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矮化的反思 中國古代史研究的創新與回歸傳統

一 百年中國古代史研究的崇洋之路

近代以來，在西方國家船堅炮利的衝擊下，中國固有的傳統文化，也在強勢的西方文化面前，顯得中氣不足，低人—大截。在西風東漸的整體氛圍之下，古老的中國歷史學也不能倖免。睿智的中國學人們，在努力探索中國史學創新的同時，不免要對中國傳統史學進行某些自我矮化的反思。其中最著名的學者，莫過於胡適先生和梁啓超先生了。

胡適先生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中批評中國的傳統史學說：中國人作史，最不講究史料。神話、官書都可以作史料，全不問這些材料是否可靠。卻不知道史料若不可靠，所作的歷史便無信史的價值。』（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9頁）

梁啓超先生在其著名的【新史學】一文中也批評中國傳統史學說：徒知有史學，而不知史學與其他學之關係。（梁啓超：【新史學】，【飲冰室合集】第1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0頁）

『自我矮化』之典範，建構中國新史學的崇洋二人組： 梁啓超（左） 胡適（右）

20世紀前期胡適、梁啓超等前輩對於建構中國新史學的貢獻是毋庸置疑的，中國的史學研究，突破了以往比較單一的政治史及典章制度史的局限，開拓了經濟史、社會史、文化思想史的諸多研究領域。然而，這種新史學以及人文社會科學的重新建構，卻因此也把中國史學引入了模仿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甚至於邯鄲學步的尷尬境地。

20世紀上半葉，是中國社會激烈動盪、分化與重組的時代，中國的知識分子無不擔負着沉重的國家與社會的責任感，歷史學家們自然也無法例外。在整個國家政治社會的變遷之中，過分的國家與社會責任感，使得中國新史學的建構，逐漸分化出史學為政治社會現實服務的不同陣營。解放以後，信奉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歷史學家們，滿懷信心地以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來服務於政治與社會。

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後期即『文化大革命』結束止，是中國史學所謂『堅持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最為轟轟烈烈的年代。然而我們不得不遺憾地指出，這個時代中國古代史所討論的許多重大問題，基本上是希望把馬克思等經典作家所描述的歐洲的中世紀歷史，坐實於中國的古代社會之中。

儘管胡適先生作為另一陣營的代表人物，飽受中國大陸人文社會科學界的非議，但是中國史學界以及其他的人文社會科學界，基本上是沿着胡適先生與梁啓超先生等所建構的『新史學』的道路前進，這就是極力模仿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的理論、方法論來詮釋中國古代史，極力把中國古代史描述成馬克思著作中所敘述的發展模式。

『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中國社會進入『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的時代。歷史學界對於『文革』以前僵化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以及過分強調階級鬥爭理論來研究中國古代史，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檢討與反思。某些偏激的觀點甚至認為解放以來以至『文化大革命』結束前的中國史學研究成果，其大部分沒有可取之處。於是，隨着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西方不同學派的人文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論重新引進中國，中國的歷史學界，再次掀起了建構『新史學』的熱潮。這種熱潮延續至今，依然熱情不減。

然而同樣令人遺憾的是，20世紀八九十年代再度興起的『新史學』建構熱潮，依然沒有偏離上一世紀初期胡適、梁啓超等前輩們所有意無意倡導的模仿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的老路，只不過是花樣更加翻新，理論與方法論也更加多元化，多少有些令人目不暇接、消化不及。以至於延至今日，研究生們在撰寫中國古代史的博士論文時，羅列新名詞、新概念，標榜自己運用新理論、新方法來研究問題，成了論文卷首必不可少的題中之義。至於全文中所云如何，那就只能另當別論了。

西化華人模仿西方，認賊作父，顛倒黑白——以假歷史否定真歷史

我們只要簡略地回顧一下百年來中國歷史學理論與方法論的演變歷程，就不難看出，中國歷史學的百年探索之路，基本上沒有偏離模仿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的模式，我們或可稱之為『西學為體，中學為輔』這樣的中國古代史研究，多少已經迷失了中國史學的固有傳統，得耶，失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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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回歸傳統的歷史學意義

儘管百年來中國古代史研究基本上是沿着模仿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的老路前進，但是不能因此就予以斷然否定。事實上，西方的人文社會科學理論和方法論，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啟發了中國歷史學家的研究思路，開拓了許多以往中國傳統史學所未曾涉及的領域，從而取得了許多值得後人敬佩的研究成果。當然，在這些研究成果中，也許它的出現，有着歪打正着的因素在內，如中國古代經濟史研究，由於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重視經濟基礎的研究，從而大大推動了這一領域的研究。其中關於『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命題的談論，成為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的熱門話題。

從今日的眼光來審視，『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命題的討論，固然迎合了當時的政治需要和文化追求，但是許多學者們孜孜不倦地搜集史料、思考問題，產生了許多研究成果，時至今日，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參考價值，不容忽視乃至無端貶抑。

然而在空談、奢談乃至曲解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大環境下，20世紀50至70年代所取得的這些優秀成果，反而更多的是秉承了中國傳統史學重視文獻史料的發掘、重視實征分析等優秀成分而產生出來的。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是一面大旗，是一個大殼子。在這支大旗或大殼子之下，腳踏實地的史學研究依然使用的是老祖宗的辦法。

如果進一步思考百年來中國古代史的研究歷程，我們還可以發現在這些所謂的西方學術新理論、新方法論當中，其實已經包含着許多中國傳統史學的寶責成分在裏面。換言之，許多為人所津津樂道的新理論和新方法論，其實在中國傳統的史學中，也並不缺乏類似的合理因素。

我認為，中國古代史學最可珍責的優秀傳統就是對於文獻資料的記錄、保存與分析，特別是到了明清時期，中國考據學的豐碩成果，標誌着中國傳統文獻史料學及其分析理念進入了它的鼎盛時期。

因此，我們現在回過頭來看胡適、梁啓超等前輩對於中國傳統史學的批評，並不完全是合理的。所謂『中國人作史，最不講究史料』徒知有史學，而不知史學與其他學之關係』等等的批評，倒更像是『為了批評而批評』。

從司馬遷走訪大河上下、名山大川，到司馬光撰寫【資治通鑑】對於史料的認真鑑別，以及清代學人修撰【明史】時的嚴謹態度，無不反映了中國傳統史學對於史料的高度重視。從『六經皆史』到文史不分家的治學原則，也正說明了中國傳統史學的跨學科意識。

為了釐清中國古代史創新與回歸傳統的關係，下面我還是以自己比較熟悉的中國古代經濟史的研究歷程作為進一步論述的例證。

中國經濟史學的建構雖然基本始於20世紀，然而作為中國的經濟史學，其建構與研究並不能脫離中國傳統史學的傳承與發展，因此，就中國經濟史學的現狀而言，基本上是由兩個傳統所形成並發揮作用的。

一是由我們自己的優秀史學傳統所衍生出來的。這種傳統在乾嘉學派的治學方法中得到充分的體現。乾嘉學派的精髓，是以樸實的態度追求歷史文獻的本來面貌，本着『實事求是』的精神，採用訓詁、校勘、辨偽、類推、輯佚等方法，從歷史文獻中探尋歷史的真相。用現代科學的流行話語，就是歸納法、演繹法等並用，探索經濟史的本來面目。

十分令人遺憾的是，到了20世紀中期，這個從中國史學優秀傳統中所演繹出來的經濟史學學術傳統，一度受到輕視與冷落，後來反而成為日本的中國經濟史學的特色。

乾嘉學派（也稱考據學派）開創了『古典考據學獨盛』的盛況，分為吳派和皖派。

吳派獲得皇帝的支持，皖派得到學術界的推崇。

我國大陸的中國經濟史學在1949年以後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形成了新的學術傳統。不少有眼力的經濟史學家，把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視為一種人類的寶貴智慧，從中吸取了思想和得到啟發，作為他們剖析中國經濟史學的新理論和方法論的思想來源之一，從而為之後的中國經濟史學的發展，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然而我們也不能不看到，過度政治化和功利化的理論解讀，以及對於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生吞活剝，又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中國經濟史學的學術性和嚴肅性。

中國經濟史學發展至今所形成的這兩個傳統，都是我們進一步推進中國經濟史學的寶貴財富，儘管在吸收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以及其他西方經濟史學理論、方法論的過程中，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政治化和功利化的傾向，導致了中國經濟史學發展的曲折與低層次，然而對於這兩個學術傳統，我們還是需要予以認真地評估與繼承。

近代以來，中國學界普遍對於中國固有的文化傳統缺乏自信，因而在引入西方理論與方法的時候，往往輕率地否定我國固有史學的經濟史學傳統。這無疑是一種十分淺薄的學術行為和思維邏輯。作為中國的中國古代史，作為中國的中國經濟史學，是不可能憑空捏造出來的，傳統的繼承與弘揚無疑是建構和研究中國經濟史學的根本之道。

中國兩三千年的歷史發展告示我們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以農立國。以農立國的社會經濟基礎是農民。因此，中國經濟史學的建構及其研究，凡是脫離了對於農民的研究，就是完全失去了中國經濟史學的根本。換言之，中國經濟史學必須以『農民經濟』為核心，在『農民經濟』的基礎上，展開多層次、多視野、多角度的研究。

中國歷史上固然存在皇室、責族、官僚以至所謂的『地主』等不同階層或者階級，但是從根本上說，他們都是不同形式的『農民』他們的身份地位是不斷更換的。正因為如此，中國的經濟史學應當牢牢地紮根在『農民經濟』的基礎上，從農民經濟的衣食住行、生活生產形態、社會經濟關係、市場行為，一直到由『農民經濟』所產生出來的思想意識、文化精神等等各個方面，進行更為深入的細緻考察，從而逐漸探索出具有中國經濟歷史發展規律的學術思考。

我們要對中國經濟史學做這樣的深入探索，中國傳統史學中的注重史料搜集，以及關於史料校勘、考辨、類推、歸納、演繹等等的方法，依然是我們賴於立足的基礎。進行各個經濟問題的細部深入考察分析，是推進中國經濟史學無可替代的首選法門。

事實上，這種注重史料搜集與分析的研究方法，在西方的學人中也是深受重視的。近年來，為中國學界所津津樂道並且廣為引用的英國經濟史學者安•麥迪遜對於清代中後期中國經濟規模的論述，所謂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中國的GDP達2286億美元（國際元），居於世界首位，人均GDP不到600美元；歐洲諸國（除俄羅斯）居第二位，共1848億美元，人均GDP大約1090美元；印度居世界第三位，共1114億美元，人均GDP為533美元。當時歐洲許多國家正處於產業革命的熱潮之中，因此GDP迅猛上升，但GDP總額尚不及中國之多，而人均GDP已超過中國，因為歐洲各國當時人口只有一億七千萬，而中國已有三億二千萬。這年中國GDP佔全世界GDP的32.4%，歐洲佔26.6%，印度佔16.0%，其他國家和地區僅佔25.0%(安•麥迪遜著，伍曉鷹、馬德彬譯：【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另一位西方學者保羅•甘迺迪在其論著中也有類似的統計數字。他說清代乾隆十五年（1750年）時，中國的工業產值為法國的8.2倍，英國的17.3倍。就是到了道光三十年（1850年），中國的工業產值也還是英國的3倍，法國的5.7倍。甚至到了第二次鴉片戰爭時，英國的工業產值也才剛剛趕上中國，而法國則仍遠遠低於中國，僅為中國的40%(轉引自李伯重：【理論、方法、發展趨勢，中國經濟史研究新探】，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68頁）。

以上這種貌似精準的統計數字，在歷史學的學術意義上存在着兩種可能性：一是數字準確，持之有據；另一種可能是瞎子摸象，模糊猜測。但是無論是哪一種可能性，都離不開我在上面所說的那樣，必須注重史料搜集，以及對於史料校勘、考辨、類推、歸納、演繹等等的方法，進行『言必有據』的考據工作。

上述的數字如果是準確的話，說明這種考據是嚴謹的；如果是模糊猜測的話，說明其考據是隨意的。而嚴謹的考據態度，是中國史學傳統的基本法則之一。

當然，無論英國學者安•麥迪遜的考據數字是否準確，也不應失去其作為中國學者研究清代歷史的有益參照系。我們應該排除那種自我封閉、我行我素，全然不理會國際經濟史學學術發展的不良傾向。我們應該積極了解國際經濟史學理路與方法論的發展動向，吸取其中的合理部分，充實我們自己的經濟史學的研究內涵。

或許我們可以作出這樣的預測：中國史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應該回歸到以中國史學傳統為主體，以國際上的各種人文社會科學理論、方法論乃至自然科學等等的研究方法為輔體，相互促進，相互參照，從而推進中國史學研究的不斷向前發展。

『事實上，近幾十年來國際史壇新東西層出不窮。令人目不暇接，但最終經受住時間考驗的總是少數。』（李伯重：理論、方法、發展趨勢，中國經濟史研究新探】，第173頁）而反觀中國史學傳統中的『言之有理，持之有故』『無證不信』『言必有證，論從史出』的治學原則，倒更有永恆的學術文化意義。

因此，無論對哪一種新的理論和方法，都要一分為二，既不一概盲從，也不一概排斥，辨別精華糟粕，才能博採眾長，取精用宏。

當然，我們在努力繼承與回歸傳統的同時，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它的局限性。特別是中國傳統史學所擅長的細部考察，往往限制了對於歷史全貌的審視。

中國的考據學，更多的是側重於語言文字及典章制度的訓詁考釋，其所運用的深度和廣度均有待於進一步開拓。吳承明先生說過，所有的理論歸根到底都是方法論（吳承明：中國經濟史研究的方法論問題】，【中國經濟史研究】1992年第1期）。

應當充分運用國際上的各種新舊經濟史學理論，取其精華，來作為我們思考和探索中國經濟史學的方法論因素，開闊我們思考的視野和空間。而不是生搬硬套地把西方的理論作為模式來削足適履。只有這樣，才能推進中國經濟史學健康順利地向前發展，從而形成真正屬於中國的經濟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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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國古代史研究的創新與回歸傳統應該同時擯棄浮躁學風

近百年來，中國學者對於中國古代史學以及中國經濟史學的建構及其研究，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開拓性的重要成果。然而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中國古代史學、中國經濟史學的建構、探索，以至學者們的研究意趣，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經濟史學理論與方法論的影響。

無論是對於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討論，還是其後流行的區域系統理論、年鑑學派理論與制度經濟學等等，無不滲透着研究者對於西方經濟史學理論、方法論的偏好與效仿。在繼承中國史學傳統的基礎上，吸收國際上人文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論之精華，深入探索中國經濟史的發展軌跡及其特徵，才是中國經濟史學今後得以健康順利發展的正確方向。

百年來中國歷史學界以至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界對於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理論、方法論的偏好與效仿，撇開政治上以及個人的因素，其中還蘊含着一種十分美好的學術願望。這就是希望在西方文化霸權主義籠罩下的中國學術，能夠儘快地為西方學者所認可，所讚賞，用流行的話語就是說『與國際接軌』在這種美好願望的驅使下，中國的學術研究，當然也包括中國歷史研究，就不能不帶有某種焦慮與浮躁的脾氣。

與此同時，中國改革開放不斷向前發展路程中所引發的過度功利主義色彩的不良習氣，也會對學界一部分人產生影響。更有甚者，國內有一少部分學者不深知國際史學界新理論、新方法的真正內涵，單憑几個翻譯過來或自己生造的新名詞，就拼湊此說彼說，標新立異。這種極端浮躁的風氣，對於中國史學的健康發展，並無益處。

在過去的一百多年時間裏，中國的歷史學，也包括中國的其他人文社會科學，在國際社會上的聲音十分微弱。隨着國家改革開放的不斷進步，包括歷史學家在內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家們急迫希望自己的學科能夠在國際上有比較強烈的聲音展示，這是十分正常的。

然而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西方文化霸權主義已經在這個地球上橫行了很長的時期，作為後進的國家，任何的文化表述，都在習慣性上被視為低劣的產品，更不用說西方相當一部分人還對發展中的中國帶有莫名其妙的政治與文化偏見。

在這樣的處境下，中國的歷史學以及其他人文社會科學，需要的是我們自身的堅持與自信，而不是過分地對於西方的理論與方法論亦步亦趨。只要我們自己能夠對於中國的歷史學作出堅實的貢獻，那麼隨着我國國力的增強以及國際地位的提升，中國的文化學術影響力必然隨之提升，任何的急於求成和邯鄆學步，都不是我們推進中國歷史學前進的根本之道。

希望我們年輕代的中國古代史學者們、中國經濟史學者們，能夠在中國古代史學、中國經濟史學的理論探索、宏觀研究、命題建構，以及中國古代史、中國經濟史的基本問題的深入探索上，努力繼承和弘揚中國史學的優秀傳統，發揮聰明才智，開創出嶄新的局面。

原文來源：【史學月刊】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