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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行在阳秋 建文帝朱允炆有一个恢复儒家圣王之治的史诗级施政计划，该计划得到朱元璋的默许和士人们的真心拥护，朱允炆的人格魅力使得一时之间天下归心。推行这个计划，朱允炆也有非常得力的强援，其战斗力不在朱棣之下，可惜没能善加使用。“削藩”只是建文施政计划中的一环，但同时也是一道坎，可惜他没能迈过去。
大司马说
请输入标题 bcdef 明清史专题，欢迎投稿： 朱元璋的祖制如何限制了明朝的变革 海瑞并不无能，反而是堪比张居正的名臣 朱元璋对建文帝寄予厚望，从没想过传位朱棣 朱允炆的削藩不仅是为了巩固帝位，他有一整套回复儒家圣王之治的施政计划，削藩不过是其中一环而已。而之所以会有这套计划，一方面与朱允炆的个人思想有关，另一方面也是朱允炆拥有强大的后援团，可惜在抵抗朱棣时，他没能很好的使用后援团的力量，失败与此有一定关系。 建文帝的人格魅力 1 史书对朱允炆的记载，《奉天靖难记》、《明太宗实录》以外，高度一致： 太孙英明仁厚，好文章典礼。
皇孙性慈厚，童年即敦孝友节，雅好诗书及古典礼文章。
知其人莫若知其友，知其友莫若知其师。即位前朱允炆的人生可分为两个阶段：皇太孙前（1378-1392）和皇太孙时（1392-1398）。
仁明令主朱允炆
仁明令主朱允炆 立为皇太孙前，朱允炆的师友，资料缺乏，难以考知。其时懿文太子尚在世，父亲可谓兼具老师。史书多载朱允炆年幼时即聪慧颖敏，好学不倦。对比懿文太子之人格，自是信词。 朱标为朱允炆配备了哪些老师虽难以考知，但朱标本人的师承却非常清楚。宋濂、董伦、张𬘘，都先后成为朱标的座师。三人地分南北，却均为敦学宿儒，朱标受到他们熏染，被培养成了一位恂恂儒生。宋濂首徒方孝孺，堪称朱标同门师弟。 朱允炆自幼性格便极得其父之传，其父又颇得宋濂、张𬘘、董伦之传。他后来重用方孝孺、张𬘘、董伦，与父亲朱标对他早年的教导有关，毋宁说，他也间接受到了宋、张、董之教导。 洪武二十五年，朱允炆受封为皇太孙，时年十五岁。朱元璋特地为他选拔了一大批文臣武将，兼辅导之职务，前文已述。不过，冯、蓝、傅三人不久就遭朱元璋清除，茹瑺等人服官东宫又仅属虚职，称不上于太孙有何教益。方孝孺虽然匆匆见到太孙一面，但不久就远走汉中、蜀地，未能长期留在太孙身边发挥师长作用。笔者以为，这一时期朱允炆最重要的师友，是黄子澄。 黄氏其时任职太常寺卿，又得补东宫官，得有较多时间与太孙接触。著名的东角门策对，一举奠定了黄氏作为皇太孙师长、以及建文朝执政的地位。几年后建文朝开张，黄子澄便迅速跻身宰辅，当是这几年陈说授业的必然结果。 综观朱允炆即位前的教育和师承，可知朱允炆深受儒家经典教育熏陶。父亲、师长的教育深深形塑了他的人格和气质，使朱允炆成长为一位熟习经书、温良恭俭的儒生型皇帝。 朱允炆的政治理想，在皇太孙时即已显露：拟由孔孟周公之道，完成平治天下的理想。 洪武后期，朱元璋已经开始让朱允炆独立处理政事。改律、断狱二事，足见朱允炆的行政能力和治国之道。朱元璋对朱允炆的行事不仅不以为忤，反激赏太孙处置得宜。 朱元璋有“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汝当平世，刑不得不轻，所谓刑罚世轻世重也”之语。显然朱元璋认为一世应有一世之治道，嗣君不当拘泥于己之治道。朱允炆“仁明孝友，天下归心”，是朱元璋心目中理想的守成令主。 朱允炆在政事中表现出极高的经典素养。改定律例一事，经黄彰健研究，可知所改仅为“例”而非“律”。朱允炆表现出的知识素养相当惊人： 帝闲居，太孙侍。举大明律授之，曰：此酌古准今，协理制，宜人情，其熟玩，以复。太孙捧之，退居数日成诵。……遂遍考礼经，参之历朝刑法，改之七十三条。
又如断狱一事： 太孙对曰：“周礼听狱，色听为光；尚书亦称，惟貌有稽。”
可知朱允炆长期受师友熏染，又颇聪慧勤奋，于《周礼》、《尚书》等经典极其熟稔，故能于施政时援举自如。洪武年间，朱允炆尚为太孙，即已展现出如此知识、才干和能力，其政治理想，固远非仅守成令主而已。 有关朱允炆即位前的政治蓝图，材料有限。但可从朱允炆甫一即位，当时士大夫的反应，推知他们对朱允炆的期待和瞩望，顺及反映朱允炆素具之政治抱负、理想。王叔英《资治策》有言： 今皇帝陛下缵承大统……诞修文德，善政仁声，日益布闻。四海之内，若臣若民，罔不欢庆。万姓一辞，咸谓圣明在上，唐虞雍熙之治，可以复见于今日。
天下之心，莫不期陛下为尧舜。
话说的很漂亮，格调也极高，但他决非简单的颂圣文字，而实已点出入儒学型士大夫对朱允炆即位的热烈欢迎。我们不难想象，当时天下士人对朱允炆的满腔期待和满腹热望。若朱允炆的习性、人格、个人政治理想不能当此的话，士人也不致发出如此声音。 准此，可以确知：朱允炆的政治理想，绝非仅仅满足于守成之君，而是要在方孝孺等儒生协助下，以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之精神，以回向三代之治道、重建符合“天道”的人间秩序为目标，立法垂制，锐意求治。程通《贞白遗稿》录胡浚诗云： 人臣喜逢千年庆，吾主当为百代雄。
朱允炆本人的经典素养，配合方孝孺等人之儒生特质，君臣遇合，摩拳擦掌，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只待“旧王已死、新王当立”，一场浩大的制度改革就将开始。还是用王叔英的话作结： 真所谓明良相逢，千载一时也。
沐王府与蜀王：朱标的遗产 2 明初的派系其实远不止“淮西集团”、“浙东集团”这么粗糙，是很复杂的，对于洪武后期，尤其是胡蓝党案之后，明朝高层政治中的派系走向，值得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既和朱元璋在位后期政治安排相关，也直接决定着朱允炆即位前后的政治力量态势。 笔者的结论是，从洪武中期开始，明朝政坛逐渐形成了一个“懿文东宫集团”。懿文、东宫，谓朱标、朱允炆父子。“集团”则有两大力量：蜀王朱椿、沐氏、耿氏、常氏为代表的亲贵力量；方孝孺、张𬘘为代表的士人力量。 亲贵力量与士人力量得以结合，并团结在朱标父子的旗帜之下。通过联姻、讲学、师承、任官、共事等多种联结渠道，并在自发联络和朱元璋有意安排之下，两大力量合流，形成一个松散的共同体。 虽然这个集团因靖难战事的偶然失败而瓦解，但本身却具有相当的实力和地位，以至于朱棣即便在夺位成功后，也不得不对集团里力量极强却僻处边陲的蜀王、沐氏忌惮礼让。 懿文东宫集团失败，在于结构松散、地域分散，缺乏坚强的领导和统一的指挥。南京陷落，朱允炆不知所终，懿文东宫集团中实力最强的蜀王、沐氏也不得不向朱棣表示归服，这个集团也画上了句号。 沐氏、蜀王分局滇蜀，洪武中后期以降，逐渐成为西南强宗。两家都手握重兵，且统政一方，为朱标父子最强悍的拥戴力量。 沐英，字文英，幼失父母，朱元璋夫妇抚为养子。 沐英长朱标十岁，他被朱元璋收为养子时，朱标还未出生： 尝闻皇考之训，朕年二十四五，尚未有子时，沐英甫八岁，因兵受厄，父母不得复会。朕抚育之，恩同其父。后乃命复本姓。因其军功，封为西平侯。俾控御诸夷。十余年间，朕无西南之忧者，以英在也。言犹在耳。
沐英年少即机智英武，朱元璋在他十八岁时，委以镇守镇江之任。后又守福建，征关陕，取西番，下云南。朱元璋对他可谓视如己出，信任无加，最终委以镇守云南的重任。 朱标年低沐英十岁，而沐英十八岁前尚未出战。朱元璋和马秀英夫妇，可说是将沐英作为长子抚养的，这要比一侄（朱文正）、一甥（李文忠），还更亲近了一层。沐英不啻朱标之长兄，朱标与沐英兄弟之情，可想而知。 洪武十五年，沐英偕傅友德、蓝玉攻下云南，自此留镇。朱元璋选择沐英而非傅友德、蓝玉镇守云南，原因不难推断。考虑到云南僻远、华夷杂处的复杂现状，朱元璋需要一位能力突出而又绝对忠诚于己的将才镇守。 沐英镇滇十年，设州立县，屯田垦荒，兴学立教，经略蛮荒，云南大治，奠定了其作为中国固有领土之地位，明廷亦得以拓边西南。谓沐英为中华开拓云南之先行者，毫不为过。
朱标的异性骨肉——黔宁王沐英
朱标的异性骨肉——黔宁王沐英 洪武二十三年（1390）沐英还朝，朱元璋赐金设宴，慰劳备至，并有“使朕无西南忧”的奖掖之语。这次还朝是沐英最后一次见到朱元璋，也必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朱标。 洪武二十五年（1392）四月，懿文太子朱标薨。消息传到云南，得到朱标凶讯的沐英，他内心的触动可谓无以复加，因此染病。六月沐英卒，“军民巷哭”。史载： 初，英留镇之明年，哭孝慈皇后，三日不食，踊恸几绝，及再镇之三年，哭皇太子，号恸失声，饮食为少，一月而薨，二十五年夏六月丁卯也。年四十有八。官僚士庶、胥吏卒伍缁黄髫白，莫不奔号其门，泣语于路。
沐英施政云南之深具人心，与朱标兄弟之谊，至今读来，依然情意深湛，观之动容。两月之间，朱标、沐英接连去世，于朱元璋而言不啻连失两子。而对朱允炆而言，可谓接连失去了伯父、父亲。沐英被追封为黔宁郡王，子孙世袭西平侯，后又改为黔国公。 沐氏与懿文太子的紧密联盟，在下一代沐春、沐晟和朱允炆之间延续下来。建文时朱允炆屡调云南兵入京师，其中何福还参与了小河等战。此外，有关朱允炆出亡的传说里，云南几乎成为固定的故事主题。《革朝遗忠录》记载： 相传建文君之奔也，晟使人护之。或时至西平侯第，然人亡有知者。
南京陷落后，沐晟还收留耿炳文之子耿琦，以及建文朝流亡官员，俨然成为朱允炆的后方： 上（建文帝）即位，（刘有年）复起太平知府。丙子之春与王绅遇，以道德相勖。后文庙入正大统，以不肯迎驾谪云南。黔国公知其贤，遣诸子从学，且荐于朝。
朱棣夺位后，即对云南着意加以监视、控制： 癸卯，命左都督袁宇往四川云南，整肃兵备，抚安军民，俟边境宁静，就镇守云南。
这番举动，暗藏要将沐氏驱逐之意。朱棣还派建文年间封云南便与沐晟交恶的岷王重封云南，岷王与沐晟重又不睦。朱棣作势惩戒沐晟一番，赐书岷王。后来看到岷王渐有不臣，反倒比沐晟更难对付，遂又着意拉拢沐晟。朱棣与沐晟结亲，令其仍镇云南。 洪武朝后期，沐氏掌控的云南还担负着为建文朝“储备人才”的作用，下文还将详述。 蜀王朱椿，朱元璋第十一子。幼即雅好文章礼乐，朱元璋戏称之为“蜀秀才”。个中推许赞赏之意，极为明显。朱标、朱椿两人可称朱元璋诸子中，性情最为投契者。这一点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从两人的人格特质来看，不言而喻。 洪武二十三（1390），朱椿之国四川后，很快就在蜀地营造出一个迥异于洪武政治生态的小气候。他礼贤好儒，延请方孝孺、林嘉猷、王绅为蜀王府宾师，与之诗文切磋，讲论王道，本人亦有《献园集》传世。朱椿称赞方孝孺说： 尔懿文清节，有东汉之风。尚志立言，为当代之重。
推重奖掖之情尽现。同时，“懿文”与朱标谥号重合，不仅仅是巧合，庶可窥见蜀王、朱标、方孝孺之同声相求。 方孝孺之斋名“正学”，亦即朱椿所起；朱椿还赐王绅旅费赴滇，以查考其父亲王祎遗迹；妥善安置宋濂灵柩，厚待宋濂之孙。翻阅方孝孺、王绅的文集，有体量庞大的与蜀王酬答诗文，足见朱椿之得士心。方孝孺居蜀久，已有“蜀道易”之乐。 朱标父子与朱椿的亲缘关系，因人际、性情等多重因素，可称牢固。朱椿于靖难时的动态今天难以确知，但种种史料显示，蜀地堪称为建文朝廷之后方： 或传蜀府兵来赴难。
建文时期，蜀地还成了朝廷安置废王之地： 遣代王桂如蜀。时代王贪虐，将为不靖，方孝孺请以道德化之，命往四川受教于蜀王，时蜀邸素以贤闻故也。
方孝孺和朱允炆，已将四川当成朝廷的后方。以至于燕兵迫江北，南京形势危殆之时，方孝孺乃献策走蜀： 方孝孺曰：“今城中劲兵二十万，城高池深，粮食充足，尚可以守。请下清野之令。……今天下惟蜀王不背朝廷，其地四塞。令决一死战，不利则收士幸蜀，万一可图也。”
《奉天靖难记》亦有记载： 方孝孺曰：“……设有不利，即轻舸走蜀，收集士马，以为后举。”
前引朱棣令袁宇抚军云南、四川，疑即与此相关。建文朝覆亡后，既成事实下，蜀王迅速来朝、默认燕王篡位。至此，蜀王作为建文后援的历史告一段落。 耿炳文于洪武后期得朱元璋倚任，并与懿文太子结成亲家，前文已述。不仅如此，耿炳文之妹还嫁与沐英为妻，生子晟、昂。 耿老夫人一直在世到宣德六年（1431），建文朝覆亡后，耿氏收留了逃奔云南的耿炳文长子耿琦。这样，耿氏、沐氏、懿文东宫便形成一个紧密的姻亲团体。常蓝二氏，于洪武后期一衰（常氏）、一亡（蓝氏）。不过，蓝玉为常遇春妻弟，常遇春又为懿文太子岳丈。同时，蓝玉之女又为蜀王妃。至此，一个姻亲网络就此浮现：
懿文东宫亲贵集团姻亲网络图
懿文东宫亲贵集团姻亲网络图 本图显示，与朱标父子凝聚力最强者，为耿氏、沐氏。常氏衰败，建文予以复振，然未曾持续。蓝氏已灭，但蓝氏作为朱椿妃尚存。 懿文东宫亲贵集团是在洪武后期即已形成的，这与朱元璋的刻意安排有关。靖难战起，由于地处僻远，蜀王和沐氏的力量未能充分发挥。耿炳文则战死真定，洵为亲贵中忠于建文朝之典范。 四川和云南：建文党的成型 3 朱标做太子时，宋濂、张𬘘、董伦均成为他的老师。宋濂门下，又以方孝孺为首徒。王绅写道： （宋濂）每宾客散后，列弟子坐松涛室，下历数古今作者，必曰：“吾于交友，所见惟尔父一人。而门人辈独希直而已。”
茅大方《次韵送方教授还汉中》： 道学远宗濂洛裔，文章重见孟韩才。
方孝孺可称当时文坛、士人的双重领袖。 宋濂、王祎为浙东士大夫老一辈之两位代表，而方孝孺则成为下一代之核心。方氏继承宋濂的衣钵，与朱标可称师兄弟，堪称准东宫故旧。
宋濂门人成为建文改制的干将
宋濂门人成为建文改制的干将 《逊志斋集》收入了方孝孺诸多挽诗。我们看到，方孝孺为朱元璋所作挽诗只有一首（《大行皇帝挽诗》），为懿文太子朱标却高达十首。朱元璋、朱标父子之于方孝孺，孰轻孰重一目了然。洪武时期方氏虽两得朱元璋召见、推许，他的一瓣心香早已落在朱标上了。 《懿文太子挽诗》里，方氏有“监国裨皇政，忧劳二十年”、“锐意思宽政，温颜访老臣”之语，于朱标监国辅政之推许、于朱标将来即位之期待，不言而喻。作为“元末明初浙东士大夫第二代领袖”（董刚语），方氏也带动了宋濂、王祎门下浙东士人如王绅、林嘉猷，归入懿文东宫阵营。 北方士人代表，同时也属东宫官的有张𬘘、董伦。 张𬘘。张𬘘字昭季，陕西富平人，以明经起家： 洪武初以明经举，授京兆学教授，寻擢东宫侍书，才识通敏，懿文皇太子器重之。
张𬘘以才识获得朱标的赏识。云南平定，张𬘘即被派往云南任职。这一时期朱标秉政，沐英镇滇。我推测，张𬘘是朱标由推荐给朱元璋、沐英。朱元璋给张𬘘诏谕： 今命卿西南方面重任。君子道兴之所然。且云南诸夷杂处之地，若欲治安，非出群之才不可。卿必忠可格天，诚可会人，生灵是聿。故兹敕谕。
推奖信任之情，跃然纸上。 张𬘘历官云南右参政、左布政使。十五年间，凡云南之土地贡赋、政令条格、典礼程式皆所亲定，考治行为天下第一。云南呈现“民夷心孚，远近奠安”的局面。朱允炆即位，召张𬘘为吏部尚书，“滇人如失父母”。 董伦。董伦，北平府人，元末隐居不出。明朝立，召为东宫官，得朱标器重。后历官河南布政司右参议。洪武三十年免职，典教滇南： 东宫怜其老，赐以白金若干镒。伦行至成都，蜀献王深宠之，留连弥月，恩礼有加。……至滇，凡作养成就，用夏变夷。
朱允炆甫即位，思念东宫旧臣，立即召回董伦，为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 方孝孺、王绅作为浙东士人代表，张𬘘、董伦作为北方士人代表，在懿文东宫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成其为一股南北士人力量。这由以下重要的历史事实可证： 方孝孺、张𬘘、董伦作为“东宫旧臣”和建文朝新贵，于洪武时期均有任职云南、四川的经历。同时，建文朝广泛吸纳洪武时期居官云南、四川之人，可考的还有陈迪、王绅、方孝孺门徒林嘉猷、韩宜可、王景彰。 其中，陈迪居官云南左布政使，恰与张𬘘分居左右布政使。董伦、韩宜可、王景彰则为贬至云南。王绅、方孝孺一系浙东士人则居于蜀地。王绅还曾由蜀而抵滇，得到蜀王和张𬘘的礼遇；四川为宋濂埋骨之地，云南为王祎葬身之所，他们的晚辈、师友接踵而至，蜀王、沐氏亦次第镇守。以上事实，已不能归结为简单的人际、地域之巧合。 “蜀滇”，成为联结懿文东宫亲贵力量和士人力量的关键词。我推测，这结合了朱元璋安排、朱标朱允炆推动，以及人际、地域的多重因素形成。两股力量合流，形成一个松散的“懿文东宫集团”，他们之中的关键人物方孝孺、张𬘘、陈迪，成为建文改制的主持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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