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為什麼一定要北伐

北伐是戰略錯誤嗎？

北伐目的是什麼? 打得魏軍落花流水,驅除曹魏,一統中原,這就是魏延想的。事實上蜀漢和魏國的國力相差7倍,單靠現有的軍事力量,就展開蜀魏的決戰對蜀國真的有利嗎? 答案顯然不樂觀。諸葛亮北伐的真正目的,並非與魏國決戰,而在於斬斷魏國右臂,控制河西走廊,改蜀漢南北攻勢為東西攻勢,依靠雍涼積蓄力量,這是比較現實的作戰方針。事實上,如果不是街亭失利,此消彼長,吳蜀聯合軍與魏國的力量對比就會出現變化。這是諸葛亮從全局上對隆中對的修正,他清醒地認識到荊州不可以復得,益州不足以制天下,控制民風剽悍的西涼,自西向東居高臨下,則為蜀漢取得北周滅齊的君臨態勢。如果攻佔雍涼,後來北伐困擾孔明的兵員,糧運,甚至人才問題均可迎刃而解,而且背後還沒有一個可能隨時背盟的東吳。

消化了涼州以後,蜀、吳就可以象兩個不同方向的絞索,慢慢地把魏國絞死。諸葛亮是並不打算畢其功於一役。

——以上是關於諸葛亮北伐問題比較理性的一種分析，也有相當地道理。

表面上這似乎已經回答了蜀漢為何北伐的問題——不可坐而待斃，應以攻為守，佔領隴右，才有可能圖存於三國，進而恢復中原，統一天下。

我們先來關注一個細節：如果蜀國並非以統一中原作為戰略目標，而是以防守作為目標的話，佔據漢中、劍閣一線防守比佔據隴右以後防守更容易。因為蜀國與隴右之間的山路是艱險的，而且人煙較少，而隴右多為畜牧區，如果要駐紮大軍，必須從蜀中運糧，而這一糧道又很容易被以長安為基地的魏軍切斷。也就是說，隴右只有作為進攻的一翼配合漢中軍隊進攻關中才有其意義。假如蜀國想佔據隴右便止步不前的話，根本不可能守住。但如果蜀國的目標是佔據隴右再進攻關中的話，無疑意味着要與魏國做全面對抗與總體決戰，因為關中那時已成為魏國的核心統治區之一。而與魏國全面對抗與總體決戰並非蜀國所願，也非其能做到的。

但如果我們的問題意識更深入一步，這個問題仍然有探討的必要：蜀漢是否應當休養生息、積蓄國力？因為憑蜀國地理上的險要地形，防守遠遠比進攻容易；更因為憑蜀漢之國力，總體上根本不可能與曹魏抗衡，蜀國為什麼不能搞睦鄰友好政策，來個和平共處，而為什麼一定要征伐天下呢？

這個問題或者可以這樣問：為什麼一定要謀求統一呢？為什麼就不能像近代歐洲那樣，發展一種多國並立的國際秩序呢？

事實上，這一根本性的問題在歷史上已有人提出質疑：

兵者兇器，戰者危事也。有國者不務保安境內，綏靜百姓，而好開闢土地，征伐天下，未為得計也。諸葛丞相誠有匡佐之才，然處孤絕之地，戰士不滿五萬，自可閉關守險，君臣無事。空勞師旅，無歲不征，未能進咫尺之地，開帝王之基，而使國內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調。[吳大鴻臚張儼：【默記】]（大家要注意到，提出這一觀點的人是吳國人，我後面會分析為什麼多數吳國人會有此想法）

綜上所述，我們看到的是：蜀國依險要地形割據自守並非做不到，而且比進攻勝算更大；蜀國在防守的基礎上修養生息，注重內部發展，魏國不可能馬上滅掉蜀國（至少在幾十年的時間內）；魏國用心在內，並未大規模進攻蜀國，而一直是蜀漢在進攻；恢復中原並非一定是諸葛亮和蜀國的真正目標；如果蜀國目標並非一定要統一天下而只是維持政權生存，防守遠遠比進攻容易做到；如果蜀國立足於防守的話，佔據漢中、劍閣一線防守比佔據隴右以後防守更容易。那麼如果我們還能分析出魏國並非一定要滅掉蜀國的話，諸葛亮的北伐似乎完全成了勞民傷財、徒勞且不必要的戰略錯誤了？

魏國是一定想滅掉蜀國嗎？否

我們首先來看，這樣做（防守以圖存）有沒有可能：

有網友指出：『當時蜀漢只有益州一地，如果只守，更加不是中原對手，諸葛亮北伐是為了開拓土地，增強實力，按當時情況，不進攻更是坐以待斃。』

這樣的觀點聽上去是有道理的。但這個觀點有一個前提：蜀漢是『以中原為對手』。如果拿掉這個前提，以蜀漢之國力，兼以佔有漢中之有利地勢，如果能君臣一心、上下用命，割據自守並非做不到。

這個前提可以理解為是基於這樣一種思路：如果蜀漢不想着削弱和滅掉魏國，那必然會被休養生息強大後的魏國滅掉。那時，山川險要是不足為恃的。

關於這一點，我們首先要指出，蜀國依險要地形割據自守並非做不到，而且比進攻勝算更大；其次，我們談歷史不能以後來的歷史事實來推論先前的情況，後來鄧艾鍾會等確實是進攻並滅了蜀國，且不論這一成功建立在很大偶然性之上，其實若不是諸葛亮連年北伐消耗和削弱了自身國力，鄧艾即使奇襲也未必能獲得成功；再者，就當時的歷史來看，曹丕稱帝以後，內部統治面臨很多問題，曹魏統治集團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用力的重心是在內而非在外，從當時的蜀魏攻守來說，也主要是蜀漢進攻而非曹魏進攻。如果不是諸葛亮一再進攻，至少在幾十年的時間內，曹魏既不想（我下面展開分析這一點）也不可能消滅蜀國。

我之所以說曹魏並不『想』消滅蜀國，是在相對意義上而言，是說魏國是否進攻和統一天下並不影響魏國的政權合法性，至少相對於蜀漢而言是如此，所以魏國在幾十年中並未主動進攻蜀漢。而另外一個國家吳國更根本沒有統一天下的欲望。而蜀漢就必須不斷進攻，至少要擺出一個要統一天下的姿態，才能維持自己的政權合法性。這是由三個國家的立國精神決定的。

關於魏蜀吳三國的立國精神，我們從它們各自的國號就可以窺到一斑。『魏』、『吳』都是地域性符號，這兩個字主要標示各自的地域。曹丕以『魏』為國號，當然主要是由於曹操受封魏王（封地在鄴，屬古魏地）。但我們要看到，以『魏』為國號，意在強調政權的地域性根源，以獲得以魏地為核心地區的北方士人的認同。吳之立國，更是完全體現其作為地域性政權的特點。而蜀之立國，以『漢』為國號，是強調對漢朝政治文化符號的繼承。（參考本人文章【魏蜀吳三國立國精神之不同及影響】）

這裏需要做一點辨析，歷朝國號之確立很多都是以其最初的封地為號的，最早的夏商周情況特殊一點（由部落建國與後來的統一王朝不同），後來的如秦、漢（西漢）、晉（西晉）、隋、唐、宋皆是如此。以封地為國號，首先是為標示政權的宗法地域之源，其次因為這些政權都是由封地地域起家，逐步擴張兼併而建立統一王朝的，開國大臣中多為從原封地地區而來，因此權力基礎方面需要依靠核心區世族勢力的支持（陳寅恪在【唐代政治述論稿】中充分論述了關隴集團在唐政治中的作用），以原封地為國號即有此義。魏、吳國號之確立，即是立足於割據政權的現實，以爭取本地世族的支持為首義。我們可以看到，在三國之前的歷史中，魏吳從來不是中央政權的符號，而只是割據的諸侯國的號。

歷史上也有一些政權，並非以封地為國號。比如有些農民起義軍因無所謂封地，便不可能以此為號，更重要的是因為他們的權力基礎不是要爭取地域世族的支持，而是要獲得更廣泛的農民的支持，比如張角的黃巾軍和李自成的大順。再如兩個中間篡位的短命王朝——王莽的新和武則天的周，他們採用這樣的國號是為了顯示自己受命於天，或以恢復古制建立新政。新和周都是作為王天下的符號而不是地域符號，同樣因為他們的權力基礎不是要爭取地域世族的支持。

在國號選擇方面，更多的情況是由於此前的統一王朝深入人心，新王朝採用原來王朝符號作為國號以標示權力的繼承性，以繼承性來獲得自己政權的合法性，比如東漢、東晉、五代十國時期的後唐和南唐（他們的國號都是唐）。我們這裏要討論的蜀漢政權即是屬於這種情況。

諸葛亮北伐，心中有苦衷

諸葛亮之所以明知北伐有種種不利因素，而且是在對於蜀國之生存而言並非絕對必要的情況下，不斷出兵北伐，根本上是由蜀國的立國精神與統治必要決定的。

蜀漢選擇『漢』為國號，以繼承性來標示自己政權的合法性是主動的選擇，但也是不得不然。

從條件上說，採用原王朝國號要求統治者與原王朝有血緣繼承性，或至少是同宗。劉備與漢王朝的血緣聯繫並非那麼直接，他為了論證蜀漢政權對漢室的繼承性，不得不把這一血緣聯繫過分渲染與誇大。而劉備之所以無法象曹魏和孫權那樣以地域性符號作為國號，而選擇繼承漢作為自己的國號，除了自己姓劉有這一尚可利用的條件以外，是有下面的苦衷：

一、劉備早期一直是一個流徙性政權，沒有建立自己固定的根據地，也便沒有獲得某一固定地域世族的支持。這意味着他的政權不能也不必要以某一地域符號標示。而長期流徙帶來的有利影響就是使劉備對多個地區的士人有影響，而唯一能對這些不同地區士人起到連接作用的就是『漢』這一原王朝符號。

二、蜀國的統治集團構成與魏吳有很大差異。魏國和吳國的統治層都來源於當地，並以本地作為人才、兵員的來源和儲備庫，其政權基礎也主要來自於本地世族的支持。只有蜀漢的統治層分為『原從』、『荊州』和『蜀地』三部分，結構複雜，並且蜀國本地人一直沒有成為蜀漢最核心的統治勢力，最上層一直是原從和荊州士人佔主導。也就是說，蜀漢政權對蜀國人來說更多是一個外來政權。但蜀漢的兵員構成及人才後備又必須依賴於蜀國本地人，如何使作為兵員及下層統治基礎的本地人心甘情願地接受上層非本地人勢力的統治，對於蜀漢統治者來說，是最重要的問題。

蜀漢要把原來來自不同地域的追隨者集合在一個名號下，要使蜀國的人民和士人相信那些外來統治者有資格統治他們，決定了劉備必須採用『漢』這一國號。如果用『蜀』的話，一來原從與荊州人馬會沒有歸屬感，再者，把劉備看作外來人的蜀人未必會認同劉備。

但如果以『漢』作為國號，國策上北伐便成為必然（或說不得不然），因為以繼承漢中央政權政治遺產作為立國基礎，必然不能局限於蜀地一隅，否則你就無法向蜀地人民交代，無以號召人民，無以向人民說明你憑什麼統治這裏，無以獲得士人的支持。

蜀漢政權要向蜀地人民顯示和證實自己對漢王朝的繼承性，必須有北伐進取中原的動作，因此諸葛亮必須不斷出兵。但諸葛亮也知道以蜀之國力與軍力不可能推翻、消滅魏國，所以諸葛亮不會同意魏延直取長安的做法，因為一來那樣守不住，二來他並不想與魏國展開總決戰，所以諸葛亮只會採取穩妥、損失最小的戰略方向——進攻隴右。對蜀國和諸葛亮而言，他們並不希望北伐引起魏國的過分重視，最理想的狀態就是蜀魏能維持一種雙方傷亡都不大的戰爭僵持狀態，而蜀國能不斷有一些小的勝利以向民眾交代。雖然諸葛亮（以及後來的姜維）明知這樣對蜀國消耗很大，但北伐卻是不得不為之的一件苦差。

『興復漢室』只是政治口號

當然，有人會指出諸葛亮之北伐是為了『興復漢室』這樣一個理想目標——諸葛亮本人也是這樣表述北伐目標的，即使知其不可而為之，明知希望渺茫，也要勉力去做。中國傳統中的文人也有不少人持這樣一種理想主義的期待。但書寫為政治口號的東西經常並不是歷史的真實，就想我們在今天，特別是國際外交中，也會看到戰爭的發動往往有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比如『人權』『正義』，但這些藉口往往並不是他們行動的真正目的。

事實上，當我們以解釋學的眼光來看歷史就會看到，三國時代各國都是首先要圖存，『諸葛亮一心恢復漢室』主要是後來的文人學者的觀念附會和理想化塑造，以諸葛亮個人的理想作為北伐的主要動因是站不住腳的。而從蜀國的形勢上講，在當時現實的國力對比情況下，諸葛亮肯定明白蜀國之北伐是不可能完全消滅魏國，也不可能統一天下的，這一點，每一個理性和清醒的人都會看到。

作者簡介

孔門弟子，北京大學哲學碩士，歸宗於儒學一脈，現於某高校主講國學。經史互參，以闡華夏演進之脈絡；中西對勘，以明時代精神之隱微。玩於詩詞，聊為修心之餘緒；遊戲文字，權作行道之應幾。疏狂不求聞達，淡漠唯盼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