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伪史抄袭中国历史、窃据文明源头
——“苏美尔历史”起源揭秘
诸玄识、董并生
西方列强在塑造西方中心论的过程中，最初在16-17世纪编造了古罗马帝国的故事，其后在17世纪70年代到18世纪70年代，又虚构了古希腊文明，并将其奉为西方文化的鼻祖。期间，由于以耶稣会士为代表的天主教传教士不断将中国的信息传入欧洲，造成欧洲基督教历史观的混乱。于是，为了维护其“圣经历史编年”的合理性，于是又开始虚构“古埃及”、“古巴比伦”乃至“两河流域古文明”的历史。这就是东方主义的发端，其目的是为了抵消中国历史对西方社会所造成的思想冲击，同时维护其在全世界的殖民利益。
在虚构古罗马帝国、古希腊“古典文明”以及东方主义的古埃及、两河流域“古老文明”的最后时段，西方中心论制造者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文化十字军”运动，编造出一个全面超越中华文明的“人类第一文明”，这就是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展开的——“苏美尔文明”的考古造假运动。
本文旨在揭露“苏美尔骗局”（Uncovering The Sumerian Hoax）的真相。
一．“苏美尔文明”不具备可信性
“苏美尔文明”指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古文明，其范围大约在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的两河流域。
我们已经充分揭示，所谓古老的“埃及文明”出于欧洲学者们的集体虚构。尽管如此，对于“古埃及”概念来说，在19世纪的尼罗河流域还可以见到许多“古代遗迹”；而在两河流域，作为欧洲冒险家的旅游者们，除了见到一望无际的平原以及平原上的几座土山丘之外，见不到其它东西。正是在这样的地方，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西方的语言学家及搜寻古董的学者们竟然“发掘”出了一个消失已久的“古代文明”世界……
“关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发现，甚至更加动人听闻。在尼罗河流域还一直可以看到已经消逝的伟烈丰功的无数遗迹，而美索不达米亚则辽远而又不易到达，冒险的游历者除平原上的几堆土山外，找不到什么东西。一个消逝了的世界，又是由于语言学家和发掘者的共同努力而被发现了。”
这些所谓的“语言学家”与发掘者都有相关专业的学术背景吗？没有。这一领域的开创者是一些毛头小伙，其职业多为殖民军人或海外殖民外交官。
（一）“苏美尔文明”概念出笼的经过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好生了得
“这一文明对推动人类的进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一地区孕育了许多世界之最：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座城市；最早的议会制度雏形；最早的国家行政学院；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灌溉农业，开展了人类最早的对外贸易，实践了最早的封建租佃制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人类最早的公司形式，最早的职业经理人，最早的股权激励形式；诞生了最早的文字，最早的学校，最早的图书馆；出现了第一次社会改革，第一部法典，第一部法律判例，第一部农人历书，第一部药典；产生了最早的宇宙观，最早的伦理观，最早的人本观，最早的科学知识；流传着最早的史诗与神话，最早的寓言，最早的谚语和格言，最早的爱情诗，最早的《圣经》故事原型等等。”[ii]
一个年轻人“发现了”古巴比伦
“重新发现”巴比伦的是一个名叫克劳狄乌斯•詹姆斯•里奇（Claudius James Rich，1787-1821年）的法国年轻人。他出生的在法国东部的城市第戎（Dijon），在布里斯托尔长大，自学了突厥、波斯、阿拉伯、希伯来、叙利亚文以及中文。17岁时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军队做见习生，后来曾在开罗担任英国在地中海地区总领事，之后担任英国驻巴格达的常驻代表。里奇于1811年首次访问巴比伦，游览观光了10天。他描述并观测了紧挨幼发拉底河的方圆大约2.5英里的一处废墟。[iii] 这就是“重新发现”巴比伦的最初情况。
“只有从学者们能够对于在两河流域地区所发现的铭文和古物加以科学研究的时候起，对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各族人民的历史和文化的真正研究才算开始。最初的各次发掘是包塔在19世纪中叶开始的，他侥幸地在霍尔萨巴德发现了亚述王萨尔贡宫殿的废墟。1845年到1851年间，赖亚德所进行的多次发掘收获特别大。他发现了亚述的首都卡拉赫和尼尼微的废墟。……具有特殊历史价值的是赖亚德在亚述宫殿废墟发现的铭文。拉萨姆和斯密斯继续赖亚德的工作。他们的发掘给亚述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材料。”[iv]
值得注意的是，里奇到访巴比伦废墟、重新“发现巴比伦”时年方24岁，是一名年轻的供职于大英帝国的殖民官员，并非什么考古学家。他在17岁前自学多种外语、包括中文的简历，令人难以置信。
“亚述学”开创者为士兵或官员，并无专业学养
更有甚者，创立作为“苏美尔文明”基础的“亚述学”并非学者，而是欧洲海外殖民军队的士兵以及外交官们！他们处理学术问题，就好像在执行军事任务一般，保证完成任务，于是就真的开创了这门考释楔形文字的“大学问”。“在几十年热衷于考古发现和识读碑铭的浪潮当中，一些士兵和外交官对学术研究如同处理军事问题一样执着，结果是他们发明了亚述学。”[v]
“公开发表的报告有一个直截了当的标题《根据外交部的指令和法兰西研究所的指示游览波斯》。因此，在西亚的第一个大规模发掘活动出自两个政府公职人员之手这一点也不令人感到意外，这两个人就是法国人保罗?埃米尔?博塔（Paul Emile Botta）和英国人奥斯坦?亨利?莱亚德（Austen Henry Layard）。正是这两人将世界的注意力引向美索不达米亚的考古财富。”[vi]
对亚述首都的“考古”发掘
美索不达米亚考古的有效开展，始于奥斯坦•亨利•莱亚德（1817-1894）及其对尼尼微的发掘。
莱亚德生在巴黎，长在瑞士和意大利，16岁时到伦敦学习法律，一学6年。1839年，他动身前去锡兰，中途在君士坦丁堡英国大使馆找了份工作，在该地工作了两年。期间，英国大使斯特拉福•坎宁因博塔发掘赫尔萨巴德的成功激起了对古物的兴趣，于是发起资助莱亚德首次发掘尼姆鲁德（1845年）。
按照20世纪的标准，这些发掘是极端原始的。无论对于莱亚德还是博塔而言，发掘的目的无非是想得到能再起国家博物馆内的展示的古建筑上的雕像和墙壁上的浮雕。大批工人沿着宫殿的墙壁尽可能快速地挖掘探沟或隧道，所有易碎的物品——石灰石和金属器物以及泥灰墙上的壁画——只要一暴露到空气中，便立即蜕变分解。
1847年，莱亚德开始将他发现的文物运往英国。1848年10月这批珍贵的货物抵达伦敦，随后在大英博物馆展出。
这时，释读楔形文字的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考古重点也从发现艺术品转为寻找古文献和铭文。莱亚德对尼尼微的辛纳赫里布王宫进行广泛发掘，找到了王室图书馆的大部分遗存，发现了几乎有3公里长（2英里）、带有71个房间和门厅并饰有浮雕的墙壁。这座图书馆收存了难以计数的一时难以理解的泥板文书，后来才知道它们是有关亚述宗教、文学、政治详情的重要史料。
不到10年时间，博塔和莱亚德便发现了亚述三个首都的遗址，即赫尔萨巴德、尼姆鲁德和尼尼微。[vii]
“苏美尔”概念的来历
以上所述就是“亚述学”的缘起。而亚述学为所谓的“苏美尔文明”提供了支点，其关键在于楔形文字的“识读”（猜谜）。首先，“苏美尔”一词就是来源于对楔形文字“识读”的结果。
“古希伯来人和古希腊人把苏美尔地区当成巴比伦，即操塞姆语的巴比伦人的故乡。……早期出土的大部分楔形文字文献，都以现在被称为阿卡德语的塞姆语写成，因此，塞姆人被认定为苏美尔地区的原住民和楔形文字的发明者。而随着对这些文献研究的日渐深入，人们发现文献上的楔形文字并没有某些塞姆语所特有的语音符号……
1869年，法国学者朱利斯•欧佩尔特（Jules Oppert）在法国古币和考古学会人种和历史学部发表演讲，提出讲这种奇怪语言的民族的名称，可以在记述早期统治者的铭文中发现。在铭文中，这些统治者被称为‘苏美尔和阿卡德之王’。他推论，既然阿卡德肯定是指一处属于塞姆人的土地，那么苏美尔就应是指一处非塞姆人的土地，而其居民——苏美尔人——则是楔形文字的发明者。他第一次把发明楔形文字的非塞姆人及其语言命名为‘苏美尔人’和‘苏美尔语’。”[viii]
（二）楔形文字的“识读”方法属于“猜谜”
西方学界对“楔形文字”的释读缺乏科学性
对古巴比伦楔形文字的“释读”与对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破译一样，是西方学者们在十九世纪开始的。与其说是“释读”、“破译”，不如说是“猜谜”，而“找到”破译这些文字“钥匙”的人，实际上并不是什么学者、大多是些二、三十岁的愣头青。
法国人商博良是“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第一人，当时32岁（1822年），“破译”方法为“猜谜”；首位“破译”西亚楔形文字的人是德国人，名叫格罗特芬德，当时27岁（1802年）；而英国人罗林森在25岁（1835年）时、又一次独立“破译”了楔形文字。商博良开始研究古埃及学时据说是年仅十一岁的儿童。整个学术界对于“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研究就建立在这样一位法国小伙子“猜谜”的基础之上。
格罗特芬德是德国一名中学数学教师，据传有一次打赌说他能够破译古波斯楔形文字，然后琢磨一下就“破译”出来了。罗林森既不是学者、也不是教授，当时只是一名被派往波斯的英国年轻军官，出于一时的兴趣就轻而易举地“破译”了古波斯与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并将其译文及论文发表于《皇家亚洲学会杂志》。19世纪这两位欧洲青年，在文字学“形、音、义”三要素中，只顾及字音，模拟假定“音值”，通过与伪书《希罗多德历史》中若干人名的发音进行比对，用“破译”或“猜谜”的方法，将消失了千年、乃至几千年的三种古代语言或方言准确、无误地完全揭示出来，形成了近代西方的“东方学”基础。
然而，以中国学术的标准来衡量，建立在这样基础之上的“东方学”可信度甚低；同时，《皇家亚洲学会杂志》是西方早期“东方主义”的刊物，是为英国殖民政策服务的工具，缺乏学术性、不足为凭。[ix]
古巴比伦楔形文字如何释读？
“破译”楔形文字源于德国一名中学数学老师的一个赌注。
“人们一定难以相信，首先破译楔形文字竟是源于一个赌注，不过，这是千真万确的。……当初，商博良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时，他还能从小小的图形中有所领悟，而破译楔形文字就难多了。19世纪中期后，博塔等人发掘的大量文物，给提高译解技艺提供了条件。然而，在破译楔形文字方面第一个迈出决定性步子的人，却是德国的一个叫格罗特芬德的中学数学教师。他译解楔形文字并非出于学究的好奇或学术的冲动，而纯粹是为了打赢一个赌。
1802年，也就是格罗特芬德27岁时，有一天他突发奇想，认为自己能够找到解读楔形文字的钥匙。当时他正和几个朋友一起喝酒，便对朋友说，用他的预感打了一个赌。而他当时手头唯一的资料，是几份波斯波利斯铭文的蹩脚摹本。经过一段时间苦苦钻研，格罗特芬德破译了波斯波利斯的起首10个字母，解开了当时最渊博的学者也无从解开的难题。” [x]
“楔形文字”比“埃及象形文字”难得多
“辨认楔形文字比埃及象形文字困难得无法相比。成功的第一步是汉诺威高等学校古典学术教授G.F. 格罗特芬德（1775-1853）获得的。他大胆地用奇妙的组合的办法，于1802年在尼布尔原件上认出了大流士、喜特塔斯皮和泽尔士这三位国王的名字，并发现11个最简单的、即波斯文的书写体的正确含义。” [xi]
越难的东西、西方人破译起来反而越简单，破译者的年龄也越年轻！
G.F.格罗特芬德“破译”楔形文字的方法
“首先，格罗特芬德确定，楔形文字的确是文字而不是饰品。接着，他通过古希腊史学家的著作初步了解古代波斯的历史，已知波斯统治者居鲁士在公元前540年前后灭掉了巴比伦，为建立一个强大的波斯王国扫清了障碍。格罗特芬德认为根据这一史实可以作出推断，铭文摹本中至少有一栏文字代表统治者的语言。此外，有一组记号和另一组单独的记号经常在文中出现，他推断这一组记号可能代表‘国王’这个词，而那个从左往右上方斜引的单独记号，可能是个分字符。这些推论因在其他铭文中有类似发现而得到了验证。
当时，他还不清楚铭文该丛哪个方向读，是从左到右，还是从右到左？是从上到下，还是从下到上？但他很快发现大部分楔形文字的尖端不是朝下，就是朝右。两个楔形文字相交构成的角总是朝右开放。因此，他断言楔形文字应该从左往右读。当时只有一个欧洲人接受这一观点。
……当时他手头上的文字资料是从纪念碑上摹写下来的铭文，于是他暗自思忖：纪念碑上某些文字的书写方式，一般是常年不变的，比如他家乡墓碑上‘长眠于此’几个字，就是他的祖父、曾祖父辈已经使用，而他自己的子孙也还要使用下去的。因此，新波斯时代纪念碑上的某些铭文，如引语或祝语等，应该可以在古波斯的纪念碑上找得到。
在这里，格罗特芬德充分使用了数学的逻辑思维，他先假定一组反复出现的楔形文字代表‘国王’一词，那么第一个字应该是国王的名字，而且后面必然有一行斜行楔形文字作为分字符，下面的两个字中必会有一个代表‘国王’。‘国王’这个关键词，可以根据其反复出现的次数来加以识别。他注意到几乎所有的铭文中，在每一栏的开端，同一组楔形文字只有两种变体。根据他的推论，这组文字里应该有国王的名字。这种一致性是否意味着所有的铭文只谈到两位国王呢？根据古典套语的习惯，很可能他们之间存在父子关系。因而格罗特芬德按自己的理论演绎了下列图式：
X（国王），Z之子；
Y（国王），X（国王）之子。
正是根据这一推论，格罗特芬德成功地译出了楔形文字的最初几个字母，破译了波斯国王和亚塔薛西斯的名字。
《波斯国王大流士的古波斯铭文》格罗特芬德译为：
大流士，伟大的皇帝，众王之王，诸国之王，胡斯塔普斯之子，阿黑明尼的王朝的皇帝，是建这座宫殿的人。
格罗特芬德在其著作中回忆这段过程时写道：我确信，应该从亚凯梅尼狄亚王朝去找这样两位国王……我开始检索历代国王的名字，瞧瞧哪两个最与铭文的文字相符。他们不可能是居鲁士和冈比西，因为铭文上两个起首的字母不同；也不可能是居鲁士和亚塔薛西斯，因为文字从字形上来看，第一个太短，第二个则太长。看来可供选择的只有大流士和薛西斯了，它们看来和铭文一拍即合，我于是断定摸对了门道。这是由于在提到儿子时，父亲的名字边上有表示国王的记号，但在提到父亲的世系时这个符号就不见了。所有波斯波利斯的铭文都证实这一看法是正确的。
……我们要特别肯定的是，格罗特芬德在破译古波斯楔形文字上的成就，为两河流域出土的种种楔形文字提供了解读的钥匙。” [xii]
如此破译法、如此想当然！海外奇谈、无出其右者。在这里，欧洲人随意的学术态度曝露无遗……
罗林森25岁开始“破译”楔形文字、方法与格罗特芬德不谋而合
“罗林森1835年在埃尔万德山上第一次看到楔形文字铭文，后来就开始抄录引人瞩目的贝希斯敦铭刻上那些可以抄下来的部分。罗林森在对欧洲这方面的研究进展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在抄录这些铭文时，收集到一份符号表，并寻找专有名词。他想出的办法和格罗特芬德想的那个办法一模一样，他读出的头三个名字也是大流士、泽尔士和喜斯塔斯皮，这简直是历史上最出奇的巧合之一。就这样，打开波斯楔形文字的钥匙已找到两次。” [xiii]
罗林森是在波斯工作的英国年轻人，他又一次找到打开楔形文字的“钥匙”……
罗林森爵士被称为“破译”楔形文字的“商博良”
在波斯工作的英国年轻人亨利•克雷齐克•罗林森（1810-1895年）被称为“译解楔形文字的商博良。” [xiv]
罗林森“不是大学里的学者，也从来没有当过教授。他17岁时便作为东印度公司雇用的一名青年见习军官远航印度寻求前程了。……在1833至1839年间他在波斯为波斯王训练军队。” [xv]
罗林森爵士的另一头衔——“亚述学之父”
另一种说法：罗林森接触楔形文字是在27岁（1837年）的时候。
“英国人亨利?罗林逊，他成功地破译了美索不达米亚语。他的突出成就使他荣膺了‘亚述学之父’的美称。罗林逊出生于1810年，1826年到英国东印度公司服兵役。1833年以少校身份公赴波斯。1837年的某一天，他来到比希斯敦村庄，波斯人称这里为巴基斯坦纳，意思是‘众神的居住地’。这里自远古以来就有一座陡峭的双峰大山，被称为‘神仙洞府’，从伊朗通往古巴比伦的古道就从山下经过。大约在两千多年前，波斯国王大流士曾下令用三种语言在岩壁上刻上浮雕和铭文，以纪念他本人的丰功伟绩。在这幅著名的浮雕上，伟大的大流士倚弓而立，右脚踩在反叛者戈玛塔身上，国王后面有两位佩有箭筒、手持弓和长矛的波斯贵族。他的前面有九个在瑟缩颤抖的‘反王’，脚被捆住，脖子上拴着绳索。图像的边上和底下有14栏文字，分别用波斯语、苏美尔语和苏萨的方言记述了大流士的武功。当时，罗林逊被这陡峭石壁上刻着的文字和雕像深深吸引住了，他冒着生命危险攀上石壁，抄录了所有碑文并开始研究楔形文字。他在完全不了解格罗斯芬德的研究成果的情况下，用一种与格罗斯芬德十分相似的手段，译出了三个波斯国王的名字，用英语写出来是，Darayawaush（大流士）、Khshayrsha（赫沙雅夏）、Vishtaspa（维希塔斯巴）。” [xvi]
后来他又破译了另一种楔形文字，这就是苏美尔语，也是古巴比伦语、亚述语，并编了一套“学习指南”和“词典”，因此被学术界尊为“亚述学之父”。
东方学的基础——建立在楔形文字“猜谜”的方法之上
“由于格罗斯芬德、罗林逊等人的杰出贡献，楔形文字这一语言之谜逐步被揭开。此后，学者们继续采用由近及古的方法，对照古波斯文，最终将两河流域最古老的苏美尔人创造的楔形文字释读成功。楔形文字的释读成功，为人类打开了认识两河流域数千年历史和文化的大门。在此前后，考古工作者在这一地区先后发掘出几十万块用楔形文字写成的泥板文书。通过对这些泥板文书的解读和研究，人们才知道，两河流域是人类文明的最早发祥地之一。” [xvii]
就这样，整个“两河流域文明”的发现与研究，建立在一位德国中学年轻数学教师酒后的一个赌注以及一位在波斯服役的英国青年的猎奇兴趣之上……
两个19世纪的欧洲青年，通过与伪书（希罗多德《历史》）的对比，在文字学要素“形、音、义”只存在音的情况下，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消失了千年、乃至几千年的三种古代语言或方言，用破译毋宁说是猜谜的方法，完全准确无疑地揭示出来，形成近代以来西方的“东方学”之基础……
当时许多学者对这样的“释读”并不相信
“巴比伦楔形文字的释读工作进展得如此顺利，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令世人震惊。许多学者对罗林森和兴克斯的研究持怀疑态度，有些人甚至展开攻击，把他们的成果诬蔑为偏见和毫无价值。”[xviii]
如此“释读”何以服众？
“1857年是非常值得牢记的一年。在这一年，英国数学家、业余东方学家塔尔博特 [xix] 翻译出了一份亚述王提格拉帕拉沙尔一世的铭文，于1857年3月17日寄给了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并建议学会邀请罗林森和兴克斯各自独立翻译此铭文，以便把三篇译文进行比较。此时欧佩尔特恰好也在伦敦，所以学会也向他发出了邀请。皇家亚洲学会安排五位专家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对塔尔博特、罗林森、兴克斯和欧佩尔特的四篇译文进行评议，结果表明四篇译文大致相同。这一研究终于得到了权威学术机构的正式承认。这门语言后来被正式命名为阿卡德语。一门新的学科——亚述学宣告诞生。罗林森由于在释读楔形文字方面的突出成就，亦被尊称为‘亚述学之父’。”[xx]
这里，两位业余爱好者罗林森、塔尔博特，再加上天才学者爱德华•兴克斯以及语言学专家欧佩尔特，四个人进行一次独立翻译相互比对的方法，核对结果，判定该释读方法的正确。不能服众该怎么办，于是想出这么一个利用权威机构进行评判的方法。
有没有作弊的可能性呢？关键是这样一个殖民当局的学术权威机构——大英帝国“皇家亚洲学会”的公信力如何。
大英帝国殖民学术机构缺乏公信力
这里我们顺便爆料，就连被尊为“人类伟大科学家”的英国皇家学会会长艾萨克·牛顿（1643-1727年）爵士本人，都存在严重的造假问题，完全没有公信力。何况其殖民机构“皇家亚洲学会”？
就凭这么一个大英帝国“权威机构”的裁决，于是就堂而皇之地通过学术研究的名义，将楔形文字进行分类排队，列出所谓的埃兰语、胡里语、赫梯语、阿拉米语、乌加里特语、乌拉尔语、阿卡德语乃至“苏美尔语”的谱系，并将“苏美尔语”的年代向前推、说成是人类社会最早的书面语言……
“破译”苏美尔语？
“随后，罗林森等人又基本破译了苏美尔语，并因此产生了‘亚述学’的分支——苏美尔学。
亚述学和苏美尔学的诞生使得大量的楔形文学原始文献尤其是阿卡德语文献得到了整理、拉丁化转译和翻译，而文献整理和翻译工作反过来又极大的促进了亚述学和苏美尔学的发展……”[xxi]
按照成说，“楔形文字是苏美尔人创造的，后被阿卡德人继承，并发展为巴比伦语和亚述语，又由巴比伦人和亚述人传给波斯人等周边民族。然而，解开楔形文字之谜却恰恰要沿着相反的方向进行。具体地说就是，属于印欧语系的古波斯楔形文字的识读成功是打开阿卡德语（巴比伦语和亚述语）迷宫的钥匙，阿卡德语的识读成功又为解开人类最古老的文字——苏美尔文之谜奠定了基础。”[xxii]
这种说法实际上说不通。首先让我们看一下，“苏美尔语”究竟是怎样一种语言呢？“在词汇、语法和句法上，苏美尔语自成一格，和任何其它现存或已死的语言都没有关系。”[xxiii] 换句话说，这种语言既不属于印欧语，也不属于闪含语，如何可能通过印欧语或闪含语的语音对应进行“释读”呢？
我们知道，西方诸语言的书面形式为拼音，本质上是一种拼音字母文字。对于一种死了几千年的语音现象，通过用后来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拼音进行对照，是不可能将那种已死的语音现象进行复原的。如上引文所述，所谓的苏美尔语，既不同于现存语言中的任何一种，也不同于已知死去文字的任何一种，因而更加不可能通过语音比对进行释读，佛经所谓“言语道断”是也。
也许正因为如此，那些破译楔形文字或者如破译古埃及文字的始作俑者，都是些没有学养的毛头小伙，或者说是年轻的军官和外交官，因为“破译”那些已死的拼音文字的任务，是来自殖民军队的命令或殖民政府的行政指令……
（三）苏美尔及巴比伦考古遗址可靠性极低
巴比伦“古文明”是一个19世纪晚期之后的概念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支撑“巴比伦古文明”的核心物件《汉谟拉比法典》是20世纪初“发现”的，“巴比伦古文明”与《汉谟拉比法典》的“发现”关系密切，可以说正是《汉谟拉比法典》的“发现”、证明了一个“巴比伦古文明”的存在。
“从发现记载洪水的圆柱形土器以来，再也没有象《汉穆拉比法典》的发现那样轰动全世界；法典是在1901 年由雅克•德•摩根在苏萨地方发现并由雪尔译出的。这块闪长岩石高八英尺，刻有二百八十二条法律。这个法典象摩西法典那样致密，突然展示出一个复杂而又精美的古文明。在逐出埃兰人以后，汉穆拉比，即巴比伦第一王朝的最大统治者，合并北方和南方，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国家；他希望实行统一的法律，所以颁布了冠上他名字的法典。” [xxiv]
《汉谟拉比法典》石碑的真实性值得怀疑
一位名叫雅克•德•摩根的法国人于20世纪初（1901年12月）“发现”了一件“世界级文物”，即举世闻名的《汉谟拉比法典》石碑。该法典碑刻为楔形文字（一种断绝了的古拼音字体），据说距今年限约3700年前，使用语言为古巴比伦语（早已失传），释读方法也是“破译”（而非考释），可“释读”比例达百分之百，现代人能够毫无障碍地释读几千年前、完全不同语言并且久已失传了的残碑，其中文字3500行、法律条文282条，对刑事、民事、贸易、婚姻、继承、审判制度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从其所“记载”的内容来看竟然是19世纪的观念（概念体系），而且该石碑是反映“古巴比伦文明”经济与社会状况的唯一记录……
从上述情况，我们可以大致领略所谓“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及西亚楔形文字的性质。以考古学常识来说，普通人一看也知道《汉谟拉比法典》是假古董，欧洲学者们硬要将其说成国宝，实在匪夷所思。当代美籍巴勒斯坦学者爱德华·萨义德揭露了西方近代“东方主义”的实质：出于殖民利益的需要，19世纪西方学者们通过“编定文本”的方法、虚构了概念化的“东方世界”，目的是为了支配与控制东方世界各民族。“东方历史”在欧洲原来可以被“如此这般”猜谜、破译、杜撰出来……[xxv]
《汉谟拉比法典》的基本特征
1．材质、形状：黑色玄武岩柱
2．尺寸大小：高2.25米，上周长1.65米，底部周长1.90米
3．石碑内容：上方为浮雕像，下部刻着法律条文
4．物件性质：世界级国宝
5．发现者：法国人
6．发现地点：伊朗西南部一个名叫苏撒的古城旧址
7．发现时间：20世纪初（1901年12月）
8．距今年限：约3700年前
9．使用文字：楔形文字（用阿卡德楔形文字刻写）
10．使用语言：古巴比伦语（早已失传）
11．行数条数：文字3500行、282条
12．释读方法：破译（而非考释）
13．楔形文字辨认难易度：比埃及象形文字难度大得无法相比
14．可释读比例：百分之百
15．概念体系：十九世纪当时的法律观念
什么世界级国宝？！
20世纪，一位法国人，发现了以一种失传了的语言，采用一种断绝了的古拼音字，记载着3700年前的法律的石碑，现代人却能够毫无障碍地完全释读，该石碑反映的却是19世纪的观念（概念体系）……
外行人一看也知道是假古董，而中国学术界却将其奉若神明……
尽管加拿大温莎大学的历史学家贝特曼提出了“关于汉谟拉比法典的十个不可信”（10 Incredible Facts About The Code Of Hammurabi），[xxvi] 但他和其他的质疑者都没有找到这个“考古发现”纯属造假的证据。不过，我们换个角度来看，也许就会豁然开朗、真相大白？
巴比伦衍生于圣经神话，而《圣经》则是中世纪中后期伪造的，[xxvii] 其成书是在印刷术西传之后，它的内容除了往昔传奇之外，又被增添了现代东方哲理（基督教哲理中国源）；[xxviii] 尤其是《圣经》的时间概念（圣经编年）是在17世纪，被斯卡利杰等人按照中国编年史及其计算方法设计出来的，其中“公元前”（B.C. 或 ante Christum）是17世纪中叶才有的。[xxix] 由此可见，哪里会有作为“文明古国”的巴比伦呢！
进而言之，巴比伦这个“文明古国”腾空出世，是在16世纪后期；它是由神职学者安尼乌斯（Annius of Viterbo）按照《圣经》虚构出来的。[xxx] 安尼乌斯一共虚构了17部假历史，其中包括曼涅托（Manetho）之“古埃及史”和波洛修斯（Berosus）之“巴比伦史”；旨在“演义”圣经神话，说的是大洪水后的幸存者传播“文明”的故事。安尼乌斯虚构的“巴比伦史”的时间跨度是43万年，与当时正统神学所说的“创世纪”仅在几千年前，发生了严重冲突（这也是安尼乌斯很快变得“臭名昭著”的主要原因）。但过了一个世纪，斯卡利杰把他自己曾唾弃安尼乌斯的“垃圾文字”，捡起清理，归入“正史”；[xxxi] 因为斯卡利杰已经按照中国历史设计出“圣经编年”及其所统摄的“异教史”，由此构成了西方的“普世历史”。到了19世纪，如此“圣经神话—安尼乌斯—斯卡利杰之巴比伦史”，得到了受共济会操纵的“近东科学考古”所印证。
再从“法”的角度来看。“立法”或“法治”在西方是现代现象，它是儒家的人本人文主义在欧洲启蒙运动中战胜神权神约的结果；并且还需要这样一个客观的必要条件，即：“海洋地缘”和“全球性生态”来纾解它的原罪这一客观条件，否则的话，“原罪”聚爆于内，完全是非理性的。
在近代以前，唯有中国及中华圈是“人的社会”，因而存在着“人的自我管理”（人自己处理各种关系），这才可能有法律（法典）；在传统中国是“德治”（人民道德自觉）为主，法律兼备而辅助（乱世用重典）。“人的社会”开始于《易经》，所以在17-18世纪，白晋和莱布尼茨都主张，伏羲是“普天下的立法者”（universal lawgiver）。[xxxii]
之所以近代以前的中国是“人的社会”——“人参天地、事在人为”，是有其客观原因的：中国的地理及生态环境是“自然对人的适度挑战”，故而，人有一定的“自主空间”。但这样的条件在1492年之前的“泛西方”并不具备。在中国以北、以西，自然对人的挑战实在太大，以致不用最无情、最愚昧的宗教（犹太教、基督教）来窒息“人的有为”，则不能保持其起码的“存在”。由此，近代以前的泛西方（包括“近东”），只有“神约”，它不允许“人的自我管理”（人处理各种关系）；这样，法律、法典或法治以及一切自然法及社会法都无从产生。更何况被西方杜撰的“古巴比伦”是神与祭司的社会，如果再有世俗法律的话，那不是自相矛盾吗？
结论是，现代早期的西方学者按照他们的想象和憧憬伪造了其传统、历史和古代法典（罗马法和汉谟拉比法典等）。例如英国哲学家休谟就不相信历史，他认为西方古代是按照现代人的想象编造出来的。他说：“如果我们要想知道古代希腊和罗马，我们只要研究法国人和英国人即可，因为……历史丝毫不能告诉我们任何新的或陌生的东西。” [xxxiii]
两河流域考古遗迹伪造方法举隅
——拿13世纪阿拉伯文物冒充5000年前“苏美尔文明”
半发掘、半伪造两个最古老的“近东文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它所发掘的，或是“史前文明”的残迹，或是丝绸之路的遗物，都被拿来佐证“古老文明”，例如：
考古学家伍利（L.Wooley）披露，我们所见的大量的被归于古代王朝系列的文物，是和考古实情相矛盾的。让我们举一个具有代表性例子来说明。人们被告知，一个最古老的苏美尔皇家墓群被发掘，其建造时间是，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但伍利教授，从陪葬品中的黄金香水器皿断定，它是阿拉伯起源，属于第13世纪早期的文物……。 [xxxiv]
西方大量伪造证据，致力于两河流域考古学，原来是出于维护西方中心论的目的……
如上所述，整个“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概念，就建立在完全不靠谱的所谓楔形文字的“识读”、伪造考古文物（如《汉谟拉比法典》石碑）及指鹿为马（指13世纪阿拉伯的遗址为5000年前苏美尔文明的遗址）的方法之上。
“考古学十字军”运动
大约两百年前，“西方编年史之父”——约瑟夫•斯卡利杰（1540-1609年）利用其所掌握的中国历史知识，以中国历史年代为基础编造了西方历史的年代学。其中关于19世纪的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叙事在17世纪之前就已经规划好了。
原来，“世界伪史”的始作俑者就是这位16、17世纪之交的法国神学家斯卡利杰。斯卡利杰的主要著作有：《时间校正篇》（1583）及《年代学宝典》（1606）等，抄袭中国历史年表，凭空编排了西方世界历史的年代序列。[xxxv]
换句话说，斯卡利杰把他所收集到的大量神话和伪造的材料，充当“正史”；竟然在两百多年之后被“科学考古”都证明都是“真的”。这怎么回事？难道斯卡利杰是“先知先觉”？
斯卡利杰“弄假成真”的成功原因是：19世纪西方中心论、帝国主义列强和共济会三者合流，对近东地区展开了“考古学的十字军”运动，掀起了用科学手段伪造西方的“东方古老文明”的新高潮。
换言之，迦勒底-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阿卡德、巴比伦、亚述和赫梯等）成为“人类文明的摇篮”。原来正是这位西方历史学之父斯卡利杰，综合在他之前的《圣经》内外的杜撰，再承上启下于现代的伪造者——西方中心论和共济会，从而塑造了这个世界文明的历史源头！ [xxxvi]
二．“苏美尔文明”概念出笼的历史内幕
（一）安尼乌斯掀起伪造历史之狂潮
西方开始编写、编造历史的时代背景是：A.蒙古征服与郑和远航及陆海丝路之联通洲洋；B.四大发明在西方造成信息激荡、人心思变和神权失控；C.东方印象、知识和产品愈益刺激和动摇“旧欧洲”，它正在努力摆脱如此困境：“画地为牢、困兽犹斗、原始停滞、末日战乱”。
在15世纪后期，意大利神职学者安尼乌斯（Annius of Viterbo, 1432—1502年）伪造了十七部有关泛西方的“古代历史”的书；其中包括曼涅托（Manetho）之“古埃及”、波洛修斯（Berosus）之“巴比伦”和桑楚尼亚松（Sanchuniathon）之“腓尼基”（当然还有希腊、罗马和波斯的“历史”，但没有提及“苏美尔”）。安尼乌斯是按照《圣经》的思路，借“古人”之口，加上自己的大量评注，编篡成“半神半人”的故事集成，堪称皇皇巨著；其中心思想是，在“创世纪”之洪水之后，诺亚方舟的幸存者在地球上建立“殖民地”——在神的普世恩典之下的“人的王国”。这就是有关泛西方“古老文明”历史学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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