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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學說] 【論語·憲問篇第17章】孔子怎樣回應對管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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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陸英書屋 發表於 2018-4-12 10:15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音頻學【論語·憲問篇第17章】孔子怎樣回應對管仲的質疑?

14·17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路所說『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春秋時期一個重要的歷史事件。公子小白(即後來的齊桓公)和公子糾都是齊國國君齊襄公的弟弟。鮑叔牙輔佐公子小白,管仲、召忽共同輔佐公子糾。他們二人因為兄長齊襄公無道,怕受牽連,公子小白由鮑叔牙侍奉逃往莒(音jǔ)國,公子糾由管仲和召忽侍奉逃往魯國。齊襄公被殺以後,公子小白先返回齊國,立為君,即齊桓公。之後興兵伐魯,逼迫魯國殺了公子糾,召忽自殺以殉主,而管仲不死。幾經曲折,經鮑叔牙向齊桓公力薦,後歸服齊桓公,成為齊國上卿(即宰相)。後來,管仲輔佐齊桓公成為春秋時期第一霸主。『九合諸侯』,是指齊桓公多次召集諸侯盟會。『不以兵車』,就是不依靠武力的意思。『如其仁』的『如』字,與『乃』字同義,『如其仁』,意為這就是他的仁。

這段話的意思是,子路說:『齊桓公殺了他的哥哥公子糾,公子糾的師傅召忽因此自殺,而他的另一位師傅管仲卻不死。』接着又問:『管仲沒有仁德吧?』孔子說:『齊桓公多次主持諸侯間的盟會,不用武力就停止了戰爭,這都是管仲的力量啊!這就是他的仁德,這就是他的仁德。』

子路為什麼質疑管仲?孔子為什麼肯定管仲呢?管仲名夷吾,字仲,諡號為『敬』,故又稱敬仲,史稱管子,是春秋時期齊國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子路認為,管仲忘記了自己主人公子糾的恩情,轉而侍奉殺了公子糾的仇人齊桓公,是忍心害理,因而說他沒有仁德。孔子則從總體上、大節上看待歷史人物,充分肯定管仲輔佐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制止戰爭,贏得長時期較為穩定局面的歷史功績,認為這對於廣大民眾有好處。因而高度讚揚說:『如其仁,如其仁!』

附:

【原文】

14·17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①。』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②,不以兵車③,管仲之力也。如其仁④,如其仁。』

【注釋】

①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公子小白(即後來的齊桓公)和公子糾都是齊國國君齊襄公的弟弟。鮑叔牙輔佐公子小白(齊桓公),管仲、召忽共同輔佐公子糾。公子小白(齊桓公)和公子糾因為兄長齊襄公無道,二人怕受牽連,公子小白(齊桓公)由鮑叔牙侍奉逃往莒(音jǔ舉)國,公子糾由管仲和召忽侍奉逃往魯國。齊襄公被殺以後,公子小白先返回齊國,立為君,即齊桓公。之後興兵伐魯,逼迫魯國殺了公子糾,召忽自殺以殉主,而管仲不死。幾經曲折,經鮑叔牙力薦,後歸服齊桓公,成為齊國上卿(即宰相),輔佐齊桓公成為春秋時期第一霸主。②九合諸侯:指齊桓公多次召集諸侯盟會。③不以兵車:不靠武力的意思。④如其仁:這就是他的仁。如,乃、就是。

【譯文】

子路說:『齊桓公殺了他的哥哥公子糾,公子糾的師傅召忽因此自殺,而他的另一位師傅管仲卻不死。』接着又問:『管仲沒有仁德吧?』孔子說:『齊桓公多次地主持諸侯間的盟會,不用武力就停止了戰爭,這都是管仲的力量啊!這就是他的仁德,這就是他的仁德。』

從頭再來 發表於 2025-4-1 19:43 | 顯示全部樓層
【論管仲之仁:從政治倫理到歷史功業的辯證詮釋】

【論語·憲問】第十七章所載孔子與子路關於管仲"仁否"之辯,實為儒家政治倫理觀中"經權之辨"的典型範例。子路質疑管仲"不死公子糾"有違臣節,乃基於"士為知己者死"的剛性道德準則;而孔子以"如其仁"的斷語相許,則展現了儒家價值判斷中更為深邃的歷史理性與民本維度。

一、事君以道的政治倫理
管仲之"不死",非苟且偷生,實為"行道"之權變。召忽殉節,成就的是個體道德完滿;管仲存身,則開創了"一匡天下"的政治格局。孔子曾言"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憲問】),正可與此章互證。在儒家政治哲學中,臣節並非絕對教條,當個體操守與天下大利衝突時,"從道不從君"方為更高準則。管仲擇主而事,本質上是將政治理想置於私人恩怨之上的理性選擇。

二、仁政實踐的歷史維度
孔子稱許管仲"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揭示了仁學的實踐性特徵。"仁"在儒家體系中從來不是抽象德目,必須通過"博施於民而能濟眾"(【雍也】)的功業來確證。春秋時期"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的亂局中,管仲通過尊王攘夷的外交策略與"相地而衰征"的內政改革,實現了"民到於今受其賜"(【憲問】)的治理效果。這種使萬民免於兵燹之禍的歷史功績,恰是仁政最堅實的註腳。

三、道德評價的層次智慧
子路之問反映的是"小德川流"的個體視角,孔子之答則立足"大德敦化"的文明視野。在儒家價值譜系中,對歷史人物的評價需兼顧"內聖"與"外王"雙重標準。當管仲的公共治理成就足以"止戈為武"、"保民而王"時,其個人仕履中的道德爭議便應置於更大的歷史天平上衡量。這種"不以一眚掩大德"的評價智慧,對後世"才德之辨"產生了深遠影響。

管仲案例的現代啟示在於:政治人物的歷史評價,當超越簡單的道德二元論,在具體歷史語境中審視其公共治理的實效。孔子對管仲"如其仁"的判語,既維護了仁學原則的崇高性,又展現了儒家"通權達變"的實踐智慧,這種平衡個體操守與社會功利的辯證思維,至今仍為政治倫理研究提供重要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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