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古學者』質疑西方偽史·世界本沒有公元紀年，莎士比亞是文盲？ ...

摘自：大同思想網

作者：秦漢月

疑西方之古，揭偽史之秘

——諸玄識【虛構的西方文明史】長沙研討會紀實

民國時期，出現了一個以顧頡剛為代表的『疑古學派』，專門質疑中國三皇五帝時期乃至夏朝的上古史。儘管上世紀90年代中國古史學家李學勤提出了『走出疑古時代』的課題，但是，學術界受其影響，至今仍然沒有走出疑古時代。林鵬在為諸玄識新書【虛構的西方文明史】寫的序中寫道：『疑古派懷疑一切的理論，正是十九世紀興起的強大的世界思潮。這個思潮在西方產生了對希臘古典文化的崇拜，在東方則恰恰相反，對西方的崇拜帶來了對東方的蔑視。』

21世紀初，中國又誕生了一個新的疑古學派，反過來質疑西方歷史上所謂輝煌的『古典文明』（古希臘、古羅馬），乃至整個近代『西方文明』；提出近現代『西方文明』並非原創，而是直接或間接地複製了來源於中國文化的內容，並且在複製的過程中發生了變異，產生了一個『文明的怪胎』。

該學派以著名學者何新的【希臘偽史考】（2013年）為標誌，率先向中國學術界發出質疑西方偽史的呼聲；其後黃忠平（生民無疆）、黃河清、李兆良、董並生、諸玄識等學者相繼針對西方偽史，從不同側面進行了全面質疑，初步形成了西方歷史『疑古派』的陣勢。該學派認為，所謂的古希臘羅馬文明，是近代早期和之後，西方國家及教會勢力有組織、有計劃地長期造假、誇大、虛構、神化的結果；例如希臘哲學家亞裏士多德動輒幾十萬字、總計上千萬字的皇皇巨著，就是隨着中國造紙術及印刷術傳入歐洲，在形成歐洲書面語言的過程中，由歐洲神職學者和西方中心論學者通過造假、拼湊、移花接木、冒名等方式，杜撰和編造而形成的。實際上反映的是16-19世紀西方的『中國化』水平（波特教授說：西方近代化即『中國化』）。所謂的『文藝復興』是一個19世紀的概念，因為不存在西方古典文明，因此也就不會有什麼復興之說。15世紀之前的歐洲實際上屬於原始社會，是極少使用文字的口語社會，既沒有發達的經濟，也沒有成熟的政治，更沒有源遠流長的文化；有的只是宗教禁錮，與文明概念完全沒有關係。

而以大同思想網為平台，以大陸新儒家的首倡者和世界新文明史觀的開拓者杜鋼建教授，及【源】作者流波等為代表的學者，近年來提出人類文明最早出現在長江流域的理論，與這種新出現的西方歷史疑古派的研究具有異曲同工之妙。人類文明長江流域起源說認為古希臘文明實則是由古代中國的羌戎族即游牧民族移民創造的，這和匈奴人、突厥人、蒙古人從東方游牧到西方有相似之處，實際上近現代的德、法、英等民族也無不是由中國的游牧民族即北狄西羌等族演化而來。杜鋼建教授不否定古希臘羅馬、文明的存在，但認為沒有世界教科書所說的那麼輝煌偉大，更無法和古老悠久博大的中華文明媲美，而且古希臘羅馬文明的源頭本身就在中國。

實際上，西方有良知的學者也從來沒有停止過對古希臘、羅馬文明的質疑；只是在『言必稱希臘』的中國學術界，人們對此視而不見。諸玄識的新著【虛構的西方文明史】針對古希臘、羅馬文明的質疑幾乎全部是採納西方人的一手原始資料。近年，美國學者J·H·布雷斯特德也專門著書【地中海的衰落】，認為古希臘人並非一開始就是航海民族，而是從東方移民過去的游牧民族，只是沒有把源頭追溯到中國。

所謂的古希臘文明到底是虛構的，還是由古代中國人移民創造的？10月21日，【虛構的西方文明史】作者諸玄識、【文明源頭與大同世界】作者杜鋼建、【虛構的古希臘文明】作者董並生等諸位先生，做客長沙熬吧，就此問題與各方學者朋友展開討論。

董並生、諸玄識、杜鋼建、枕戈

西方世界本無歷史概念，"公元紀年"出於近代虛構

近些年，針對古希臘、羅馬文明的質疑，首要集中在古希臘哲學家文本的流傳方面。中國文史傳統綿延不絕、一脈相承，雖然中國的著作也有一些文本差異和校勘的問題；但總體而言，中國的文史著作都是由幾千年穩定而統一的漢字書寫的，而且文字的載體從金石、甲骨、竹簡到帛書和紙張，脈絡清晰，具備書寫文明傳承的條件。流傳至今的著作，不少也有2千年以前出土的完整文本可以印證。像西漢司馬遷所著的50餘萬字的【史記】，今人是不會懷疑其真實性的。

而今天所謂的古希臘哲學著作，據說是在古希臘文、希伯來文、拉丁文、阿拉伯文以及當今各種歐洲文字之間跨文字系統傳承，如此翻來覆去，如何保證文本的原始真實性？其二，古希臘著作據說是在羊皮和莎草紙上傳承下來的，但這兩種書寫工具即使存在，也無法承載皇皇千萬言像亞裏士多德著作那樣的大量作品的保存和傳承。而且，這些大批的所謂的古希臘哲學著作，並沒有『古希臘文』的原始文本作為證據，更沒有地下考古文物來印證。所以，西方歷史疑古派認為，亞裏士多德的著作只是近代西方人冠以『亞裏士多德』之名，把古代東方和近代西班牙等各種資料拿來匯編集成的，說古希臘哲學出於虛構並不為過。

諸玄識在熬吧給朋友們帶來他的新的發現：西方在近代以前完全是蠻荒之地，沒有所謂的『文明』，不但系統的古希臘文是後世出現的，歐洲人在文藝復興之前，也只有五花八門的口語、方言，更沒有文字書寫系統，歐洲人是在借鑑了漢語『雅言』後，才形成了今天的西方諸國文字（語言學界早就有人認為英漢同源，其實英語書面語言的源頭就是古漢語，或者說英語的書面語言來源於中國雅言影響的結果）。之後，有了成熟穩定的書寫系統，西方文明才具備了初步的基礎。因此可以斷定，所謂的『古希臘、羅馬文明』，都是近現代西方人重新虛構和創造的。

在談到為什麼西方人要建構一個古希臘、羅馬作為西方文明的源頭，諸玄識這樣回答：『原本歐洲各國都是以中國作為文化建設、政治設置的榜樣；在17—18世紀的歐洲，一大批啟蒙學者，例如萊布尼茨、伏爾泰等都十分推崇中華文化。當時的法國是中國文化的傳播中心。而德國為了和法國競爭，另闢蹊徑，編造「希臘文明」為西方文明的源頭。於是德國成為古希臘文明造假的大本營和重災區。』

不僅古希臘哲學是後世編撰和虛構的，近代以前整個西方歷史也都是偽造出來的。諸玄識第一次向中國學術界透露，西方歷史造假和一個關鍵人物法國神職學者約瑟夫·斯卡利傑（Joseph Scaliger，1540-1609年）有關。而之前，西方世界似乎有意隱瞞這一歷史人物和事實；迄今為止，中國學術界對有關斯卡利傑根據中國歷史編年偽造歐洲歷史的信息，所知甚少。而這位被西方稱為『科學編年史之父』的斯卡利傑，偽造西方歷史的關鍵一步，則是參照了中國歷史及其方法，構建了『聖經編年』和『普世歷史』。

諸玄識認為，在接觸到中國文化與歷史之前，西方學者（神職學者）基本上是既無時間概念，也無空間概念。在時間上，在中國影響下，是17世紀才形成系統的『公元紀年』（特別是『公元前』這個概念）。在空間上，『巴比倫』原本不在美索不達米亞地區，而是中世紀的帶着伊斯蘭建築風格的歐洲哥特小鎮。例如，在編年史【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以第六年為例，除了所謂編年的『第六年』及『冬季裏』的概念之外，都是『翌日』、『昨日』、『前天』、『起初』、『後來』、『同時』這樣相對的時間概念，沒有任何概念可以作為歷史年代的依據。而基督教只有一個籠統的、模糊的『象徵時間』——在時間上和空間上無所不包的『創世→末日』模式，基本上是巫術或迷信。

如果說『公元紀年』是17世紀才人為地突然形成的，而不是『古已有之』，不是歷史自然有序的綿延疊加，同時這種紀年又是依附於基督教的；那麼，耶穌基督的誕生年份都有可能是偽造的，以至於有西方學者認為：『耶穌是中世紀的人，生於1152年，被釘在十字架於1185年。』這種說法看上去似乎有點荒誕不經，但這也正好說明耶穌的誕生年份確實是一筆糊塗賬，即中世紀及之前的西方人缺乏嚴謹的歷史記載和時間意識，不像中國人具備嚴謹的曆法和歷史編年。

諸玄識指出，斯卡利傑在設計古羅馬、古埃及和別的編年系列的過程中，無不效仿『中國原型』——不僅應用中國曆法，而且效仿中國歷史。美國人類學家詹姆斯·伯克斯說：在斯卡利傑構思羅馬、希臘和埃及等時間線的過程中，『中國的通史編年被認為是相對可信的；因為迄今為止，它的基於六十年的甲子循環仍在使用，而且與該國的高度的歷史學傳統相得益彰，事事有案可稽。

這位西方歷史學的奠基人斯卡利傑，按照自己設計出的『神學編年』（聖經編年），設計了古代希臘、羅馬、埃及、波斯、巴比倫和猶太的歷史。在學術上，現行的西方的世界歷史被稱為『斯卡利傑歷史』（Scaligerian history），其時間序列被稱為『斯卡利傑編年』（Scaligerianchronology）。但是，這個學術信息卻被西方人有意掩藏了，不見於任何中文的世界歷史著作及各種世界歷史教科書，其目的就是害怕被人揭露所謂的公元紀年實際上是在很晚時間才被人為編造炮製的。一旦這一事實遭到揭露，用了幾百年構建起來的『西方文明』之歷史大廈可能瞬間崩塌。

從斯卡利傑開始，在1600—1789年的近兩百年中，好幾代西方的『編年史家』，堅持不懈地參照中國歷史及其朝代帝王的時間序列，來設計、修正和調整他們的基於【聖經】的歷史學——西方版的世界歷史；有關中國的資料主要來自門多薩、利瑪竇、衛匡國和杜赫德等人的著述，從相對粗糙到相對精確，西方的『歷史學的創世紀』則隨之從草創到臻於完備。

莎士比亞本是文盲，莎劇為18世紀中國風的產物

西方人不僅虛構創造了古希臘、羅馬文明，而且在整個『文藝復興』過程中，造假作偽之風盛行。諸玄識和董並生以莎士比亞為例，揭露了近代西方文化如何從學習中國文化、最後反過來向中國文化殖民的過程。

兩位學者通過研究考證發現，歷史上真實的莎士比亞（1564-1616年）是個目不識丁的文盲戲子，所謂莎士比亞是『歐洲文藝復興』在英國的代表人物——文藝巨星（天才戲劇家和詩人），這都是在19世紀被西方中心論及帝國主義學者加封的桂冠。

真實的情況則是，莎士比亞善於拿來故事，即興發揮，演戲演得不錯，生前頗受觀眾的歡迎。當時的英國國情和戲劇都很原始，絕大多數人都不識字；戲劇尚處於原始階段，而未出現『分工』：無需劇本，演員自編自導而入戲。莎士比亞的觀眾和他本人及其上下幾代親人，幾乎都是文盲。

18世紀版的莎士比亞劇作囊括了英語的精華，但這絕不是莎士比亞本人的作品，也與17世紀時的所謂莎劇也完全不同。實際上，莎士比亞沒有留下一部劇本、一句台詞。主流西方稱，被發現的一個『手稿』（托馬斯·莫爾）中有幾行字是莎士比亞的手跡，似是而非，全不可信。被查實的六個莎士比亞的簽名，每個拼寫都不一樣，字形狼藉無體，這是他不識字的明證。

英國哲學家休謨諷刺道：如果莎士比亞被認為是一個『人』（MAN，大寫強調。換句話說，如果他不是『神』），他出生在粗陋的時代，僅有最低教育，未被任何書本知識或世界見聞指導；那麼，他可以被考慮為『奇才』（prodigy，又譯『怪物』）。進而，如果作為一個詩人，能夠為有品位、有教養的觀眾提供娛樂；那麼，我們對莎士比亞的讚美則必須大打折扣。

莎士比亞退休和逝世之際，沒有外人問候，默默無聞，猶如孤魂野鬼。過了好幾年，他生前工作的劇場用他的名字寫腳本、演舊戲，但不受歡迎。英國革命時期（1640-1660年），莎士比亞戲劇因其充滿怪力亂神，『淫亂、不道德』，而被禁演。20年後，英國王位（查理二世）復辟，舞台開禁；但改編劇作的學者們抱怨莎士比亞劇本『垃圾成堆、粗活連篇』。然而，為了商業利潤，劇場老闆只好繼續利用當時算是傳奇人物的『莎士比亞』，重寫劇本，上演新劇；結果收效顯著，贏得人氣。

西德尼·李爵士（Sir Sidney Lee，1859-1926年）說：『莎士比亞的信息已經被篡改，莎士比亞的資料是現代的偽造。』

自從1660年代，莎士比亞成了『品牌』，匯聚舊劇新篇，不斷更改和匯集，與時偕行；跟隨着英國國運的上升，水漲船高，一路潮前。

諸玄識和董並生指出，歐洲啟蒙運動和中國文化以及漢語密切相關。

17-18世紀，整個歐洲掀起『中國熱』（啟蒙運動）和『中國風』（浪漫主義），其間西方字母文字——尤其是英語——大量擷取『中國話語』（雅言），從而使自己的口語土話在書面語言的形式上，升格為民族性、乃至國際性的『通用語言』。

詹金斯教授說：『英國文學產生了充滿「中國風」的自我版本』。『英語文學之領悟中國，成為英語自身興起的基本要素。』『由於「中國風」及其物質文化的影響，18世紀後期的小說，發展出更多的細膩入微的物物關係詞彙，用來區別理性與非理性的現世秩序……。』

英國和英文成長之快，以致其文學可謂『重熙累洽、扶搖直上』；每隔十餘年，莎劇都是搖身一變、面孔一新，而狂攬時潮。

來華耶穌會士將中國縱橫各個方面都介紹到歐洲，漢語概念流行起來，成為風範；這就使歐洲諸語言被大換血，從而，字母詞彙成千上萬地被賦予了全新的內容。

例如：西方語言中的『啟蒙、開化』（enlightenment，1660年左右）、『教化、開導』（edification，1650年左右）、『文明』（civilization，1772年）、『封建制度』（feudalism，1736年）、『自由放任』（laissez-faire，1822年）、『文官制度』（civil-service，1785年）和『公務員』（Civil servant，1800年）等重要文化詞彙（雅言），都是在中國文化的『啟蒙』之下、吸取了漢語文字內涵的基礎上，將其自身的方言土語進行脫胎換骨而形成的。

波特教授指出：『漢字密碼』蘊藏在西方文藝和文字的深層結構中，西方的近代化就是『中國化』。

奧布萊恩教授也曾指出，17-18世紀的歐洲全然是『中國時代』。他寫道：『中國捕獲了歐洲人的心靈。』『罕見有文化的歐洲人能夠完全置身事外。』中國被奉為一個真實的『哲學家王國（philosopher-kingship）』。藝術家們擁抱中國風格。『智者們尋求在歐洲的土地上建立中國式的學術。』

詹金斯教授說：英國浪漫主義運動是被『中國風』啟動、推動的，它給這個正在形成中的民族國家帶來了生活雅趣和文藝審美，也影響了莎士比亞的美學（指產生於18世紀的現代版莎士比亞）。

之後，英法七年戰爭英國勝出，從此英國開始懷抱全球帝國，便加緊編造其民族和文化之『優越性』，於是築起『莎士比亞豐碑』；把英語和莎劇推行於大英帝國各殖民地，凌駕於、甚至摧毀當地文藝。格萊克曼教授說：莎士比亞的價值已被廣泛認可，而他在亞洲的普遍存在歸因於英國殖民主義和歐美的文化帝國主義。骯髒的（西方文化）話語與戰爭、不平等條約、領土割讓、治外法權和賠款，聯繫在一起。對於民族主義來說，亞洲觀眾崇敬和欣賞莎士比亞很可能導致『民族認同』的疏離和拋棄其本身的文化遺產。

從某種意義上說，殖民文化和精神鴉片奠基了中國的新文藝。安德魯·迪克森在【全球莎士比亞】中評論道：『在中國，被英國發動鴉片戰爭所開闢的通商口岸，變得繁榮起來；在那兒上演了【威尼斯商人】，先是英文版，再是中文版，它奠定了現代中國戲劇的基礎。』

這樣，西方文化完成了從學習中國文化反過來向中國文化殖民的過程。可是，現在很多中國人樂於接受西方文化卻不知道西方文化大量複製了古代中國文化。

重寫世界歷史，展現『春秋大義』

大陸新儒家的首倡者、世界新文明史觀的開拓者杜鋼建教授，在聽了董並生的講演後，說：『大學本科的時候我學的是外語，在人民大學教的是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這個專業。那時候我也迷信古希臘的亞裏士多德、柏拉圖、蘇格拉底，包括希羅多德、修昔底德和羅馬塔西佗的書，我們不僅自己讀，自己學，學了還教學生。而經過諸老師和董老師的揭示，突然發現自己被矇騙了。我晚年突然猛醒，對早年崇拜的這些歷史人物和他們的著作開始反省和重新審視。』

杜鋼建教授高度評價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諸玄識【虛構的西方文明史】和董並生【虛構的古希臘文明】的著作，認為這對破除西方中心論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杜鋼建教授近年來針對人類非洲起源論，基於大量的考古學及人類學證據，提出世界文明起源於長江流域（大湘西地區）的理論。

杜鋼建教授從古代族群遷徙的角度，提出古希臘人、古羅馬人和歐洲人，基本上是不同時代的中國人逐步移居到歐洲的，主要有這幾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戎人；第二部分是狄人；第三部分就是羌人。戎、狄、羌，大約是在先秦陸續移民到西方，最早的移民是在5000年到6000年以前。除了戎狄人以外，先秦時期大規模快速移民西方、在東歐建立一系列國家的，還有長狄、赤狄、白狄等等狄人。再後來，匈奴、突厥以及東夷、東胡人等等，也都有到達西方的。

杜鋼建教授認為，古希臘地區當然有人居住，地下的考古已經證明了這點。但是，不是我們想像的古希臘文明那麼輝煌，更不是什麼所謂的民主、法治都源於古希臘。古希臘早期有三大族群，第一個族群多利安人是源於湖南臨武一帶的敦戎。敦戎逐步向西方遷徙，遷徙到敦煌，敦煌當年也是敦戎的據點，然後進一步遷徙到了古希臘。第二個族群是我們說的腓尼基人，腓尼基語奠定了希臘語，而腓尼基語、希伯來語，都是源於漢語的方言。就是現在的陝西話，用陝北話比較腓尼基語、希臘語和希伯來語，能發現絕大多數的詞彙把元音取消，輔音都一樣。希臘文源於腓尼基文，腓尼基文字源於大湘西的夏朝文字，夏朝文字和現在的古彝文是一脈相承的，古彝文已有9000到1萬年的歷史，至今還在彝族中使用。還有一支對古希臘文化有突出貢獻的是希克索斯人。希克索斯人實際上是夏朝的太康失國以後，太康率領的軍民到達了埃及，被稱之為『外來統治者』。在埃及統治了100多年以後，又被原有的華夏人打走了，就往北渡，跨過地中海，到了希臘地區。

大同思想網總編枕戈也高度評價了諸玄識先生【虛構的西方文明史】出版的意義，認為這是一部皇皇巨著，堪稱傑作。諸玄識先生把近一兩百年東西顛倒了的文明史觀再翻轉過來，重建新的人類文明史觀，以中國人的視角重寫世界歷史，講述中國故事，把『經史子集』的『史』這一環完善起來，這是近些年國學復興最有前途的學術領域之一，是一項偉大的事業。

枕戈認為，諸玄識先生考證以中國的編年史為參照標準建立西方的歷史乃至世界史，這可以歸屬到史學的範疇。而經史不分家，諸玄識先生在進行歷史考證的時候，還分析了世界地緣政治，演繹了世界文明的興衰起伏，闡明了中國文化的義理、價值觀，展示了中華文化的『春秋大義』。這是世界新儒家對『天下』的一種關懷。而杜鋼建教授則講世界文明起源於中國南方，從人類的遷移、人種譜系的演變，展現了一種新的世界文明史觀，也包含了新儒家的春秋大義，兩者有異曲同工之妙。杜鋼建教授倡導『歷史儒學』，而孔子修【春秋】，說『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着明也』，把儒家的義理放到歷史敘事中呈現，由經而史，經史不分，互通互補，這也是大陸新儒家的新方向之一。

在互動環節，湖南大學某博士研究生提問，諸玄識先生證明西方文明是大量從中華文明中山寨或者拷貝過去的，這裏就出現了一個著名的李約瑟難題：既然西方文明是起源於華夏文明，是山寨中國文明的，但為什麼在近代產生了如此截然不同的兩個結果，西方崛起了而中國衰落了？

諸玄識回答：『李約斯難題，是說為什麼科學革命或者工業革命發生在西方，不是發生在中國。它其實是一種從量變到質變，幾千年量變在中國，質變發生在西洋這個東西半球的地理捷徑和生物圈的薄弱環節。儘管歐洲在古代是蠻荒之地，但中國幾千年文明的物質成果在那兒因緣際會，發生了井噴效應。而從地緣政治形勢看來，是因為蒙古征服和鄭和遠航打通了全球海陸，讓原本處於邊緣地帶的歐洲和日本，凸顯其海洋文明的優勢；而中華則反受其害，蒙難陸沉。時至今日，中國由於高鐵聯通和鐵路穿梭歐亞大陸，顯示了海陸互動的優勢；中華充分崛起和海洋霸權被淘汰，都已是指日可待。』

枕戈認為，古人講得好，夷狄強則中國衰，中國強則夷狄衰。從近年全球政治形勢來看，已經到了我們中國強則夷狄衰的時候了。

杜鋼建教授強調，所謂的夷夏區別、夷夏之辨，不是說種族的區分，而是指文明程度的區分。如果說蠻族人走到了西方，能夠把我們華夏的文明帶過去，到了西方，依然還是文明的。如果說我們中原到了暴政統治的時期，到了良心喪盡的時期，中原也會變野蠻的。所以孔子就講得很清楚，所謂夷夏區分不在人種，而是在人心，在文明。所以孔子晚年說要『沉桴浮於海』，到哪兒去？想到朝鮮去，到東邊的美洲去，因為那裏被認為是東夷所在之地。然後他的弟子說那邊很偏僻，是夷地呀。孔子就說『何夷之有』啊？講的就是東夷保留了華夏文明。當你這個地方政權不文明了，人們必然要流失到其他地方去。這就是歷代為什麼有很多民族不斷遷徙，因為戰爭，因為暴亂。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近代中國如果繼續維持強大的海軍，哪有西方的海上霸權空間呢。如果中國政權長期穩定，繼續堅持改革開放，保持幾十年上百年的穩定並贏得得民心，何懼外來勢力的入侵！

在此中國文化全面復興之際，當務之急是需要樹立對中國文化的自信心。與會嘉賓認為，這次對話對於破除學術界對西方中心論的迷信，找回中國文化話語權有着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