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宏玩弄二里頭夏都,考古學界及歷史學界於股掌之中

疑鄰盜斧

疑鄰盜斧是病，得治！

二里頭和夏朝問題是當今中國歷史學界和考古學界的前沿問題，貌似具有巨大的爭議。

經過較長時間的跟蹤研究，我認為，二里頭和夏朝的問題不是資料問題，而是邏輯和常識問題（深層次是史觀問題，而史觀的背後是政治）。

為什麼這麼說？

正像拙文（必須把許宏調離二里頭，否則，夏朝得不到實證）所說，許宏先生是立場和偏見先行（可能受拙文影響，【三聯生活周刊】在『尋找夏朝』專欄的篇首和篇首就直指立場問題），利用其二里頭隊長這個職位的權威，故意把水攪渾，玩弄學界於股掌之中，導致很多問題陷入『邏輯混亂』。

許宏的不少說法貌似非常嚴謹，讓人感覺到他是一個非常『嚴謹』的學者，甚至覺得，他是中國學界的『瀕危動物』，唯一『珍寶』，唯一的『良知』，唯一的『真正』的學者。

果然是偽君子

許宏關於二里頭和夏朝的問題的『嚴謹』言論確實具有巨大的迷惑性，如果不去深究，不進行邏輯思辨，就難以揭穿其『貌似非常嚴謹』的背後是什麼？

就當前中國學界關於二里頭和夏朝的『漩渦』，只要駁倒許宏，對於『二里頭是夏都』就具有一定的反證作用。

本文將分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駁論，揭穿許宏的伎倆；第二部分是立論，正面論述，一方面關於夏朝，一方面關於二里頭，理清二者的關係。

第一部分

許宏在二里頭和夏朝的問題的言論看似非常嚴謹的，實則在玩弄『雙重標準』。只要認識到並揭露其屢屢玩弄『雙重標準』，許宏貌似的嚴謹也就不攻自破了。

一、許宏玩弄『雙重標準』

1.許宏在『二里頭是夏都的問題』與『中華文明西來說』上玩弄『雙重標準』。

許宏在『二里頭是夏都』的問題上極度苛刻，但是，在『中華文明西來說』的問題上卻極不嚴謹，乃至不惜牽強附會，這在拙文（必須把許宏調離二里頭，否則，夏朝得不到實證）中已經有所揭露，在最新的2018年【三聯生活周刊】第23期中也有所披露。

當今世界的學術潮流是研究跨文化交流，許宏卻依然沉浸在早已進入歷史垃圾桶的『中華文明西來說』，抱殘守缺，連許宏的尊師——不入流的民科蘇三都已經不玩『中華文明西來說』了，而許宏孤陋寡聞，卻還趨之若鶩，可見，許宏的知識結構以及知識更新太落後了，真是『尋章摘句老雕蟲』，甚至為此說出『中國古代史就是一部胡化史』。嗚呼悲哉！許宏之無知和狹隘，我深感錐心之痛，希望許宏能夠多讀一讀世界體系理論的相關書籍，多加學習，開拓視野，少發狂悖之言。

2.許宏在考古學文化和族屬的對應上玩弄『雙重標準』。

許宏對二里頭與夏都的對應要求有文字，可許宏有沒有要求西方人把雅利安人與馬、馬車、青銅等進行對應時要有文字嗎？特洛伊遺址與文獻中記載的特洛伊古城對應時有沒有文字？雅典衛城遺址和文獻記載中的雅典衛城對應時要有文字？

為什麼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這不行！

3.許宏在二里頭文化的解釋模式上玩弄『雙重標準』。

我在拙文（必須把許宏調離二里頭，否則，夏朝得不到實證）中提到，考古發現只是發現古代的遺址墓葬、瓶瓶罐罐、動植物遺存等而已。怎麼解釋？以什麼來解釋呢？怎麼『透物見人』？如何避免『透物見鬼』、『鬼話連篇』？這涉及解釋理論的問題。從目前看，主要有三種解釋方式：其一、歷史學模式，其二、社會人類學模式，其三、瞎編模式，即講故事。

具體到二里頭遺址的解釋，一種是『二里頭是夏都』，另一種是許宏的『最早中國說』。我憑什麼不相信歷史解釋模式而相信你許宏的瞎編模式、講故事？

二者權衡，哪個更嚴謹？哪個更靠譜？

4.許宏在面對【三聯生活周刊】記者的質問時玩弄『雙重標準』。

面對【三聯生活周刊】針對解釋模式上秉持不同標準的質問（對『二里頭是夏都』的要求極為嚴謹苛刻，可是，對他的『最早中國說』卻極為寬縱），許宏再次玩弄起『雙重標準』。

許宏先以『求真』否定掉『二里頭是夏都』，再以『多元』（百花齊放）否定『求真』來為自己講的故事辯解，簡直是強詞奪理（詳見【三聯生活周刊】2018年第23期第53頁）。還砌詞狡辯『假說』和『推論』，把天下人當傻子嗎？！

我想說，在『百花齊放』中，許宏的『花』會最早死掉（許宏說二里頭是廣域王權國家，那陶寺古城是不是『廣域共和制國家』？），只有『二里頭是夏都』這朵花才永不凋謝。

5.許宏在對文獻的信疑上玩弄『雙重標準』。

我們知道，許宏對文獻記載夏朝的疑古之重比之顧頡剛，有過之而無不及。

但是，在說到二里頭的碳14測年為1750-1500BC年與文獻本位的『夏商周斷代工程』給出的夏商分界為1600BC時，卻對文獻本位的1600BC表現出深信不疑，把1600BC絕對化、精確化，並以此把二里頭遺址一分為二：一半為夏，一半為商。

此舉可謂極盡許宏玩弄『雙重標準』和扮演攪屎棍之卑劣醜態。

難道這些不是流氓行徑嗎？

學術在許宏眼裡到底是尋找真理的途徑，還是掩飾其立場和偏見的遮羞布？

我想，經過上述剖析，自有公論。

二、許宏千方百計阻撓『二里頭是夏都』

二里頭遺址到底是不是夏都？如何證明二里頭是夏都？目前看，有三種方法：其一、文字資料，這當然是首選的方法，其二、證據鏈，大量證據鏈鎖定之，使得其只能是夏都，其三、邏輯推演。

數學題的解題方法是有多種的，不能要求只有某一種方法是正確的，其他方法都是錯誤的。俗話說，辦法總比問題多。可是，在許宏看來，辦法只能有一種，那就是文字。怎麼可以有如此偏執變態霸道的說辭？怎麼可以如此荒唐和荒誕呢？這不是科學的態度，這是耍流氓。

根據【三聯生活周刊】（2018，23）第49頁，如圖

身份證可能永遠都找不到了

既然大家都意識到文字資料可能永遠找不到（那還要求文字，豈非耍流氓），就應該換第二種方法，以證據鏈來證明二里頭是什麼，努力工作，查詢文獻，而不是整天到處宣揚什麼沒有文字就不能證明二里頭是夏都。

比如堯舜之都的陶寺遺址中大墓有隨葬組合：鼉鼓、特磬、龍盤，還有天文觀象台等大量證據。這就是證據鏈的意義。

而實際上，二里頭一墓葬中出現綠松石龍形器和銅鈴的組合，與【詩經】中記述周王祭祀宗廟時有『龍旗陽陽，和鈴央央』頗為契合。 這說明什麼？這是否印證了周人宗夏的歷史淵源？像這種證據鏈式的資料，作為二里頭隊長應該提出來（他就是不提），同時大量查閱文獻資料，看看是否還能發現更多的其他證據鏈式的資料（否則，就是瀆職）。但從目前看，真的非常遺憾，可能有些證據鏈永遠徹底地消失了！

因此，許宏不但耍流氓，還嚴重不作為。因為二里頭隊長許宏的不作為，第二種方法所需要的證據鏈可能已經都流失得差不多了，永遠無法彌補。

我們試想一下，以許宏懷疑陶寺天文觀象台的心態，如果讓許宏去主持陶寺遺址的發掘，觀象台是否會被發現？是否會從此永遠徹底消失？我看完全有可能，而且極有可能。

現在似乎只能寄望於第三種方法，即邏輯推演。但許宏不但阻礙證據鏈的搜集，還扮演着攪屎棍的角色，總是故意誇大二里頭遺址各期的變化，比如白陶變灰陶、原始瓷消失、青銅器出現、絕對化和精確化『1600BC』等，干擾邏輯推演以證明二里頭是夏都的努力，以其立場和偏見，以其一人之力，玩弄整個考古學界和歷史學界於鼓掌之中，如此戲謔，實在可惡！

第二部分

因為本文旨在根據邏輯和常識進行分析，那麼，在進行邏輯分析之前，需要對一些概念（概念是邏輯分析的第一步）進行理清。

考古上發現的文字資料，這屬於考古學範疇，還是屬於歷史學範疇？

殷墟發現文字資料，從而印證文獻記載上的商朝的存在，這是屬於考古學印證商朝，還是屬於地下的歷史文獻印證了傳世的歷史文獻？

從現代考古學的概念看，主要指的是田野考古學，是利用地層學、類型學、田野發掘技術和高技術手段等對古代遺蹟和遺物進行揭示和研究。

因此，從整體上和理論上而言，考古發現的地下文字文獻資料不屬於考古學的範疇，而應屬於歷史學範疇。

如果把文字資料從考古發現中剝離，那麼，考古學還剩下什麼？這樣的考古學能不能實證、印證文獻記載上的歷史現象呢？這樣的考古學是否具備實證、印證文獻歷史的資格？

經過上述梳理，我們就會發生疑問，在二里頭和夏朝的問題上，二里頭能實證夏朝嗎？

夏朝的存在有其自身的邏輯體系，不依賴於考古、上帝、科技進步等而存在。考古能證明最好（當然可以給文獻加分），考古不能證明不影響夏朝的存在。相反，考古發現需要解釋。具體到在二里頭文化和夏朝的關係上，需要解釋的是二里頭，而不是夏朝。這個邏輯關係要搞清楚。

因此，【三聯生活周刊】2018年第23期的封面故事題為『尋找夏朝』實際上並不恰當，題為『破解二里頭』更為合適。

三聯生活周刊

一、文獻中的夏朝存在的邏輯

夏朝的存在有其自身的邏輯體系，這方面有歷史學家的大量論證，我不再贅述。我想從邏輯的角度來論證為什麼夏朝的記載是可信的？

我們都知道，中國歷代的歷史都是後朝書寫前朝，周朝書寫夏朝的歷史，只是跨越了商朝一代，並不算不靠譜。根據專家考證，晚商和西周是有竹簡的，只是因為年代久遠和犬戎火燒鎬京等消失了。

為什麼我們可以相信周朝書寫的夏朝歷史呢？

這涉及到關於五帝夏商的記載的可信度的邏輯問題。也就是說，我們之所以相信『二十四史』，是相信其形成邏輯，即後朝修前朝的歷史。那麼，五帝夏商的記載，其邏輯是什麼呢？我們憑什麼相信？不搞清楚這個問題，就難以從根本上確立相信的基礎。除了上述的跨代修史不無不可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邏輯，即：祖先崇拜。

根據摩爾根和塞維斯的理論，人類社會發展演進序列為：蒙昧社會、野蠻社會、酋邦社會、國家社會。其中的『酋邦』，是美國學者塞維斯對於國家產生之前人類社會組織形態的一種稱謂。

在酋邦社會裡，某個成員的地位階等取決於其與始祖關係的遠近決定的，宗法等級決定政治等級、社會等級，涉及到每個成員極大的切身利益，因此人們對祖先世系的記憶和久遠就要非常清楚，否則，社會秩序就會紛亂。在酋邦社會，人們崇拜的神祗往往就是祖先，『神即祖先，祖先即神』，按照中國傳統的說法，這叫『以祖配天』。

據陳建華等課題組成員到我國很多少數民族地區進行深入的實地田野調研發現，在雲南、貴州等地的彝族、苗族、白族、佤族、哈尼族等少數民族當中，幾乎家家戶戶都有自己的家譜，不過只是口述家譜。一般的家族成員都能背誦出三四十代祖先世系，年長者可以背五六十代甚至更多。兒童從記事起，就開始背譜。

也就是說，酋邦社會的祖先崇拜為我們提供了一種追溯文明歷史的工具，類似『文字記載』、『Y染色體譜系樹』的方式。而記憶祖先世系和口述家譜就是酋邦社會的遺產。

我們知道，在殷商時期，人們非常敬祖，『以祖配天』，具有濃重的宗法制觀念，對祖先世系具有清楚的記憶，這是中國國家之前酋邦社會傳給後世如五帝夏商周朝的遺產。

既然殷墟發掘和甲骨文證實【史記】記錄的商王族世系，那麼，【史記】記錄的夏王族世系與先商世襲大致同期，憑什麼商王族可以溯源到契而夏王族不能溯源到夏禹？因為其邏輯都是基於酋邦社會的祖先崇拜，都是基於社會秩序和宗法觀念對清晰的祖先世系的需求。根據上述邏輯，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禹等後裔，都是可以上溯的，具有可信度。

這從【論語】的相關記載也可以得到印證。【論語·堯曰】：『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這句話的意思是：復興滅亡的王朝，承繼絕祀的世族，提拔卑微的庶人，如此天下自然歸於一統。

復興滅亡的王朝，比如分封滅亡的夏、商王族，比如把夏后氏的後裔分封為杞國等，把商王族後裔分封為宋國。

承繼絕祀的世族，比如把顓頊的後裔分封在邾國，虞舜的後裔分封為陳國，伯益的後裔分封為徐國。

也就是說，西周初年，人們對彼此的族屬和祖先世系知道得都很清楚，如此才有可能進行分封，關乎如此之大的利益，誰能忘記自己祖先的世系呢？

這就證明了在東周時期，人們都還有極為濃厚的宗法觀念，還有清晰的族屬祖先世系，並且對於祖先世系攸關分封等重大利益還耳熟能詳，否則，【論語】也就不會有此說法。

英國考古學家傑西卡·羅森就中國用青銅製造禮器說道：『這是因為你們對祖先的態度：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供奉祖先。正因為蒸煮的傳統，早在青銅器時代之前，你們已經開發了非常複雜的技術與儀式，為死去的祖先提供食物和美酒。所以，當青銅這樣一種珍貴的技術出現時，你們首先想到的，就是製造青銅禮器，祭祀祖先。』

不把握祖先崇拜攸關切身之重大利益這一點，就難以深刻理解和領會中國文獻記載可信的邏輯體系，就會陷入西化的說辭（夏朝是周人建構出來的），就會陷入以後世的觀念去理解遠古的歷史（後朝寫前朝），造成穿越，造成『關公戰秦瓊』，造成『異域幻象』。這一點要切實避免。

至於為什麼會發生像顧頡剛說的『層累』的情況？實際上，歐美文明也是這樣。歐美文明在18世紀崛起開始，不斷地溯源：古羅馬、古希臘、邁錫尼、米諾斯、人類起源、物種起源、宇宙起源等。

這是人類各個文明發展的基本歷程，這才是『層累』的本質。每個文明發達之後，都面臨一系列問題：我是誰？源自何處？歷經怎樣的過程？人是怎麼形成的？天地是怎麼形成的？……

這一系列逼問就要拷問時人的歷史記憶、記載，然後形成體系：三皇五帝夏商周，米諾斯-邁錫尼-古希臘-古羅馬。

所以，『層累』的本質是一個輝煌文明的溯源而已，這種溯源言說有自，並非偽作。

當然，西方古史的形成邏輯與中國的不一樣，中國古史形成的基本邏輯是祖先崇拜，西方古史形成的基本邏輯是神學史觀和面對中國歷史編年的壓力。

中國文獻關於五帝的記載，我相信，敏銳的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已經感覺到良渚古城和石家河古城的地望和廢棄以及石峁古城和陶寺古城的地望和興起，與文獻記載的炎黃打敗蚩尤、禹征三苗的高度契合關係（關於這一點，詳見拙文三皇五帝及夏朝建立的歷史輪廓）。敏銳的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已經深切地感受到中國古史文獻的高度可信。

我們要緊緊把握我國早期文獻記載中的歷史記憶的基礎邏輯，即祖先崇拜，就能『咬定青山不放鬆』，對自己古史形成充滿自信，擺脫自卑，擺脫近代以來的失魂落魄和『河觴』泛濫，擺脫疑鄰盜斧的心態，避免身堅志殘，避免思想和思維處於被西方殖民的狀態。

二、二里頭文化是夏都的邏輯

如上所說，被剝離了文字資料的考古發現，是否具備實證文獻歷史的資格。就二里頭來講，實際上，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它陷入了自身的困境：它是什麼？它需要解釋，而不是它去解釋別的。

關於對二里頭的解釋，我們把它們都擺出來，從目前看，主要有三種：

1.二里頭是夏都

2.二里頭為半夏半商

3.最早中國說

關於許宏個人瞎編而講的故事——最早中國說，上文已經闡述，不再贅述。

這裡着重說明一下前兩種，這需要搞清楚下面三點：

1.二里頭文化與二里崗文化的面貌性質。

2.二里頭的碳14測年數據。

3.『夏商周斷代工程』給出的夏商分界1600BC。

考古學的致命武器是地層學和類型學，分析識別考古學文化，具有相對的確定性。從目前看，考古界的基本共識是，二里頭和二里崗是不同的考古學文化，而不是同一考古學文化的不同分期。

王巍說：『我要說明，二里頭遺址的宮殿方向是北偏西，其他被確認的商代都城建築方向卻是北偏東。兩者的方向很不一樣，說明二里頭與商的宮室制度有明顯不同，這點從考古上應該是很清晰地可以看到的。從考古學文化面貌，二里頭整體上和商文化的面貌是不一樣的。考古學應該從考古的資料出發來辨識不同的族屬和集團，這就是考古學家目前能夠得出來的認識。』

從王巍的發言看，根據宮殿朝向、城牆興廢、陶器組合變化等（切不可被白陶變灰陶、原始瓷消失、青銅器出現等干擾，要分清考古學因素的『輕重緩急』）考古學理論，基本上可以厘定二里頭文化和二里崗文化的面貌以及族屬變化，是能夠做到，在這一點上考古學還是具有相對的確定性。無論如何，如果分不清考古學上的『輕重緩急』因素而不能『辨識』二里頭和二里崗的考古學文化面貌，這是考古學的失敗，說明考古學還不是一個成熟的學科。

分析『城市建設異動是不是王朝更替』，不能拋棄一切文獻而純粹地分析，這裡提出『王朝更替』不是憑空提出的，不是『無中生有』的，而是在進行『城市建設異動』的邏輯分析時最簡單、最直接、最純粹、最自然的邏輯聯想，絲毫不嫌生硬，二里頭不是在月亮上，二里頭在中國，二里頭在河南的伊洛。

根據二里頭的碳14測年數據：

1980年：BC1900-1500

2000年：BC1880-1530

2005年：BC1750-1520

2007年：BC1710-1530

根據文獻本位的『夏商周斷代工程』給出的夏朝的年代數據為2070 - 1600BC，但我們不能因此就認為這個數字是精確的、絕對的。下圖為宋健在『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儀式上的講話的最後一段（詳見超越疑古 走出迷茫）。

不能因此就認為這個數字是精確的、絕對的

這裡面，文獻年代和碳14測年的數據都是約數，較為模糊，切不可把這些數據絕對化、精確化。我想說的是，這不是矛盾，恰恰相反，這是契合，非常契合。切不可把1600BC精確化、絕對化而把二里頭文化分期橫刀截斷，從而得出『二里頭為半夏半商』的解釋，文科生要竭力避免犯這個錯誤（不該犯的）。

在相對確定清晰的二里頭和二里崗的考古學文化，與模糊的碳14測年和『夏商周斷代工程』給出的年代之間，怎麼抉擇？顯然，應該以清晰和確定性的一方去厘定模糊的一方，而不是被模糊的一方攪擾而自毀確定性的一方。

這一點在邏輯分析上一定要注意。

因此，根據上述一番邏輯分析，就能快刀斬亂麻，理清思路，就可以排除掉『二里頭為半夏半商』的解釋。

關於二里頭是夏都的解釋論證，學界有很多，我就不贅述。

後記

綜上所述，許宏囿於立場和偏見，玩弄大家於股掌之間，貌似嚴謹，實則另有所圖（倡導中華文明西來說、中國古代史是一部胡化史）。許宏在視頻節目中屢屢自稱學者、學術，實際上，這叫欲蓋彌彰，學術只不過是他的遮羞布罷了。

近代以來，中國人失魂落魄，『河觴』泛濫，很多人痛恨自己作為中國人的身份，精美分子、精日分子、精阿分子多如牛毛，不斷進行各種自卑、自辱、自虐、自毀，嗚呼悲哉！考古界有沒有這樣的人呢？

我希望歷史學界和考古學界，不要被許宏一個人牽着鼻子走而玩弄於股掌之間，不能遷就於許宏個人的立場和偏見，看清許宏的意圖，看清許宏屁股坐哪兒，看清許宏究竟代表的是誰？（下圖截屏自【三聯生活周刊】2018，23期，第49頁）

許宏究竟代表的是哪一派

堯舜之都幾乎找到了（參閱夏朝雖未明朗，但『堯舜之都』已經明確了！），夏都卻還在撲朔迷離，誰的責任？找一個不相信夏朝的人去發掘二里頭，能否具備尋找夏都所必備的熱情和敏銳感？就像找一個根本不相信有冤情的警官去破案，能發現蛛絲馬跡嗎？

許宏內心有沒有定見？『最早中國說』，還說不排除是『二里頭是商城』，還認為『二里頭是夏都』為假說，儼然活脫出一條泥鰍，可謂八面玲瓏。為什麼會這樣？因為許宏根本沒有把『二里頭』放在心上（如下圖【琅琊榜】林殊心屬靖王而玩弄譽王一樣，可惜的是譽王已經看出來，很多中國人還蒙在鼓裡），他早已心有所屬——中華文明西來說、中國古代史是一部胡化史——這樣的中國配有夏朝嗎？一旦有了夏朝，他心中那個『所屬』豈不失去了生根之地？豈不從此成為孤魂野鬼而四海漂零？

許宏根本沒有把『二里頭』放在心上

希望國家有關部門速將許宏調離二里頭遺址，這無關『文革』，無關考古學或歷史學，只關乎常識。不妨把他調去6000年以上的遺址當隊長，讓他好好去研究『他的』考古學，成人之美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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