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我們試對16-18世紀以『雅典』為核心的『古希臘』概念之演化做一大致的梳理，看一下『古希臘』的概念是如何逐步被虛構出來的。
一、文藝復興時期，只有『古羅馬』、沒有『古希臘』
西方在崇拜『古希臘』之前，首先經歷了『古羅馬崇拜』
『古代的復興始於意大利這一最初取得成就的地方看來好像並不是一個偶然的事件，因為正是羅馬而不是希臘——是維吉爾而不是荷馬，是萬神殿而不是帕特農神殿（很少有人文主義者去過當時為奧斯曼帝國一部分的雅典）——是這一熱情的主要對象。』[ [英]彼得·伯克【文藝復興（第2版）】中譯本第49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2月第1版] 在16世紀的英語、法語中，『希臘人』一詞為通用名詞、意指『騙子』；羅馬人呼希臘人為 『畜牲』。[ [希臘]娜希亞·雅克瓦基【歐洲由希臘走來】中譯本第84頁、82頁，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17世紀土耳其人眼中希臘人（歐洲的土耳其）的形象
『亞洲的狂熱信徒卻視歐洲血統的土耳其人為一幫萎靡不振、麻木不仁的異教徒；而所有這些都因為這幫人整日酗酒、與基督教徒為鄰而遭到靈魂褻瀆所造成的。因此，他們萬分憎恨這幫人，還將與基督教徒打交道、接受他們的饋贈或向他們表示友好統統視為非法行為；更有甚者，他們還將被基督教徒觸摸過的衣物視作玷污心靈的邪惡。』[ 里考特【希臘及亞美尼亞教會的現狀】[倫敦，1679]第23頁；轉引自[希臘]娜希亞·雅克瓦基【歐洲由希臘走來】中譯本第249頁，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文藝復興』從來只是『羅馬』的
『文藝復興首先是、也許從來就是羅馬的：羅馬人，通過拉丁語、通過以新的方式將拉丁語變成為書寫的共同文字並不斷提高它的地位以及通過帝國思想及教皇統治，而最終成為最有用場的一支力量。
當然，出於種種原因，早期意大利文藝復興運動還具有明顯的地方性，只與古典羅馬及古典意大利相關；更確切的是，這一按照「文藝復興運動」和「人文主義運動」所闡釋的現象，實際上不過是一個意大利的產物、一個最終跨越了阿爾卑斯山脈並闖入山脈以外的基督教世界的意大利產物。』[ [希臘]娜希亞·雅克瓦基【歐洲由希臘走來】中譯本第58頁，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當時稱謂『希臘地區』的名稱五花八門
希臘地區屬於東方（雷旺達），當時對希臘地區的稱謂有：亞該亞、索非亞、魯梅里、「希臘-戈萊西亞」（Ellada-Grecia），希臘這個名稱並未固定下來。
『對前往東方或雷旺達的西方旅行家來說，16或17世紀的希臘是什麼（在何處）？
一種混淆的希臘地域概念，被當時的遊記作品、甚至還被這一地區飄忽不定的名稱本身所證實；有時它是亞該亞的同義詞（令人想起羅馬行政區域劃分時的名稱），而有時它又成了魯馬尼亞[ （Romagnia，亞得里亞海沿岸拜占庭帝國的意大利省份。---譯者）]或魯梅里[ （希臘本土地名，位於希臘中部。---譯者）]的同義詞；混淆還不僅於此。在同一文章中，同樣一詞「希臘-戈萊西亞」（Ellada-Grecia），常常被強制用來既定義國家政權，又定義希臘本土省份；甚至在不同文章中，這些同樣的詞語和定義也被隨意交替或重複使用，以至於我們根本無法判斷，在這樣的文章中——尤其是16世紀，哪個作者到底想說並說了些什麼。
……
作為隨意稱呼希臘的典型例證，最值得一提的就是索非亞。亨利·布朗特（Henry Blount）在訪問索非亞期間提到希臘時，居然將它說成是「貝萊拜伊（Berlebeg）的首府或全希臘的總督府；而土耳其人則稱之為魯梅里。」』[ [希臘]娜希亞·雅克瓦基【歐洲由希臘走來】中譯本第115-116頁，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文藝復興時的『古代』概念圖景
文藝復興時的『古代』概念圖景中，所謂『古希臘』交織在如下地理範圍內，並不顯得特別突出。
古羅馬
古埃及
古猶太
保羅的安提卡古城（小亞細亞）、
神話傳說中的基西拉（伯羅奔尼撒半島東南的希臘島嶼）
特洛伊
克里特
希臘聖山（希臘北部哈爾基迪基半島）
新羅馬（君士坦丁堡）
『希臘的古代，正像它在白紙黑字中所表現得那樣，早已構成了文藝復興運動為古代拼湊的這幅巨型鑲嵌畫中不可分割的局部。被文藝復興運動的「呼喚古人」所改造的古代圖像中，交織着古代時期的神聖地方志和羅馬晚期的地方志；同樣在這幅圖像中，還交織着「埃及的巴比倫」（開羅）、孟菲斯人的埃及[ （古代下埃及位於尼羅河邊的重要城市，後因亞歷山大城的崛起以及阿拉伯人的入侵而衰亡。---譯者）]、金字塔的埃及、羅馬帝王時期亞歷山大城的埃及以及作為「神聖家族避難所」的埃及；仍是在這幅圖像中，我們還看到了聖地的猶太、保羅的安提卡古城[ （古代小亞細亞城市的統稱。---譯者）]、神話傳說中的基西拉[ （希臘島嶼，位於伯羅奔尼撒半島東南面，歷史上曾是腓尼基人開闢的重要商埠。---譯者）]、和特洛伊的「希臘特洛伊」地形，以及神話中德米諾斯公牛和迷宮的克里特；我們甚至還看到了建有大量修道院和波斯人曾經入侵的希臘聖山[ （希臘的宗教聖地，位於希臘北部哈爾基迪基半島。---譯者）]；最後，在這幅圖像中，還摻雜着五花八門、別具地方特色、似信似疑的神話圖騰；當然，作為這幅古代圖像不可或缺的部分，還應包括新羅馬、即聖索菲亞大教堂、競技場及方尖塔的所在地君士坦丁堡；總而言之，正是這樣一種複雜臃腫的混合體，使我們對此迷惑不解：偶像崇拜的希臘到何為止？而基督教的希臘又從何而來？當然，前面提到的古代希臘人與拜占庭人的內在關聯，同樣也是這幅鑲嵌畫的組成部分。』[ [希臘]娜希亞·雅克瓦基【歐洲由希臘走來】中譯本第97-98頁，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二、歐洲人的早期東方之旅
16、17世紀的『東方』概念——雷旺達（黎凡特）
16-17世紀，西方開始了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東方之旅』，正是『東方之旅』啟動了西方世界的成長，而『東方之旅』的『目的地』並不包括『希臘』。
『16及17世紀的旅行目的地是「東方」、即至今沒有確切譯文的「雷旺達」（Levant）這一地區的同義語。它泛指東地中海以東的大片區域，君士坦丁堡和耶路撒冷構成了它的兩端；希臘也恰巧位於這片「雷旺達」的土地上。而造訪希臘領土，只不過是通往最終目的地、迫不得已的必經之路罷了。在這所謂的東方之旅中，從未形成過專門的希臘路徑；……對於上述判斷，基本形成了共識。』 [ [希臘]娜希亞·雅克瓦基【歐洲由希臘走來】中譯本第92-93頁，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有一個詞值得多加關注。正如我們所見，它最終演變成了一片遼闊地域的首要名稱，並為16及17世紀的遊記提供了統一的標記。這個詞就是「東方」（雷旺達的別稱）。……從「西歐」（或基督教世界）的角度講，「雷旺達」意味着並維繫着東地中海的廣闊區域。
「雷旺達」一詞，首先產生於13世紀意大利的諸多航海屬地中。起初，這只是為了確定拜占庭帝國的轄區以及位於轄區內的拉丁屬地的方位，後來才延伸至與奧斯曼帝國建立起商業關係的其他地區。15世紀末、即奧斯曼帝國早已占領了該地區大多數重要商埠的時候，該詞先後流入了法文和英文，最後又流入了其他近代語言。該詞的意大利語起源，讓人們不禁想起古代西方在這一地區的貿易活動；而它後來又傳入法文和英文，則更讓人聯想到一連串參與上述地區活動的相關國家。……
「雷旺達」是一個稱謂，一個詞。它不以政治或其他定義為基礎、而是從外部角度對某個區域的整體劃定：它是東方（Orient）的前沿，一個超越了地域價值、同時又暗指它與基督教世界之間的差異的地理名詞；毋庸置疑，這一差異來自正統伊斯蘭或土耳其在該地區的統治地位，同時又蒙上了納貢臣民、即基督教異教徒的斑駁色彩。』[ [希臘]娜希亞·雅克瓦基【歐洲由希臘走來】中譯本第95頁，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雷旺達」又譯「黎凡特」，原本適用於「意大利以東的地中海土地」，在中古法語（Middle French）中，Levant一字即「東方」（the Orient）的意思。歷史上，黎凡特於西歐與奧斯曼帝國之間的貿易擔當重要的經濟角色。黎凡特是中世紀東西方貿易的傳統路線，是阿拉伯商人通過陸路將印度洋的香料等貨物運到地中海黎凡特地區，威尼斯和熱那亞的商人從黎凡特將貨物運歐洲各地。
『雅典』不在16、17世紀歐洲『東方之旅』的視野之內
始於16世紀的東方（雷旺達）旅行傳統不包括『雅典』。『文藝復興運動期間，以探索與發現為特徵的東地中海之旅，卻有着一個巨大的空缺——雅典。……發現美洲比「發現」雅典大約早了兩個世紀。……回顧總結始於16世紀的東方——雷旺達旅行傳統，有必要明確指出，無論怎樣估量和研判，雅典的古代遺址均不構成此行的組成部分。』[ [希臘]娜希亞·雅克瓦基【歐洲由希臘走來】中譯本第130-132頁，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早期『東方之旅』以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兩端為旅行目的地
『發生在文藝復興運動時期的東方之旅，以歷史上的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這兩端為旅行目的地，卻同時遭到了來自強大異教土耳其帝國和來自衰敗古代世界景象的雙重夾擊。也正是在這一時期，文藝復興運動的基督教世界踏上了走向新目的地的遙遠旅途（首先是美洲），引發了對地球上其他人居世界的新認識。探尋新世界，橫跨大洋、走出地中海，這一切行動均與東方之旅並行不悖；所不同的是，以往由朝聖者、商人和十字軍勇士所開闢的東方之旅線路，此刻已由文人所取代和更新。耶路撒冷、新羅馬（君士坦丁堡）和特洛伊，這三個世人皆知的地方、這三個與基督教歷史、基督教敵友、帝國以及起源傳說密不可分的地方，最終呈現在現代旅行敘述中的，卻是遺骨殘骸以及一個仍為呼喚新象徵的古老世界的廢墟。』[ [希臘]娜希亞·雅克瓦基【歐洲由希臘走來】中譯本第129-130頁，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實際上，遙遠旅途目的地是『中國』、而所謂『美洲新大陸』是無意中發現的，發現時稱其為『印第安』，『印第安』與『印度』是一個詞，當時的含義指的就是『中國』。
『文藝復興運動時期的、以探索與發現為特徵的東地中海之旅，卻有着一個巨大的空缺——雅典。正是得益於安科納人基里阿庫斯對這座城市的回憶，我們開始了本章的寫作；也正是因為它的作品的存在，以及早已為我們所熟知的、自15世紀起就有的對這座城市的發現、講述、描繪和敬慕，我們才會對發生在16世紀文藝復興運動鼎盛時期的漠視雅典的旅行風尚、產生如此強烈的質疑。……發現美洲比「發現」雅典大約早了兩個世紀。……回顧總結始於16世紀的東方-雷旺達旅行傳統，有必要明確指出，無論怎樣估量和研判，雅典的古代遺址均不構成此行的組成部分。』[ [希臘]娜希亞·雅克瓦基【歐洲由希臘走來】中譯本第130-132頁，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其實，安科納人基里阿庫斯的作品不過是後世的偽作（詳見本章第4節『百年遊歷，八重虛構』），可惜這位雅典學者娜希亞·雅克瓦基『不識廬山真面目』，在着力方向出了偏差，她得出結論認為：『究其原因，雅典的缺失，正是強大傳統勢力成功將其避開的必然結果，……漠視雅典恰好體現了基督教意識的（主觀）排斥。』[ [希臘]娜希亞·雅克瓦基【歐洲由希臘走來】中譯本第131頁，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總而言之，對於16世紀來說，希臘的君士坦丁堡、或曰希臘的基督教古代，輕而易舉地就偷取了世人的視線，吸引了大眾的目光。它憑藉着似曾相識的光榮外表，將古希臘掩蓋在其表層之下。如果這也算一件趣事，就讓我們輕鬆做出一個溫和結論吧：16世紀文藝復興運動的文物收藏研究向希臘古代的延伸，屬於「發現」羅馬古代並將其融入教廷統治的整體行動的一部分；它最終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希臘-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堡，而不是古典時期的雅典。』[ [希臘]娜希亞·雅克瓦基【歐洲由希臘走來】中譯本第113頁，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法國人開創了『東方之旅』
16世紀法國弗蘭西斯一世國王統治時期（1515—1547年），在法國派駐君士坦丁堡的大使——達拉蒙（d」Aramon）周圍形成了一個精英圈子。
『在16世紀盛行的旅行遊記創作中，來自法國文藝復興圈子中一群才華橫溢的文人最為出類拔萃。……術語「達拉蒙身邊群體」的確立，應當歸功於尼古拉?約爾加（Nikolae Iorga）；它直接表明了法國文人現身奧斯曼帝國的最早時間。正是這些文人以他們東方之旅的豐富經驗、創作了第一批遊記作品。而達拉蒙則藉助其大使職位的便利，就地幫助了這個雲集君士坦丁堡的文人群體。』[ [希臘]娜希亞·雅克瓦基【歐洲由希臘走來】中譯本第103頁，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東方之旅』【遊記】的第一批作者
讓·謝諾（Jean Chesneau）
雅克·加索（Jacques Gassot）
安托萬·熱弗魯瓦（Antoine Geuffroy）
紀堯姆·波斯特爾
安德烈·泰韋（André Thevet）
皮埃爾·貝隆（Pierre Belon）
尼古拉·德·尼古萊（Nicolas de Nicolay）
皮埃爾·吉勒（Pierre Gilles）
這批作者，都是法國大使達拉蒙周圍精英圈子的成員。[ 參看[希臘]娜希亞·雅克瓦基【歐洲由希臘走來】中譯本第103頁，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該文化群體的結集是法國宮廷的國家行為
『這個圈子的存續，似乎還應該直接歸功於法國宮廷本身、尤其是弗蘭西斯一世對保護文學藝術所暗中打造的氛圍（弗蘭西斯一世1547年去世後，他的兒子埃里克斯二世繼承了他的政治衣缽）。正是這個文人群體，以其公眾形象及創作作品，為創新的文藝復興東方之遊記文學樹立了第一個榜樣。』[ [希臘]娜希亞·雅克瓦基【歐洲由希臘走來】中譯本第103-104頁，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有關該群體與法國國王有牽連的傳聞，首先基於如下這一事實：該群體中的許多人（吉勒就是其中之一），都是由弗蘭西斯一世國王直接委派和資助的，後來埃里克斯二世也效仿其父的做法（比如說對文人尼古萊）；其次基於某些論著有關這一關係的表述，例如貝隆的【對於希臘、亞洲、猶太地區、埃及、阿拉伯等地發現的具有紀念意義之奇聞軼事的評論】（巴黎，1553年）。該文歌頌了弗蘭西斯一世對文學與藝術復興所做出的貢獻。法國宮廷，尤其是弗蘭西斯一世，在當時的「文化春天」以及「東方」政策上所起到的作用，確實創造了一個有利於集體合作研究雷旺達現象的良好環境。』[ [希臘]娜希亞·雅克瓦基【歐洲由希臘走來】中譯本第103頁注，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皮埃爾·吉勒（Pierre Gilles）的『古希臘』是『君士坦丁堡』
【論君士坦丁堡的地形】『堪稱文藝復興運動期間奧斯曼帝國旅行經歷中誕生的、最傑出及最全面的研究作品之一。』[ [希臘]娜希亞·雅克瓦基【歐洲由希臘走來】中譯本第105頁，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作為一座能夠滿足對蘇丹王宮、宮廷禮儀以及帝國權杖持有人的道德品格的好奇心的城市，君士坦丁堡為眾多的旅行家貢獻非淺。這座擁有包括聖索非亞大教堂在內的雄偉遺址的城市，在當時引起了舉世讚嘆；同樣也是這座融希臘、基督教及古代為一體的大教堂，引起了16世紀最輝煌的古代遺址、羅馬萬神殿的敵視和驚恐。
「聖索非亞大教堂堪稱世上最完美的建築，端莊地佇立在世人面前……。
無論誰目睹了它的風姿，立即會忘記對羅馬萬神殿的讚美。它給萬神殿造成了如此巨大的麻煩，為此我驚愕不已……；誠然，這座大教堂絕對是舉世無雙的……」』[ P.貝隆【對於希臘、亞洲、猶太地區、埃及、阿拉伯等地發現的具有紀念意義之奇聞軼事的評論】，巴黎，1553年，第74頁；轉引自[希臘]娜希亞·雅克瓦基【歐洲由希臘走來】中譯本第114頁，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皮埃爾·貝隆（Pierre Belon）所尋找的古希臘核心聖地是『阿索斯聖山』
阿索斯山全稱阿索斯山自治修道院州，希臘北部馬其頓的一座半島山，東正教視之為聖山。
『貝隆將聖山在希臘人心目中的核心地位、與羅馬在拉丁人心目中的地位相提並論：「對於今天希臘人來說，就像羅馬對於拉丁人那樣，阿索斯聖山擁有同樣至高無上的神聖性」；此語一出，貝隆賦予聖山的標誌性作用就昭然若揭了。』[ [希臘]娜希亞·雅克瓦基【歐洲由希臘走來】中譯本第119頁，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假如我們還想進一步證實文藝復興運動的觀察家們是如何看待希臘人的，那麼只好照抄貝隆有關聖山教育及文學狀況的言論了：
「這些修道院有聖骨和精美的朝聖品。教堂建築完美，設施精良。修士們從早到晚地禱告，而他們講的都是希臘語。從前，這裡能夠找到文筆娟秀的希臘手稿；因為，以往住在修道院裡的希臘人，比如今的希臘人更有文化涵養。可是，大多數人恐怕都一無所知；如今，在整座阿索斯聖山，已經不可能在同一座修道院裡再找到第二位聖賢修士了。倘若誰還想獵取手寫的神學書籍，這並不困難；可他卻要明白，這已不再是過去那種充滿詩意和哲理的書籍了。」（貝隆上述論著第37頁，背面）』[ [希臘]娜希亞·雅克瓦基【歐洲由希臘走來】中譯本第125頁，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三、17世紀70年代法國人及英國人『發現雅典』之旅
在歐洲歷史上興起的著名的『東方之旅』中，在從16實際上半葉開始到17世紀70年代前的一百數十年間，基本上與『雅典』為代表的希臘無緣。而到了17世紀70年代，在短短的10年間突然爆發了『發現雅典之游』的熱潮。
然而，『發現雅典之游』最初有着很強的法、英兩國的官方背景。
東方之旅，獨缺『雅典』
『文藝復興運動時期的、以探索與發現為特徵的東地中海之旅，卻有着一個巨大的空缺——雅典。……發現美洲比「發現」雅典大約早了兩個世紀。』[ [希臘]娜希亞·雅克瓦基【歐洲由希臘走來】中譯本第130頁，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17世紀70年代是歐洲與希臘地域關係變化的轉折期。在過往的一個多世紀裡，東方之旅（雷旺達之旅）早已大功告成，而此刻希臘才剛剛進入公眾的視線。』[ [希臘]娜希亞·雅克瓦基【歐洲由希臘走來】中譯本第183頁，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面對意大利的『藝術優勢』、法國及英國早有取而代之的動向
『1648年後，羅馬感到了新的壓力；尤其在重新描述雅典的最初十年間，這一壓力更多的是來自首都城市——巴黎和倫敦的地位上升及其影響力的不斷擴大。以路易十四為代表的法國歷代宮廷王朝，先後策劃並實施了羅馬古代文物收藏向巴黎的大轉移，儘管這一計劃最終未能得逞。[ （弗朗西斯·哈斯克爾和尼古拉·彭尼[Nikolas Penny]的【品鑑及古玩：古代雕塑的誘惑】[紐黑文，1982] 見[希臘]娜希亞·雅克瓦基【歐洲由希臘走來】中譯本第225-226頁，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而以查爾斯二世為首的倫敦也蠢蠢欲動，試與巴黎一爭高下。[ （費利克斯·巴克&彼得·傑克遜[Felix Barker&Peler Jackson]的【倫敦，一座兩千年的城市及其民眾】[倫敦，1974]）見[希臘]娜希亞·雅克瓦基【歐洲由希臘走來】中譯本第225-226頁，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1666年在羅馬成立了法國學院。通過這一渠道，逐漸形成了一種將藝術珍品由羅馬運至法國首都的挪用——占有機制。在這一新型機制下，哪怕是藝術品本身無法運出，起碼可以輸出相應的藝術理念或知識，這樣就可以創造出比原版更好的新的藝術品。』[ [希臘]娜希亞·雅克瓦基【歐洲由希臘走來】中譯本第225-226頁，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發現雅典』之旅的英國官方背景
『在此需要回頭看看弗朗西斯·弗農以及他與皇家協會的關係。這家社團在17世紀70年代初成立於倫敦，目的是推進科學領域的試驗方法。從某種角度講，它被視為 「現代世界起步的足跡」。尤其是皇家協會通過刊物【哲學學報】而系統培育的科學合作精神，進一步鞏固了科學史家賦予17世紀70年代、這一科學革命巔峰時期的重大意義。弗農正是向這家著名社團經辦的第一份「科學」刊物遞交給了他的雅典觀感。在這篇內容精華的短文中，弗農為採集十座希臘城市的地理經緯度進行了一系列的實地天文測繪[ （弗農，【神奇旅行匯編】，第29頁）]，並在此基礎上扼要闡述了他的種種思考。弗農的新測繪結論修正了以往的失誤，被公認為是最準確及最權威的，因此被歐洲的地圖繪製者為全面勘查希臘地形採用了一個多世紀（整個18世紀期間）。無論從發表旅行觀感的郵遞細節上看——此文未等作者返回就發表了，在當時實屬罕見，還是從出版速度之快上看，它們都以不同方式反映了當時科學發現的氛圍；當然，這其中涉及的不僅僅是希臘。隨着弗農的活動，剛剛起步的雅典之旅以及新成立的歐洲科學社團，在實踐中有效地匯聚到了一起；隨着出版業的發展，這一匯聚顯示出了更大的關聯性。在回到吉耶那裡之前我們還想說，弗農的活動以及他所選擇的人物群體，促使我們重新思考古代希臘及現代歐洲科學家之間相互關聯的熱門話題並對此作出客觀評價；就在弗農文章發表一年前，吉耶在他的【古雅典和新雅典】一書中、用神話虛構手法編織出了他對這一相互關聯的理解——當然，這本書也向我們展示了他的人物群體。』[ [希臘]娜希亞·雅克瓦基【歐洲由希臘走來】中譯本第237-238頁，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造訪『雅典』第一人——法國里昂人雅各布·斯蓬
『雅各布·斯蓬不愧為歐洲17世紀70年代希臘地域之旅的開路先鋒。』[ （腳註：斯蓬很早就贏得了「第一位前往希臘的科學旅行家」的美譽。參考烏爾里希·馮·維拉莫維茲-莫蘭道夫的【古典研究史】，休赫·洛伊德-瓊斯編審，倫敦，1982年[1921年德文首版]）見[希臘]娜希亞·雅克瓦基【歐洲由希臘走來】中譯本第184頁，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雅各布·斯蓬一譯『雅克·斯龐』（Jacques Spon），『法國人雅克·斯龐旅行的範圍更加廣泛，研究不同種類的紀念碑，並勤奮地複製手稿的版本，以至他被稱為第一位真正科學意義上的旅行家。』[ [德]維拉莫威茲【古典學的歷史】中譯本第1版第80-81頁，三聯書店2008年6月]
1675年有一艘船從威尼斯出發，駛往君士坦丁堡。當它穿越達爾馬提亞，來到了阿克羅基拉夫與科孚島之間的水域，一位法國乘客大聲驚呼：『我們到了希臘入口了！』
這位法國乘客就是雅各布·斯蓬。隨即，他發出了這樣的感嘆：
『我們到達了希臘的入口。千真萬確，當年埃涅阿斯途經此地發出的悲嘆，此刻卻在我們心中升騰為巨大的喜悅。因為，他把希臘人當作了毀滅家園的罪魁禍首，而我們則視他們的祖先為科學與藝術的開山鼻祖。』[ 雅各布·斯蓬【意大利、達爾馬提亞、希臘及雷旺達之旅】，里昂，1678年，第1卷，第120頁；轉引自[希臘]娜希亞·雅克瓦基【歐洲由希臘走來】中譯本第183頁，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當我們全面地探索一個偉大事件時，還會重新遭遇這些內部運作；在這個偉大事件中，一個新的旅行傳統破繭而出：雅典闖入了歐洲意識之中。從某種象徵意義上講，在希臘入口處與埃涅阿斯的訣別，預示了某種轉變；它將斯蓬推上了訪問雅典第一人的位置，而他本人則滿懷喜悅地踏上了希臘國家的土地。……而雅典之於希臘，就好比當初羅馬之於意大利。』[ [希臘]娜希亞·雅克瓦基【歐洲由希臘走來】中譯本第190頁，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1674年斯蓬髮表巴班的著作【關於雅典城的現狀】
『1673年初，一封描述雅典的手書從伊茲梅爾郵遞到了里昂。上面標明的郵戳日期是1672年10月8日。寫信人和郵寄者的名字叫雅克-保羅·巴班（Jacques-Paul Babin）。此人系耶穌會傳教士，作為傳教士使團成員被派往東方，常駐卡爾基斯（希臘東南部的港口城市——譯者），因此有機會多次訪問雅典。而此函的收件人——巴班描述雅典的文章【我的親眼所見】的約稿人，也是一個剛從君士坦丁堡卸任的神父。緊接着，里昂人德·珀夸爾天主教士（Abbé du Pecoil）將此函轉交給了我們早已熟識的那位新教徒醫生及文物收藏家雅各布·斯蓬；而那時的斯蓬已是一位小有名氣的作家了，曾經發表過一部有關他的出生地里昂的文物收藏研究專著。斯蓬親自關照了此封書信的出版事宜；作為補充，他還撰寫了兩篇有關雅典城市歷史及其古代遺址的文章；其中一篇【關於雅典城的現狀】於1674年在里昂發表。這本小冊子無疑是第一本詳細描述雅典現狀的印刷品，卻從未正式出版過。』[ [希臘]娜希亞·雅克瓦基【歐洲由希臘走來】中譯本第205-206頁，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1675年的某天，法國與英國4位旅行家聚首威尼斯、結伴赴雅典旅行
法國人雅各布·斯蓬（Jacques Spon）
英國人喬治·維勒（George Wheler）[牛津大學學生，酷愛政治學]
英國人弗朗西斯·弗農（Francis Vernon）[天文學家及數學家]
英國人賈爾斯·伊斯特科特爵士（Sir Giles Eastcourt）
四人最終都抵達了雅典，其中三人發表了各自對雅典的觀感作品。1676年弗朗西斯·弗農在當時皇家協會刊物上發表了敘述雅典的短文，1678年雅各布·斯蓬髮表了3卷集【意大利、達爾馬提亞、希臘及雷旺達之旅】，1682年喬治·維勒出版了【希臘遊記】。[ [希臘]娜希亞·雅克瓦基【歐洲由希臘走來】中譯本第207-208頁，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虛構雅典旅行記
1675年另一部關於希臘的書在巴黎出版，即喬治·吉耶（George Guillet）的【古雅典和新雅典】。這是在同一年中出版的第5本有關雅典的圖書。吉耶的作品迅速走紅，第二年就出版了3版，還被譯成了英文；英文版的標題是【雅典之旅姍姍來遲的諸多理由】（倫敦，1676年）。[ [希臘]娜希亞·雅克瓦基【歐洲由希臘走來】中譯本第208-209頁，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這是一部偽書，作為旅行記的作者，從來就沒有到過雅典。詳見本書後面章節『發現雅典，八重虛構』的考述。
10年間，『雅典』從一個虛幻城市、搖身一變成為一座名城
『從1672年巴班小冊子問世，到1682年維勒作品發表的10年間，雅典從一個默默無聞的虛幻城市演變成為路人皆知、人們津津樂道的城市，……隨着十年間新遊記作品的不斷湧現，對雅典古代遺址及其當代地形作出系統描述的呼聲也開始不絕於耳。與此同時，以雅典為最終目的地的新旅行傳統拉開了大幕；從那時起，雅典成了希臘的旅遊中心，它的知名度日益高漲；而在人們的心中，古希臘也以前所未有的清晰度、呈現為一個實實在在、可以觸摸的現代國家，並且以嶄新的面貌步入歐洲人的思維版圖。』[ [希臘]娜希亞·雅克瓦基【歐洲由希臘走來】中譯本第209-210頁，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不僅『雅典』，所謂的『斯巴達』也是由胡亂指認而來
『1676年，吉耶再推有關希臘的新書，而此次探討對象直指斯巴達，書名則是【古斯巴達與新斯巴達】。……
儘管身處巴黎，吉耶毫不猶豫地做出了一個更大膽的預測；他將同一個斯巴達重新帶回到現代地理之中，帶回到繼成功發表【古雅典和新雅典】後所撰寫的續篇【古斯巴達和新斯巴達】所描寫的那個地區。誠然，吉耶的斯巴達同樣不過是米斯特拉斯（位於希臘拉克尼亞地區的歷史城市。——譯者）的翻版，其隨意性大大超過了他在描述雅典地域時所表現出來的主觀臆想。不過，他的作品卻在修復奧斯曼統治省份的古代地形中、喚起了人們對往日的追憶，同時也以古代特徵為參照、進一步加強了希臘國家的新面貌。』[ [希臘]娜希亞·雅克瓦基【歐洲由希臘走來】中譯本第209、271頁，花城出版社 2012年3月]
17世紀末起的『遊記作品』為『新希臘』近代國家的誕生開闢了道路
『從17世紀末起，得益于吉耶、斯蓬、弗農以及維勒等人作品的不斷翻譯出版，雅典大步走入了歐洲人的精神領域和地理視線，打開了一條通往希臘復興的道路。在此，我們無意對認識希臘地域的進展作出系統總結，而只想說明這一現象的確存在並不斷升級；我們同樣還想證實，與希臘國家在希臘土地上的相會，構成了18世紀歐洲認知古代希臘的基本要素；正是在這片堅實的土地上，歐洲人辛勤耕耘並精心哺育出了對希臘人的好感。
通過對現存城市、文物遺址、森林植被、山川河流的不斷探索，通過不同旅行路徑對希臘境內的實地踏訪，希臘真正以國家面貌走入了公眾的視線；當然，這個國家是在古代希臘的基礎上被加以確定的。一個自17世紀末起為世人上下求索的古希臘，最終烘托出了一個栩栩如生的國家——新希臘。從此，地域轉換成了『國家』。隨着旅行的深入以及旅行描述的深化，希臘走進了現代地理意識，被確認為世界版圖上的區域之一——國家之一。因為，歐洲圍繞希臘所展開的活動，在當時幾乎完全偏離了希臘的古代軌跡，卻包含了一個嶄新的及自治的重要成分：確認、加強、辨別且獨立看待奧斯曼統治土地上的一塊特殊區域。
新的重塑核心由此而確定。這已不再是仍在進行中的對古代地域的簡單考證，也不再是古希臘在奧斯曼帝國西方省份土地上的一般性恢復；它直接關係到意義重大、並且能夠產生實質性差異的國家含義。新的古代希臘正冉冉升起，而同時出現的則是原先統一的奧斯曼統治的日落西山。
早在17世紀70年代，上述作品通過它們的描述、就已經將阿提卡以外的大片希臘本土認定為希臘地域。斯蓬（與維勒一起）描述了始於巴特雷、穿越納夫帕克托斯和希臘本土、直至雅典的全部地區。這些包括巴特雷、納夫帕克托斯、安菲斯、忒邦和里瓦蒂在內的大批城市，為斯蓬確認它們的古代身份提供了大量憑據。斯蓬旅行的最大發現，就是卡斯特里村莊與帕爾那索斯山脈德爾斐古代遺址的吻合。這一吻合使得人們開始重新審視帕爾那索斯山：它具有深厚的文學積澱；正是在這片歷史悠久、現實存在、可供瞻仰並且容納了如此大批燦爛古代遺蹟的地方，繆斯選擇了她們的居所。
……
斯蓬和吉耶以不同的方式——前者的精確信息、後者對古代地域的追思，共同經歷了這一極其敏感的歷史階段；在此期間，希臘古代國家的新面貌逐漸得到塑造，歐洲之旅以及由此生發的敘述方式也逐步得以形成。事實上，在18世紀的歐洲意識中，古代希臘早已被視為一個嶄新的、清晰可辨的國家了。』[ [希臘]娜希亞·雅克瓦基【歐洲由希臘走來】中譯本第270-271頁，花城出版社 2012年3月]
歐洲開始『發現雅典』之旅之前，已對中國文化有了相當了解
在歐洲開始『發現雅典』之旅之前，實際上已經對中國文化有了相當程度的了解。舉例來說，『德國麥開爾（Franz Rudolf Merkel）在所著【萊布尼茲與中國傳教】（G.W.von Leibniz und die China-mission,Leipzig,1920）中，則主張萊氏很早即已研究中國哲學，他手邊有很早的著作，如1660年斯彼基利阿（Th.Spigelius）所著【中國文藝論】（De re literaria Sinensium）與1667年刻射所著【中國圖說】；在萊布尼茲1669年起草的【關於獎勵藝術及科學德國應設立學士院制度論】中，已可看出對於中國考察所得的結論。還有1679年柏林繆勒（Probst Andreas Müller）計劃出版的Clavis Sinica，萊氏對之大感趣味，觀於他的筆記中所引起的許多問題，便知這個時候他對於中國已有很好的知識。』[ 賴赫懷恩【中國與歐洲】，頁88-93引麥開爾原書共七次之多；轉引自朱謙之【中國哲學對於歐洲的影響】第218-219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
從『發現雅典』之旅到歐洲內陸大旅行
『歐洲人來到希臘，帶來的不僅是新的技術發明，同時還捎來了他們自己的「偉大人物」以及他們自己的象徵性名字：迦桑狄和笛卡爾。這些在哲學及科學領域具有創新思維的重量級人物以及他們充滿傳奇色彩的名字，正代表着歐洲的現代面孔。在1675年的阿提卡土地上，藉助【古雅典和新雅典】一書，希臘的古代聖賢與歐洲的現代文人最終珠聯璧合；而拜謁這些古今「偉大人物」的墓地，恰好體現了對他們的懷念和敬仰，同時也昭示了歐洲新的行為實踐。如今的雅典之旅充滿了敬重和自豪，而不是敬畏：為現代人的成就油然而生的自豪感隨處可見。於是，先前賦予雅典的榮耀，演變成了傑出繼承者獻給優秀先驅者的榮耀。與此同時，我們還注意到，雅典之旅還再自然不過地與其他前往歐洲腹地的旅行路徑相互銜接；這就是旅行傳統中時常提到的歐洲內陸大旅行（Grand Tour）。』[ [希臘]娜希亞·雅克瓦基【歐洲由希臘走來】中譯本第237頁，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見董並生【虛構的古希臘文明——西方歐洲『古典歷史』辨偽】，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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