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賣族
內夏外夷：古代思想中的『中國』觀念及其演變『中國』一詞，考諸現存的文獻及考古材料，大致可以追溯至西周初年。然而，『中國』觀念或意識卻可溯源於更早的時代。中華民族歷數千年而長盛不衰，恆居東亞國際關係之中心，是以『中國』之名一直保留至今。然自晚清以降，隨着國人視野的開闊，且尤感於西方列強的不斷侵逼，『中國』意識日漸淡化，雖猶存『中國』之舊名，不過只是作為近代世界體系中的列國而已，不復舊日『中國』之榮耀矣。 雖然，近現代國際關係體系本出於十四、五世紀以來西歐雜錯爭衡之政治格局，彼此皆以列國而平等相待。然自二戰以後，蘇、美兩超爭霸，各以『中國』自居，糾合一批盟國相抗，從而多少恢復了古代『中國』的內涵。其時，毛澤東提出了『三個世界』理論，蓋自我而言；然若自蘇、美兩超視之，則第一世界為『中國』，第二世界為『諸夏』，第三世界為『夷狄』。 今日中華民族欲言偉大復興，其內涵頗不明了，大致有兩種選擇：其一，成為近代國際關係體系中的『列強』，即列國中較為強盛者；其二，回到作為『世界中心』的中國，此本為『中國』之古義，然二戰以後之美、蘇皆嘗居此種地位也。假以時日，中國雖以列國自謙，然隨着綜合實力之增強，雖不為舊日之『中國』，又安能辭其責乎！
毛澤東審察中國地圖
一、關於『中國』之界定1.中國與支那 『中國』一詞，英譯作china，漢文轉譯則作『支那』。[1]然『支那』一詞最早見於佛教經籍中對中國的稱呼，後來此稱呼傳入西方。近代以來，由於日本人借用作拉丁文的漢譯，逐漸賦予了貶義。 考諸『支那』一詞之本義，或以為『秦』之音譯[2]，或以為稱慕中國『文物特盛』之義[3]，或以『瓷器』之名代稱中國[4]，或以為『荊』之音譯[5]，或以為與中國之『絲』有關[6]，或以為有『邊緣』之義，與中心相對。[7]然而，其確切所指，至今尚未有定論也。 不過，就日本而言，其舊稱中國為『中土』或『唐土』（Morokoshi），明治維新以後，甚至更晚，日本脫亞入歐，為了讓日本國民從心理上徹底割裂與中國文化的傳承關係，遂取拉丁文『支那』一詞以稱中國，且逐漸賦予污辱之義；[8]或者，未必有污辱之義，然其實欲自居中國，故稱中國為『支那』而奪其舊稱也，此種用心，觀其建立『大東亞』之野心即極明了矣。 其實，現代意義上的『支那』稱謂當溯源於康有為。戊戌變法前後，康氏曾上【請君民合治滿漢不分折】的奏摺，其中如此說道： 中國向用朝號，乃以易姓改物，對於前代耳，若其對外交鄰，自古皆稱中國。今東西國稱我，皆曰支那，而我經典無此二文。臣細繹音義，支那蓋即諸夏之音，或即中華之轉也。古稱諸夏，或曰諸華，頻見傳記，蓋華夏音近而中諸音轉，其蒙、回、衛藏，咸令設校，教以經書文字語言風俗，悉合同於中土，免有歧趨。伏惟今定國號，因於外稱，順乎文史，莫若用中華二字。 清末，洋人謂我國有朝名而無國名，故康氏欲定國名為『中華』，蓋『中華可為諸華之轉音，即可與支那音相接』，『合中國、諸華、中夏而為一名，古今中外皆通，義亦宜也』。[9]
康有為
康有為 『支那』之名，本周邊之稱呼吾國也，非吾國之自名也。今康氏定『中華』為國名，又取『支那』之義以通『中華』，則古之『中國』至是而自貶抑矣。蓋中國素以天朝自居，外國不過周邊嚮慕華風之夷狄而已，故不有國號。然自近代以來，隨着中國屢遭敗績，則夷狄始為敵國，而傳統之夷夏關係一轉而為列國關係。[10]因此，對中國而言，國際關係實在是近代以來才出現的概念。至此，康氏乃欲清自建國號，而稱中華或支那，其意蓋以列國自視，雖無貶義，然已稍自卑矣，而不復舊時妄自尊大之心態。是以追本溯源論之，後來『支那』一詞之貶義，蓋始諸康氏戊戌間建國號之主張也。 由此可見，不管『支那』作何種解釋，皆無『中國』一詞本有之含義，即作為『中央帝國』或『世界中心』之義。[11]『支那』無論其褒義或貶義，皆周邊視中國也。[12]因此，『支那』不過列國之一而已，絕無萬邦來朝之義焉。 2.中國之外的『中國』 『中國』之義，有古今之不同。康有為嘗論『中國』一詞之本義曰： 吾國本為亞東至大之國，當時地球未辟，環立四裔，皆小蠻夷，故就地言之，自稱中國。就所見東西南北對言之，非有所夸也。外人或諷吾國有朝名而無國名，若果然，更見吾國之大。然三千年來，對外皆稱中國，並非無國名也。[13] 可見，『中國』今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中華民國』之簡稱，自為國號，然本非國號，所以『更見吾國之大』也。 然若就『中國』此義論之，自古以來，不獨中國，其它民族亦有自稱『中國』者。章太炎即如此說道： 中國之名，別於四裔而為言。印度亦稱摩伽陀為中國，日本亦稱山陽為中國，此本非漢土所獨有者。[14] 可見，『中國』一詞實出乎一種自我中心意識或錯覺。此外，如巴比倫人自稱『中國』，其宗教聖地烏魯克神廟被認為『世界中心』；古埃及人自認住在『世界中心』，卡那克神廟附近有標誌『世界中心』的神柱。黑格爾亦有類似說法： 地中海為舊世界之心臟，因為它是舊世界成立的條件和賦予舊世界以生命的東西。沒有地中海，『世界歷史』便無從想起：那好象羅馬或雅典，沒有了全市生活會集的『市場』（Forum）。[15] 地中海在西方世界中一直具有某種中心的位置，這種意識一直延續到中世紀，並且，繼續與後來的『歐洲中心論』結合在一起。而在地中海周圍，如耶路撒冷、麥加和麥地那、雅典、羅馬、亞里山大里亞等，都曾經被當作『世界中心』。 並且，僅就印度而言，不僅摩揭陀一邦被稱為中國。晉【法顯傳】中說到中天竺時寫到： 從是（摩頭羅國）以南，名為中國。中國寒暑調和，無霜雪。人民殷樂，無戶籍官法，唯耕王地者乃輸地利，欲去便去，欲住便住。 而【佛國記】『摩竭提國巴連弗邑』條亦說道，『凡諸中國，唯此國城邑為大』。清楊守敬、熊會貞【水經註疏】引此並注曰： 按【佛國記】作『中國』。中天竺所謂中國，蓋中天竺之國稱中國者甚多，故言凡諸中國也。[16] 可見，僅印度一地，即頗有自稱中國者。是以『中國』實根諸一自我中心的幻覺，非獨吾國有此意識，故就整個世界文明史的大範圍而言，實有無數『中國』。 3.中國與諸夏 其實，即便就『中國』概念最後定型的春秋時期，不僅周王京稱中國，而且諸夏整體亦稱中國，甚至某諸侯國亦得稱中國。 按照『中國』一詞的本來涵義，『中國』可以追溯到人類歷史非常早的時期。不過，據現今考古材料，『中國』一詞在文獻上的證據還只能追溯到西周初年，即成王之時。[17] 那麼，此時『中國』一詞的本意是什麼呢？蓋『國』與『或』字相通，原意是指城牆圍成的地域。因此，『國』最初所指乃城邑，一般由部族首領及族人居住，與之相對，城外近處稱做郊。[18]後來，隨着部落的發展，擁有的城邑越來越多，所以，一般把首領居住的稱為『國』或『都』。
西周時，周王稱天子，其分封或承認的國稱為諸侯
西周時，周王稱天子，其分封或承認的國稱為諸侯。無論天子還是諸侯，所居住的城邑都是『國』。其中，天子所住的『國』（京師）處於中心、中樞地位，理所當然地被稱為『中國』。[19] 最初，『中國』只指周王所在的豐和鎬及其周圍地區。滅商以後，周人將原來商的京師（殷）一帶也稱『中國』。成王時，周公主持擴建了洛邑，稱成周，將商的遺民遷來集中居住於此，又在附近築王城，遷來周人居住，作為周的陪都，用以控御東方。洛邑既居陪都的重要地位，又位於『天下之中』的交通樞紐，也被稱為『中國』。這說明，『中國』的概念開始由唯一的政治中心擴大到了地理中心。 公元前771年，犬戎攻入鎬京，幽王被殺。次年，平王遷都洛邑。豐鎬一帶落入戎人之手，自然就喪失了『中國』的地位，而洛邑就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國』。不過，此後周天子不再能號令天下，而降為列國，與一般諸侯國沒有什麼區別。
戰國之亂
與此同時，鄭、宋、齊、魯、晉等諸侯國迅速強大起來，吞併了周圍的小國，成為擁有十幾個至幾十個城邑的大國。這些大諸侯國實際上已經取得了與周天子平起平坐的地位，它們的國就也稱『中國』了。在諸侯國的內部，國都就等於周天子的京師，儼然就是國中的『中國』。[20] 就這樣，春秋時期的『中國』已經擴大到周王畿和晉、鄭、宋、魯、衛等國，大致相當於當今河南大部、山西南部、山東西部的黃河中下游地區，『中國』的範圍在不斷擴大。至於齊國，地理位置雖不在中心，但能尊王攘夷，為一時之霸主，故【春秋】常以中國視之。 可見，『中國』首先是京師之義，確切指周之王京；其次指諸夏，即主要諸侯國活動範圍。不過，如果我們追尋一般意義上的『中國』，應該早於周朝，即作為『中央之國』，亦即『世界中心』。不過，這些用法都是指地域意義上的『中國』。 與『中國』相關的另一個概念就是『華夏』。 【國語·魯語】云：『以德榮為國華。』【尚書·舜典】云：『蠻夷猾夏。』孔傳云：『夏，華夏也。』【爾雅·釋詁】云：『夏，大也。』【荀子·儒效】云：『居夏而夏。』楊注云：『夏，中夏也，中國有文章光華禮義之大。』 定十年【左傳】云：『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孔疏云：『中國有禮義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故謂之華。』【古文尚書·武成】：『華夏蠻貊。』孔傳云：『冕服采章曰華，大國曰夏。』可見，華或夏之名頗見於先秦典籍，皆指中國也。 清末，康有為欲定國名，對此說道： 諸夏之名，在中國對外之稱，為至古矣。外國多以創先之人名其地者，吾國為禹域，然則稱諸夏最宜，不能以漢、唐之後起易之。[21] 康氏蓋以為中國稱『夏』始於夏朝，與夏人有關，此為一說。而程樹德則將夏稱推至堯唐之時，謂『中國古稱夏』。其【說文稽古編】云： 【說文】：『夏，中國之人也。』按【書·舜典】：『蠻夷滑夏。』傳：『夏，華夏。』明堯國號唐，已稱中國為『夏』。【左傳】：『裔不謀夏，夷不亂華。』時為周代，仍稱中國為『夏』。【秦微】：『策夏車，稱夏王。』註：『夏，中國也。』是唐虞至漢，皆稱中國為『夏』。[22] 章太炎則以為與夏水有關。其【中華民國解】有云： 夏之為名，實因夏水而得，是水或謂之夏，或謂之漢，或謂之漾，或謂之沔，凡皆小別互名，本出武都，至漢中而始盛，地在雍梁之際。因水以為族名，猶生姬水者之氏姬，生薑水者之氏姜也。夏本族名，非邦國之號，是故得而言諸夏。[23] 若以夏為族名，則『中國』一詞又有種族之義。而公羊家所言之『諸夏』概念，既有種族之義，又有文化之義，則『中國』一詞當兼文化之義也。[24] 至於『華』字之義，一說以為與華山有關，蓋伏羲、神農、黃帝之國皆止於華山[25]；又一說以華之原義為花，蓋美飾也。[26]
章太炎
章太炎 南海則以華為夏之轉音，其曰： 華字見於左氏【國語】，曰：『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是諸戎稱夏為華之證。華字文義，不知所自。吾粵語多古音，而讀華、夏字同韻，音極近，但開口之高下音耳，當是夏之轉音。……然則夏之與華為音轉無疑。相習成風，或合稱曰華夏，或稱諸華。[27] 是以【春秋】之言『諸夏』，即諸華也。康氏又以諸華轉音為中華，外人『支那』之名蓋源於此，故諸夏、諸華、中華、支那，其源皆一也。[28] 二、夷夏之辨1.中國、諸夏與夷狄 春秋之時，中國與諸夏的內涵發生了很大變化。何休概括【春秋】書法有三科九旨，其中『異內外』之科曰：『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即以魯國為中國，以齊、魯、晉、宋、衛等中原諸侯國為諸夏，以楚、吳、越等為夷狄。 成十年，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邾婁人，會吳於鍾離。何注云： 內其國者，假魯以為京師也。諸夏，外土諸侯也。謂之夏者，大總下土言之辭也。不殊楚者，楚始見所傳聞世，尚外諸夏，未得殊也。至於所聞世可得殊，又卓然有君子之行。吳似夷狄差醇，而適見於可殊之時，故獨殊吳。 【春秋】假魯以為京師，則魯為中國也；魯、齊、宋、衛、鄭、邾婁國之會，蓋皆諸夏之國也；吳雖強，然不與諸夏之會，而殊會於鍾離，以夷狄故也。可見，【春秋】是將中國、諸夏、夷狄區別對待，主張內外有別。[29] 中國、諸夏內涵的變化實與春秋之亂有關，其緣由大致有二：其一，禮崩樂壞，所謂『亡國三十有六，弒君五十有二』，壞亂極矣；而周自平王東遷，降為列國，不能號令天下，行天子褒貶繼絕之權。[30]故【春秋】之作也，以王法寓於魯[31]，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其二，夷狄之禍中國也亟矣，楚、吳、越、秦相繼而起，故【春秋】假齊桓、晉文以伯討辭，[32]許管仲以仁，皆以其能存諸夏，而免於『披髮左衽』，其功巍巍矣。異外內之科實兼此二義也。 故在公羊家那裡，中國的內涵並不確定： 一方面，僅指魯國。蓋周王不能號令天下，然王法存於聖心，形於魯之行事，故托王於魯以張治本。至於齊桓、晉文、楚莊之霸，亦常以京師待之。此時之中國乃文化意義上之中國。 另一方面，指諸夏。即就中原諸國作為一個整體與夷狄相抗時，則以諸夏稱中國。此時中國或諸夏乃相對於夷狄之一種族概念。不過，就【春秋】許齊桓、晉文之拒夷狄而言，中國、夷狄皆一種族的概念；而就中國不能拒夷狄，則或進或黜，又常以懷柔之術以馭外，則二者又多為一文化概念。 2.攘夷與種族概念 僖四年，楚屈完來盟於師，盟於召陵。【公羊傳】云：『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帖荊，以此為王者之事也。』何注云：『言天王者，時吳楚上僭稱王，王者不能正，而上自繫於天也。』周王之稱天王，吳楚之君貶稱子，皆所以尊王攘夷。【春秋】許齊桓、晉文，以其能尊王攘夷，行王者之事也。 召陵之盟本在所傳聞世，其例當為內其國而外諸夏，然【春秋】曰『來盟於師』，蓋內辭也，故【公羊傳】曰『其言來何？與桓為主也』，齊桓本為外，此則從內魯例也。【春秋】所常書，當以魯為內，至其與夷狄相較，則引諸夏而內之，曰中國。 故【常棣】之詩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難。』又曰：『兄弟鬩於牆，外御其侮。』而董子曰：『故【春秋】之於偏戰也，猶其於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春秋繁露·竹林篇】）故就攘夷義而言，諸夏以同種視之，同為中國，乃比諸兄弟以御外侮也。[33] 故以諸夏能聚合、相救護以攘夷，則許諸夏為中國。至於齊桓、晉文之伯討，假天子以令諸侯，本屬不辭，然【春秋】猶許之，亦以其能悍衛中國也。不獨如此，【春秋】之言及夷狄，常有賤辭。此文辭之攘夷也，大致有三： 其一，不許夷狄執中國。隱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於楚丘以歸。【公羊傳】云：『凡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此聘也，其言伐之何？執之也。執之則其言伐之何？大之也。曷為大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其地何？大之也。』 何注云：『中國者，禮義之國也。執者，治文也。君子不使無禮義制治有禮義，故絕不言執，正之言伐也。執天子大夫而以中國正之者，執中國尚不可，況執天子之大夫乎？所以降夷狄、尊天子為順辭。』 所謂治，蓋依法而執有罪者，乃獄辭也，今日美國自居人類之普遍價值所在，遂假國際法庭以治其他主權國家之罪，殆類此也。至於【春秋】不許夷狄治中國，以當時人類之普遍價值，亦即禮義，在中國而不在夷狄，是以中國雖有罪，夷狄安得而執中國哉！
春秋公羊傳
其二，中國與夷狄會盟，則殊會之。成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魷、邾人，會吳於鍾離。【公羊傳】云：『曷為殊會吳？外吳也。曷為外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宣十一年秋，晉侯會狄於欑函。 何注云：『離不言會。言會者，見所聞世，治近昇平，內諸夏而詳錄之，殊夷狄也。』孔廣森曰：『會文在狄上者，殊狄也，所謂內諸夏也。』殊會夷狄，所以賤之，不以夷狄敵中國也。昔日西方七國本蘇聯之敵國，其後蘇聯瓦解，俄羅斯欲融入西方，雖得與七國首腦會議，猶用『7+1』之名，蓋以俄羅斯為夷狄，乃殊會之也。 其三，中國與夷狄會，不與夷狄為主。哀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於黃池。【公羊傳】曰：『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為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為以會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曷為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 若齊桓、晉文會諸侯，則得為主。僖四年，楚屈完來盟於師，盟於召陵。【傳】曰：『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怗荊，此王者之事也。其言來何？與桓為主也。』今日中國與其他國家會盟，莫不以中國居首，即此義也。 上述三種對夷狄的態度，概無關於禮義，純以異類故而貶之也。 晚清之時，革命黨人揭『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之幟，假排滿之名，行革命之實，乃極張【春秋】辨夷夏之旨，『【公】、【谷】二傳之旨，皆辨別內外，區析華戎。……【左傳】一書，亦首嚴華夷之界』。[34] 劉師培甚至醜詆夷狄非人類，謂夷狄其先始於獸種，其後進化亦遲，至世界遞遷，仍守榛狉之俗，乃慨嘆夷狄入主區夏，『後世中原不競，韃虜憑陵，鳥跡獸蹄交於中國，神州赤縣莽為牧場，人禽之界蕩然泯矣，此長林豐草，禽獸居之，龔仁和所由興嘆也。』[35]至於章太炎，則假儒家復仇之義，極論種族革命為是。 其時南海主保皇，極論滿洲為同種，謂其辮髮、衣服之不同，猶泰伯之居吳也。[36]又引【春秋】進退夷夏之說，謂滿洲『入關二百餘年，合為一國，團為一體。……所謂滿、漢者，不過如土籍、客籍，籍貫之異耳』[37]，『上推滿洲種族，則出於夏禹；下考政教禮俗，則全化華風』[38]。 南海又謂滿洲之入主中原，『開滿洲、回疆、蒙古、青海、藏衛萬里之地，乃中國擴大之圖，以逾唐、漢而軼宋、明，教化既益廣被，種族更增雄厚』[39]，則滿清之統治，真大有功於吾華夏中國也。 至革命功成，滿洲既逐，而蒙古、西藏與新疆以異種故，亦與中央漸行漸遠，相繼淪入敵手矣。故孫文倡『五族共和』之說，欲擺脫滿人壓制之漢族又能『與滿、蒙、回、藏之人民相見於誠，合為一爐而治之，以成一中華民族之新主義』，然為時已晚矣。[40]其後，滿人忿於種族之卑屈，遂一意復國於關外，致為日人所乘。追尋前因，蓋革命黨人假排滿為幟，其慮非遠，其謀非深也。 雖然，春秋時之四夷，本視為別於華夏之異種，至漢以後，則以夷狄進於中國之故，而泯然為漢人矣。 3.進退夷狄與文化概念 【春秋】之御夷狄也，或褒進，或貶黜，皆以禮義。其進之也漸，其黜之也緩，懷柔遠人之術也。若此，中國與夷狄常取一文化概念。 莊十年，秋，九月，荊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舞歸。【公羊傳】云：『荊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何注云：『【春秋】假行事以見王法。聖人為文辭遜順，善善惡惡，不可正言其罪。因周本有奪爵稱國、氏、人、名、字之科，故加州文，備七等以進退之。』【春秋】之於夷狄，視其行為之合乎禮義與否，以州、國、氏、人、名、字、子七等以進退之。 蓋春秋之時，楚、吳、越之勢寖盛，時主中國之會，然諸夏猶能捍禦之，是以【春秋】處理夷夏關係，尚能取懷柔姿態，未若後世排夷之剛烈也。【春秋】備七等之法，一則進之有道，故『許夷狄不一而足』；一則黜之有道，故勿觸其暴，勿逢其怒。[41] 4.王魯以張治本 【春秋】尊王，然周已不復天王之尊，而王法亦不可得而行矣，乃發王魯之旨，一則以魯為中國，為天下之化首，一則不欲托諸空言，故借魯事以明王法。後儒之攻【公羊】，多集矢其王魯之說，實未必深知【公羊】者也。蓋【春秋】王魯，乃托王以明義，雖非真以魯為王，然周之不能王亦不容諱焉。 桓九年，春，紀季姜歸於京師。徐彥疏釋京師云：『【春秋】據魯為王，故內魯，若周公制禮，內京師然也。』成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魷、邾人，會吳於鍾離。 何注云：『內其國者，假魯以為京師也。』隱元年，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於昧。傳云：『曷為稱字？褒之也。曷為褒之？為其與公盟也。』何注云：『我者，謂魯也，內魯故言我。』邾婁儀父朝魯，而魯亦以內辭。故公羊家以魯為京師，即內魯也。內魯，實王魯也。然【春秋】本以周城為京師[42]，傳文亦然。[43]然亦有異義焉，如哀四年傳文乃以楚為京師。[44] 故諸侯之朝魯、大夫之聘魯、諸侯之師與魯戰於近地、失地之君及大夫奔魯，皆書『來』。來者，內魯之辭也。而獨於召陵之盟，書曰『來盟於師』，與齊桓公為主，亦內辭也。所以內辭者，以其能行王道也。蓋魯本周公之邦，一變則至於道，而邾婁、滕、薛、宿之朝魯，蓋慕魯為王化之首也，故褒而進之。【禮運篇】夫子嘆魯，實期魯以湯之七十里、文王之百里也。 可見，【春秋】王魯，皆取禮樂教化之義也。故【春秋】之治諸夏、夷狄，悉據王法：其治諸夏也，常以貶辭，[45]蓋欲其敦厚同根，故嫉弒絕尤甚；其治夷狄也，常以褒辭，欲其慕義來朝，故嫉凌壓尤甚。是以諸夏、夷狄，此時純為一文化概念：其親諸夏，其遠夷狄，皆以治有詳略故也，與同種、異類之概念當無涉焉。 【春秋】王魯，故魯當先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此所以詳內略外也。[46]此義蓋本諸【公羊傳】文。成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邾婁人，會吳於鍾離。傳云：『曷為殊會吳？外吳也。曷為外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為以外內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 【解詁】云：『明當先正京師，乃正諸夏。諸夏正，乃正夷狄，以漸治之。葉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近者說，遠者來」；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是也。』自近者始，蓋言王者當先詳於內治也。[47]故就『詳內略外』義言之，中國與諸夏不同，常以指魯國也。 諸夏與我種族同，文化同，情猶兄弟；夷狄與我為異類，文化亦別，乃視若仇雔。故情若兄弟者，雖中國政制措施或有更迭，而不礙其同根也；視若仇雔者，能因政制措施而相投合，則引而進之也。國初出兵朝鮮、越南，實欲盡兄弟之誼焉，未可一概以國際主義義務論之。[48] 諸夏觀念對於【春秋】內外說之成立極重要。康有為認為： 【禹貢】以五服分地治之親疏，【春秋】以己國、諸夏、夷狄分三等。後世忘之，豈知人治之不得不然者耶！苟未至大同，則無五服、三世之分者，勢將漸弱。蓋三代至秦，皆有己國以與他國相對待，又有諸夏以與夷狄相等差。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亦理之自然也。 羅馬以意大利為己國，而後次第平列，故最愛羅馬之民，以執政權，其後漸推權於意大利民而止。其於新定之邦，號曰『布爾賓』，則僅羈縻賦貢焉，所謂藩屬，視為諸夏也。其於日耳曼諸部，則夷狄之，薙芟焉已耳。以其有內國、外國之分，故日事征伐，以闢土為事，故能致強大。 我國自漢後，以禹域為內國，此外皆夷狄，無諸夏之一義矣。夷狄則部落散漫，粗羈縻之，無足與較，亦無可畏忌。於是專事內治，而不事征討。此我國之所以不增大，而羅馬則增進無已歟？然羅馬自奧古士多之後，亦有閉關專內治之意，與光武略同，但其後諸帝不守之耳。[49] 是以羅馬之圖霸，亦用諸夏之法，蓋治當自近者始也。二戰後，蘇美爭霸，各有衛星、僕從以為親附，亦用諸夏之法也。吾黨自抗戰以來，即視『統一戰線』為法寶，此後又據『第三世界』為吾兄弟之國，毛澤東之遠略如此，蓋深得古人遺意焉。惜乎後來政府不復以中國自視，唯求媚美是務，則舊之諸夏不復為我有矣，故當『六·四』之後，美一旦變臉相向，吾即勢孤矣。 可以說，夷夏之辨包括種族與文化兩方面內涵，近代以來的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皆可由此兩方面內涵導出：既以夷夏為種族概念，故須攘夷；又可視為文化概念，故當尊王，而以禮義進退夷夏、治自近者始諸義皆從此出。晚清以來，保皇黨與革命黨人各據一義以相抗。
孫中山同盟會
孫中山甚至認為，中國幾千年來都是『帝國主義的國家』，以『王道』感化其他民族，只有『天下主義』或『世界主義』，而民族主義早已消亡，因此，中國人在異族的侵略面前，由於沒有民族主義作為工具，更容易被征服，更容易屈服於異族的統治。尤其在列強包圍的現代國際關係中，對於中華民族之生存是很不利的。[50]可以說，民族主義在晚期的孫中山那裡，不再是推翻滿洲統治的工具，而是未來中華民族得以自立、自強的工具。 三、傳統『中國』與現代『中國』春秋之時，楚、吳、越相繼而起，凌駕諸夏，然諸夏猶能捍禦之，是以【春秋】處理夷夏關係，尚能採取懷柔之姿態，或進或退，或褒或貶，猶未失自信也。 自北宋以降，【春秋】學再度興盛。不過，其學術路數殆與漢唐不同，蓋折衷三傳乃至舍傳求經矣，至於三傳對於【春秋】『其旨數千』理論的闡發，多闕略不講，其所關注者主要在兩點：尊王與攘夷。這恰恰構成了內外理論的兩個方面。 尊王。春秋時，周王不復號令天下，故黜周而王魯，以【春秋】當新興一統，頗有通三統之義；宋初懲唐末五季之亂，對驕兵悍將防範尤深，其所尊者，乃時王而已，其用意則在塞亂源，非若春秋時天命無所系也。且春秋時王者尚有後治夷狄之義，而宋時則絕無也。是以太祖次第削平宇內，屯重兵於京師，盡收藩鎮之權，此乃宋之尊王也。 攘夷。春秋時有中國，有諸夏，彼此因種族、禮義而相親，以此而抗夷狄也；宋時則不然，唯有中國與夷狄，種族雖絕異，禮義則稍近焉，如金之熙宗、海陵、宣宗多能慕漢化，遼諸帝亦然，且金世宗得號『小堯舜』，則中國與夷狄之間，實未有先治後治之義焉。故宋時中國與夷狄皆純粹為一種族概念。又，春秋時楚、吳、越之霸，乃中原諸夏之主也，故【春秋】能進之，能退之，非若遼宋、金宋之長期對峙可比也。 此間說【春秋】者，如孫明復、胡安國之輩，皆嚴華夷之界，此蓋偏取【春秋】攘夷之義也，至於【春秋】以道德進退夷夏之義，則闕而弗講焉。是以康長素譏宋儒之說【春秋】，以來『尊己則曰神明之胄，薄人則曰禽獸之類。苗、瑤、侗、僮之民，則外視之；邊鄙遼遠之地，則忍而割之。嗚呼！背【春秋】之義，以自隘其道。孔教之不廣，生民之塗炭，豈非諸儒之罪耶！若不知此義，則華夏之限終莫能破，大同之治終末由至也』。[51]蓋【春秋】者，王霸之學也，宋時衰弱如此，宜乎不能盡得【春秋】之古義焉。 至清世，滿洲以關外小夷入主區夏，乃以倡言滿漢大同為國策，而常州學者亦頗致意焉。莊、劉、魏、康之徒，陰承泯除滿漢畛域之諭旨，而覽乎滿漢地域、文化之趨同，遂無視滿漢種族之差異，宜乎清季革命黨人『諂諛滿洲』之譏也。雖然，宋儒所忽視之進退夷夏義，至此乃得盛張其幟矣。此時之『中國』概念，蓋指同一禮義文化範圍下滿漢共治之國家，而夷狄則擴大到西洋紅毛諸國，尤其至清中葉以後更是如此。 不過，由於內外關係的變化，清人關於『中國』的概念有些模糊。譬如，在魏源（1794－1857）那裡，『中國』一詞有時指整個清朝所轄的地域，和今天的用法已經完全一樣，而與之相對的夷狄則是指西洋紅毛諸國[52]，以及南洋諸國；不過，有時卻只指傳統的『中國』範圍，即內地十八省，而不包括蒙古、西藏、青海、新疆、東北和台灣在內，這時又偏於一種文化意義上的中國。[53] 民國初年，康有為折衷【禹貢】五服之制，乃欲劃中國為三服，即以長城以內之中國舊壤為甸服，設府州以尹治之；沿邊要地為要服，若滇桂之邊、海南島及東三省之邊、四川之邊、新疆之近邊、內蒙古之近邊，設道治之；西藏、新疆、內外蒙古、東三省之邊為荒服，以都督治之。 康熙二十八年（1698），中俄訂立【尼布楚條約】，清朝提供的滿文本和拉丁文本中已使用『中國』一詞。其後，清朝在與列強訂立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中，亦使用『中國』作為國家的名稱。不過，清朝在對外交往和正式條約中願意使用『中國』一詞，實際上還包含着一種傳統心態，即着眼於『中國』二字的字面含義——中心、中央、天下之中的國家。 同樣一個名詞，西方人的理解只是一個國家，即China，並無特別尊崇的意思，更沒有中國人賦予的那層意思。然而，『中國』一詞，清朝卻理解為CentralEmpire（中央帝國），當成一個尊稱而樂意接受。因此，清朝願意採用『中國』為國號，卻並無與列國相待的意味，正因如此，後來日本不欲從吾『中華』之稱，而採用西語china的轉譯，即『支那』一詞。 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中國作為『中華民國』的簡稱，成了國家的代名詞。至此，中國有了其明確的地理範圍，即中華民國所屬的全部領土。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亦以『中國』為其簡稱。然而，『中國』皆不復有過去『中央之國』的內涵，不過列國之一而已，於是，有着數千年歷史的中國開始進入了國際關係的新時代。 我們發現，從傳統『中國』向現代『中國』的轉變中，康有為的公羊學理論起了一種關鍵性的作用。康有為借用公羊三世理論，宣稱人類已進入到昇平、太平之世，即所謂『遠近大小若一』，夷夏之間的差異不再重要，即便有差異，亦不過是文化進化過程的先後不同，而【春秋】講的種族差異的內涵完全被忽視了。康氏甚至主張，種族之間的差異完全可以通過不斷的人種改造來加以泯除。[54] 這一時期的夷夏理論宣稱孔子主張的大同理論在西方找到了榜樣，至於數幾千年來中國遵循的先王之道，不過是聖人用以治理衰亂之世的辦法，因此，中國欲進入更高的人類發展階段，即昇平世，乃至太平世，應該用一套新的辦法即西方道路來治理中國。 這樣，夷與夏的關係完全顛倒了，傳統中國成了夷，而西方諸國則成了夏。中國從此不再有文化上的優越性，甚至，傳統中國應該放棄舊有的文化，而向西方趨近。這樣，當一種為天下取法的中國觀念崩潰以後，並與近代基於國家主權的國際關係體系相結合，從而催生出一種僅僅作為種族或地域的國家觀念，即民族國家。 因此，不論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當以『中國』這種簡名而自稱時，不再有相對於夷狄的文化上的優越感，而僅僅指稱一個中華各民族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政治、地理區域。其中如果尚有些許文化上的含義的話，也僅僅是消極的，即向西方邁進的。 然而，當中國完成向現代民族國家的轉變時，東鄰的日本人隨着軍事上的不斷勝利，頗欲以古之中國自比，並且，出乎與西方列強對抗的目的，又試圖建立與之相關的『諸夏』觀念，『大東亞共榮』之說蓋出乎此也。[55]早在19世紀末，日人近衛篤磨（1863-1904）在與康有為的談話中已明有此意： 今日之東亞問題絕非東亞諸國間之問題，實為世界之問題。歐洲列強皆為自身之利害在東亞相角逐。東亞為東亞人之東亞，只有東亞人才有權利解決東亞問題。美洲之門羅主義，乃不外此意也。在東亞，推行亞細亞門羅主義之任務者，實貴我兩國人之責任。在今日之局勢下，推行此事者絕非易事。雖然如此，但我等最終之目的，非完成此一任務不可。[56] 可見，在20世紀早期，不僅當時的日本人，而且包括部分中國人，尚有此絕大抱負，即欲舉東亞之力以對抗西方異種。 1898年6月，近衛篤磨組織了同文會，其用意即在強調中日兩國同文同種，相互聯結。[57]近衛篤磨甚至在當時日本影響最大的【太陽】雜誌上發表了【同人種同盟，附支那問題研究的必要】一文，宣揚種族戰爭： 我認為，東亞將不可免地成為未來人種競爭的舞台。外交策略雖然可能『一時變態』，但僅是『一時變態』。我們註定有一場白種人與黃種人之間的競爭，在這場競爭中，支那人和日本人都將被白人視為盟敵。有關未來的一切計劃，都必須把一難點銘記心中。[58] 1899年2月14日，伊藤博文在向海外教育會會議中發表演說，宣稱：『我相信，盡我國力的最大限度，向（朝鮮和支那）提供幫助，不但對保全我國自身利益，而且對整個遠東大勢，都是正確的、必要的。』[59] 正是在此意義上，南海甚至直接稱中國與日本為諸夏： 日本與支那，對宅於大地渤海之中，同種族，同文字，同風俗，同政教，所謂諸夏之國，兄弟之邦，魯衛之親，韓魏之勢，而虞虢之依唇齒也。[60] 南海甚至有『合邦』之說： 若夫東海對居，風教相同，種族為一，則敝邑之與貴國，名雖兩國，實為孿生之子。唇齒之切，兄弟一家，存則俱存，將來且為合邦。亡則俱亡，將來同夷於黑人。[61] 康氏視中國與日本為兄弟之國，其意則在對付異種之西方夷狄也。康氏此時又在種族的意義恢復了夷夏理論的另一層內涵。[62] 孫中山亦有中、日唇齒相依的觀念。其在【在東京中國留學生歡迎會的演說】上說道： 亞洲大局維持之責任，在我輩黃人。日本與中國唇齒之邦，同種同文，對於亞東大局維持之計劃，必能輔助進行。……日本從前對於中國，行侵略政策，亦見中國國勢大不可國，假使受制歐洲，則日本以三島海國，決難鞏固，故不得已而出此。……（日本）與我國利害相關，絕無侵略東亞之野心。我們中日兩國，最宜聯合一致進行。……消滅衝突，解釋誤會，共同謀亞東大陸之幸福，同為東西之主人翁。[63] 此時孫氏猶為日本之侵略開脫也。孫氏甚至還有支持日本建立東亞霸權的主張。民國初年，孫中山曾與日本首相桂太郎密談，據戴季陶【日本論】載桂太郎談話要點，其中有云： 我得以利用英俄的衝突和英國聯盟，居然僥倖把俄國打敗了。俄國這一個敵人，不是東方最大的敵人，而是最急的敵人。打敗了俄國，急是救了，以後的東方便會變成英國的獨霸。英國的海軍力，絕非日本之所能敵，而英國的經濟力，絕非日本之所能望其項背。 ……此後日本唯一之生路，東方民族唯一之生路，唯有極力遮斷英俄的聯結，而且盡力聯德，以日德同盟繼日英同盟之後，以對英作戰繼對俄作戰之後，必須打倒英國的霸權，而後東方乃得安枕，而後日本乃有生命。此生命問題，非獨日本，從韃靼海峽到太平洋，全部東方民族的運命，皆以此計劃的成敗而決。 ……此兩戰者（指中日、日俄之戰），日本不過以人民死生拼國家存亡，豈足以言侵略。若中國不強，而甘受歐洲的侵略，且將陷日本於危亡，是可恨耳。……中國有一孫先生，今後可以無憂。今後惟望我兩人互相信託以達此目的，造成中日土德奧之同盟，以解決印度問題。印度問題一解決，則全世界有色人種皆得蘇生。 日本得成此功績，絕不愁此後無移民貿易地，絕不作侵略中國的拙策。對大陸得絕對的保障而以全力發展於美澳，才是日本民族生存發展的正路。大陸的發展，是中國的責任。中日兩國聯好，可保東半球的和平，中日土德奧聯好，可保世界的和平，此惟在吾兩人今後的勢力如何耳。……現今世界中，足以抗英帝國而倒之者，只有我與先生與德皇三人而已。[64]
日本論
可見，日本的擴張意識與本民族存亡的憂懼意識是結合在一起的，與西方帝國主義之擴張不同。而且，日本對抗西方列強的意識，自幕末時期就有了，其以後歷次對外戰爭，亦是出乎此目的。出乎此種目的，乃至於聯合中國、土耳其，包括德、奧這類後發的國家。是以其在二戰期間打着『解放』之幟出兵東南亞，非其虛語，乃其民族近百年之憂患意識所致。惜乎後來之日本背棄桂太郎的道路。 其後，孫中山【致犬養毅書】（1923年11月16日）云： 貴國對支行動，向亦以列強之馬首是瞻，致失中國及亞洲各民族之望，甚為失策也。今次先生入閣，想必能將追隨列強之政策打消，而另樹一幟，以慰亞洲各民族喁喁之望。若能如此，則日本不憂無拓殖之地，以納其增加之人口；吾知南洋群島及南亞各邦，必當歡迎日本為其救主也。……倘日本以扶亞洲為志，而捨去步武歐洲帝國主義之後塵，則亞洲民族無不景仰推崇也。[65] 孫氏呼籲日本支持中國之革命，認為中、日利害相同，中國一旦革命成功，將與日本一道對抗歐美列強。[66]孫氏蓋欲引日本為諸夏而共抗西夷，然日本之志，首先則在諸夏內爭『中國』地位，且以自身土地、人民狹小之故，故欲先吞併東亞諸國以強大其『中國』地位。[67]孫氏似頗為之惜，以為其目光短淺，乃失東亞人民之心。 孫氏晚年甚至主張中國、日本聯合起來，組成一個聯邦，甚至可以包括安南、緬甸、印度、波斯、阿富汗在聯邦之內，以對抗歐洲。[68]1924年11月28日，孫中山在日本神戶對神戶商業會議所等團體發表了題為【大亞洲主義】的演講，不僅主張亞洲聯合的必要，而且又呼籲： 若是日本真有誠意來和中國親善，便先要幫助中國廢除不平等的條約，爭回主人的地位，讓中國人是自由身份，中國才可以同日本來親善。[69] 其時，日本的亞洲主義愈益傾向於首先謀求日本在亞洲的主導地位，孫中山對此亦頗警省矣。[70] 章太炎亦有類似看法。1897年，太炎嘗撰【論學會有大益於黃種】、【論亞洲宜自為唇齒】二文，其中有云： 為今之計，既修內政，莫若外昵日本，以御俄羅斯，兩國斥候，……無相負棄，庶黃人有援，而亞洲可以無躓。[71] 然以赤縣之地，近在肘掖，可以相倚依者，闔亞洲維日本。[72] 顯然，太炎主張黃種人應該團結起來，尤其中日兩國應該攜手合作，對抗白人帝國主義。其後，1898年，章太炎在【上李鴻章書】中以為，『今夫日本，非有深怨於我也。……夫同種之國，……非得日本，論語與共命。以一時之怨視之，乃不如白種，是猶兄弟爭室而授途之人以狐父之戈也』。[73] 1907年，太炎與印度、越南、緬甸、菲律賓、朝鮮等國的志士共同成立『亞洲和親會』，其約章云： 仆等鑒是，則建『亞洲和親會』，以反對帝國主義而自保其邦族。……集庶姓之宗盟，修調絕之舊好，用振我婆羅門、喬達摩、孔、老諸教，務為慈悲惻怛，以排擯西方旃陀羅之偽道德，令阿黎耶之稱，不奪於皙種，無分別之學，不屈於有形。[74] 隨着日本漸漸轉向帝國主義，太炎又寄希望於中印之聯盟，乃至整個亞洲之團結，其目的均在對付白人帝國主義。 至於日本，相關的理論更是豐富。『亞洲主義』發源於十九世紀的日本思想界，其旨在倡導『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號召亞洲人結成黃種人的聯盟，共同反對歐美的殖民入侵。此種思想其實是東方的『門羅主義』。而中國與日本則是亞洲最大的兩個國家，日本固然主張中日提攜，然而，卻尋求日本在亞洲的主導地位。此種『亞洲主義』與康、孫等人的主張是有很大區別的。 1933年，石原莞爾提出『東亞聯盟論』，認為一戰以後形成了蘇聯、歐洲、美洲和東亞四個集軒，最後世界的競爭將在美洲集團與東亞集團間展開，二者的決戰將『決定天皇成為世界的天皇，還是美國總統來統治世界，決定人類的最後命運。這是決定東洋王道與西洋霸道，究竟誰來統治世界的戰爭』。[75] 要取得此決戰的勝利，東亞諸國尤其是『同文同種』的中國與日本要互相提攜，實現日、滿、中三國之聯盟：『一、國防。防範白種人的侵略，保衛東亞天地，為此也必須建立滿洲國。二、政治。日滿中分別根據本國的特徵，政治獨立，不干涉內政。三、經濟。以共存共榮為目的，謀求一體化。四、文化。日中兩國民族互相尊重對方的文化，創建以道義為中心的東洋新文化，並吸收西洋文明，實現人類最高的文明。』[76]其後，近衛文磨的『大東亞共榮圈』不過是『東亞聯盟論』的政策化而已。 日本戰敗以後，毛澤東屢屢強調中日兩國人民團結起來對抗美帝國主義，蓋視日本為諸夏也。[77]日本侵凌中國如此，而中國猶能以諸夏而恕之，遑論素來為中國藩屬的南洋諸國，更當以諸夏相待矣。
【注釋】 [1]拉丁文、意大利文、印度梵文均作Cima，法語寫作IaChine，英、德、捷克等語則作China。『支那』一詞，實為西方語彙之音譯，未必日本人杜撰之蔑稱也。對此，康有為頗有考證，謂『佛典稱我為支那，又曰震旦，又曰真旦。三者不同，皆譯者寫成，而音實相近。 日本人多傳佛典，故稱我為支那。吾在南洋，日有印度數十人衛從，與之語，稱我國為支那。巫來由人、吉寧人亦稱支那，其音甚正，無少差異。印度與希臘、羅馬早相通於我殷周時，故意大利語亦謂吾國為支那。 英語稍近，羅馬語作猜那，又為支那之音轉矣。然支字英音作CHE，猜字英音作CHI，同出於CH，其為音近而轉可知。……漢明帝時遣蔡愔、秦景使印度，自白馬馱經而還。印度高僧笠法騰之流，接踵而至，譯寫經文，即稱支那，不稱漢土。 然則支那之號，必自殷周時流傳於印度斷然矣。……今考支與諸同齒音為雙聲，那與華同喉音為疊韻。然則支那即諸華之音轉，諸華為諸夏之音轉至明。』（康有為：【諸夏音轉為諸華諸華音轉為支那考】，1900年2月後，【康有為全集】第五，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170頁） 康氏游印度，謂『印度呼中國人為支那，故名支那人，所居曰支那街。是街即穢窄，與印人雜居』。（康有為：【印度遊記】，【康有為全集】第五，519頁） [2]日本學者高桑駒吉在【中國文化史】中認為，漢、晉之時，周邊夷狄皆以『秦人』為中國人之代稱，如【史記·大宛列傳】、【漢書·匈奴傳】、【後漢書·大秦傳】、【佛國記】等均有所記載。 這樣，『秦』就成了中國的代稱，而寫作Cin、Chin，然後加一個表示地名的後綴a（或e），就成了Cina、IaChine、China。其後，又有『漢人』、『唐人』之稱，皆系周邊夷狄之稱中國也。 清代薛福成在其【出使日記】中認為，『歐洲各國，其稱中國之名：英稱采依納，法曰細納，意曰期納，德曰赫依納，拉丁之名則曰西奈。問其何義，則皆秦字音譯。余謂秦始皇時，國威雖盛，其勢固未達今之歐洲，何以歐人乃呼中國為秦？揆厥由來，當由始皇逼逐匈奴，威震殊俗，匈奴之流徙極遠者，往往至今歐洲北土。今俄、奧、土耳其、日耳曼諸國，未必無匈奴之遺蹟存留，彼等稱中國為秦，歐洲諸國亦相沿之而不改耳』。 不過，此說亦有商榷處。印度兩大史詩【羅摩衍那】和【摩河婆多】的梵文定本雖然編定於紀元後，然其內容卻成於公元前5世紀，而其中已有『支那』的稱呼。而【舊經·以賽亞書】中有這樣的說法，『看哪，這些從遠方來，這些從北方、從西方來，這些從希尼（支那的異譯）國來』，【舊約】成書約在公元前12世紀到公元前2世紀，而秦統一六國則在前221年，至其威名傳至域外，時當更晚。可見，以『支那』一詞源於『秦』之音譯，實未見可靠。 [3]『支那』一語，散見於佛教典籍之中。康有為【日本書目志】卷4即認為，『謂吾支那者，佛語也』。玄奘在【大唐西域記】中記錄了其與戒日王的對話，『王曰：「大唐國在何方，經途所亘，去斯遠近。」對曰：「當在東北數萬餘里，印度所謂摩訶至那是也。」』摩訶至那就是大支那的意思。【慈恩法師傳】則如此記載，『三藏至印土，王問：「支那國何若？」對曰：「彼國衣冠濟濟，法度可遵，君聖臣忠，父慈子孝。」』可見，玄奘所謂『文教之邦』，正是他對『支那』的具體描畫，純取褒義也。 又，玄奘至罽賓國，『到一寺宿，其夜，眾皆夢神人告曰：此僧從摩訶脂那來，願學經印度』。至摩揭它國，參戒賢法師，『問：法師從何處來？報云：從支那國來。』（慧立本：【慈恩法師傳】卷二、三） 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卷四云：『振旦，或雲真丹，並非正音，應言支那，此言漢國也。』宋釋法雲【翻譯名義集】卷三云：『脂那者，一曰支那，此雲文物國，即讚美此邦，是文物之地。』（轉引自陳登原：【國史舊聞】卷24，284條） 義淨以『支那』之名不過是『直是其名，更無別義』，不過，稍晚於義淨的高僧慧苑，在其【華嚴經音義】卷下，對義淨的說法作了糾正：『支那，此翻為思維，以其國人多所思慮，多所製作，故以為名，即今漢國是也。』宋釋法雲的【翻譯名義集】則認為，『支那，此雲文物國』。皆認為『支那』一詞形容中國文物之盛。 至近代，蘇曼殊認為，『支那一語，確非秦字轉音，印度古詩【摩訶婆羅】中已有「支那」之名，【摩訶婆羅】乃印度婆羅多王朝記事詩，婆羅多王言：「嘗親統大軍行至北境，文物特盛，民多巧智，殆支那分族」云云。考婆羅多朝在公元前千四百年，正震旦商時。當時印度人慕我文化，稱智巧耳』。（【曼殊全集·書札集】）足證『支那』一詞不僅有『義』，而且是古代印度人加給中國的一種尊稱。至於希臘、羅馬之稱中國為支那（Thin、Sinal），當是接受了印度的成說。 [4]中國的瓷器大量傳入西方，西人遂稱瓷器為china。據英文【韋氏大辭典】，瓷器（china）一詞最初來源於支那（china）。可見，在西方先有中國之名，後有瓷器之稱。換言之，以瓷器（china）作為對中國的代稱並不符合實際，只是後人的誤解。 [5]蘇仲湘在【論『支那』一詞的起源與荊的歷史和文化】（參見【歷史研究】，1979年第4期）一文里，反對支那出於秦的說法，提出了『支那源於荊』的觀點。蘇曼殊引【摩訶婆羅多】云：『摩訶婆羅多乃印度婆羅多王朝紀事詩。婆羅多王言，嘗親統大軍行至北境，人物特盛，民多巧智，殆支那分族云云。』蘇仲湘據此說，認為當時印度眼中的中國，是分為兩部分的中國大陸。 【羅摩衍那·地德】列舉了北方的20國名，其中標出『支那』和『外支那』，這是荊與中原地區的區分。荊就是楚國，國力鼎盛，地廣人眾，經濟發達，物產豐富，威名顯赫，而巴蜀與荊早有來往，荊的信息很可能就是由巴蜀傳到印度去的。並且，從語音的角度看，荊為鄂音，秦為齒音，二音比較下來，『荊』也更接近於『支那』的聲音。荊國具有悠久的發展史。 【詩經·商頌】有『撻彼殷武，奮伐荊楚』句，說明荊曾與商朝抗衡；至周朝時，荊更有發展，『漢陽諸姬，楚實盡之』；至春秋楚莊王時，甚至成為中原認可的霸主；戰國時，荊仍名列七雄前茅。因此，荊的聲威，足以傳到印度。而域外諸國關於中國的知識，大多是從印度再傳的。於是，荊之名稱就傳到了別的國家，成為今天的『支那』。 [6]趙永復在【絲綢之路——漢唐時期中西陸路交通】（參見【地理知識】，1973年第1期）一文說道，古代西方稱中國為賽里斯，實從希臘文『賽爾』一詞而來。賽爾指蠶絲，因蠶絲出於我國，就把我國稱為賽里斯。賽爾寫作Ser，加上指地後綴a，也就成了支那、賽尼。何建民的【隨唐時代西域人華化考】有類似說法，漢時，似用來指代中國北部地名的Serica，似指華並某地的sera，都發現於希臘羅馬之著作中。可證支那出於產絲國的觀點。 [7]據馮承鈞【西域地名】考訂，支那（cina）是『梵文邊鄙之稱，原為雪山以北諸種之名，後以為中國之號』，至於有的佛經中出現的『震旦』、『真丹』等，則是『支那地（cinasthana）的省譯』。 [8]大致在整個晚清，日、中兩國皆使用『支那』之稱謂，其初本無貶義也。蓋『支那』一詞，頗見於當時日、中兩國的出版物，譬如，三宅雄太郎著【支那三百年史】（上海開明書店發行），石春攢次郎著【支那史要】（陳毅譯，上海廣智書局發行），此書另有一譯本，名為【支那四千年開化史】（支那少年編譯，上海支那翻譯社出版）。 此外，梁啓超嘗用『支那少年』為筆名，其【李鴻章】封面上用『支那之怪傑』為題簽，又有【愛國論】一文，其中自稱『我支那人』。而宋教仁等人則創辦有【二十世紀之支那】的雜誌。早稻田大學清國留學生部存藏好幾冊畢業紀念提名錄，稱作【鴻跡貼】。其中第四冊（1907年度的一部分）共有95人執筆提名，有33人只寫名字，不附籍貫，但在附籍貫的62人中，其中有18人寫支那，12寫清國，7人寫中國或中華，25人不附國號。 1911年版的【普通百科大詞典】收有『支那』和『支那語』條，皆不含有任何厭惡的政治含義。若孫中山在整個1910年代的文告及與日人的通信中，皆自稱『支那』。可見，遲至大正時代（1912年--1926年）初期，日本對『支那』的使用似尚未有政治上的貶義。 不過，清末革命黨人頗使用『支那』一詞，實有否定大清國號的革命意義。留日學生發行的【大陸】雜誌發刊詞中有云：『善哉！我支那之大陸乎？…………陋哉！我支那之大陸乎？』當時中國未有國號，而『大清』實朝號也，是以革命黨人既不欲以『大清』名中國，故取『支那』一詞以自稱，亦因西人以『支那』稱中國也。 [9]康有為：【諸夏音轉為諸華諸華音轉為支那考】，1900年2月後，【康有為全集】第五，169頁。又參見康有為：【海外亞美歐非澳五洲二百埠中華憲政會僑民公上請願書】，【康有為全集】第八，412、413頁。 [10]康氏又曰：『中國昔阻於交通，環我封疆，多為朝貢小蠻，故以天下自居，只有朝號而無國號。今環球百國，舟車大通，亦既並為列國，絕非疇昔閉關之可比。』（【海外亞美歐非澳五洲二百埠中華憲政會僑民公上請願書】，【康有為全集】第八，412頁）國號乃列國之稱，本當小於朝號，而康氏以國號為姓，朝號不過一人之名而已，此其詭辭以動清廷也。 [11]據1926年5月17日【申報】，日本上議院議員三上參次發表演說，認為『今中國妄自尊大，僭稱中華，而我亦以中華呼之，瀆吾尊嚴，莫此為甚。亟應改稱支那，以正其名』。 1930年，中國政府要求日本政府，今後稱呼中國，英文須寫作NationalRepublicofChina，中文則須寫作『中華民國』，倘若日本公文使用『支那』之類的文字，中國外交部可斷然拒絕接受。十日後，在6月5日【東京朝日新聞】的角笛專欄（讀者來函）中，出現了這樣一篇文章，其中如此說道：『中』及『華』之語，是自古以來支那對夷狄傲慢的自稱。 然而，在支那境內的東夷西戎及南蠻北狄，久以統屬所謂『中』或『華』的版圖內，故對內部而言，早該沒有中、華、夷、狄之別。今日對外擬用『中華』之名，其實含有鄙視列國為夷狄之意，可謂無禮之極。故此，在討論使用不使用『支那』稱呼之前，實宜先行以適當文字，取代『中華』二字的稱呼。 況且，支那政府並不能判明『支那』一語的起源。此語自遠古時代使用以來，並無包含侮辱之意。就法理而言，支那政府理論上可決議正其國名為中華民國，而不作支那。惟堅決拒絕一切習慣使用之稱謂，態度未免太過激烈。尤其中華民國本身寫做英文名稱作NationalRepublicofChina，其中的China，敢問難道不是支那嗎？ 1930年底，雖然日本政府的公文都改『支那共和國』為『中華民國』，但社會上一般書面語及口語，仍然沿用『支那』名稱。對此，雙方反覆辯駁。總之，日本人無意放棄『支那』一詞的使用。 [12]康氏曰：『諸國既以支那名我，我即以古音義之諸華以定國名。……中華可為諸華之轉音，即可與支那音相接。』（康有為：【諸夏音轉為諸華諸華音轉為支那考】，1900年2月後，【康有為全集】第五，171頁） [13]康有為：【諸夏音轉為諸華諸華音轉為支那考】，【康有為全集】第五，171頁。 [14]章太炎：【中華民國解】，【太炎文錄初編】別錄卷一，【章太炎全集】第四，第252頁。 [15]黑格爾：【歷史哲學】，王造時譯，商務印書館，1936，146頁。 [16]【春秋】以魯為中國，未必是公羊『新王』之義，很可能魯史舊文即有此說法。若如此說，則當時稱中國者，除周王畿外，其它諸侯國亦各自稱『中國』。 [17]於省吾【釋中國】認為，最早證據見於1963年在陝西雞賈村出土的一口『何尊』。銘文寫道：『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於上天曰：「余其宅茲中或（國），自之（此）辟（治）民」』銘文的前面還提到『惟王初遷，宅於成周，復稟武王禮』，可見是周成王時的紀錄。（載【中華學術論文集】，中華書局，1981年，1-2頁。） 而且，【尚書·梓材】篇記載了周成王追述往事的話：『皇天既付中國民，雩厥疆於先王。』由於【尚書】中許多內容出於後人追記，且多真偽莫辨。不過，何尊銘文卻證明了【梓材】記述的真實。可見在周武王、成王時確已經使用『中國』一詞。 [18]居住在城內的稱國人，實為本部族人；而居住在城外的稱野人，實為被征服族人。西周厲王時的『國人暴動』，實際上居住在周王京的本族人的反抗。 [19]武王滅商，據有商之京師，即認為上天將『中國』交付給了他。【詩經·大雅·民勞篇】有『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的詩句，這說明，所謂『中國』就是指京師。公羊家假魯以為京師，又內之為中國，可見中國本有『京師』之義。 [20]諸國各有國，則極可能『中國』在春秋時未必限於周王京，猶中印度有諸中國，諸夏亦各自視為中國。 [21]康有為：【諸夏音轉為諸華諸華音轉為支那考】，1900年2月後，【康有為全集】第五，169頁。 [22]程樹德：【說文稽古編】，商務印書館，1957年，21頁。 [23]【章太炎全集】第四，第253頁。 [24]漢以後，我華夏民族又稱漢人，則以劉邦建國漢中有關。然漢中地屬華陽，則猶古華國之地也。是以漢本為國名，其後乃為族名矣。 [25]章太炎即持此說，謂伏羲、神農、黃帝出於雍州，而高陽、高辛、舜、禹起於梁州，『雍州之地東南至於華陰而止，梁州之地東北至於華陽而止，就華山以定限，名其國土曰華』。（章太炎：【中華民國解】，【章太炎全集】第四，第252頁）據此，『華』本為國名，非種族之義也。 [26]亦見章太炎【中華民國解】，然此義為後起之說。 [27]康有為：【諸夏音轉為諸華諸華音轉為支那考】，1900年2月後，【康有為全集】第五，169頁。劉師培之說亦類此，謂漢族初興在帕米爾附近，其後東漸，經崑崙，間有花國。花國即大夏一音之轉，又轉為諸夏，轉為諸華。而支那、震旦之名皆由此起。（劉師培：【攘書·華夏篇】，【劉師培論學論政】，復旦大學出版社，1990年，290頁）章太炎則疑中國上古時曾有帝王都於崑崙者，然史無明徵。（章太炎：【中華民國解】，【章太炎全集】第四，第252頁） [28]『中華』一名起源稍晚。【三國志·諸葛亮傳】注云：『若使（諸葛亮）游步中華，騁其龍文，豈夫多士所能沈翳哉。』這大概是中華稱名的起源。 [29]【春秋】此種用法有恢復古義之意。蓋中國本為京師，即周天子所居也，今周既降為列國，則稱中國者眾矣。是以【春秋】假魯以為京師，而黜諸中國為諸夏，蓋以魯為天下化首也。【論語】謂魯『一變至於道』，則與【春秋】王魯之旨通矣。 [30]春秋時猶有尊王之義，至春秋末戰國初，天子唯事諸侯而苛存，王法亦無所寄焉，如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安王十六年初命齊大夫田和為諸侯，顯王三十五年六國以次稱王，至此，周在名義上亦等於列國矣。 [31]【春秋】當新王與王魯二說相表里，蓋【春秋】乃王法所在，而假魯以王者位號，其表則行天子之權，其里則王法之所寄耳。 [32]不過，許齊桓、晉文以伯討，以其能尊王，且以霸者身份行王者之法故也。 [33]若諸夏之間不能相救，則諱之、恥之。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於聶北，救邢。【公羊傳】曰：『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邢已亡矣。孰亡之？蓋狄滅之。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二年，城楚丘。 【公羊傳】曰：『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十四年，城緣陵。【傳】曰：『不言徐莒脅之，為桓公諱也。』桓、文救中國，頗有專封專討之嫌，故【春秋】實與而文不與，以其能合諸夏為中國以拒夷狄也。 [34]劉師培：【讀左札記】，【劉師培論學論政】，14頁。 [35]劉師培：【攘書·夷種篇】，【劉師培學論政】，296頁。 [36]康氏不僅以為革命不必排擠滿、蒙、回，甚至以墨西哥、秘魯亦我同種，謂『吾今宜兼墨、秘同種而並收之，豈止滿、蒙至近者哉』。康氏又主張革命黨人當效元魏之法，改滿人姓氏為漢姓，以泯滿漢之域，消彌內爭之虞。（康有為：【與黎元洪、黃興、湯化龍書】，1911年11月9日，【康有為全集】第九，207頁） [37]康有為：【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能行革命書】，【康有為全集】第六，327頁。 [38]康有為：【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能行革命書】，【康有為全集】第六，330頁。 [39]康有為：【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能行革命書】，【康有為全集】第六，328頁。 [40]孫中山：【三民主義】，1919年，【孫中山全集】卷五，中華書局，1981年，187頁。 [41]今之美國欲行霸術，常假聯合國之名，然私慾熾盛，有不可掩者。且不通御外之術，指斥伊拉克、朝鮮、伊朗為『邪惡國家』，蓋以異種視之也。雖然，猶有進退之法也，若年度皆有人權報告、市場國家評估之類，猶【春秋】所以勸夷狄也。 [42]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於京師。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文元年，叔孫得臣如京師。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九年，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宣九年，夏，仲孫蔑如京師。成十三年，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於京師。十六年，曹伯歸自京師。二十四年，叔孫豹如京師。昭二十二年，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定元年，三月，晉人執宋仲幾於京師。此皆以周之王所為京師也。 [43]桓九年，春，紀季姜歸於京師。傳文釋京師云：『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眾也。天子之居，必以眾大之辭言之。』天子所居，得稱京師，故【公羊傳】之京師，據周之都邑言也。又，僖二十八年，公朝於王所。傳云：『曷為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宣十六年，夏，成周宣謝災。昭二十二年，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傳文皆云：『據天子之居稱京師。』此以王居為京師也。 [44]哀四年，晉人執戎曼子赤歸於楚。【傳】曰：『赤者何？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於楚何？子北宮子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何注云：『前此楚比滅頓、胡，諸侯由是畏其威，從而圍蔡，蔡遷於州來，遂張中國，京師自置，晉人執戎曼子，不歸天子而歸於楚，而不名而言歸於楚，則與伯執歸京師同文，故辟其文而名之，使若晉非伯執，而赤微者自歸於楚。言歸於楚者，起伯晉京師楚。主書者，惡晉背叛，當誅之。』 此本譏晉不尊周王，反事強楚也。然楚既得為京師，則【春秋】王魯，魯亦自可為京師。傳文既有此意，而何劭公遂屢發之。成十五年，【解詁】謂『明當先正京師，乃正諸夏』，此以魯當京師也。僖三年，冬，公子友如齊蒞盟。【公羊傳】云：『蒞盟者何？往盟乎彼也。其言來盟者何？來盟於我也。』【解詁】云：『此亦因魯都以見王義，使若來之京師盟，白事於王。不加蒞者，來就魯，魯已尊矣。』 [45]晁公武【讀書志】載常秩之言曰：『明復為【春秋】，猶商鞅之法，棄灰於道者有刑，步過六尺者有誅。』【四庫提要】以此言為篤論，謂明復論【春秋】『有貶無褒，大抵以深刻為主』。 [46]魯之所行，實不足王也。故劉逢祿【釋三科例】云：『郊禘之事，【春秋】可以垂法，而魯之僭則大惡也。就十二公論之，桓、宣之弒君宜誅，昭之出奔宜絕，定之盜國宜絕，隱之獲歸宜絕，莊之通仇外淫宜絕，閔之見弒宜絕，僖之僭王禮、縱季姬禍鄫子，文之逆祀、喪娶、不奉朔，成、襄之盜天牲，哀之獲諸侯、虛中國以事強吳，雖非誅絕，而免於【春秋】之貶黜者鮮矣。何嘗真王魯哉？』 [47]又，隱十年，六月，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傳云：『【春秋】錄內而略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解詁】云：『於內大惡諱，於外大惡書者，明王者起當先自正，內無大惡，然後乃可治諸夏大惡，因見臣子之義，當先為君父諱大惡也。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者，內有小惡，適可治諸夏大惡，未可治諸夏小惡，明當先自正然後正人。』此亦發王魯之義焉。 [48]章太炎【中華民國解】有欲郡縣朝鮮、越南之志，此未為虛誕之論耳。民國初年，泰國曾有一位外交次長對孫中山說道：『如果中國能夠革命，變成國富民強，我們暹羅還是情願歸回中國，做中國的一行省。』（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族主義】，1924年2月17日，【孫中山全集】卷九，228頁）泰國尚有此意，遑論漢化程度更深的朝鮮、越南。 [49]康有為：【意大利遊記】，【康有為全集】第七，389頁。 [50]參見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族主義】，1924年2月10日，【孫中山全集】卷九，215-220頁。 [51]康有為：【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卷6，【康有為全集】第六，179頁。 [52]古時常以毛髮概括人種之特徵，如俗稱百姓為『黎民』，秦時稱為『黔首』，皆此義也。此外，古時又稱老人為『斑白』、『二毛』，稱小兒為『黃髮』，亦類此也。是以明清以後吾國稱西洋人為紅毛，未必有貶義，猶今人以膚色稱西洋人為『白種』是也。 [53]明、清於行省之外別設土司以治夷狄，本朝因之，於省外別置自治區，欲少數民族以自治也，其用心實與古人無二。故南海謂有清大一統，卻滿漢分治，蓋『因其舊俗而治之』，此自治之義也。（康有為：【請君民合治滿漢不分折】，【康有為全集】第四，425頁）又在省外另設直轄市，亦沿襲明、清直隸之制也。若以【春秋】異外內之說視之，則直轄、直隸猶中國、王畿，省、行省猶諸夏，至於土司、自治區之設，則比於夷狄矣。 戊戌間，南海嘗上【請設新京折】，不僅欲於北京之外而別建新都於滬蘇之間，甚至欲建十都，以輻輳天下之文物焉。中國自古常不過兩京而已，至本朝，則於北京之外，別建上海、天津兩直轄，又於西南別闢重慶為直轄，不獨控御隴藏，亦以為『阜民萌，繁商富之道』。（【康有為全集】第四，444頁） [54]中國現代啟蒙思想之一部分即是改造吾國之人種。此種改造人種的思想可追溯至康有為。康氏對棕人與黑人極蔑視，以為智力、形貌與道德之低劣者，然後其構建的大同社會又是人類之平等，因此，他設想了四種辦法來消除這種人種上的差異，即遷地之法、雜婚之法、改食之法、沙汰之法，如此，『至大同之世，只有白種、黃種之存，其黑人、棕種殆皆掃地盡矣』。（康有為：【大同書】第2，【全集】第七，45頁） 而且，南海雖以黃、白二種族為優，不過，他仍試圖改造黃色人種為白色人種。（同上，43-47頁）可見，康氏所主張之種族平等，不是視各種族平等，而是要轉變『劣』種，以與『優』種無別。蓋上世紀初頗盛行人種改造之說，不獨希特勒乃有此怪想也。此說實本於達爾文物種進化之『優勝劣汰』說也。 [55]日本早期的大東亞主義或大亞細亞主義具有這樣幾個特徵：其一，意識到中日間特殊的歷史關係；其二，強烈同情中國的改革事業；其三，強烈反對西方統治亞洲。（參見柯文：【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67頁） 日本平石直昭在【近代日本的亞洲主義】一文中指出了亞洲主義的三個內涵：『一是同文同種為基礎的聯邦國家構想，二是東洋門羅主義的依據，三是將日本視為以文化同一性為基礎的亞洲的解放者。』（轉引自葛兆光：【想像的和實際的：誰認同『亞洲』——關於晚清至民初日本中國的『亞洲主義』言說】，【台大歷史學報】第30期）不過，自1870年以後，隨着中日在琉球群島問題上的衝突，以及在朝鮮問題上的矛盾，最後終於導致了兩國之間的戰爭。 [56]康有為：【與近衛篤磨的談話】，【康有為全集】第四，41頁。不過，民國時，中國愈加不振，地位之卑弱尤甚於清末，則東亞門羅主義不免視中國為日本之保護國矣，而康氏乃反對此種門羅主義。（參見康有為：【共和平議】卷1，【康有為全集】第十一，6、7頁） [57]甚至早在甲午戰爭時，日本曾發布【開誠忠告十八省之豪傑】，對關內漢人宣稱『夫貴國民族之與我日本民族同種、同文、同倫理，有偕榮之誼，不有與仇之情也』。（宗方小太郎：【開誠忠告十八省之豪傑】，見宗澤亞：【清日戰爭】，香港：【商務印書館】，2011年，第275頁） [58]馬里烏斯·詹森：【近衛篤磨】，載江晃編：【在政治及文化交流中的中日文著】，113-114頁。 [59]轉引自任達：【新政革命與日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37頁。 [60]康有為：【唇齒憂】，1899年10月底，【康有為全集】第五，141頁。孫中山亦屢強調中國與日本同文同種，至於日本昔日之侵略中國，猶能原諒之，『日本不然，與我國利害相關，絕無侵略東亞之野心。從歷史上觀察之，彼為島國，我為陸國，絕對不相侵害。縱近年來不免有侵略之舉動，亦出於萬不得已，非其本心，是我們最要原諒日本的』。（孫中山：【在東京中國留學生歡迎會的演說】，1913年2月23日，【孫中山全集】卷三，26、27頁） 孫氏之天真如此，蓋從地緣政治視之，日本的擴張絕對只有侵略中國一條路，且隨着舊中國的衰落，日本欲取代之，成為『新中國』，其意極為明了，絕不因中國已建立共和而緩其圖謀也。 [61]康有為：【致大隈伯書】，1900年1月底，【康有為全集】第五，164頁。更晚些時候，孫中山猶視日本為兄弟之國，且以維持東亞和平乃兩國之義務。（孫中山：【在日本東亞同文會歡迎會的演說】，1913年2月15日，【孫中山全集】卷三，13、14頁）就此點而言，康氏與孫氏有着共同的看法。 [62]此種意識不獨康氏有之。戊戌間，日本伊藤博文來華，即頗有留其於京以備顧問之議，時軍機章京外放鬆江府知府的濮子潼上疏曰：『說者謂日人我之仇雔，不當使之借箸。不知日人與我唇齒相依，我制於西，則彼亦自不能保。故甲午一役，聞彼實有悔心。』（【戊戌變法檔案史料】，12頁）稍早，刑部司員洪汝衝上書主張中、日、英合邦，以對抗俄勢之南逼。維新黨人楊深秀、宋伯魯亦上書，主張中、英、美、日合邦之說。 又據孔祥吉考訂，南海『合邦』之議，實受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影響，其目的不僅是為了中國之圖存，而且，更主要是當變法陷於危難的後期，欲藉此聳動朝局耳。然李提摩太本人，則頗具政治野心，欲利用康有為遂其控制中國之心而已。（參見孔祥吉：【康有為變法奏議研究】，遼寧教育出版社，1988年，411-425頁） [63]【孫中山全集】卷三，第26、27頁。 [64]戴季陶：【日本論】，光明日報出版社，2011年，頁95-98。 [65]【孫中山全集】卷八，401、402頁。孫氏又稱許中國之免於歐美列強瓜分，賴於日本之崛起也，『列強中初有欲併吞之者，而阻於他強，遂有議而瓜分之者，不期適有日本崛起於亞東之海隅，而瓜分之謀又不遂。當此之時，支那之四萬萬人與亞洲各民族，無不視日本為亞洲之救主矣』。（同上，402頁） [66]參見孫中山：【致犬養毅書】，【孫中山全集】卷八，404頁。 [67]對此，魯思·本尼迪克特亦有見於日本此種認識，『日本為其戰爭的正義性進行辯護的那些前提與美國的恰恰相反。……日本必須為建立等級秩序而戰鬥。當然，這一秩序的領導只能是日本，因為只有日本是唯一的真心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等級制的國家，也最了解「各得其所」的必要性。 ……因此，它應該幫助落後的兄弟之邦——中國。「大東亞」諸國是同一人種，日本應當首先將美國，其次是英國、俄國，從世界的這一區域內驅逐出去，使之「各得其所」。……即使是在戰敗後，日本也還不認為應該從道德上排斥「大東亞」這一理想』。（本尼迪克特：【菊與刀——日本文化的類型】，商務印書館，1990年，15、16頁） [68]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權主義】，1924年4月13日，【孫中山全集】卷九，304頁。 [69]孫中山：【在神戶各團體歡迎宴會的演說】，【孫中山全集】卷十一，第413、414頁。 [70]汪精衛投敵後，多次提及孫中山在神戶的這次演說。汪氏曾回憶道，孫中山在赴日本當日曾經向他提及，『這一次到日本，如果得到日本的諒解，中日俄聯合起來，我們東方便有辦法』。因此，汪氏自以為不過是貫徹了孫中山一貫的中日合作精神而已，『 民國六年，他所重視的是中日合作，以中日合作為基礎而期望中日兩國都得到美國的友誼結合；民國十三年，他所重視的也是中日合作，以中日合作為基礎，然後聯俄才有用處，然後中日俄三國才能聯合起來，謀東亞問題之解決』。 汪氏還說道，『中國今日不但要和日本分擔東亞的責任，並且要有力量來分擔這個責任。……在日本，為本身着想，為分擔東亞的責任着想，也要以先進國的地位，幫助中國做到國家之自由平等』。（汪精衛：【三民主義之理論與實際】，偽南京國民政府宣傳部編印：【汪主席和平建國言論集】，1940年，第121、122頁） [71]章太炎：【論亞洲宜自為唇齒】，【章太炎政論選集】，第6、7頁。 [72]章太炎：【記西婆耆王紀念會事】，【章氏叢書】，第842頁。 [73]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中華書局，1979年，第61頁。 [74]【亞洲和親會規章】，見【章太炎選集】，第429頁。 [75]【石原莞爾選集】3，轉引自史桂芳：【日偽時期北平的東亞聯盟協會】，【北京黨史】，2000年第6期。 [76]史麗華：【策劃『九一八』事跡的元兇石原莞爾】，天津編譯中心編：【日本軍國主義侵華人物】，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4年，第355頁。 [77]參見毛澤東：【美帝國主義是中日兩國人民的共同敵人】、【日本人民鬥爭的影響是很深遠的】等文，【毛澤東文集】第八，人民出版社，1993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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