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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斌傑·堅持中國文學本位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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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銘 發表於 2017-11-24 10:36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編者按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文化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華文化積澱着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華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先秦文化是中華文化的形成基礎。褚斌傑先生一生主要從事先秦兩漢文學與文獻研究,是20世紀50年代以來中國古代文學研究領域的重要開拓者,在先秦兩漢文學史研究、中國古代文體研究、中國古代神話研究、【詩經】與楚辭研究等領域卓有建樹。在半個多世紀的學術生涯中,他積極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長期堅持中國文學本位立場,繼承和發揚中國學術史傳統,致力於克服中國文學研究的西化傾向,努力恢復中國文學的全貌,同時兼收並蓄、博採眾長,為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及教育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 壹 】

褚斌傑出身於中醫世家,曾就讀於齊魯大學,1950年考入燕京大學中文系,1952年院系調整,燕京大學與北京大學合併,轉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早在上大學之前,他就已是頗有文名的詩人,以楚子為筆名創作的詩歌,頗受稱讚。

雖然褚先生上大學的時候年齡很小,但在學術研究方面早已表現出過人的才華。在北京大學讀書時,即著有【白居易評傳】,當時尚不滿20周歲。該書後由作家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多次印行,如今也是白居易研究的重要參考書。1954年大學畢業後,他留校擔任游國恩先生的助教。

褚先生學術視野開闊,涉及領域包括文學、史學、哲學、美學、神話學等,而在文學研究領域,又貫通古今,博聞強識,堪稱百科全書式的學者。1953年至1956年,褚先生先後在【光明日報·文學遺產】等重要報刊發表有關【詩經】、屈原及楚辭、白居易【長恨歌】、李清照、【三國演義】、魯迅、美學等研究論文,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如【談三國演義】【白居易生平和創作】【李後主及其作品評價】【關於〖長恨歌〗的主題思想及其評價】【論李清照及其創作】等。其中,關於重視古代美學理論著作的觀點,體現了其敏銳的洞察力和學術前瞻性。1956年由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古代神話】一書,後來被翻譯成英語、法語、日語、朝鮮語、西班牙語、阿拉伯語等多種文字,由外文出版社、日本高松大學出版社等出版。

1958年,褚先生轉入中華書局工作,曾先後擔任哲學、文學編輯室編輯。他前後整理出版了多種古代歷史、哲學、文學著作,如參與標點二十四史,為各種古籍注本做責任編輯等,並撰有【『毋友不如己者』辯】【尚書引義前言】【周易外傳前言】等論文,其中關於【尚書】【周易】的這兩篇序文,對【尚書】【周易】的內容及王夫之【尚書引義】【周易外傳】在學術史和思想史上的意義有全面的論述。另外,【略論儒、儒學和儒教】一文,對儒、儒家、儒教的字義、形成、特質等問題有精闢論述,而由他主編的【儒家經典與中國文化】一書之序言【儒家經典的特質與構成】,對儒家經典的形成,『五經』與『十三經』的發展演變軌跡,有詳盡的考察。

1978年,褚先生重新回北京大學執教,並長期擔任中央電大中國古代文學(先秦秦漢文學)課程和中國古代文體概述課程的主講教師。他為人和善可親,特別注重培養人才、獎掖後進。褚先生1956級北大學生、已故著名唐詩研究專家彭慶生曾讚美恩師的道德文章讓弟子們深為敬佩。而褚先生卻說:『我哪有什麼道德文章呀,我只有四個字:與人為善。』

從20世紀50年代起至退休,褚先生培養了一大批學者,這些學者涵蓋老中青三代,遍佈世界各地。彭慶生曾回憶說:『褚先生有學問,有才華,有名氣,有風度,更有人緣,唯獨沒有架子……在當年文史樓的走廊上,在圖書館、大飯廳和哲學樓外的馬路上,經常有三五成群的學生,圍着褚先生,親切地交談。褚先生爽朗的笑聲,極富感染力。』

【 貳 】

褚先生一生主要從事先秦兩漢文學與文獻研究。1955年,他作為游國恩先生的助教,開始給北京大學中文系1955級學生講授中國文學作品選,1978年重新回北京大學執教後,也一直在講授中國古代文學史。因此,重視先秦兩漢文學史的學科建設,是褚先生學術研究的一個重要特點。

1983年,褚先生的【中國文學史綱要(先秦、秦漢文學)】出版,此後,他又不斷對這本書加以修訂、補充。這本書因為內容豐富全面,又能提綱挈領,被認為是最適宜教學用的先秦兩漢文學史教材,所以多次再版,流傳頗廣。

【中國文學史綱要(先秦、秦漢文學)】有清晰的文學史發展線索、深入細緻的理論闡述、兼收並蓄的融合能力和不落窠臼的創新論點,並在生動活潑、典雅流暢的敘述語言外,還加入了大量注釋。全書結構嚴謹、重點突出、資料翔實,浸透着褚先生多年的研究心得:如在對先秦諸子散文和史傳散文的研究中,他揭示了『士』的階層出現、百家爭鳴局面的形成與散文發達的聯繫;在對【詩經】風格的研究中,他把自然古樸的特點與【詩經】產生在周民族生活區域的地緣關係結合起來,認為這是北方民族緣於地理環境和氣候等因素形成的文化傳統和審美偏好,而這一點,在過去僅僅是在研究六朝樂府這個產生在兩個對立區域的民歌時才為大家所注意。褚先生還注重對中國古代文學所具有的悲劇意識和憂患意識的闡述,指出中國古代神話和楚辭皆具有悲劇主題,漢賦作家的憂患感是在炎漢極盛時寫出『勸百諷一』之作的根源。

20世紀末,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組織編寫十卷本的【中國文學史】,意圖在世紀交替之際,對20世紀的中國文學史書寫有一個集大成的總結。褚先生擔任主編的【先秦文學史】,是該套中國文學史的第一冊,1998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近40萬字篇幅,到今天,也仍然被認為是最具權威性、內容最全面完整的先秦文學史著作。

【先秦文學史】以歷史主義的視野,克服中國文學史書寫中以西方近代文學觀念選擇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對象的弊端,研究視野不僅僅限於詩歌、小說、戲劇,對先秦時代存有的中國古代典籍進行了梳理,並對20世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者忽視的著作如【穆天子傳】【逸周書】【公羊傳】【榖梁傳】【汲冢瑣語】【竹書紀年】【春秋事語】【戰國縱橫家書】,以及出土文獻、黃老帛書等著作都有涉及,體現出了鮮明的中國文學觀念本位的立場。如對宋玉賦的論述,吸收了最新出土文獻的研究成果,還原了宋玉在文學史上應有的歷史地位,充分體現了文學史把握學術前沿性的歷史使命,有很強的學術特點。

褚先生是20世紀50年代以來中國古代文學研究領域的重要開拓者,他從20世紀50年代初起即發表了大量有影響、並且引領學術研究風氣的論文,其中包含有對於先秦兩漢文學史中的許多重要問題的深入思考。這些論文後來多收入2004年由湖南出版社出版的【古典新論】,如【秦代散文家李斯傳論】【論賦體的起源】【漢代詩歌的發展與流變】【司馬遷的史學與文學】【司馬遷的漫遊與史記的寫作】等。在【論賦體的起源】中,褚先生認為賦體雖然與詩騷有關,但是它的直接源頭卻應該是來自民間的『隱語』,這個觀點,對於我們了解賦文體與【詩經】【楚辭】的差異,並探尋其真正源頭,有指導意義。【宋玉〖高唐〗〖神女〗二賦的主旨與藝術探微】對【高唐賦】【神女賦】的寫作背景、主題,以及宋玉賦及其藝術特點和歷史地位,都有非常充分而詳細的考證和論述。

20世紀50年代初,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者開始重視中國古代神話研究,而高教部公佈的由蘇聯專家幫助完成的中國文學史教學大綱也把中國古代神話作為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重要內容。褚先生的【中國古代神話】出版於1955年,該書指出了中國古代神話發生、發展的軌跡,並把古代神話分為自然神、英雄神、異人異物三類故事,其中異人異物一類故事,在中國古代通俗文學如筆記小說、章回小說中佔有很大比重,褚先生的分類,為這種神話原型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嘗試。在【古典新論】中,收有褚先生所撰【中國古代神話中的悲劇美和崇高美】一文,提出中國古代神話中的許多作品,具有悲劇美和崇高美,這個結論對於我們正確認識中國古代神話對中國古代文學史的影響,無疑有參考價值。

褚先生在1978年後撰寫的許多文章,也都與先秦兩漢文學史密切相關,其中不少文章,正是為指導全國電大的中國文學史教學工作而寫,如【司馬遷的遊蹤與史記】【開浩蕩之奇言——談莊子〖逍遙遊〗】【〖李將軍列傳〗解析】【李斯傳】【從逍遙遊看莊子散文的藝術特色】【簡敘『風』『騷』傳統】【中國古代文學舉要】【說〖莊子〗寓言的特色】【漫談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等文章,都從某一個方面,對先秦兩漢文學史的研究有推動作用。

褚先生還有部分著作,如【兩漢詩傳】【中國古代文學講義】【中國古代文學指要】【古代文學實用圖表】等,都是配合文學史,特別是先秦兩漢文學史的閱讀參考書,對中國古代文學史教學和研究,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 叄 】

褚先生在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非常重視對文體的把握,這是他研究的又一特點。作為20世紀中國古代文體學研究的奠基人,其代表性著作【中國古代文體概論】及【中國古代文體概論(增訂本)】,是當代關於中國古代文學形態學的第一部著作,是中國古代文體研究的標誌性研究成果。

【中國古代文體概論(增訂本)】對中國古代存在過的各種文體,如二言詩、四言詩、楚辭、賦、樂府詩、古體詩、駢體文、律詩、三言詩、六言詩、雜言詩、雜句詩、雜體詩、雜名體詩、唱和詩、聯句詩、集句詩、詞、曲、論說文、雜記文、序跋文、贈序文、書牘文、箴銘文、哀祭文、傳狀文、碑誌文、公牘文、筆記文、語錄文、八股文、連珠文等數十種重要文體進行了系統研究,原始以表末,從上古文體的發生說起,釋名章義,選文定篇,敷理舉統,在充分繼承昭明【文選】、劉勰【文心雕龍】等前賢有關文體分類成果的基礎上,以現代學術的精神,對中國古代文學形態進行了科學的分類,詳細探討了各種文體產生、發展、衰落的軌跡及其不同特點。如對賦文學、駢體文的起源及流別、特點和地位,以及近體詩的形成、中國散文的類別和流變等,都以大量的資料為依據,提出了許多有創見的看法。書中所涉及的諸多文體,自產生至今,甚至從沒有人進行過研究,更別說系統地研究了。褚先生的研究,不但選擇的文體有廣度,而且考辨源流有深度,對當代文體學研究,甚至幾千年來的中國古代文體學研究史,都有填補空白的意義。

實際上,褚先生的許多論文,都有文體研究的影子,如1980年至1998年間發表的【中國文體史話】系列論文、【中國古代文體概觀】系列論文,以及【中國文體概述(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古代文體簡論——賦】【漢樂府民歌對詩體發展的貢獻】【五言詩的產生和興起】【論建安時代的辭賦觀與辭賦創作】【書牘源流淺談】【略述中國古代的筆記文】等,都立足於探討文體本身的產生、發展、演變規律,以及文體對文學創作的影響。這些文章,構成了褚先生中國古代文體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

1991年,褚先生還出版了【中國古代文體學】,該書的內容以【中國古代文體概論】為基礎。褚先生還撰有【中國古代文體辭典】,生前尚未刊印。他還計劃撰寫一部【中國古代文體概論】的續編,主要針對中國古代詩歌、小說等文體,並已在首都師範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立項。可惜,褚先生忽然罹病,這些工作未及完成。

褚斌傑先生是20世紀重要的先秦兩漢文學史研究專家。他從事中國古代文學研究,長達50餘年,見證了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全過程。2006年11月1日,褚先生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73周歲。2008年4月14日葬於北京鳳凰山陵園,墓碑後刻有他生前自撰的墓志銘:『他讀過文學,也學過哲學。寫過一些文章,評論過許多過往的名人,但進入晚年後思之,一直未弄清的是人生。他生活過,感動過,快樂過,悲痛過,感謝過,嫉恨過……反觀之,應該說自己已是個十分幸運的人了。那麼,也就可以足以自慰而安息了吧!』

作者:方銘,1964年生,甘肅慶陽人。北京語言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孔子與儒家文化研究所所長,中國屈原學會會長,【中國楚辭學】主編。主要從事先秦兩漢經學、諸子、辭賦研究。著有【戰國文學史】【戰國文學史論】【期待與墜落:秦漢文人心態史】【經典與傳統:先秦兩漢詩賦考論】【鑑古知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古典釋義】等。

謝丘申 發表於 2025-7-2 20:58 | 顯示全部樓層
守本開新:褚斌傑先生學術道路上的中國文學本位立場

褚斌傑先生的學術生涯,恰如一條清澈而深邃的河流,始終在中國文學的本源處汲取養分,又在時代的激盪中開拓前行。作為二十世紀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重要開拓者,褚先生畢生堅守的中國文學本位立場,不僅是一種方法論的選擇,更是一種文化自覺的體現。這種立場,既不同於封閉自守的國粹主義,也區別於盲目追隨的西方中心主義,而是在深刻理解中國文學內在規律的基礎上,以開放包容的態度吸收外來學術精華,最終回歸併彰顯中國文學的主體性。

褚先生的中國文學本位立場,首先體現在他對中國文學內在理路的尊重與發掘上。在【詩經】與楚辭研究中,他拒絕簡單套用西方抒情詩理論,而是深入探究"賦比興"這一中國特有的詩歌表達系統,揭示其中蘊含的獨特審美邏輯。他對【長恨歌】主題的闡釋,不是機械地應用悲劇理論,而是從中國敘事傳統中的"情本體"出發,把握作品的精神內核。這種研究路徑,避免了當時學界常見的以西方理論剪裁中國文本的弊端,恢復了中國文學自身的解釋話語。

尤為可貴的是,褚先生的本位立場並非固步自封。在中華書局工作期間,他主持整理了大量典籍,這種文獻功夫為其學術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他對西方神話學、美學的借鑑,顯示出開闊的學術視野。但這種借鑑始終服務於更好地理解中國文學本身,而非取而代之。正如他在【中國古代神話】中所展現的,既能運用比較神話學的方法,又能保持中國神話敘事的獨特性格,這種平衡體現了真正成熟的學術智慧。

當下重提褚斌傑先生的中國文學本位立場,具有特殊的時代意義。在全球化學術語境中,中國學者正面臨着如何確立文化主體性的挑戰。褚先生的學術實踐啟示我們:真正的文化自信,不在於排斥外來理論,而在於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的消化能力;不在於固守傳統教條,而在於對傳統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智慧。只有紮根於中國文學自身的土壤,同時保持與世界對話的胸懷,才能產生具有原創性的學術成果。

褚斌傑先生的學術遺產,猶如一座橋樑,連接着中國傳統學術的深厚底蘊與現代研究的創新精神。他對中國文學本位立場的堅守與踐行,不僅為我們提供了方法論上的借鑑,更展示了一種文化自覺的學者風範。在建設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的今天,這種既尊重傳統又面向世界的研究立場,無疑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和當代價值。
神魔鬼啖 發表於 2025-7-8 18:22 | 顯示全部樓層
守本開新:褚斌傑先生學術道路的當代啟示

褚斌傑先生的學術生涯,恰如一條清澈而深邃的河流,發源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源頭活水,流經現代學術的複雜地貌,最終匯入人類文明的浩瀚海洋。這位百科全書式的學者,以其獨特的學術軌跡,為我們勾勒出一條中國學術如何在保持主體性的同時實現現代轉型的可行路徑。在全球化語境下日益凸顯文化認同危機的今天,回望褚先生的學術實踐,其啟示意義愈發顯得珍貴。

褚先生的學術根基深植於中國文化的沃土。從中醫世家的薰陶到齊魯大學、燕京大學的求學經歷,從早期詩歌創作到【白居易評傳】的撰寫,無不體現着他對中國文學傳統的深切體認。這種體認絕非簡單的知識積累,而是將文化傳統內化為精神血脈的生命過程。他對【詩經】、楚辭的研究,對古代文體學的開拓,始終保持着對中國文學內在理路的尊重。在【中國古代神話】的編撰中,他既未陷入西方神話學理論的生搬硬套,也未固守傳統註疏的窠臼,而是通過激活中國神話特有的思維方式和表達邏輯,構建了一套符合中國文化特性的闡釋體系。這種"入乎其內"的功夫,正是其學術能夠"出乎其外"而獲得國際認可的根本原因。

面對二十世紀中國學術西化的浪潮,褚先生表現出難能可貴的理論自覺。他既不拒斥西方理論資源,也不盲目追隨學術時尚,而是在充分消化吸收的基礎上,堅持中國文學的本位立場。在【詩經】研究中,他既超越了傳統經學的道德詮釋,也避免了西方文學理論的削足適履,創造性地發展出一套契合中國詩歌特質的批評方法。這種學術態度在當今學界尤具警示意義——當各種西方理論術語成為中國學術論文的"標準配置",當中國文學現象淪為驗證西方理論普適性的材料,我們是否正在喪失闡釋自身文化的能力?褚先生的實踐提醒我們,真正的學術對話必須建立在文化主體意識覺醒的基礎之上。

褚斌傑先生學術生命的持久創造力,很大程度上源於其"通"的學術品格。這種"通"體現在三個維度:一是古今貫通,從先秦到現當代的文學發展脈絡在他筆下呈現出清晰的連續性;二是文史哲貫通,他的研究從不畫地為牢,而是在文化的整體性中把握文學現象;三是中西貫通,他以開放的心態吸收外來學術資源,卻始終保持文化選擇的主體性。這種"通"的智慧對當今學科高度分化的學術生態具有重要糾偏作用。當我們的學術生產越來越專業化、碎片化,當年輕學者被困在狹窄的研究領域中難以突破時,褚先生那種融會貫通的學術氣象,無疑提供了一種超越學科壁壘的思考方式。

在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方面,褚先生的工作具有範式意義。他對古代文體的研究不是簡單的分類整理,而是通過揭示文體演變與文化變遷的內在聯繫,使傳統文體學煥發出新的理論活力;他對屈原作品的解讀既尊重歷史語境,又關注其現代價值,實現了古典文本與現代精神的有機對接。這種轉化不是外在的"古為今用",而是通過深入傳統內部發現其自我更新的潛能。當下傳統文化復興過程中出現的符號化、表面化傾向,恰恰缺乏的正是這種深入內核的創造性轉化能力。

褚斌傑先生的學術道路昭示我們:文化自信絕非盲目排外,而是在充分理解他者基礎上的自我確認;學術創新不是對傳統的簡單否定,而是通過與傳統深度對話實現的思想飛躍。在全球本土化與本土全球化的雙重進程中,中國學術需要更多像褚先生這樣的"文化擺渡人"——他們深諳中國傳統文化的密碼,又具備現代學術的眼光,能夠在保持文化主體性的同時展開真正的跨文明對話。這種守本開新的學術智慧,正是褚斌傑先生留給當代中國學界最寶貴的精神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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