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经正义》是哪五经?其学术定位如何?

《五经正义》学术定位

《五经正义》是唐代孔颖达等奉敕编写的五经义疏著作，因此，《五经正义》是唐代颁布的一部官方标准的教科书。此书于高宗时成书，完成了五经内容上的统一。此后，注释儒经必须以此为标准，科举应试亦必须按此答卷，不许自由发挥。

《五经正义》是哪五经

五经指五部儒家经典著作，即《诗》(《诗经》)、《书》(《尚书》、《书经》)、《礼》(《礼记》)、《易》(《周易》)、《春秋》。

五经正义的成书背景

汉武帝时，朝廷正式将《诗》、《书》、《礼》、《易》、《春秋》这五部书宣布为经典，故称“五经”。

自东汉末年以后，唐初儒学内部宗派林立，战乱四起，儒家经典散佚，文理乖错。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长期分裂，经学也逐渐形成了南学、北学之争。再加上儒学内部宗派林立，各承师说，互诘不休，经学研究出现一派混乱局面。

隋唐建立以后，为了统一的封建政权的政治、思想、文化建设的需要，亟需整顿混乱的经学，由朝廷出面撰修、颁布统一经义的经书。

唐太宗下令召集当时一些著名的儒士共同撰修《五经正义》，因国子祭酒孔颖达年辈在先，名位独重，故由他负责此事。孔颖达(574-648)，字仲达，冀州衡水(今河北省冀县，一说衡水县)人，唐代著名经学家、教育家，生于隋唐之际的官宦之家。据《旧唐书•孔颖达传》记载，其"八岁就学，日诵千余言。及长，尤明《左氏传》、《郑氏尚书》、《王氏易》、《毛诗》、《礼记》，兼善算历，解属文。"

《五经正义》撰成于贞观十六年(642年)，太宗下诏曰:"卿皆博综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付国子监施行，赐孔颖达物三百段。

《五经正义》编成后，唐太宗虽给予很高的评价，并欲施行。但有太学博士马嘉运撰文，"驳正其失，至相讥诋。"主要指出《五经正义》"颇多繁杂"，还有类似"彼此互异"，"曲徇注文"，"杂引谶纬"，甚至沿袭隋人旧说，不作甄别等问题。据说当时诸儒观之，"服其精，""亦称为允当。"因此，"有诏更令裁定，功未就。"

永徽二年(651年，孔颖达死后3年)，朝廷诏中书门下与国子三馆博士、弘文馆学士考正之，于是，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右仆射张行成，侍中高季辅就加增损，后又经马嘉运校定，长孙无忌、于志宁等再加增损，于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颁行。流传全国，在各级学校和民间发挥作用，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

《五经正义》的经典体系与学术定位考论

《五经正义》作为唐代官修经学集大成之作，其经典体系承袭汉魏传统而有所损益。所谓"五经"，实为《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氏传》五部经典配以权威注疏的复合文本。其中《周易》用王弼、韩康伯注，《尚书》主孔安国传（实为伪托），《毛诗》宗毛亨传郑玄笺，《礼记》取郑玄注，《春秋》则专主左氏传而辅以杜预注。这种注疏体系的选定，既反映魏晋以降经学演变轨迹，更体现唐初"疏不破注"的阐释原则。

就学术定位而言，《五经正义》具有三重维度：其一为政治维度，其编纂本质是贞观之治的文化配套工程，通过经义标准化实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科举取士目标；其二为学术维度，以"南学"为基底兼采北学之长，终结了南北朝"义疏纷纶"的学术分裂状态；其三为阐释维度，确立"注宜从经，疏不破注"的诠释范式，将汉晋经说凝固为具法典效力的知识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其虽以"正义"为名，实则多因袭旧疏，如《毛诗正义》本于刘焯、刘炫《毛诗述义》，《尚书正义》沿袭二刘《尚书义疏》，这种"述而不作"的编纂策略，恰体现唐代经学守成多于创新的特质。

马嘉运等人指摘的"杂引谶纬""曲徇注文"等弊病，正暴露其作为政治工程的内在矛盾：既要维持经学阐释的权威性，又难以彻底摆脱汉学传统中的神秘主义残余；既标榜统一经说，又不得不保留郑玄、王肃等不同师法的抵牾之处。这种张力使《五经正义》成为经学史上独特的"标准化悖论"标本——它在终结汉学纷争的同时，也窒息了经学的创造性诠释空间，为此后中唐啖助、赵匡新经学思潮的勃发埋下伏笔。

要言之，《五经正义》的学术史意义，不仅在于其作为科举范本的制度性功能，更在于它标志着中国经学从多元阐释走向官方定本的转折点。其影响下及宋明，直至清代朴学家以考据破正义，方实现经学阐释的又一次范式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