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希臘羅馬學』真面目
——兼評歷史觀上的雙重標準
董並生
2017年11月27日【光明日報】理論版整版刊登了有關世界歷史的系列文章，專門論述西方的『古典歷史』。一篇頌揚『古希臘文明』，一篇讚美『古羅馬精神』，還有一篇則推崇『拜占庭帝國』對『古典文明』的傳承。這三篇文章相互關聯，分別由國內相關古典學專業的專業學者執筆，構成一個嚴密的系統，正好涵蓋歐洲『古典學』的範圍。
歐洲『古典學』的研究對象是『古典歷史』。『古典歷史』指『古希臘』與『古羅馬』，具體來說，『古典學』一詞特指以公元前480-前323年的『古希臘』及截止『西羅馬帝國』滅亡（公元476年）為止的古羅馬為研究對象的『西方學統』。而所謂『拜占庭帝國』的意義，則是為了給斷絕了千年以上的『古典歷史』在所謂『文藝復興』的復活中尋找一個『傳承』的依據。
表面看來，這幾篇文章雖無什麼新意，卻也似乎並無大錯。然而，問題在於這種表面上堂而皇之的文章之中潛藏着一種根深蒂固的歷史學觀念上的雙重標準。這種雙重標準來自於19世紀前後興起於歐洲的西方中心論，就其在中國學術界的反映而言，一方面表現為20世紀初開始的對中國古史的疑古風潮，另一方面則表現為對西方列強歷史的美化與追捧。
事實上，這個『古典學』概念並非真是什麼古已有之的西方學術傳統，它不過是在18世紀末期，具體來說是1795年才登上歷史舞台的。[1] 換句話說，所謂『輝煌、神聖的古希臘』概念並非古已有之，在本質上它成形於18世紀後半葉至19世紀期間，完全是一個新面孔。
質而言之，當前歷史學觀念中的這種傾向並非無關宏旨，在中華民族復興的歷史潮流涌動之下，這樣的文章顯得不合時宜，對於中國文化復興事業不僅無益、而且有害，且為害甚大。
一．『虛構事實』是西方『歷史科學』的基本方法
近代以前西方沒有歷史。『伏爾泰提出：「一切歷史都是近代史。」[2] 以及關於15世紀末葉以前沒有任何事物是真正能夠為人所知時；他就一舉而說出了兩件事：即早於近代的事都是不可知的，以及更早的事都是不值得知道的。』[3] 他認為研究早期中世紀的歷史就像研究狼與熊的活動，是沒有價值的。[4]
15世紀之前，在中國紙張與印刷術尚未普及時，歐洲歷史一片混沌……
不論是法國、英國還是德國，都是如此。伏爾泰說：『在中國已經完成了政治制度生活的時候，法國人還在那裡過着動物一樣的生活。』[5] 休謨認為盎格魯-薩克遜的世紀，即英國形成的時代，不過是老鷹與烏鴉之戰的時代。[6] 歌德則拿中國對比了德國的情況：『中國有千百種這樣的小說；在我們的祖先還在樹林裡生活的時候，他們已經有小說了呢。』[7] 歌德這裡所說的中國小說，原來是【好逑傳】，歌德沒有多少中國文化知識，因此拿一本中國的三流小說頂禮膜拜。為了此事，今年中國一位著名作家還大受刺激。
史學是中國文化的本質特徵之一。『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實事求是』、『無徵不信』構成中國史學傳統的基本內涵。
需要注意的是，西方所謂的『歷史著作』之『歷史』, 和中國『歷史』的定義完全不同, 西文之『history』, 原本是 his story 的意思, 即是『他的故事』, 在有了中國紙張之後，歐洲諸民族的口語開始試寫在這種紙面上，逐漸形成了歐洲方言的書面語言。由於沒有大一統的政治，也就沒有大一統國家進行歷史紀錄的需求，因此也不會有史官制度，也就沒有歷史紀錄。於是，西方諸蠻族的人們高興了便隨意寫寫他人的故事,並不當真。後來發現中國人有歷史，於是就模仿中國歷史，開始編造自己的歷史故事，這就是歐洲歷史學的起源。[8]
西方因其沒有歷史，於是『虛構歷史事實』就成了西方『歷史科學』的基本方法。這與中國史學的體制及原則完全不同，根本不在一個層次上。
湯因比在總結西方歷史科學的方法時說：『第三種方法是通過虛構的形式把那些事實來一次藝術的再創造。……歷史只同人類生活中的一部分事實而並非同全部事實有關；在另一方面，除了記錄事實，歷史也採取虛構故事的辦法。』[9]
正因為西方沒有歷史，因此在與中國接觸之後，面對源遠流長的中國歷史及文化生活，歐洲人不禁自慚形穢，於是就不惜虛構、乃至偽造歷史。
例如，在中世紀炮製出爐、託名柏拉圖的【理想國】中就有這樣的話：『因為我們不知道古人的真實情況，所以儘可能接近於真實的近似虛構難道不是有用的嗎？』英國歷史學家保羅?卡特里奇主編的【劍橋插圖古希臘史】中談到有關文獻的章節時說：『我們並不想廢棄看上去似乎是真實的謊言。』[10]
西方的學者們正是用這種虛構歷史的方法，來編造所謂『古典歷史』的。對此，西方人自己心知肚明，並且認為這是『天經地義』，對於所偽造的歷史並不覺得有何不妥，只要能夠自圓其說。
拜占庭、『羅馬』及『希臘』所指是同一個地區
本文開頭所列舉的三篇文章，一篇講『古希臘』，一篇談『古羅馬』，一篇寫『拜占庭』。然而，歷史上拜占庭、羅馬及希臘這三個概念起初所指其實是同一個地方；將這個地名一分為三，就形成了歐洲的『古典歷史』。
『拜占庭帝國』的說法是一個典型的西方偽史概念。在今天所指為『拜占庭帝國』的這個地方，從未有稱為『拜占庭』的國家存在過。以『拜占庭帝國』指稱這一地區的做法，出現於19世紀中葉。[11] 英國人喬治?芬利（George Finlay）於1853年所寫的一部書【從716年到1057年的拜占庭帝國史】（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From 761 tu 1057），第一次在書名中使用了『拜占庭帝國』。拜占庭（Byzantine）這個概念到20世紀才流行開來。據希臘偽史稱『拜占庭』是古希臘殖民地的一個地名，於是將其用來指稱君士坦丁堡。
歐洲歷史的記載發端於造紙術的引進，而阿拉伯人造紙術早於歐洲五百年。在阿拉伯帝國興起之後，向北部擴張的過程中對歐洲的情況很了解，當時阿拉伯人只知道魯姆國（東方國家）及法蘭克人（西方蠻族），並沒有所謂上帝之城的意大利羅馬城的存在，更沒有所謂古希臘的影子。
羅馬（Rome）一詞來源於阿拉伯語『魯姆』（Rūm）。起初，由於阿拉伯人稱歐洲東部地區（拜占庭）為『魯姆』（Rūm），波斯人和土耳其人也沿用了這個詞。因而編造西方偽史時說該地方的人們自稱為魯姆（羅馬）人。
『當時的阿拉伯語以Rūm來涵蓋希臘人，而拜占庭帝國之前的疆域，則以Rūm國而為人所知，希臘語則稱之為Rūmī。事有湊巧，連希臘人自己也常以Romaike（本指基督教）一詞指稱拜占庭的事物。……相較於博斯普魯斯海峽附近的羅馬城，意大利的羅馬城似乎就較不重要而少有人知了。』[12]
後來天主教會編造出古羅馬帝國接受皈依的故事，並偽造『君士坦丁的贈與』，將羅馬的概念移花接木到意大利今天的羅馬地區，將羅馬一詞據為己有，說意大利的羅馬才是羅馬，指稱魯姆為『東羅馬』。因該地區的東正教使用希臘語，於是後來又稱其為『希臘帝國』。[13]
總而言之，魯姆→羅馬→東羅馬→希臘→拜占庭，其稱呼的變化不同時期出於不同需要，其所指實際上為同一個地區。
將雅典為中心的地區稱為『希臘』是16世紀以後的事
在所謂『文藝復興』時期並沒有『希臘』的概念。[14] 將現在以『雅典』為中心的地區稱之謂希臘，是17世紀70年代在歐洲開始興起的百年『東方之旅』之後的事。
在16世紀時該地區有時被視為『亞該亞』的同義詞，有時又成為『魯馬尼亞』或『魯梅里』的同義詞，甚至還稱之為『索非亞』。
『對前往東方或雷旺達的西方旅行家來說，16或17世紀的希臘是什麼（在何處）？一種混淆的希臘地域概念，被當時的遊記作品、甚至還被這一地區飄忽不定的名稱本身所證實；有時它是亞該亞的同義詞（令人想起羅馬行政區域劃分時的名稱），而有時它又成了魯馬尼亞或魯梅里的同義詞；混淆還不僅於此。在同一文章中，同樣一詞「希臘-戈萊西亞」（Ellada-Grecia），常常被強制用來既定義國家政權，又定義希臘本土省份；甚至在不同文章中，這些同樣的詞語和定義也被隨意交替或重複使用，以至於我們根本無法判斷，在這樣的文章中——尤其是16世紀，哪個作者到底想說並說了些什麼。……作為隨意稱呼希臘的典型例證，最值得一提的就是索非亞。亨利?布朗特（Henry Blount）在訪問索非亞期間提到希臘時，居然將它說成是「貝萊拜伊（Berlebeg）的首府或全希臘的總督府；而土耳其人則稱之為魯梅里。」』[15]
17世紀70年代，在短短的10年間突然爆發了『發現雅典之游』的熱潮。當時是法國人及英國人開始了『發現雅典』之旅的。而『發現美洲比「發現」雅典大約早了兩個世紀。』[16]
由於在18世紀前後『魯姆』地區被稱為『希臘帝國』，因而在偽造古典歷史的時候，就將其稱之為『古希臘』。換句話說，『古希臘』的概念是相對於魯姆地區的概念而言的。當時剛好在東方之旅的巴爾幹半島發現了『雅典』，於是將『古希臘』的帽子戴在了雅典的頭上。
因此，『希臘長期以來就一直關注拜占庭歷史，因為希臘學者認為拜占庭帝國就是他們自己民族歷史的一部分。』[17]
『古希臘』概念的出籠——百年遊歷、八重虛構
從17世紀70年代到18世紀70年代，通過百餘年間的遊歷活動，『古雅典』及『古希臘』概念被虛構出籠：所謂『百年遊歷,八重虛構』是也。
一重虛構——雅典的『地方傳說』
二重虛構——牽手『古人』：帕夫薩尼阿斯
三重虛構——沙發上想象出的『遊記』：吉耶『虛構』的發現
四重虛構——杜撰『文藝復興時期』到訪『雅典』者的故事
五重虛構——『指鹿為馬』，將天主教主題畫作改名為『雅典學院』
六重虛構——圖紙上的『古雅典』
七重虛構——假託『古波斯』遊客：『古希臘』從這裡開始
八重虛構——『烏托』人物湯普森及其作品：『東方之旅』收官之作
1744年『東方之旅』收官之作『湯普森紳士及其作品』，原來是由18世紀歐洲出版商『偽造』出來的。百年『雅典遊記』的收官之作：1776年錢德勒【希臘之旅】發表。[18]
考古學不支持『輝煌的古希臘』之神話
在1837-1886年短短50年間，歐美各國各種雅典考古專門研究機構紛紛成立，致力於『古希臘考古學』不遺餘力，然而，至今看不到有什麼重大考古成果發表。轟動一時的，都是像發現『特洛伊遺址』那樣譁眾取寵的東西，『特洛伊』在亞洲土耳其境內，隨意指認一處遺址，冠以『特洛伊』的名字，實際上與所謂古典時代的希臘毫不相干。
今日見到的所謂『雅典古建築』，多出於18世紀法國、英國工程師繪製的圖紙，最輝煌的雅典衛城『巴台農神廟』，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新建。1933年巴台農神廟已經在當時的條件所能允許的情況下被修復到據認為是大約250年前的樣子。而斯巴達城所在地，則出於17世紀旅行者的隨意指認。
所謂古文物中最可以引為證據的『古希臘畫瓶』都不是科學發掘出土的，基本上都是從文物販子手上收購而來，後世所排『古希臘畫瓶』譜系，沒有地層學上的證明。
今天所見大量的『古希臘銘文』，實際上很少有實物，都是些摹本。18世紀法國宮廷派法蘭西學院富爾蒙教士（AbbéFourmont）到奧斯曼帝國，在1年左右的時間內，這位富爾蒙先生就將收集謄寫的近三千冊古希臘銘文帶回了法國，並說雅典看上去就像是一座取之不盡、刻滿銘文的大理石礦。後世的研究建立在這樣的『銘文』基礎之上，沒有實物對照，缺乏科學性。[19]
試舉近年的一個例子。據英國【衛報】2016年5月26日報道，希臘考古學家希馬德斯（KonstantinosSismanidis）於本周四表示他已經『基本確定』在希臘斯塔吉拉（Stagira）出土的有2400年歷史的穹形拱頂建築，就是亞里士多德的葬身之地。這是希臘考古學者花了20餘年時間所得到的『成果』。[20]
找到了什麼？一個骨灰瓮子。何以見得是亞里士多德的骨灰，有何證據嗎？並無證據。墓地還發現了什麼呢？石頭。何以見得是亞里士多德的墓地呢？墓地地理位置好，有全景視野。誰說的呢？希臘考古學者。誰支持此說呢？希臘文化部。沒有證據為何要急於公布這種消息呢？焦慮。西方人偽造歷史之後不能自圓其說，因此而焦慮不已。誰相信呢？中國人。一時間中國的各種媒體對此發現大肆宣傳。結果呢？丟人現眼：宣告古希臘考古學之破產……
考古學所見之『羅馬城』——小村落一個
『古希臘』考古學不給力，找不到什麼像樣的遺址。那麼『古羅馬』及『拜占庭』的考古學情況又如何呢？一樣是雷聲大雨點小。
考古學告訴我們：所謂『羅馬建城』時期的羅馬，根本沒有城市的影子，只是些簡陋小屋的原始聚落。
『考古學家認為，在帕拉丁山丘發現的最早人類居址遺蹟，不會超過公元前8世紀中葉，這樣便肯定了公元前753年建立羅馬的傳統說法。但這並不是什麼城市，而不過是有些簡陋小屋的若干村落，人們發現在地上挖出的小屋的淺淺地基。』[21]
在中世紀時期，也沒有見到所謂羅馬城的存在。『一切表明，意大利的城堡只有幾百人，城鎮或許從未超過兩三千人。』[22] 不僅意大利如此，整個歐洲地區也都一樣。『被過去的史學家有些簡單地稱之為「黑暗世紀」的幾個世紀裡，歐洲的城市建設以小型的中心為主（面積約為30多公頃，居民約有5000人）。……在中世紀，歐洲的大部分居民一生從未離開過家鄉，除去附近城市的市場之外，對外界一無所知。』[23]
甚至到了所謂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上萬人的著名城市有佛羅倫薩、米蘭、威尼斯、熱那亞等。而『羅馬』並不在意大利著名城市之列。
古羅馬很少地下發掘出來的遺址和文物，卻有着數不清的地表建築遺存。例如，在歐亞非各處展示的、時間跨度上千年的所謂『古羅馬建築遺址』。
然而，這些建築遺址既沒有『時代特徵』，也沒有『地域特徵』。如果真有個古羅馬文明，這些遺址又真是歷史上遺留下來的、而不是梵蒂岡於16世紀之後新建造的話，那麼在上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建設這些建築遺址，怎會沒有建築材料的差別、不同時代建築風格的區別，以及不同地區間建築環境的差別呢？[24]
我們所見到的16世紀之前的羅馬城不僅規模小、人口少，而且貧苦愁窮，不堪入目。『我們有烏斯克的亞當寫於1400年左右的一篇著名的關於「不朽之城」羅馬的栩栩如生的記述，他是一位英國主教，在卜尼法斯九世和英諾森七世在位期間，在羅馬城裡居住過一些時候。這是一幅慘不忍睹的圖畫：人口銳減，貧苦不堪，盜匪橫行，害蟲肆虐，狼群出沒。他寫道：夜間，狼群和野狗在大街上互相撕咬，吵得全城不得入夢；強盜們剝光了聖彼得大教堂的大理石和斑岩的外殼，大教堂一貧如洗，以至於1414年的聖彼得與聖保羅節那天，只剩下一盞孤燈閃亮。梵蒂岡的宮牆已成碎磚爛瓦，狼群長驅直入，橫行內苑。』[25]
『關於古典視野（outlook）與近代視野之間的對立，有一句話可以給予充分的說明：公元前250年之前的羅馬歷史，正如愷撒時代的人們所了解的，實質上是捏造的，我們現在所知的那一點點東西，其實是我們自己編造出來的，後來的羅馬人根本不知道有那麼一回事。』[26]
公元前250年之後的羅馬情況如何呢？也是一樣。『羅伯托·比佐基（Roberto Bizzocchi）的最新研究結果（1995年）表明：……整個文人群體都意識到，那個流傳百世的遠古羅馬歷史不過是後來的文學杜撰。』[27] 18世紀吉本所創作的6卷本煌煌巨著【羅馬帝國衰亡史】就屬於這種文學作品，而之後的古羅馬歷史，包括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蒙森的多卷本【羅馬史】，都是從這種文學虛構出發不斷創作出來的。[28]
『拜占庭帝國』概念是19世紀想象的產物
『拜占庭帝國』一詞的來歷
『拜占庭帝國』是一個19世紀的概念。在17-18世紀『古希臘概念』出籠之後，到了19世紀，又以虛構的古希臘歷史中的殖民城市『拜占庭』作為魯姆（Rūm）的代名詞，並將其描繪成一個可以與中國相比肩的千年大一統的帝國——『拜占庭帝國』。
虛構中的虛構
『從一開始，拜占庭帝國在西方就被認為是發現古典世界寶藏的倉庫，西方人對持基督教分裂教義的拜占庭帝國本身沒有什麼興趣。』[29]
按照成說，在6世紀查士丁尼時代拜占庭的歷史學奠定了基礎，出現了一批歷史學家，並留下了許多著作。然而，『這些歷史學家都意識到他們是一個崇高的傳統的繼承者，他們儘可能跟緊古希臘作品的榜樣。有些模仿希羅多德或修昔底德，有些模仿色諾芬或波里比阿，總是馴順屈從，但他們把自己看成這些偉大名字的繼承者這一事實卻是很重要的。』[30]
古希臘文明出於虛構已經得到充分揭示。而所謂的拜占庭歷史學，則是虛構中的虛構。因為他們的著作都是模仿古典作品的，而古典作品本身都出於虛構。
想象一個千年統一大帝國，比擬中華文明大一統
『帝國這種虛假的不變性與它超乎尋常的壽數十分匹配。事實上，拜占庭是唯一一個能與中國相提並論的組織有序的國家。從古代開始，後者就沒有受到什麼干擾，直到近代的曙光出現。的確，拜占庭的長壽是它最明顯的特徵。……即使帝國僅僅存在了9世紀，而非11個世紀，也依然是一個顯著的成就，這表明它獲得了臣民的忠心或臣服，他們甘於交納賦稅、在軍隊服役（至少直到11世紀時），並且尊重皇帝的權威。』[31]
試圖與中國的大一統相比肩，才是虛構一個拜占庭帝國的現實需要。
西方學者對拜占庭複雜種族千年大一統難以理解
『鑑於其種族的多樣性，我們越發難以理解12世紀之前帝國的凝聚力從何而來。關於拜占庭人口的構成及其地理分布，我們很可能只給出大致的描述。但是毫無疑問的是，僅次於古老原住民的是數量眾多的斯拉夫人（遍及馬爾干半島）、高加索人（亞美尼亞人、格魯吉亞人和拉茲人[Laz]）和各樣各樣的東方人，主要是敘利亞人、突厥人和那些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此外，還有一些規模更小的群體，包括猶太人、吉卜賽人、游牧的烏拉赫斯人和那些來自西區的商人與冒險家。……帝國長期以來實行的大規模移民政策讓該問題進一步複雜化。在這些種族之中，斯拉夫人很可能是人數最多的，但卻對精英階層貢獻最小。高加索人則非常引人注目，因為他們幾乎掌控了整個帝國。他們中湧現出了中世紀那些偉大的皇帝和皇后……』[32]
拜占庭使用希臘語還是拉丁語？
『查士丁尼本人是一個拜占庭諸皇帝中最後一位以拉丁語為母語的人，也是十分關心拉丁文化復興和收復西部講拉丁語行省的人。他的法官們用拉丁語編纂羅馬法，但是君士坦丁堡是一座希臘城市，希臘語是帝國主要地方的基本語言，這一事實是通過希臘語的法典節本和很快又問世的【法學匯編】而顯示出來。』[33]
按：拉丁語是羅馬天主教的書面語言，希臘語是正教教會的書面語言，不是一般民間使用的口語。這裡說講拉丁語行省的人，又說希臘語是拜占庭帝國主要地方的語言，其實都不對。按照上述拜占庭複雜的種族構成情況，不同族群之間語言互不相通、風俗迥異，聚落間相互衝突不已才是常態，不可能形成千年大一統帝國。其所謂查士丁尼編纂羅馬法及【法學匯編】的說法也不靠譜，不過是後世所編的故事而已。[34]
考古學所見拜占庭大都市建築——既簡陋又小氣
『考古學也許是能夠擴充我們知識範圍的最有效途徑。多虧了考古發現，我們已經對古代晚期東部帝國許多城市的城市生活有了一個所謂視覺印象。這些城市中有一些是大都市，如以弗所；還有一些是中型城市，如馬其頓的斯托比（Stobi）或巴勒斯坦的錫索波利斯（Scythopolis）；另外一些則是相對較小的城市，如伊蘇里亞（Isauria）的阿奈姆里烏姆（Anemurium）。
發掘這些城市的最初目的是為了發現古代的遺蹟，無論是古希臘的、希臘化的，或是羅馬帝國時期的。……今日遊客們所見的以弗所城遺址其實是屬於查士丁尼時代的……
中世紀拜占庭的考古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片空白。以我們上面提到的4個城市為例，斯托比和阿奈姆里烏姆沒有延續到中世紀，而中世紀的錫索波利斯則理所當然地被阿拉伯人所統治。只有以弗所作為一個拜占庭的城鎮存留下來。但是除了向內收縮的城牆和規模縮小的大教堂，我們幾乎不能看出其他什麼東西了。城市裡有許多依然挺立的廢墟。房屋看起來建得既簡陋又小氣。我們希望能夠發現一些分散的小教堂或修道院，但是最終只能識別出兩座而已。我們甚至不知道在城防範圍內城市被建築覆蓋的面積有多少。』[35]
只有富人居所，且難辨別年代？至今沒有發現大眾住所？
『這是典型的城市富人居所，房子自從帝國早期建造以來就幾乎沒有什麼改變。壁畫和馬賽克都相當因襲陳規，以致於我們很難辨別它們的年代，畢竟這一文明在近幾個世紀中一直保持着同樣的裝飾風格……
沒人知道普通大眾居住在什麼地方，對於所有東部大城市都使如此。這些富人的豪宅很難代表典型的城市生活，民眾也不可能都居住在宏偉的城市中心，因為那裡遍布着公共建築和廣場。大眾可能生活在城市的近郊，或者居住在城市中心周邊那些散落的不太堅固的房子裡，但是他們的住所至今沒有被發現……』[36]
以弗所建築材料取自『它者』的廢墟？
『以弗所如此富庶，甚至於其街道都使用大理石鋪砌而成，這些大理石很多取自那些廢墟——通常是多神教的建築。』[37]
『拜占庭帝國』的典型大都市遺址以弗所，為什麼只有富人居住的區域，沒有普通居民的居所呢？而且不僅是以弗所，在東部大都市皆是如此。大家想一想，如果造一些假的遺址，以展示故事中所描述的宏大場面，誰會去造普通居民的居所呢？而且，這些富人區的建築很難辨別年代；更有甚者，其建築材料大多取自『它者』（異教徒）遺址的廢墟……
考古學不支持『拜占庭帝國』概念
『為了找到一幅更完整的拜占庭城市圖景，我們不得不前往科林斯（Corinth）和雅典（Athens），甚至克里米亞的赫爾松（Cherson），……缺少巨大建築，以及砌石技術的低劣建築物並不代表當時的經濟活動毫無生氣，但是毫無疑問卻對考古學家們缺乏吸引力。我們只能期望，有一天能從鏟子下發現考古實物，而非僅僅依靠文字記錄來更全面地了解中世紀的拜占庭。』[38]
由於在考古學上『拜占庭帝國』得不到證明，於是學者們不得不到其餘的地方去尋找答案，結果還是沒有結果……
二．『希臘主義』為西方中心論的核心概念
18世紀後半葉德國新古典主義（Neoclassicism）思潮就是基於這種『古希臘』概念的，以至於到了20世紀初就有了『不懂德語就不能研究古希臘』之說。歐洲『古典學』出現於『西方中心論』甚囂塵上的年代，其概念本身正是西方殖民主義意識形態的伴生物和西歐中心論的典型表現。
林鵬先生指出：我們發現『西方中心論』是以古希伯來【聖經】與偽古希臘為內核，虛構的『東方主義』概念為幔帳，直接杜撰的西方近代民族歷史為表層的一個三重結構。[39]
西方列強在崛起的過程中，虛構了古希臘、古羅馬文明，為了支撐其虛構的古典歷史，還虛構了古埃及、古巴比倫等東方文明及中國文化西來說，進而虛構了西方各國的歷史起源，包括法國、德國尤其是英、美歷史的起源，從而僭越中華文明，建構了臭名昭著的『西方中心論』。換句話說，西方中心論是一個三重偽造的世界歷史結構：
1.它的內核部分是希臘主義，由17-19世紀西方學者所偽造的『古希臘文明』為代表的西方古典學。
2.它的幔帳為『東方主義』概念，包括19世紀前後所虛構的古埃及、巴比倫及古印度文明，乃至『東方專制主義』和『亞細亞生產方式』等概念。
3.它的表層是以社會進化論及種族主義為基礎的『西方優越性』，包括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科學革命、英國大憲章、五月花號公約和資本主義及『歐洲奇蹟』（European Miracle）[40] 等一系列概念。
西方學者對西方中心論的表層——社會進化論、種族主義等內容業已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揭露與批判，在這個層面上的西方中心論已經成為過街老鼠；對於其帳幔的『東方主義』也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如薩義德的【東方主義】已經逐漸開始被學術界所接受，儘管這種揭示還遠遠不夠全面、徹底。
唯獨對於西方中心論核心內容的『希臘主義』雖然也有觸及，如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說：『必須揭穿西方中心的意識形態和歐洲中心的世界歷史，這個假的譜系開始於偽造古希臘（its fake genealogies starting with the fabrication of Ancient Greece）。』[41] 再如，馬丁·貝爾納的著作【黑色雅典娜：構造古希臘1785－1985】等。但從總體上而言，時至今日國際學術界與理論界依然未對西方中心論的核心——『希臘主義』的虛偽性及危害性進行全面的揭示。
不懂『漢字』就難以徹底揭穿『古希臘』之偽。以『漢字』為坐標進行對比的話，『文字』必須具有形、音、義三個方面的基本要素，而歐洲諸語言只是不同的『語音紀錄』而已，缺乏『字形』的要素，因此嚴格說來『拼音字母』不算『文字』。人類先有語言、後出現文字，迄今為止，只是一部分民族進入了有文字階段；有些民族則通過字母對語音進行紀錄、形成了『書面語言』。記載【舊約】、【新約】的希伯來語、拉丁語及希臘語就是這種『書面語言』。古詩云：『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對於當代西方人來說，由於沒有對真正的『文字』承載文獻功能的切身體會，因而對於十五世紀前後在歐洲被大量『炮製』出來的所謂『古文獻』缺乏一個參照物，就難以理解和接受其『全盤造假』的事實，或者甚至反過來懷疑起了中國古代文獻的真實性。[42]
再說，偽造古希臘的運動起源於歐洲的古今之爭，其目的起初在於抵消中國文化對歐洲的影響。因此，解鈴還是系鈴人，徹底揭露古希臘的責任應該落在中國學者的肩上。
虛構『古希臘』的目的在於『托古建制』
在歐洲『百年遊歷』過程中虛構了大量作品，例如【查爾斯?湯普森紳士的旅行：他對法國、意大利、歐洲的土耳其、聖地、阿拉伯、埃及以及其他地方的考察……】，以虛構『名著』為依據，『再生產』新的作品，重重無盡……，依此來進行『托古建制』。該作品是『托古建制』的集大成之作：雅典是『國際大學堂』，傳授『自由和民主』。
『古希臘民主』托古建制的集大成者，正是這位虛構的人物——湯普森。『湯普森還用了長達15頁的篇幅、全面總結了自創建之日起到迄今為止的雅典的歷史。而這樣的細心的鋪墊，完全是為了勾勒古代雅典居民的特徵——「對自由的熱愛」是他們的最大渴望，而民主政治則是最受公眾愛戴的統治形式。在結束對雅典的描述前，湯普森沒有忘記以其獨特的表述方式、總體評價了雅典以及它對世界歷史以及當代世界的意義：「簡而言之，在某種意義上，雅典就是一座國際大學堂；甚至羅馬都應將其藝術和學問歸功於它。時至今日，它所傳授的課程依然培養着我們的品位，為我們的頭腦不斷注入大無畏的高尚情操。」』[43]
西方民主原來起源於17-18世紀『托古建制』的『古希臘民主』烏托邦。
所謂的『古希臘』是原始社會，沒有文字（希臘文是被中古後期東正教使用的），始終處於部落衝突狀態，哪來民主與科學？[44] 『古希臘人是好戰的人群』（the ancient Greeks were a warlike people）。[45] 他們被稱為『狹隘的、自我毀滅的地方主義』。（narrow and self-destructive localism）。[46] 比爾泰克教授寫道：『從古代到近代，希臘人都處於無休止的衝突之中，這是形成民族共同體的阻礙因素，是最難克服的。』[47]
『古希臘文明』為西方『古典學』的核心概念
哥廷根大學是近代西方偽造古希臘歷史的大本營。F. 沃爾夫（Friedrich Auguste Wolf,1795-1824）於1777-1779作為海涅的學生在哥廷根大學學習兩年。[48] 沃爾夫被稱為『古典學』的創建者。[49]
1777年4月，一名年方十八的青年學生到哥廷根大學註冊入學，要求學習『古典語文學』（studiosusphilologiae）。校方反對說，『古典語文學』並非現有的四個系科之一，如果他將來想當一名教師，應該註冊學習神學，但這名學生堅持己見，學校無奈之下只得破天荒頭一遭以『古典語文學』的名義為其註冊。這名青年學生就是後來被視為德國古典學之父的沃爾夫（F. A. Wolf），1777年也因此被認為對於古典學的誕生具有象徵性的意味。不過，從學科研究的角度來說，我們應當把1795年，也就是沃爾夫發表其名著【荷馬導論】（Prolegomena ad Homerum）的那年，視為真正意義上的古典學的誕生年份，因為這部著作以現代方式重新提出了『荷馬問題』，對該問題的探究持續了兩百多年直至今日，並且對整個古典學領域的研究影響深遠。[50]
從18世紀末開始，歐洲古典學發展突飛猛進，成為整個19世紀到20世紀的顯學。『古希臘文明』作為歐洲中心論的核心概念，從其發端乃至發展與歐洲中心論形影相弔，最終達到了『言必稱希臘』的勢態。
希臘主義為歐洲殖民者的文明等級論的基礎
『實際上，啟蒙運動以後，古希臘的文野之分經過歷次改頭換面，替歐美人塑造了一套新的文明觀和普世性話語。現代英文barbarian的詞義即來自於這一段近代史。而如今，幾乎所有的國際法經典和重要國際規約——如下文論述的聯合國的【國際法院規約】（Statutes of tb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第38條（1）c——都或明或暗地向這個近代文明史的話語致敬。』[51]
作為西方中心論的『文明等級論』流毒甚廣
『直至19世紀初，歐美國際法的教科書對世界文明的等級做出明確規定之後，以下共識由此得到進一步強化，即歐美國家是文明主權國家，這一點是當仁不讓的。整體的文明等級順序是，西歐國家居文明之首，支那國（China，西人對「中國」的稱謂）、日本、韓國、奧斯曼帝國等被歸為半開化的（half-civilized）社會形態，這些半開化的社會有時也被併入更等而下之的蒙昧或未開化人群（barbarian）之中，而處於文明等級的最底層則是「野蠻人」（savages）——非洲人、澳洲土著以及美洲印第安人等有色人種。[52] 全球史學者馬佐厄對此做出如下總結：
維多利亞時代的國際法是依照文明的標準對世界實行劃分的。歐洲的內部——和歐洲人所盤踞的世界其他地區——是文明生活輻射的領域，這包含——粗略地說——以下方面：財產權、法典或憲法基礎上的法制、國家對領土的有效管理、使用常規軍參加戰爭、思想和信仰的自由。國際法在這個區域的主要任務是解決主權國家之間的紛爭，這是因為在國家主權之上別無更高主權。而在這個領域之外，國際法的任務則是論證什麼地方有資格被[歐洲人]施予完全主權或部分主權。
無獨有偶，著名的【萬國公法】的漢譯和晚清歐美政治地理教科書的翻譯，及其在東亞地區的廣泛傳播，發生在第二次中英鴉片戰爭之後，而東亞維新人士廣泛接受歐美文明論的等級觀也發生在第二次中英鴉片戰爭之後。這兩件事同步進行，絕非偶然。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福澤諭吉撰寫【文明論概略】，中日甲午戰爭之後康有為發表【大同書】，這些都是文明等級話語的集大成之作。從那時起，多數晚清維新人士不但不拒斥歐美人的文明等級論，還甘願承認自己是半開化民族，把加入文明國家的行列作為實現自身現代化的緊迫目標。』[53]
現代中國人接受被成為『半文明人』甚至『野蠻人』
『近代以來西方文明等級論傳入中國的渠道主要有兩條：一種是直接從西文移譯，另一種是通過日本轉道入華。從西文移譯入華的傳播主體，既有西方傳教士、商人和外交官，也有中國知識界人士。其中西方傳教士、商人和外交官由於受中文水平的限制，在翻譯過程中大多與華人助手合作，即由西人口譯，華人筆述。或許是出於傳教的方便，或許是為了避免在交往過程中出現意想不到的尷尬局面，也或許是礙於合作者的情面，這些西人在移譯西方文明等級論的過程中，大多遮蔽了中國在這套理論中處於半文明國家的地位這一事實。
從1901年開始，西方經典的文明等級在中國的傳播發生了重大變化。首先是傳播的主體，由原來以西方傳教士、商人和外交官為主，華人為輔這一模式，轉變成以留日學生占據絕對優勢。與此相聯繫，文明等級論的來源已不再是歐美等西方國家，而是日本。當時日本地理學家志賀重昂、中村五六、橫山又次郎，矢津昌永、牧口常三郎等人的著作被先後譯成中文，其中的文明等級論內容也隨之得到廣泛傳播。
……隨着經典的文明等級的廣泛傳播，西方人是文明人，中國人是「半文明」人甚至是「野蠻」人，不僅成為一種常識，而且逐漸內化成為一種民族心理狀態；在國際交往過程中遇事自矮三分，則成為部分國人的下意識行為。』 [54]
希臘-羅馬雅利安人是『人類永遠的主人公』？
『如果希伯來—閃米特人是人類的牧師，那麼，希臘-羅馬雅利安人是，而且將來永遠是人類的英雄/主人公。』[55]
雪萊說：『人類形式和人類心靈在希臘達到完美的境地，這種完美將它的形象加諸那些無可指責的作品，它們的殘肢斷臂都使現代藝術感到絕望；這種完美生成永不止息的衝動，通過一千種或顯或隱的運動，為人類的生存提供條件，使人類愉悅，直至人類不復存在。』[56]
西方人於18世紀末（1795年）創建了古典學，以虛構的古希臘文明為對象，並將古希臘人稱為雅利安人，當成自己的共同祖先，以此為自己種族的文化基因，說這就是高貴的『西方文化』的根本原因所在，由此構成西方中心論的核心內容。種族主義、白人至上主義等都與希臘主義有關。不根除希臘主義，就不能對西方中心論進行徹底清算，就依然會對人類造成持續的危害。
三．近代中國疑古思潮的國際背景
林鵬先生在【略論中學西被】一文中寫到：與西方進行着如火如荼地大規模偽造『世界歷史』形成鮮明的對照，20世紀初，在中國興起了一股來勢迅猛的針對中國真實歷史的疑古風潮。從顧頡剛提出『大禹是條蟲』的口號，到胡適在其所著【中國哲學史】中將中國歷史攔腰斬斷，對老子之前的歷史一概否定，一時間懷疑中國古史的風潮惡浪洶湧。
近代中國疑古思潮受日本殖民學術的影響
1909 年日本學者白鳥庫吉在東洋協會評議委員會上講演，聲稱：釐清中國哲學就要研討中國古代傳說。傳說的思想背景為儒學，其中人物多與儒學相關。傳說常衍變為真實，少有人懷疑與考實，其中可置疑而當否定的是有關『堯舜禹』的傳說。
他大膽議論：【尚書】中的【堯典】、【舜典】、【大禹謨】以『曰若稽古』起句，皆非當時所記。堯、舜、禹為古代聖王，孔子推崇，然而着實研討，卻有很多值得懷疑的理由，倘能捨棄成見，當不以『吾人之論斷』為不當。這就是轟動史界的『堯舜禹抹殺論』。[57]
『堯舜禹抹殺論』發端於日本政府組織的『滿鮮歷史地理調查事業』。
起初的工作重點是對『滿洲』及朝鮮歷史地理情報的基礎調查。早在1906年，為了組建調查部，白鳥一行曾實地踏查朝鮮、中國各地。調查部成立後，背靠『滿鐵』這棵大樹。白鳥等人的調查也包括搜集各種文字資料，據考證，僅『1906年滿洲朝鮮之行』和『1908年朝鮮之行』帶回各類圖文資料就達5000餘冊。憑藉這些資料，調查部先後出版了【滿洲歷史地理】【滿洲大地圖】【朝鮮歷史地理】等一系列歷史地理著作。不僅為『滿鐵』的殖民開發提供了基礎情報，也為『東京文獻學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1914年底，白鳥團隊的大多數成員轉入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從而開啟了學術『研究』工作。以白鳥為代表的『東京文獻學派』登上近代學術舞台，並提出『堯舜禹抹殺論』等重大命題。[58]
近代中國疑古派主要人物之一錢玄同曾在日本留學，他回國後不久與顧頡剛發起古史辨運動，掀起了近代中國的疑古思潮。疑古派提出『大禹是條蟲』，中國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第一，『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期愈長』。第二，『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勘探古史時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的狀況，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的狀況』。
近代中國疑古風潮與『中華文化西來說』合流
日本人呼應西方的『中華文明西來說』，於20世紀初提出了『堯舜禹抹殺論』；胡適博士從美國回來後攔腰斬斷中國歷史，講中國哲學從老子講起，提出『東周以上無史論』。
胡適在1918年為【中國哲學史大綱】所作的導言中寫到：『以現在中國考古的程度看來，我們對於東周以前的古史，只可存一個懷疑的態度。』在1921年的講演【研究國故的方法】中進一步說：『在東周以前的歷史，是沒有一個字可信的。以後呢？大部分也是靠不住的。』[59]
中國學者於是入套——自認封建落後……
中國學術界的這種自我貶損，是西方殖民主義思想對中國學術界長期洗腦的結果，是『東方主義』的典型表現。
後來，疑古思潮與『中華文化西來說』產生了合流的傾向。
例如，民國時期的學者丁山主張楚文化起源於印度。他說：『荊楚雄據長江中游、兩湖盆地，後漸東侵淮、海，可能是雅利安族。』[60]衛聚賢說墨子是印度人。『衛聚賢也曾從容貌（發、須、目、鼻）、語言文字、風俗、貨幣、帝王世次紀年法、文法等七方面，在中國古籍中搜討證據，主張夏民族為雅利安人種。』[61]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疑古派代表人物在晚年所寫的經典學術論文【〖山海經〗中的崑崙區】一文中，研究中國地理神話傳說中的崑崙區，雖然未明說中國神話起源於西方，卻認定中原的神話來自『近西北』，近西北來自『遠西北』。雖然話說到這裡為止，然而繼續追溯其『遠西北』的源頭，自然就是『西來說』了。
『疑古運動』否定中國傳統文化
『「古史辨」表面上是一場史學運動，但是正因當時流行「以歷史的眼光」看待一切，所以這場史學運動，也可以說是對整個傳統文化的革命。它的重要的基礎，是胡適所提出來的，以歷史的眼光看待整個中國文化，四部之書皆成「史料」。』[62]
『毛子水的【國故與科學的精神】，胡適的【〖國學季刊〗發刊宣言】，都明確地宣布了中國一切典籍史料化，而後進行科學整理。這種態度，全面顛覆了經學的價值，而且顛覆了經學研究。經學史料化之後，經書中的記載被當成是最古老的歷史，而且是「偽史」，進行新的審視，從而出現了「古史辨」運動。而整理國故與隨之而來的現代學術分科的全面建立，則把經學分散到幾個學科之中，而經學因之也完全消失。』[63]
『層累古史觀』起源於歐洲『古典學』
『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觀』的鼻祖是英國史學家康諾普·瑟爾沃爾。
19世紀20年代,英國劍橋大學引進德國古典學,康諾普?瑟爾沃爾為期間的代表人物。他第一次對『層累地造成的古史』進行了表述：『隨着時間的推移，這些故事的數量似乎在不斷增加，讓人們了解的細節也愈加詳細。但年代愈是久遠，我們能聽到的這類故事就愈少，直到，如果我們查閱荷馬史詩的話，完全找不到這類故事的蹤跡。』[64]
這種古史觀旨在否定古希臘源於東方文明的種種傳說，從而塑造純正古希臘種族的概念。這種觀點寫入19世紀中晚期英語世界標準古典學的教科書——威廉?史密斯爵士的【希臘史】中。[65]
疑古思潮的實質：帝國主義滅亡中國的『文化』工具
林鵬先生說：有趣的是，歐洲杜撰古希臘的虛假歷史和在中國否定自己的真實歷史時，兩者所採用的歷史學方法卻如出一轍，歐洲造假與中國疑古都採用了『古史辨』的方法——所謂『層累的造成的古史觀』。我在【平旦札】中曾經提出：『疑古派懷疑一切的理論，正是十九世紀興起的強大的世界思潮。這個思潮在西方產生了對希臘古典文化的崇拜，在東方則恰恰相反，對西方的崇拜帶來了對東方的蔑視。』
西方的『層累造成古史說』之目的是編造種族主義虛假歷史的神話。19世紀時，歐洲發明了以比較語言學為基礎的所謂『歷史科學』，對於此前所編造的古希臘源於東方文明的種種傳說不能滿意，於是以比較語言學為根據對前此的各種傳說進行掃蕩，從而形成屬於印歐語系的純種的古希臘-日耳曼種族偽史。
這種本來是服務於虛構古希臘文明的西方古典學方法，經過日本傳到中國之後，形成了中國的『疑古派』的方法，用以對中國古史進行否定，結果充當了帝國主義企圖滅亡中國的『文化』工具。從民國時期到今天的中國歷史學，其基本傾向是向西方的意識形態看齊，陷入了否定中國歷史的虛無主義之中。[66]
四．歷史學觀念上的『雙重標準』
1．近代日本『疑中國之古』的雙重標準
日本政府一方面組織『滿鮮歷史地理調查事業』，慫恿學者提出『堯舜禹抹殺論』，對中國經典進行貶低；另一方面，又悄悄地將被中國人當垃圾丟掉的中國經典頂在天皇的頭上。這可以說是歷史學觀念中雙重標準的典型表現。
從明治維新開始日本恢復了天皇體制，到現在一共有4位天皇，即明治天皇、大正天皇、昭和天皇及平成天皇。與中國不斷改朝換代不同，日本天皇聲稱自己是『萬世一系』，換句話說，在日本天皇只有一家，沒有改朝換代的概念。據說明治天皇是日本的第122世天皇。
這麼神聖的一個皇族，卻沒有姓氏，不像中國漢朝是劉家的天下、唐朝是李家的天下、宋朝是趙家的天下。天皇沒有姓氏，卻有名字。明治天皇名叫『睦仁』，大正天皇名叫『嘉仁』，昭和天皇名叫『裕仁』，平成天皇名叫『明仁』。從天皇的名字來看，所使用的完全都是儒家的概念，4位天皇的名字都是2個字，卻都有一個『仁義道德』的『仁』字。在中國文化的概念中，『仁』字非同小可，有『仁德』者有其位，可以坐天下；4位天皇名字的另一個字：睦、嘉、裕、明，也都是儒學的概念，『睦』者和睦、睦鄰，『嘉』者嘉禮，『裕』者裕民，『明』者明德是也。
而『明治、大正、昭和、平成』，則是天皇的年號。這4位天皇的年號，其來歷都非同小可。說來有趣，這4位天皇的年號都出自近代中國的垃圾桶。為何如此說呢，因為作為這4個年號出典的文獻，在中國的20世紀都被丟在垃圾桶里了。這些被丟在垃圾桶里的文獻，原來就是【周易】、【尚書】等儒家文獻。
【周易·說卦】：『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這裡取『向明而治』的『明治』二字，就是明治天皇的年號。
【周易?臨卦?彖傳】：『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這裡取『大亨以正』的『大正』二字，就是大正天皇的年號。
【尚書·堯典】：『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取此句中『昭和』二字，就是昭和天皇的年號。
【尚書·大禹謨】：『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工。」』【左傳·文公十八年】：『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 這裡取『地平天成』的『平成』二字，就是平成天皇的年號。
20世紀中國當成垃圾丟掉的文獻，日本人卻拿來當寶貝，而且不是一般的寶貝，用來作為自己萬世一系的神族天皇的年號。日本人在這一點上有點不厚道，因為他們將這些被中國人當垃圾丟掉的文獻當寶貝使用時，沒有告訴中國人，將其當成了機密，秘不示人。例如在後來公開【大正天皇實錄】時，人們才知道『大正』作為天皇的年號出典於中國的【周易】。20世紀初日本學者提出的『堯舜禹抹殺論』是說給中國人聽的，使中國人懷疑自己的古史、崇拜近代日本的『進步』，從而將屬於自己的——人類唯一的文明——文獻丟掉，然後日本人將這些文獻悄悄撿回去、當成寶貝，以之裝飾自己的神族譜系。
2．西方中心論虛構歷史的雙重標準
舉例來說，對於流傳至今的古希臘大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著作】的真假問題，作為西方中心論祖師爺的黑格爾也認為不靠譜。
他寫道：『至於亞里士多德的原稿的命運，從傳說看來，似乎我們實在不可能或者極少希望得到了他真正的不被損壞的著作，對於它們的真實性懷疑一定會發生，而且我們還應該很驚奇，看到它們還很像現在這樣流傳到我們。』[67]
然而，實際上使用起來，黑格爾還是硬着頭皮按照亞里士多德著作都是真的來做判定。在其名著【哲學史講演錄】中不惜筆墨，花去100多頁篇幅，對自己並不相信的東西竭力推崇。黑格爾說：『亞里士多德詳述了全部的人類概念，把它們加以思考；他的哲學是包羅萬象的。……最多地把握了現象；他確實地表現出自己只是一個思想着的觀察者，他考慮了宇宙的一切方面。』[68]
這是什麼？中國人學儒學，都有羞恥的觀念，而這位西方哲學大師卻不知羞恥為何。這就是歷史學觀念中的雙重標準的典型表現。
在談到中國歷史與古希臘歷史對比時，黑格爾再次施展其雙重標準的本領。
他寫道：『我們已經說過，中國和印度至今都還存在，波斯卻不存在了。波斯轉入希臘的過渡固然是內在的；但是這裡它也變成了外在的，就是主權的移讓——這一種事實從這時起不斷發生。希臘人把統治權和文化拱手讓給羅馬人，羅馬人又為日耳曼人所征服。假如我們仔細審視這種轉變，就會發生下列問題——譬如拿波斯為例——為什麼波斯沉淪，而中國和印度卻始終留存呢？在這裡，我們首先要排除我們心頭那種偏見，以為長久比短促更優越的事情：永存的高山，並不比很快凋謝的芬芳的薔薇更優越。』[69]
黑格爾認為：印度高於中國，波斯高於印度，希臘又高于波斯，羅馬為希臘的繼承者，而日耳曼人又高於希臘和羅馬。
黑格爾把長存的中國、印度文化比喻為：永存的高山；
把短命的波斯、希臘、羅馬比喻為：倏忽凋謝的薔薇。
而這些已經滅亡、命運短促的民族卻遠遠優越於長存的中國文化！
黑格爾要為他的聽眾和讀者洗腦：倏忽凋謝的薔薇、優於永存的高山！
這樣一來，黑格爾就完成了他的『世界歷史觀』。於是，蠻族日耳曼就成了『世界精神』的代表者。黑格爾本人也就當之無愧地成為納粹黨國家社會主義的『祖師爺』。[70]這就是黑格爾的神辯法，實際上也是雙重標準的典型表現。
雙重標準是西學的核心觀念，其來源在於上帝的選民意識，它表現在西方思想的每一個方面。全面揭露西方雙重標準的表現不屬於本文的範圍，在這裡我們僅就其在歷史學領域的表現，略作揭示。
3．中國學術界自我矮化的雙重標準
在中國理論界、學術界也存在一種歷史學觀念上的雙重標準，可以稱之為文化上的『自我矮化』。其表現形式為對中國歷史文化的輝煌成就視而不見，對西方虛假的歷史奉若神明。
舉例來說，被翻譯成中文的這300萬字的所謂亞里士多德全集的著作，其實僅僅是亞里士多德名下作品的一小部分。蘇聯歷史學家伯德納爾斯基說：『亞里士多德留下了豐富的著述遺產，他的論著浩繁（其數目難以確定，約為四百種到一千種）。』[71]
這些大量存在的所謂『亞里士多德著作』可信嗎？
21世紀的美國史學家不相信。『文藝復興與「科學」的關係是荒謬的。人文主義者收集各種古典文獻，……也有亞里士多德的全部著作。他們用近乎對待神明的態度對待這些文獻，認為它們在權威性和準確性上近乎【聖經】。他們的批判能力沒有用來驗證這些文獻或古典作家的真實性，而是用來構築該文獻的權威版本。』[72]
20世紀美國著名科技史家喬治?薩頓不相信。『這些著作是可信的嗎？這個問題比它初看上去更複雜一些，……如果問題涉及的是文字的原創作者---每一篇是由誰寫的，那麼，由亞里士多德本人寫的大概很少。』[73]
如上一節所舉內容，其實就連19世紀的『西方中心論』核心人物黑格爾也認為傳世的亞里士多德著作不靠譜，不敢說自己相信。
對於這些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傳世著作真偽，在西方歷來都有懷疑，不斷有人揭露其多為偽作。再舉一個例子：
『偽造，是西方「傳統」主要內涵。它開風氣於中古基督教，浸淫於意大利文藝復興，而登峰造極於19世紀的歐洲中心論；由此形成了垂數千年而洋洋大觀、赫赫高卓的西方歷史。例如，關於文藝復興時期的偽造，法國哲學家果魯特（Gueroult）認為，人文主義者們努力把哲學從教會經院學術的壟斷中「解放出來」，「但這並非真是一件好事，因為它導致假柏拉圖、假亞里士多德和假伊壁鳩魯，如春花怒放」（the flowering of the false Plato, false Aristotle, false Epicurus ）。』[74]在文藝復興期間，很多人都知道亞里士多德是被偽造的。[75]
然而，不知為何，在西方並不認為古希臘一定真實可靠，到了中國這種懷疑精神就不見了，中國的學者們都對這位古希臘大哲學家推崇備至。不僅如此，凡是西方古典學的內容，一到中國就會變成神聖的存在。對此，這些『古典歷史』學者們不僅自己深信不疑，而且也不遺餘力地致力於使別人相信；甚至將這些偽古希臘的東西當成崇拜的對象，並企圖使中國人民子子孫孫對着這些假古董頂禮膜拜……
與此同時，對於中國人自己祖宗留下來的文化遺產，則妄自菲薄，往往將其劃歸封建迷信，丟入茅廁之中。
這種自我矮化的現象不僅限於歐洲『古典歷史』範圍。在研究近代歷史時，也存在這種現象。舉例來說，對於莎士比亞的劇作在國外歷來都有懷疑，一直爭論不斷。然而，莎劇一到中國就變成了神聖不可侵犯的人類天才劇作，聽不到來自中國學者的任何質疑聲音。與此形成對照，對於人類真正的偉大劇作家湯顯祖則貶斥之。例如去年有一篇標題為『莎士比亞與湯顯祖並提，是「文化崛起」的心態作祟』的文章，意思是說太可笑了、湯顯祖怎麼可以和莎士比亞相提並論！這就是典型的自我矮化雙重標準的活樣板。
然而，據考證實際上莎士比亞是個文盲，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我們今天見到的所謂莎士比亞劇作並非16世紀的文盲莎士比亞之作，而是在兩百年後的18世紀由幾十位精通中國文化的英國漢學家集體編寫而成。
18世紀英國的學界泰斗及莎士比亞編輯塞繆爾?約翰遜，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見范存忠著【約翰遜博士與中國文化】）。他的學生之一、演員和導演大衛?加里克（David Garrick, 1717-1779年）是『莎士比亞崇拜』的台前推手。英法七年戰爭（1756—1763年）前夕，大衛?加里克與法國人合演【中國節日】，被倫敦的愛國暴民砸場；四年後（1759年），加里克成功地導演、主演【中國孤兒】，標誌着英國與法國爭奪『中國風』而獲得自主權。然而，在家族血統上一半法國人、一半愛爾蘭人的加里克，為了洗清他不久前被罵為『賣國賊』，大搞莎士比亞崇拜；不僅把『中國風』的戲劇資源注入其中，而且主持了莎士比亞慶典（1769年）。
英法七年戰爭英國勝出，從此英國開始懷抱全球帝國，便加緊編造其民族和文化之『優越性』，於是築起『莎士比亞豐碑』；把英語和莎劇推行於大英帝國各殖民地，凌駕於、甚至摧毀當地文藝。格萊克曼教授說：
莎士比亞的價值已被廣泛認可，而他在亞洲的普遍存在歸因於英國殖民主義和歐美的文化帝國主義。骯髒的（西方文化）話語與戰爭、不平等條約、領土割讓、治外法權和賠款，聯繫在一起。對於民族主義來說，亞洲觀眾崇敬和欣賞莎士比亞很可能導致『民族認同』的疏離和拋棄其本身的文化遺產。
從某種意義上說，殖民文化和精神鴉片奠基了中國的新文藝。安德魯·迪克森在【全球莎士比亞】中評論道：『在中國，被英國發動鴉片戰爭所開闢的通商口岸，變得繁榮起來；在那兒上演了【威尼斯商人】，先是英文版，再是中文版，它奠定了現代中國戲劇的基礎。』
值得一提的是，焚毀圓明園罪魁之一的伊利近（額爾金），是一個莎士比亞崇拜者，他此前曾企圖讓中國皇帝閱讀莎士比亞。在火燒圓明園之後的第四年（1864年），英國上流社會百萬人隆重紀念莎士比亞誕辰三百周年。[76]
這種自我矮化的現象，從西方的角度來說，被稱為『東方主義』，對此，美國作家薩義德已經作了大量的揭露。中國的『東方主義』被稱為『漢學主義』，這些主義的盛行，屬於西方殖民主義文化政策的成就。
漢學主義是東方主義的分支
西方中心論→東方主義→漢學主義：西方中心論在東方（中國）培植起來的殖民文化。
『就本體論而言，漢學主義是關於中國知識的生產系統，但因其認識論與方法論存在問題，它就被漢學主義化了，其本質上是一種特殊的殖民化。在此，被殖民的並非土地，而是人們的思想和精神。參與了這種殖民化活動的人，不僅有歷史上的殖民主義者，也包括被殖民的人們。換言之，殖民者是西方人和包括中國人在內的非西方人。……
在中國文化領域，漢學主義化的常見現象包括知識分子要求全盤西化和普通人對西方的盲目崇拜。激進的漢學主義化甚至出現了逆向種族主義的傾向。一位中國知識分子將中國人描繪成「垃圾堆上的蒼蠅」、「污水坑中的蚊子」，並認為中華民族已退化為「畜群」，「淪為流氓無賴」，有着「次法西斯主義的卑怯」，因此，「污染了文明和國際社會」。看到這樣一個極端例子，如果不知道作者身份，人們也許會以為上述描寫是歐洲新舊法西斯主義、美國的三K黨，或者世界上白人至上主義者的種族詆毀言論。不幸的是，這一言論出自一位所謂的中國知識分子精英的手筆。……不僅有一些中國人扮作西方應聲蟲的他者，在漢學主義化的情形下，他們還在不經意間淪為新殖民主義的傀儡。』[77]
全盤西化論及『與國際接軌論』的本質為自我殖民化
『從20世紀上半葉前期中國知識分子呼籲全盤西化，到21世紀之交廣為人們接受的「與世界接軌」，我們一直可以看到漢學主義是一個中西方各行各業人民共同經營的項目。幾乎在中國社會的各階層，我們都能夠察覺到一股強烈的「自我東方主義化」或「自我漢學主義化」的趨勢和運動。自我東方主義化的概念為德里克所提出，所指為兩個相關方面：一是亞洲人根據歐洲人創立的東方主義而形成對亞洲的看法；二是那些對亞洲文化抱有同情心且已亞洲化的西方人所形成的有關亞洲的西方觀點。……本人對漢學主義化的看法多是批判性的。它是一個複雜的現象，其中包括中國人無奈地承認西方文化具有優越性，願意接受被強加的東方主義角色，從西方人的角度來觀察和批評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似乎自己就是西方人一樣。可見，呼籲全盤西化以及與西方接軌的理論基礎就是自我漢學主義化，其本質為知識的自我殖民化。』[78]
中國人沒有方向，令世人嘲笑
『亞洲代表了一種令人不悅的可能性，可能突然爆發，毀滅「我們的」世界，就像約翰?布侃（John Buchan）在1922年所說的：
世上有各種互相牴觸的力量、雜亂無章的智識在翻騰。你有沒有想過中國的例子？中國有數以百萬計的好頭腦遭空洞花俏的玩意弄得創意殆盡，他們沒有方向，也沒有驅策的力量，因此所有努力加起來全是一場空，全世界都因此恥笑他們。
倘若中國能找出章法（確實是會），就不會再是別人的笑柄。』[79]
世界歷史被構造成『西方文明』的『獨角戲』
『湯因比的著作引出了另一個問題，這個問題自他那個時代以來變得越來越迫切。我們正生活在一個普遍不安的、伴隨着（如果不拒絕）所謂的西方文化——古希臘文化、古羅馬文化、文藝復興、地理大發現、科技革命、啟蒙運動，等等——的發展的「大敘事」時代；這是一種可用來合法主張西方精華的優越性的大敘事。受過教育的西方人以及第三世界的知識分子對一種具有文化合法性壟斷的單一的「大傳統」觀念，即世界歷史是一部獨角戲的觀念越來越感到不安。』[80]
本文開頭所舉的三篇文章所描述的所謂『歐洲古典歷史』，實際上就是這種神化歐洲歷史的一出『西方文明獨角戲』。其要害在於，美化殖民歷史，打壓中國文化。換句話說，這三篇文章不僅知識陳舊、觀念陳腐，同時也正是文化上自我矮化的雙重標準之典型。
總而言之，這種在文化上自我矮化的雙重標準，正是西方中心論的希臘主義、東方主義、漢學主義以及歐洲人高人一等的種族主義乃至白人至上主義的綜合表現。當前，在復興中國文化的緊要關頭，面對着西方中心論話語權的嚴重挑戰，反對歷史學觀念中的這種雙重標準是當務之急。
中國的『歐洲古典學』學者們，應該鼓起勇氣跳出美化西方偽史的窠臼，運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及外語知識，從研究、揭露西方偽史中找回自己的存在價值，不要繼續做西方中心論傳聲筒的角色了！
2017年12月10日於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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