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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趙希夷 今天是高考第二天，我們繼續談考試，祝各位學子考好！明朝科舉的最高榮譽是三元及第，能得到這項殊榮的整個明朝也不過寥寥數人，其中有一人卻登上了內閣首輔的高位，並且堪稱一代名臣。本文講述此人的故事，順便聊一聊科舉制度。 三元及第——考生的最高榮譽 1 科舉制度作為選拔人才的一種方式，自唐代形成以來，在宋朝達到空前繁榮，宋朝的名臣既能熟知政事，又有極高的品德修養，詩詞書法流傳後世。 元朝滅宋後，對科舉不太重視，長期以吏入仕，元朝對文化也不及對宗教熱忱，科舉取士不及宋朝。 明太祖振興科舉，洪武二年『令天下府、州、縣各建儒學』，洪武三年，即1370年，詔曰『自今年八月始，特設科舉，務取經明行修、博通古今、名實相稱者。朕將親策於廷，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進，非科舉者毋得與官。』正式確立了科舉新制，隨後便在京師行省各舉鄉試，錄取了大部分人，而且還詔令『高麗、安南、占城，詔許其國士子與本國鄉試，貢赴京師。』即允許藩屬國參加科舉考試，因此也錄取了一些藩屬國的舉人到京師參加會試。 明代的科舉考試制度特別完備，經過科舉制度選拔的廟堂人物，雖然言行中或有迂腐和愚痴，但骨子裡的傲氣和才氣依然洋溢，更多的是巧妙靈活的精彩，其中不乏銳意進取創新圖強的擔當精神，出來不少名臣。
元明清三朝進士題名碑林
元明清三朝進士題名碑林 藏今北京孔廟與國子監 明代的科舉制度不僅體現在高層的重視，體系的完備，在程序上還有特別的講究。明朝的科舉考試分為鄉試、會試、殿試三個程序，三次考試的第一名分別稱為解元、會元、狀元，合稱『三元』。接連在鄉試、會試、殿試中考中了第一名，稱『三元及第』，又稱『連中三元』。三元及第是科舉制度下古代讀書人渴望得到的最高榮譽，中國古代所有讀書人獲得過這一稱號者也寥寥無幾。 鄉試是科舉考試的第一個台階，鄉試的一個前提是必須參加由提學主持的院試，院試合格，就成為了正式的官學學生，也就是所說的『生員』，俗稱『秀才』 。進入了士的行列，享受了一些國家給予的優厚待遇。取得秀才的資格 『是參加正式科舉考試的一個必要前提』。 鄉試『以諸生試之直省，曰鄉試』屬於省一級的考試，鄉試的地點『直隸於京府，各省於布政司』鄉試每逢三年的子、午、卯、酉年的八月舉行，在傳統的民俗中，這四年屬於桃花年，在術數中，桃花同樣代表文學創作的靈感，由於鄉試是第一個級別，正常的考生年紀都比較小，這一個階段能寫出言辭優美的文章已經不錯，考察的着重點也不是對國計民生的處理能力，在初九日為第一場。因為在秋天舉行，所以又被稱為『秋闈』 。 鄉試考試的主考人為二人，同考四人，由翰林擔任，考官一般被稱為『內簾官』，具有較高的地位及聲望。鄉試一共考三場，分別在八月初九日、十二日、十五日三天進行，鄉試的時候，對考生有嚴格的規定：他們只能待在貢院的一個個號房裡，門被鎖上，吃住都在裡面，考完試之後才被放出，而且進去之前還要經過嚴格的搜身，以防止作弊。 鄉試考中的人成為『舉人』，這就取得了參加下一階段考試即『會試』的資格了。便可參加第二年在京城舉行的會試了。 會試是明朝科舉考試的第二個台階，會試在京舉行，會試屬於中央一級的考試，在京城的禮部舉行，會試在明朝的科舉考試中是最重要的一個環節了，直接決定了日後的命運，因為如果通過了會試，就有了進入仕途的資格了，會試在辰、戌、丑、末年舉行，在每年的二月舉行，所以又稱為『春闈』 。 同樣在民俗中，這四年被成為天羅地網年，在這些年份，人們大多比較保守，這一階段考察的考生，估計已經不是行文言辭了，而要具備一定的世界觀與價值觀。會試地主考以及副主考都由翰林出身的人擔任，會試錄取的比較嚴格，大概是平均300人左右，錄取的人都稱為貢士，可以參加皇帝親自主持的殿試了。 殿試是科舉考試的最後一個台階，也稱廷試，在皇宮的奉天殿前，由天子親自擔任主考，當天就考完，考試的內容為策論一篇，考察實際的能力，沒有淘汰的人，錄取的人稱為甲榜，名次分為三甲。給予相應的官職。 八股文與南北榜 2 明朝科舉考試的科目沿用了唐朝和宋朝的舊制『而稍變其試士之法』 。以四書五經為主，在考試形式上最主要的是八股文，由明太祖與劉基所定『其文略訪宋經意，然代古人語氣為之，體用排偶，謂之八股』。 八股文即是：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八個部分。這就要求應試者不僅有才學，還要有應試的技巧。甚至捨本逐末，在應試技巧的壓力下，尋章摘句。 明太祖重視科舉值得肯定，但創製的考試之方法卻值得探討，這主要是由於洪武帝本身的文化素質就很牽強，再經過元朝入主中原，有宋以來的文明遭到了斷層，沒有完整的前例可遵循，所以，這種考試方法一開始就出現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挑戰。 早在南宋的時候，王十朋就說儒學的中心『古稱鄒魯，今稱閩越』，朱熹、葉適、陳亮等人皆是大賢，反觀與南宋對峙的金國，雖然也有崇儒的說法，但金國大儒麻九疇的知名度遠不及朱熹等人。南方士人的水平高於北方已經是不爭的事實，這在明代，更加顯著。 洪武三十年二月，明王朝迎來了其三年一度的科舉會試，在主考官的選擇上，洪武帝經反覆斟酌，終圈定了78歲高齡的翰林學士劉三吾為主考。 劉三吾在當時可謂大儒，此人是元朝舊臣，元末時就曾擔任過廣西提學，明朝建立後更是多有建樹。 明王朝的科舉制度條例就是由他制訂，明初的刑法【大誥】也是由他作序，此外他還主編過【寰宇通志】，這是當下中國人了解當時中國周邊國家的百科全書。他與汪睿、朱善三人並稱為『三老』，【明史】上更說他『為人慷慨，胸中無城府，自號坦坦翁』，可謂是人品才學俱佳的士林領袖。選擇他為主考，既是朱元璋對他本人的認可，也是洪武帝對這次科舉的期望。 但在放榜以後，出現了非常極端的現象，此次考試上榜的51人沒有一個是來自北方，而全部都南方人，更巧的是，三位主考官也都是南方人，北方士子認為考試存在徇私舞弊的情況，請求嚴查。
科舉放榜的黃榜
科舉放榜的黃榜 洪武帝得知後大怒，命侍讀張信、侍講戴彝、新科狀元一甲進士等十二人與考官共同複閱試卷，增錄北方籍優秀人才入仕。 經複閱後上呈御覽的北方人試卷文理不佳。第一輪調查結果出爐，上榜的51名考生完全是靠真才實學，而北方即便最優秀學子的試卷，答題內容都空洞無理，甚至出現了一些禁忌詞，因此斷定不存在錯判試卷的情況。 結論出來後，落榜的北方學子還是不死心，他們又找出其他的理由，認為調查人員並沒有把北方優秀學子的試卷找出來，而是找了質量較差的試卷欺瞞朱元璋，朝中許多北方籍官員也紛紛支持這種說法，洪武帝聽後更加憤怒，要求重新選拔官員覆核試卷，而這次負責調查的官員都是北方人。 六月，洪武帝親自策問，取錄任伯安等六十一名，六月廷試，以韓克忠為第一名﹑王恕為第二名﹑焦勝為第三名，是為夏榜。因所錄六十一人全系北方人，故又稱北榜。 在南北榜事件中，洪武帝對於科考官劉三吾等人處理非常嚴厲，那一次的新科狀元甚至被車裂。洪武帝對於吳越是張士誠舊地非常不滿，而且大明初立，需要已經習慣了元朝統治的北方士人的擁護，為了籠絡北方士人，出於政治正確，對秉公辦事，按照文章優劣為唯一評判標準的劉三吾等人的處理政策，是赤裸裸的用政治權力干涉破壞自己創製的科舉制度，洪武帝身上的陰狠、暴劣的性格暴露無疑。如果說重視科舉值得肯定，創立的科舉制度有探討空間尚有情可原，但濫殺無辜就是恥辱了。 洪武帝的施政方針，導致明朝初年，對南方江浙地區的打壓。但饒是如此，在科舉中能夠奪魁的依舊是南方人。 鑑於此，明朝宣德年間，把全國劃分為南、北、中三個區域，具體的劃分為：南卷包括以下地區，應天及蘇松諸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廣（即今天的湖南湖北兩個省）、廣東，北卷包括以下地區，順天（即當時的北直隸，相當於今天的北京天津以及河北地區），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即今天的陝西、甘肅、寧夏三個地區）。中卷包括：廣西、四川、貴州、雲南、以及當時稱為南直隸地區的廬州和鳳陽、徐州、和州等三個府區。按比例進行錄取，對落後的北方地區相對照顧。 這毫無疑問增加了南卷考生中舉的難度，可明朝僅有的『連中三元』的幾人都是南方人，永樂年間，『連中三元』的李騏以及他的同母異父弟、亦為狀元的馬鐸皆是福建人，另一位名聲大噪的『連中三元』者就是商輅了。 連中三元的商閣老 3 商輅出生於浙江淳安，自幼穎悟好學，才思敏捷，出口成章，鄉人稱奇，視為神童。明宣宗宣德十年，商輅剛二十出頭，便在鄉試中一舉奪魁，獨領浙江省第一，明英宗正統十年，又在會試、殿試中高摘魁首，引起朝野上下一片震驚。 商輅日後累至少保，歷任兵部、戶部、吏部尚書，文淵閣、謹身殿大學士，死後贈太傅，諡文毅。有【商文毅疏稿略】、【商文毅公集】等著作傳世。既是一位濟世的宰輔良臣，又是辭翰文章、滿腹經綸的才子。 商輅剛剛步入朝堂，就趕上了『土木堡之變』，侍講徐珵（即後來的徐有貞）主張避敵逃跳，拱手將京城送讓。此言當即遭到商輅、于謙等人的堅決反對。商輅凜然斥責，抗論於朝：『遷都則宗廟社移將誰與守？況聖駕一移，大勢去矣，宜急出榜曉諭』。主張堅守京城，安定人心。 經過一番激烈爭議，代宗（景帝）也傾向主戰，固守京師的決策乃確定下來。在北京保衛戰中，雖然于謙居功至偉，但也不能忽視商輅的運籌帷幄。 針對敵強我弱的形勢，商輅上疏發勒宣府、遼東，令總兵楊洪、曹義各選勁騎，刻期以援，與京軍配合，內外夾擊。在外協助于謙操練軍馬，整飭器械，為戰守之具。此外，商輅還使人張榜敵營，懸購也先首級，以擾敵制勝。上述措施及時、詳備，有力地配合于謙指揮的戰鬥，為捍衛京師起了重要作用。 景泰二年，商輅親自在邊地細緻查訪，理直氣壯疏呈景帝，一針見血指出邊防積弊，是『朝庭失於姑息，安於回循』的結果，把矛頭指向最高統治者。並且提出了事態的嚴重性，『若朝庭失於姑息，安於回循，聽令各軍巧立游擊等項名色，將前項官軍占留在京，不行發遣，則邊境城池愈見空虛，如有賊情，將何備御？』他希望朝廷『逐一查究，不許各官仍前巧立名色，占吝阻當，違者治重罪』。請求朝庭派出得力官員，將邊地『勢要之家占種田地盡數分派於附近軍民為業』。 洪武以來，允許明朝皇室、貴戚擁有自己的田莊已經成為一種傳統，稱為皇莊。這和此前的王朝是極其不同的，朱元璋設計的制度，部分直接承襲元朝，部分甚至比元朝更劣質，這種皇莊的存在，勢必在日後侵占民田。 『英宗時，諸王外戚中官所在，占官私田，反誣民占』、『今所謂皇莊者，大率皆國初牧心及民田耳。歲計之人，以內官掌之，以為乘輿供奉。然國家富有天下，尺地莫非其有，倉稟府庫，莫非其財，而又有皇莊以為己有，此固眾人所不識也』。 在明憲宗時期，這中情況尤其嚴重，憲宗本人的性格較為柔弱，其母周太后卻很強勢，因為強占民田，激起民變，周太后欲作鎮壓之舉，唯有商輅，凜然正色道:『自古至今，未有凍餒的太后。天子以天下為家，何以莊為？只有內官侵占民地，未有百姓敢侵占官地者。』在商輅的耿直下，憲宗也被迫做了讓步，他還更進一步，請求『清理三營草場，使軍民便於放牧，減退勢家莊田，使百姓便於耕種。』 針對憲宗朝，西廠橫行，商輅冒死上疏彈劾:『陛下委聽斷於（汪）直，直又寄耳目於群小如韋瑛輩。皆自言承密旨，得顓刑殺，擅作威福，賊虐善良』。把矛頭直指憲宗，置個人生死於不顧。 商輅鐵骨錚錚，具數汪直罪責：『內外文武重臣，托之為股肱膂者也，亦皆不安於位；百司庶府之官，資之以建政之事也，舉皆不安於職；商賈不安於市，行旅不安於途，士卒不安於伍，庶民不安於業。』但憲宗很難稱得上是英主，在幾番扯皮推諉後，西廠得以復設，商輅也被憲宗疏遠。達不能兼濟天下，以利社稷，商輅不願同流合污，成化十三年七月，毅然辭官歸田。
高考狀元——商輅
混得最好的高考狀元——商輅 八股文也能考出英才 4 在奪門之變時，石亨等人曾經想拉攏商輅，污衊于謙，被商輅拒絕，石亨等人乾脆將商輅作為于謙的同黨，貶出朝廷。 明英宗復位後，其實是知道商輅的功勞的，商輅在北京保衛戰的表現姑且不論，自己被送還北京的時候，也是商輅第一時間趕到了居庸關迎接，在立儲事件中，商輅也敢于堅持自己的意見，所以，明英宗自己雖然未能再啟用商輅，但明憲宗即位後的成化二年冬就被起用。 商輅臨行入京，借眼前怒放的寒梅，賦詩抒懷，『玉骨冰肌不染塵，雪霜深處倍精神，莫言歲晚無生意，南北枝頭總是春。』即表明要保持自己的傲骨，又對自己復出，治理朝政的前景充滿信心。 不同於空手談心性的形而上的一般士人，商輅似乎更加注重事功，他曾說：『貨財軍國仰給，不可一日無者也。』認為財政經濟是立國之本，社會安定的最基本因素，在此基礎上，他對土地政策尤為關注，他喊出了『減退勢要莊田，使百姓便於耕作，以資生理』的口號，他徑直向皇帝指出，不能聽任豪強『恣意睃削』，以致下人困苦。 可事實上皇帝也參與了兼併土地，置設皇莊。土地關係不合理是社會危機的主要根源。商輅呼籲皇帝『天子以天下為家，要用皇莊為？』這一政治主張是商輅民本思想的體現。 商輅的時代，正是程朱理學大行其道的時候，他本人連中三元，憑藉的也是程朱理學。但商輅似乎對程朱理學並不狂熱，他身上體現的更多的是傳統儒學的印記。 『修身為治國之本』是商輅一貫強調的。他曾說過:『圖治莫急於用賢，用賢莫急於修身。』這是儒家【禮讓·大學】思想的翻版。商輅所謂的『修身』雖然本質上未能脫出前人窠臼，但也有它的合理性的一面。 此外，他還將昌衰治亂歸結於人事的進步觀。商輅認為『始勤終怠者，眾人之常情；慎終於始者，聖人之要道。』所以，治功著就要求帝王有常德。統治者的勤怠與王朝的興衰治亂直接相關。這種觀點真實地反映了歷史發展的某一側面。 商輅把『唐虞三代』之治奉為至論。儘管他曾對漢、唐、宋的社會治理表示過讚賞，如他認為『宋之韓（琦）、范（仲淹）、富（粥）、歐（陽修）有以輔盛治於前，周（敦頤）、程（灝、頤）、張（載、栻）、朱（熹）足以斷絕學於後，中國致文明之盛』。但尤不能比跡於唐虞三代。他眼裡的唐虞三代之世，是『百姓昭明，萬邦協和，而黎民有於變之風，百工惟時，庶績咸照，而萬邦有咸寧之效』。如此一比附，『漢唐宋之君風斯下矣』。 他們心儀嚮往『聖治』，以為理想之途，與現實多有抵悟，如孔子推崇『文王之道，周公之禮』。認為周禮之不行天下，乃是人心不古，世風日下，沿習為常，固守『傳統』。推照後世，唐之祟漢，宋之尊唐，大率如此。商輅敬仰『唐虞三代』之風，無非追之彌遠而己。 按照錢穆先生所言，明清二代才是真正的專制高壓，在這種局勢下，商輅的政治生涯中仍然不乏直諫的壯舉，英宗復辟，他因此遭誣罷官，歸田十年，憲宗時又冒死上諫『罷汪直、斬韋瑛、革西廠』等等，對時政多有改良，被譽為『一代賢相』。但在反覆進諫憲宗，沒有效果的時候，商輅也沒有表現出『死諫』，反而有一種『道不行,乘桴浮於海』的感覺。 在風行『存天理，天人慾』的理學盛期，『民欲』思想尤顯可貴。商輅還強調民心的重要性，他以國家興衰，君王受擁戴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民心向背。失去民心，君王成了獨夫，『雖一夫之寡，一婦之愚，亦能勝我矣。』商輅思想中，最熠熠生輝的就是關於『法治』思想了，商輅面對當時『有法不該充軍而充軍者，有罪不致死而死者』的濫刑現象，提出了『罰當罪，則人心服，一有不當，則人心不服。』他希望皇帝謹慎刑罰，『使人無偏私枉濫之議，則公道彰，法治正矣』。 科舉制度下，人們印象中培養出來的人都是不切實際的文人，也被人詬病說壓制了科技人才的出現，思想上也沒有特別的大家。但科舉制一開始選拔人才的着眼點就不是效率，而是公平，每個國家立國以後，從戰亂中恢復到正常，對天才的呼聲會越來越少，而是甄別出具備能力平均而又實用的特質的人。 從商輅包括日後的張居正等人來看，科舉制並不是培養不出令人稱道的特別出色的人才。明代科舉雖然在答題的標準檔案方面有意禁錮思想，但也不能盡數扼殺天下之英才。 科舉制度乃是中國貢獻給世界最好的制度，馬克思韋伯現代官僚制的理論基礎就是通過考試選拔出合適的文官，滿清廢科舉而猝亡，就是忽視了科舉為不具有貴族身份的人士提供了參政機會，擴大了統治的社會基礎，促進了官僚體制的進一步成熟，為官僚隊伍提供了源源不斷的高素質人才，成為中華帝國長期保持繁榮的制度保障之一。 社會若想穩定，必須維持一種寒門進入精英階層緩慢而又持續不間斷的局面，科舉就是實現這種局面的最佳手段。 在新文化運動以來，溫和的如胡適等人主張『重估一切傳統文化的價值』，激進的通過非議科舉，來攻擊與科舉有天然聯繫的儒家，實際上是忽略了科舉的很多正面意義，這不能不引人深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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