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經正義】是哪五經?其學術定位如何?

【五經正義】學術定位

【五經正義】是唐代孔穎達等奉敕編寫的五經義疏著作，因此，【五經正義】是唐代頒布的一部官方標準的教科書。此書於高宗時成書，完成了五經內容上的統一。此後，注釋儒經必須以此爲標準，科舉應試亦必須按此答卷，不許自由發揮。

【五經正義】是哪五經

五經指五部儒家經典著作，即【詩】(【詩經】)、【書】(【尚書】、【書經】)、【禮】(【禮記】)、【易】(【周易】)、【春秋】。

五經正義的成書背景

漢武帝時，朝廷正式將【詩】、【書】、【禮】、【易】、【春秋】這五部書宣布爲經典，故稱『五經』。

自東漢末年以後，唐初儒學內部宗派林立，戰亂四起，儒家經典散佚，文理乖錯。魏晉南北朝時期，國家長期分裂，經學也逐漸形成了南學、北學之爭。再加上儒學內部宗派林立，各承師說，互詰不休，經學研究出現一派混亂局面。

隋唐建立以後，爲了統一的封建政權的政治、思想、文化建設的需要，亟需整頓混亂的經學，由朝廷出面撰修、頒布統一經義的經書。

唐太宗下令召集當時一些著名的儒士共同撰修【五經正義】，因國子祭酒孔穎達年輩在先，名位獨重，故由他負責此事。孔穎達(574-648)，字仲達，冀州衡水(今河北省冀縣，一說衡水縣)人，唐代著名經學家、教育家，生於隋唐之際的官宦之家。據【舊唐書•孔穎達傳】記載，其"八歲就學，日誦千餘言。及長，尤明【左氏傳】、【鄭氏尚書】、【王氏易】、【毛詩】、【禮記】，兼善算曆，解屬文。"

【五經正義】撰成於貞觀十六年(642年)，太宗下詔曰:"卿皆博綜古今，義理該洽，考前儒之異說，符聖人之幽旨，實爲不朽。"付國子監施行，賜孔穎達物三百段。

【五經正義】編成後，唐太宗雖給予很高的評價，並欲施行。但有太學博士馬嘉運撰文，"駁正其失，至相譏詆。"主要指出【五經正義】"頗多繁雜"，還有類似"彼此互異"，"曲徇注文"，"雜引讖緯"，甚至沿襲隋人舊說，不作甄別等問題。據說當時諸儒觀之，"服其精，""亦稱爲允當。"因此，"有詔更令裁定，功未就。"

永徽二年(651年，孔穎達死後3年)，朝廷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弘文館學士考正之，於是，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就加增損，後又經馬嘉運校定，長孫無忌、于志寧等再加增損，於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頒行。流傳全國，在各級學校和民間發揮作用，作爲科舉考試的標準。

【五經正義】的經典體系與學術定位考論

【五經正義】作爲唐代官修經學集大成之作，其經典體系承襲漢魏傳統而有所損益。所謂"五經"，實爲【周易】【尚書】【毛詩】【禮記】【春秋左氏傳】五部經典配以權威註疏的複合文本。其中【周易】用王弼、韓康伯注，【尚書】主孔安國傳（實爲偽托），【毛詩】宗毛亨傳鄭玄箋，【禮記】取鄭玄注，【春秋】則專主左氏傳而輔以杜預注。這種註疏體系的選定，既反映魏晉以降經學演變軌跡，更體現唐初"疏不破注"的闡釋原則。

就學術定位而言，【五經正義】具有三重維度：其一爲政治維度，其編纂本質是貞觀之治的文化配套工程，通過經義標準化實現"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科舉取士目標；其二爲學術維度，以"南學"爲基底兼采北學之長，終結了南北朝"義疏紛綸"的學術分裂狀態；其三爲闡釋維度，確立"注宜從經，疏不破注"的詮釋範式，將漢晉經說凝固爲具法典效力的知識體系。值得注意的是，其雖以"正義"爲名，實則多因襲舊疏，如【毛詩正義】本於劉焯、劉炫【毛詩述義】，【尚書正義】沿襲二劉【尚書義疏】，這種"述而不作"的編纂策略，恰體現唐代經學守成多於創新的特質。

馬嘉運等人指摘的"雜引讖緯""曲徇注文"等弊病，正暴露其作爲政治工程的內在矛盾：既要維持經學闡釋的權威性，又難以徹底擺脫漢學傳統中的神秘主義殘餘；既標榜統一經說，又不得不保留鄭玄、王肅等不同師法的牴牾之處。這種張力使【五經正義】成爲經學史上獨特的"標準化悖論"標本——它在終結漢學紛爭的同時，也窒息了經學的創造性詮釋空間，爲此後中唐啖助、趙匡新經學思潮的勃發埋下伏筆。

要言之，【五經正義】的學術史意義，不僅在於其作爲科舉範本的制度性功能，更在於它標誌著中國經學從多元闡釋走向官方定本的轉折點。其影響下及宋明，直至清代樸學家以考據破正義，方實現經學闡釋的又一次範式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