以至于我们根本无法判断，在这样的文章中——尤其是16世纪，哪个作者到底想说并说了些什么。
……
作为随意称呼希腊的典型例证，最值得一提的就是索非亚。亨利·布朗特（Henry Blount）在访问索非亚期间提到希腊时，居然将它说成是‘贝莱拜伊（Berlebeg）的首府或全希腊的总督府；而土耳其人则称之为鲁梅里。’”[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115-116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文艺复兴时的“古代”概念图景
文艺复兴时的“古代”概念图景中，所谓“古希腊”交织在如下地理范围内，并不显得特别突出。
古罗马
古埃及
古犹太
保罗的安提卡古城（小亚细亚）、
神话传说中的基西拉（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南的希腊岛屿）
特洛伊
克里特
希腊圣山（希腊北部哈尔基迪基半岛）
新罗马（君士坦丁堡）
“希腊的古代，正像它在白纸黑字中所表现得那样，早已构成了文艺复兴运动为古代拼凑的这幅巨型镶嵌画中不可分割的局部。被文艺复兴运动的‘呼唤古人’所改造的古代图像中，交织着古代时期的神圣地方志和罗马晚期的地方志；同样在这幅图像中，还交织着‘埃及的巴比伦’（开罗）、孟菲斯人的埃及[ （古代下埃及位于尼罗河边的重要城市，后因亚历山大城的崛起以及阿拉伯人的入侵而衰亡。---译者）]、金字塔的埃及、罗马帝王时期亚历山大城的埃及以及作为‘神圣家族避难所’的埃及；仍是在这幅图像中，我们还看到了圣地的犹太、保罗的安提卡古城[ （古代小亚细亚城市的统称。---译者）]、神话传说中的基西拉[ （希腊岛屿，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南面，历史上曾是腓尼基人开辟的重要商埠。---译者）]、和特洛伊的‘希腊特洛伊’地形，以及神话中德米诺斯公牛和迷宫的克里特；我们甚至还看到了建有大量修道院和波斯人曾经入侵的希腊圣山[ （希腊的宗教圣地，位于希腊北部哈尔基迪基半岛。---译者）]；最后，在这幅图像中，还掺杂着五花八门、别具地方特色、似信似疑的神话图腾；当然，作为这幅古代图像不可或缺的部分，还应包括新罗马、即圣索菲亚大教堂、竞技场及方尖塔的所在地君士坦丁堡；总而言之，正是这样一种复杂臃肿的混合体，使我们对此迷惑不解：偶像崇拜的希腊到何为止？而基督教的希腊又从何而来？当然，前面提到的古代希腊人与拜占庭人的内在关联，同样也是这幅镶嵌画的组成部分。”[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97-98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二、欧洲人的早期东方之旅
16、17世纪的“东方”概念——雷旺达（黎凡特）
16-17世纪，西方开始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东方之旅”，正是“东方之旅”启动了西方世界的成长，而“东方之旅”的“目的地”并不包括“希腊”。
“16及17世纪的旅行目的地是‘东方’、即至今没有确切译文的‘雷旺达’（Levant）这一地区的同义语。它泛指东地中海以东的大片区域，君士坦丁堡和耶路撒冷构成了它的两端；希腊也恰巧位于这片‘雷旺达’的土地上。而造访希腊领土，只不过是通往最终目的地、迫不得已的必经之路罢了。在这所谓的东方之旅中，从未形成过专门的希腊路径；……对于上述判断，基本形成了共识。” [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92-93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有一个词值得多加关注。正如我们所见，它最终演变成了一片辽阔地域的首要名称，并为16及17世纪的游记提供了统一的标记。这个词就是‘东方’（雷旺达的别称）。……从‘西欧’（或基督教世界）的角度讲，‘雷旺达’意味着并维系着东地中海的广阔区域。
‘雷旺达’一词，首先产生于13世纪意大利的诸多航海属地中。起初，这只是为了确定拜占庭帝国的辖区以及位于辖区内的拉丁属地的方位，后来才延伸至与奥斯曼帝国建立起商业关系的其他地区。15世纪末、即奥斯曼帝国早已占领了该地区大多数重要商埠的时候，该词先后流入了法文和英文，最后又流入了其他近代语言。该词的意大利语起源，让人们不禁想起古代西方在这一地区的贸易活动；而它后来又传入法文和英文，则更让人联想到一连串参与上述地区活动的相关国家。……
‘雷旺达’是一个称谓，一个词。它不以政治或其他定义为基础、而是从外部角度对某个区域的整体划定：它是东方（Orient）的前沿，一个超越了地域价值、同时又暗指它与基督教世界之间的差异的地理名词；毋庸置疑，这一差异来自正统伊斯兰或土耳其在该地区的统治地位，同时又蒙上了纳贡臣民、即基督教异教徒的斑驳色彩。”[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95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雷旺达’又译‘黎凡特’，原本适用于‘意大利以东的地中海土地’，在中古法语（Middle French）中，Levant一字即‘东方’（the Orient）的意思。历史上，黎凡特于西欧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贸易担当重要的经济角色。黎凡特是中世纪东西方贸易的传统路线，是阿拉伯商人通过陆路将印度洋的香料等货物运到地中海黎凡特地区，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商人从黎凡特将货物运欧洲各地。
“雅典”不在16、17世纪欧洲“东方之旅”的视野之内
始于16世纪的东方（雷旺达）旅行传统不包括“雅典”。“文艺复兴运动期间，以探索与发现为特征的东地中海之旅，却有着一个巨大的空缺——雅典。……发现美洲比‘发现’雅典大约早了两个世纪。……回顾总结始于16世纪的东方——雷旺达旅行传统，有必要明确指出，无论怎样估量和研判，雅典的古代遗址均不构成此行的组成部分。”[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130-132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早期“东方之旅”以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两端为旅行目的地
“发生在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的东方之旅，以历史上的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这两端为旅行目的地，却同时遭到了来自强大异教土耳其帝国和来自衰败古代世界景象的双重夹击。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文艺复兴运动的基督教世界踏上了走向新目的地的遥远旅途（首先是美洲），引发了对地球上其他人居世界的新认识。探寻新世界，横跨大洋、走出地中海，这一切行动均与东方之旅并行不悖；所不同的是，以往由朝圣者、商人和十字军勇士所开辟的东方之旅线路，此刻已由文人所取代和更新。耶路撒冷、新罗马（君士坦丁堡）和特洛伊，这三个世人皆知的地方、这三个与基督教历史、基督教敌友、帝国以及起源传说密不可分的地方，最终呈现在现代旅行叙述中的，却是遗骨残骸以及一个仍为呼唤新象征的古老世界的废墟。”[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129-130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实际上，遥远旅途目的地是“中国”、而所谓“美洲新大陆”是无意中发现的，发现时称其为“印第安”，“印第安”与“印度”是一个词，当时的含义指的就是“中国”。
“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的、以探索与发现为特征的东地中海之旅，却有着一个巨大的空缺——雅典。正是得益于安科纳人基里阿库斯对这座城市的回忆，我们开始了本章的写作；也正是因为它的作品的存在，以及早已为我们所熟知的、自15世纪起就有的对这座城市的发现、讲述、描绘和敬慕，我们才会对发生在16世纪文艺复兴运动鼎盛时期的漠视雅典的旅行风尚、产生如此强烈的质疑。……发现美洲比‘发现’雅典大约早了两个世纪。……回顾总结始于16世纪的东方-雷旺达旅行传统，有必要明确指出，无论怎样估量和研判，雅典的古代遗址均不构成此行的组成部分。”[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130-132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其实，安科纳人基里阿库斯的作品不过是后世的伪作（详见本章第4节“百年游历，八重虚构”），可惜这位雅典学者娜希亚·雅克瓦基“不识庐山真面目”，在着力方向出了偏差，她得出结论认为：“究其原因，雅典的缺失，正是强大传统势力成功将其避开的必然结果，……漠视雅典恰好体现了基督教意识的（主观）排斥。”[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131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总而言之，对于16世纪来说，希腊的君士坦丁堡、或曰希腊的基督教古代，轻而易举地就偷取了世人的视线，吸引了大众的目光。它凭借着似曾相识的光荣外表，将古希腊掩盖在其表层之下。如果这也算一件趣事，就让我们轻松做出一个温和结论吧：16世纪文艺复兴运动的文物收藏研究向希腊古代的延伸，属于‘发现’罗马古代并将其融入教廷统治的整体行动的一部分；它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希腊-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堡，而不是古典时期的雅典。”[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113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法国人开创了“东方之旅”
16世纪法国弗兰西斯一世国王统治时期（1515—1547年），在法国派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达拉蒙（d’Aramon）周围形成了一个精英圈子。
“在16世纪盛行的旅行游记创作中，来自法国文艺复兴圈子中一群才华横溢的文人最为出类拔萃。……术语‘达拉蒙身边群体’的确立，应当归功于尼古拉?约尔加（Nikolae Iorga）；它直接表明了法国文人现身奥斯曼帝国的最早时间。正是这些文人以他们东方之旅的丰富经验、创作了第一批游记作品。而达拉蒙则借助其大使职位的便利，就地帮助了这个云集君士坦丁堡的文人群体。”[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103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东方之旅”《游记》的第一批作者
让·谢诺（Jean Chesneau）
雅克·加索（Jacques Gassot）
安托万·热弗鲁瓦（Antoine Geuffroy）
纪尧姆·波斯特尔
安德烈·泰韦（André Thevet）
皮埃尔·贝隆（Pierre Belon）
尼古拉·德·尼古莱（Nicolas de Nicolay）
皮埃尔·吉勒（Pierre Gilles）
这批作者，都是法国大使达拉蒙周围精英圈子的成员。[ 参看[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103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该文化群体的结集是法国宫廷的国家行为
“这个圈子的存续，似乎还应该直接归功于法国宫廷本身、尤其是弗兰西斯一世对保护文学艺术所暗中打造的氛围（弗兰西斯一世1547年去世后，他的儿子埃里克斯二世继承了他的政治衣钵）。正是这个文人群体，以其公众形象及创作作品，为创新的文艺复兴东方之游记文学树立了第一个榜样。”[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103-104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有关该群体与法国国王有牵连的传闻，首先基于如下这一事实：该群体中的许多人（吉勒就是其中之一），都是由弗兰西斯一世国王直接委派和资助的，后来埃里克斯二世也效仿其父的做法（比如说对文人尼古莱）；其次基于某些论著有关这一关系的表述，例如贝隆的《对于希腊、亚洲、犹太地区、埃及、阿拉伯等地发现的具有纪念意义之奇闻轶事的评论》（巴黎，1553年）。该文歌颂了弗兰西斯一世对文学与艺术复兴所做出的贡献。法国宫廷，尤其是弗兰西斯一世，在当时的‘文化春天’以及‘东方’政策上所起到的作用，确实创造了一个有利于集体合作研究雷旺达现象的良好环境。”[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103页注，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皮埃尔·吉勒（Pierre Gilles）的“古希腊”是“君士坦丁堡”
《论君士坦丁堡的地形》“堪称文艺复兴运动期间奥斯曼帝国旅行经历中诞生的、最杰出及最全面的研究作品之一。”[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105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作为一座能够满足对苏丹王宫、宫廷礼仪以及帝国权杖持有人的道德品格的好奇心的城市，君士坦丁堡为众多的旅行家贡献非浅。这座拥有包括圣索非亚大教堂在内的雄伟遗址的城市，在当时引起了举世赞叹；同样也是这座融希腊、基督教及古代为一体的大教堂，引起了16世纪最辉煌的古代遗址、罗马万神殿的敌视和惊恐。
‘圣索非亚大教堂堪称世上最完美的建筑，端庄地伫立在世人面前……。
无论谁目睹了它的风姿，立即会忘记对罗马万神殿的赞美。它给万神殿造成了如此巨大的麻烦，为此我惊愕不已……；诚然，这座大教堂绝对是举世无双的……’”[ P.贝隆《对于希腊、亚洲、犹太地区、埃及、阿拉伯等地发现的具有纪念意义之奇闻轶事的评论》，巴黎，1553年，第74页；转引自[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114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皮埃尔·贝隆（Pierre Belon）所寻找的古希腊核心圣地是“阿索斯圣山”
阿索斯山全称阿索斯山自治修道院州，希腊北部马其顿的一座半岛山，东正教视之为圣山。
“贝隆将圣山在希腊人心目中的核心地位、与罗马在拉丁人心目中的地位相提并论：‘对于今天希腊人来说，就像罗马对于拉丁人那样，阿索斯圣山拥有同样至高无上的神圣性’；此语一出，贝隆赋予圣山的标志性作用就昭然若揭了。”[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119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假如我们还想进一步证实文艺复兴运动的观察家们是如何看待希腊人的，那么只好照抄贝隆有关圣山教育及文学状况的言论了：
‘这些修道院有圣骨和精美的朝圣品。教堂建筑完美，设施精良。修士们从早到晚地祷告，而他们讲的都是希腊语。从前，这里能够找到文笔娟秀的希腊手稿；因为，以往住在修道院里的希腊人，比如今的希腊人更有文化涵养。可是，大多数人恐怕都一无所知；如今，在整座阿索斯圣山，已经不可能在同一座修道院里再找到第二位圣贤修士了。倘若谁还想猎取手写的神学书籍，这并不困难；可他却要明白，这已不再是过去那种充满诗意和哲理的书籍了。’（贝隆上述论著第37页，背面）”[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125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三、17世纪70年代法国人及英国人“发现雅典”之旅
在欧洲历史上兴起的著名的“东方之旅”中，在从16实际上半叶开始到17世纪70年代前的一百数十年间，基本上与“雅典”为代表的希腊无缘。而到了17世纪70年代，在短短的10年间突然爆发了“发现雅典之游”的热潮。
然而，“发现雅典之游”最初有着很强的法、英两国的官方背景。
东方之旅，独缺“雅典”
“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的、以探索与发现为特征的东地中海之旅，却有着一个巨大的空缺——雅典。……发现美洲比‘发现’雅典大约早了两个世纪。”[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130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17世纪70年代是欧洲与希腊地域关系变化的转折期。在过往的一个多世纪里，东方之旅（雷旺达之旅）早已大功告成，而此刻希腊才刚刚进入公众的视线。”[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183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面对意大利的“艺术优势”、法国及英国早有取而代之的动向
“1648年后，罗马感到了新的压力；尤其在重新描述雅典的最初十年间，这一压力更多的是来自首都城市——巴黎和伦敦的地位上升及其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以路易十四为代表的法国历代宫廷王朝，先后策划并实施了罗马古代文物收藏向巴黎的大转移，尽管这一计划最终未能得逞。[ （弗朗西斯·哈斯克尔和尼古拉·彭尼[Nikolas Penny]的《品鉴及古玩：古代雕塑的诱惑》[纽黑文，1982] 见[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225-226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而以查尔斯二世为首的伦敦也蠢蠢欲动，试与巴黎一争高下。[ （费利克斯·巴克&彼得·杰克逊[Felix Barker&Peler Jackson]的《伦敦，一座两千年的城市及其民众》[伦敦，1974]）见[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225-226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1666年在罗马成立了法国学院。通过这一渠道，逐渐形成了一种将艺术珍品由罗马运至法国首都的挪用——占有机制。在这一新型机制下，哪怕是艺术品本身无法运出，起码可以输出相应的艺术理念或知识，这样就可以创造出比原版更好的新的艺术品。”[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225-226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发现雅典”之旅的英国官方背景
“在此需要回头看看弗朗西斯·弗农以及他与皇家协会的关系。这家社团在17世纪70年代初成立于伦敦，目的是推进科学领域的试验方法。从某种角度讲，它被视为 ‘现代世界起步的足迹’。尤其是皇家协会通过刊物《哲学学报》而系统培育的科学合作精神，进一步巩固了科学史家赋予17世纪70年代、这一科学革命巅峰时期的重大意义。弗农正是向这家著名社团经办的第一份‘科学’刊物递交给了他的雅典观感。在这篇内容精华的短文中，弗农为采集十座希腊城市的地理经纬度进行了一系列的实地天文测绘[ （弗农，《神奇旅行汇编》，第29页）]，并在此基础上扼要阐述了他的种种思考。弗农的新测绘结论修正了以往的失误，被公认为是最准确及最权威的，因此被欧洲的地图绘制者为全面勘查希腊地形采用了一个多世纪（整个18世纪期间）。无论从发表旅行观感的邮递细节上看——此文未等作者返回就发表了，在当时实属罕见，还是从出版速度之快上看，它们都以不同方式反映了当时科学发现的氛围；当然，这其中涉及的不仅仅是希腊。随着弗农的活动，刚刚起步的雅典之旅以及新成立的欧洲科学社团，在实践中有效地汇聚到了一起；随着出版业的发展，这一汇聚显示出了更大的关联性。在回到吉耶那里之前我们还想说，弗农的活动以及他所选择的人物群体，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古代希腊及现代欧洲科学家之间相互关联的热门话题并对此作出客观评价；就在弗农文章发表一年前，吉耶在他的《古雅典和新雅典》一书中、用神话虚构手法编织出了他对这一相互关联的理解——当然，这本书也向我们展示了他的人物群体。”[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237-238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造访“雅典”第一人——法国里昂人雅各布·斯蓬
“雅各布·斯蓬不愧为欧洲17世纪70年代希腊地域之旅的开路先锋。”[ （脚注：斯蓬很早就赢得了‘第一位前往希腊的科学旅行家’的美誉。参考乌尔里希·冯·维拉莫维兹-莫兰道夫的《古典研究史》，休赫·洛伊德-琼斯编审，伦敦，1982年[1921年德文首版]）见[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184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雅各布·斯蓬一译“雅克·斯庞”（Jacques Spon），“法国人雅克·斯庞旅行的范围更加广泛，研究不同种类的纪念碑，并勤奋地复制手稿的版本，以至他被称为第一位真正科学意义上的旅行家。”[ [德]维拉莫威兹《古典学的历史》中译本第1版第80-81页，三联书店2008年6月]
1675年有一艘船从威尼斯出发，驶往君士坦丁堡。当它穿越达尔马提亚，来到了阿克罗基拉夫与科孚岛之间的水域，一位法国乘客大声惊呼：“我们到了希腊入口了！”
这位法国乘客就是雅各布·斯蓬。随即，他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我们到达了希腊的入口。千真万确，当年埃涅阿斯途经此地发出的悲叹，此刻却在我们心中升腾为巨大的喜悦。因为，他把希腊人当作了毁灭家园的罪魁祸首，而我们则视他们的祖先为科学与艺术的开山鼻祖。”[ 雅各布·斯蓬《意大利、达尔马提亚、希腊及雷旺达之旅》，里昂，1678年，第1卷，第120页；转引自[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183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当我们全面地探索一个伟大事件时，还会重新遭遇这些内部运作；在这个伟大事件中，一个新的旅行传统破茧而出：雅典闯入了欧洲意识之中。从某种象征意义上讲，在希腊入口处与埃涅阿斯的诀别，预示了某种转变；它将斯蓬推上了访问雅典第一人的位置，而他本人则满怀喜悦地踏上了希腊国家的土地。……而雅典之于希腊，就好比当初罗马之于意大利。”[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190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1674年斯蓬发表巴班的著作《关于雅典城的现状》
“1673年初，一封描述雅典的手书从伊兹梅尔邮递到了里昂。上面标明的邮戳日期是1672年10月8日。写信人和邮寄者的名字叫雅克-保罗·巴班（Jacques-Paul Babin）。此人系耶稣会传教士，作为传教士使团成员被派往东方，常驻卡尔基斯（希腊东南部的港口城市——译者），因此有机会多次访问雅典。而此函的收件人——巴班描述雅典的文章《我的亲眼所见》的约稿人，也是一个刚从君士坦丁堡卸任的神父。紧接着，里昂人德·珀夸尔天主教士（Abbé du Pecoil）将此函转交给了我们早已熟识的那位新教徒医生及文物收藏家雅各布·斯蓬；而那时的斯蓬已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作家了，曾经发表过一部有关他的出生地里昂的文物收藏研究专著。斯蓬亲自关照了此封书信的出版事宜；作为补充，他还撰写了两篇有关雅典城市历史及其古代遗址的文章；其中一篇《关于雅典城的现状》于1674年在里昂发表。这本小册子无疑是第一本详细描述雅典现状的印刷品，却从未正式出版过。”[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205-206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1675年的某天，法国与英国4位旅行家聚首威尼斯、结伴赴雅典旅行
法国人雅各布·斯蓬（Jacques Spon）
英国人乔治·维勒（George Wheler）[牛津大学学生，酷爱政治学]
英国人弗朗西斯·弗农（Francis Vernon）[天文学家及数学家]
英国人贾尔斯·伊斯特科特爵士（Sir Giles Eastcourt）
四人最终都抵达了雅典，其中三人发表了各自对雅典的观感作品。1676年弗朗西斯·弗农在当时皇家协会刊物上发表了叙述雅典的短文，1678年雅各布·斯蓬发表了3卷集《意大利、达尔马提亚、希腊及雷旺达之旅》，1682年乔治·维勒出版了《希腊游记》。[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207-208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虚构雅典旅行记
1675年另一部关于希腊的书在巴黎出版，即乔治·吉耶（George Guillet）的《古雅典和新雅典》。这是在同一年中出版的第5本有关雅典的图书。吉耶的作品迅速走红，第二年就出版了3版，还被译成了英文；英文版的标题是《雅典之旅姗姗来迟的诸多理由》（伦敦，1676年）。[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208-209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这是一部伪书，作为旅行记的作者，从来就没有到过雅典。详见本书后面章节“发现雅典，八重虚构”的考述。
10年间，“雅典”从一个虚幻城市、摇身一变成为一座名城
“从1672年巴班小册子问世，到1682年维勒作品发表的10年间，雅典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虚幻城市演变成为路人皆知、人们津津乐道的城市，……随着十年间新游记作品的不断涌现，对雅典古代遗址及其当代地形作出系统描述的呼声也开始不绝于耳。与此同时，以雅典为最终目的地的新旅行传统拉开了大幕；从那时起，雅典成了希腊的旅游中心，它的知名度日益高涨；而在人们的心中，古希腊也以前所未有的清晰度、呈现为一个实实在在、可以触摸的现代国家，并且以崭新的面貌步入欧洲人的思维版图。”[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209-210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不仅“雅典”，所谓的“斯巴达”也是由胡乱指认而来
“1676年，吉耶再推有关希腊的新书，而此次探讨对象直指斯巴达，书名则是《古斯巴达与新斯巴达》。……
尽管身处巴黎，吉耶毫不犹豫地做出了一个更大胆的预测；他将同一个斯巴达重新带回到现代地理之中，带回到继成功发表《古雅典和新雅典》后所撰写的续篇《古斯巴达和新斯巴达》所描写的那个地区。诚然，吉耶的斯巴达同样不过是米斯特拉斯（位于希腊拉克尼亚地区的历史城市。——译者）的翻版，其随意性大大超过了他在描述雅典地域时所表现出来的主观臆想。不过，他的作品却在修复奥斯曼统治省份的古代地形中、唤起了人们对往日的追忆，同时也以古代特征为参照、进一步加强了希腊国家的新面貌。”[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209、271页，花城出版社 2012年3月]
17世纪末起的“游记作品”为“新希腊”近代国家的诞生开辟了道路
“从17世纪末起，得益于吉耶、斯蓬、弗农以及维勒等人作品的不断翻译出版，雅典大步走入了欧洲人的精神领域和地理视线，打开了一条通往希腊复兴的道路。在此，我们无意对认识希腊地域的进展作出系统总结，而只想说明这一现象的确存在并不断升级；我们同样还想证实，与希腊国家在希腊土地上的相会，构成了18世纪欧洲认知古代希腊的基本要素；正是在这片坚实的土地上，欧洲人辛勤耕耘并精心哺育出了对希腊人的好感。
通过对现存城市、文物遗址、森林植被、山川河流的不断探索，通过不同旅行路径对希腊境内的实地踏访，希腊真正以国家面貌走入了公众的视线；当然，这个国家是在古代希腊的基础上被加以确定的。一个自17世纪末起为世人上下求索的古希腊，最终烘托出了一个栩栩如生的国家——新希腊。从此，地域转换成了“国家”。随着旅行的深入以及旅行描述的深化，希腊走进了现代地理意识，被确认为世界版图上的区域之一——国家之一。因为，欧洲围绕希腊所展开的活动，在当时几乎完全偏离了希腊的古代轨迹，却包含了一个崭新的及自治的重要成分：确认、加强、辨别且独立看待奥斯曼统治土地上的一块特殊区域。
新的重塑核心由此而确定。这已不再是仍在进行中的对古代地域的简单考证，也不再是古希腊在奥斯曼帝国西方省份土地上的一般性恢复；它直接关系到意义重大、并且能够产生实质性差异的国家含义。新的古代希腊正冉冉升起，而同时出现的则是原先统一的奥斯曼统治的日落西山。
早在17世纪70年代，上述作品通过它们的描述、就已经将阿提卡以外的大片希腊本土认定为希腊地域。斯蓬（与维勒一起）描述了始于巴特雷、穿越纳夫帕克托斯和希腊本土、直至雅典的全部地区。这些包括巴特雷、纳夫帕克托斯、安菲斯、忒邦和里瓦蒂在内的大批城市，为斯蓬确认它们的古代身份提供了大量凭据。斯蓬旅行的最大发现，就是卡斯特里村庄与帕尔那索斯山脉德尔斐古代遗址的吻合。这一吻合使得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帕尔那索斯山：它具有深厚的文学积淀；正是在这片历史悠久、现实存在、可供瞻仰并且容纳了如此大批灿烂古代遗迹的地方，缪斯选择了她们的居所。
……
斯蓬和吉耶以不同的方式——前者的精确信息、后者对古代地域的追思，共同经历了这一极其敏感的历史阶段；在此期间，希腊古代国家的新面貌逐渐得到塑造，欧洲之旅以及由此生发的叙述方式也逐步得以形成。事实上，在18世纪的欧洲意识中，古代希腊早已被视为一个崭新的、清晰可辨的国家了。”[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270-271页，花城出版社 2012年3月]
欧洲开始“发现雅典”之旅之前，已对中国文化有了相当了解
在欧洲开始“发现雅典”之旅之前，实际上已经对中国文化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举例来说，“德国麦开尔（Franz Rudolf Merkel）在所著《莱布尼兹与中国传教》（G.W.von Leibniz und die China-mission,Leipzig,1920）中，则主张莱氏很早即已研究中国哲学，他手边有很早的著作，如1660年斯彼基利阿（Th.Spigelius）所著《中国文艺论》（De re literaria Sinensium）与1667年刻射所著《中国图说》；在莱布尼兹1669年起草的《关于奖励艺术及科学德国应设立学士院制度论》中，已可看出对于中国考察所得的结论。还有1679年柏林缪勒（Probst Andreas Müller）计划出版的Clavis Sinica，莱氏对之大感趣味，观于他的笔记中所引起的许多问题，便知这个时候他对于中国已有很好的知识。”[ 赖赫怀恩《中国与欧洲》，页88-93引麦开尔原书共七次之多；转引自朱谦之《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第218-219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
从“发现雅典”之旅到欧洲内陆大旅行
“欧洲人来到希腊，带来的不仅是新的技术发明，同时还捎来了他们自己的‘伟大人物’以及他们自己的象征性名字：迦桑狄和笛卡尔。这些在哲学及科学领域具有创新思维的重量级人物以及他们充满传奇色彩的名字，正代表着欧洲的现代面孔。在1675年的阿提卡土地上，借助《古雅典和新雅典》一书，希腊的古代圣贤与欧洲的现代文人最终珠联璧合；而拜谒这些古今‘伟大人物’的墓地，恰好体现了对他们的怀念和敬仰，同时也昭示了欧洲新的行为实践。如今的雅典之旅充满了敬重和自豪，而不是敬畏：为现代人的成就油然而生的自豪感随处可见。于是，先前赋予雅典的荣耀，演变成了杰出继承者献给优秀先驱者的荣耀。与此同时，我们还注意到，雅典之旅还再自然不过地与其他前往欧洲腹地的旅行路径相互衔接；这就是旅行传统中时常提到的欧洲内陆大旅行（Grand Tour）。”[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237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见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西方欧洲“古典历史”辨伪》，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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