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賠款各省比例,及滿清藉此推行的苛捐雜稅剝削（二）

承接庚子賠款各省比例,及滿清藉此推行的苛捐雜稅剝削（一）

當時不少官吏的獻策提出了『淸逋賦』、『核厘金』、『加捐稅』、『丈田畝』、『查荒地』、『除中飽』、『汰浮費』、『裁額兵』、『興農工』、『辦墾務』、『振商務』、『修鐵路』、『設銀行』、『鑄銅元』、『發銀幣』、『售公債』等等『開源節流』的辦法。事實證明，淸政府的『節流』只是欺騙人民的空談；所謂『開源』，實際就是加重舊捐稅開辦新捐稅。當時各省直接在賠款的幌子下舉辦和加重的新舊捐稅，『省省不同，府府不同，縣縣不同，名目不下百數十』③。又加上淸政府舉辦各種『新政』和巨額軍費開支，使捐稅更為繁重。下面就各種舊稅新捐的徵收情形，加以概述：

原題 庚子賠款與淸政府的捐稅剝削/劉克祥著

(一）田賦

田賦一直是淸政府最豐要的收入。籌措賠款，從田賦上增加的名目很多，有『規復丁漕折價』、『隨糧捐輸』、各種名目的附加征課，以及『淸丈田畝』、『荒地升科』和『提取盈餘』等等。

淸政府的地丁與漕折一向徵收銀兩，一般人民平時大都使用銅錢，農民繳納丁漕，須將銅錢折成銀兩。折價由官府任意規定，各省府州縣多不相同；但一般都高於當時當地的市價，有的甚至高出一倍以上。自從太平天國戰爭後期以來，銀價下跌，銅價上漲，甲午戰爭前後，各省徵稅時銅錢折銀的比價都略有降低。現在淸政府為了『有增賦之實，而無加賦之名』，相繼恢復原來銅錢折銀的高價，如安徽、河南地丁每兩分別規複錢價三百文和一百文；江蘇蘇屬地丁毎兩規複錢二百文，寧屬地丁每兩加收錢一百文，漕糧每石提錢二百文；江西、湖北地丁每兩規複錢皆一百文，漕糧每石規復分別為一西四十文和一百六十文。陝西規復舊有差徭，規定丁銀每兩收差錢四錢，除供差外，餘數盡充賠款，1910年，其餘數達40萬兩④。

當時銀價不但沒有上漲，還在繼續下跌，淸政府規復丁漕原有的高額折價，實際就是加重農民的田賦負擔。

除規復舊價外，有些省分更在田賦『正供』之外，加征各種名目的捐項。福建丁漕每兩加征四百文，叫『隨糧捐』；浙江丁漕每兩加征三百文，叫『糧捐』；安徽丁漕每兩加征二百文，叫『丁漕捐』；江西地丁每兩加征一百文，漕糧每石征一百六十文，叫『按糧捐輸』；四川每年更征畝捐100萬網，幾乎相當於原有地丁『正供』的一倍半，叫『賠款新捐』；新疆丁漕則不分本色折色，每石一律加耗羨銀一錢五分，叫『田賦耗羨加捐』；江蘇於1908年每兩規複錢價二百文外，另加征二百文，叫『賠款錢』；山西每畝攤銀一錢五分，叫『畝捐』⑤。這些田賦附加和畝捐征課，正是地方各自為政的表現，同時也是財政混亂的表現。

③梁啓超：【中國國債史】。【飮水室文集】卷二十四。

④上述材料主要根據【東華錄】、【義和團檔案史料】和1957年【經濟硏究】第六期載徐義生：【從甲午戰爭到辛亥革命時期淸政府的外債】表六（下簡稱【徐文】）。

⑤上述材料除上引書外，四川部分根據彭雨新等著【川省田賦徵實負擔硏究】。

這樣一來，各省田賦負擔大為加重。四川自1901年起，每年攤派畝捐100萬兩，相當於原有『正供』1.5倍，加上原有的『津貼』和『常捐輸』等名目，每年征銀四百三十餘萬兩，為『正供』的六倍有餘①。陝西『因庚子賠款六十萬金全數加入地丁，丁糧愈重，百姓久已敝困，民力愈形不支。……渭北各州縣人心惶惶，以有地為累，爭先賤售，甚至連阡累陌有不索一錢甘心送人耕種者。』②田賦增收之嚴重，已至如此。

在攤派賠款和徵收丁漕的過程中，地方官吏和稅棍巧立名目、橫徵暴斂，給人民帶來更沉重的負擔。江蘇規複錢價之二百文，加解黃、火工等耗羨，實征錢二百四十三文，泰縣漕米一石，耗羨四百多文。安徽『田漕正供，向有堂規等費，此次（籌款）加征畝捐，仍照取規費，合計陋規冗費，約逾百萬以外』③。江蘇漕米每石市價只千餘文，而官府收漕折價多至七千或八千文，農民實際負擔增加七八倍之多。因此，『民間情願以米交倉，雖以兩抵完一石，亦在所不惜』④。安徽渦陽縣，1902年至1903年間，銀每兩僅折錢一千二百文至一千三百文，而官府丁漕折價則為二千七百文，州縣漕米正雜每石上解銀二兩零，徵收時折錢六千五百文，合銀五兩五錢有奇，因此，有人嘆道：『官缺之肥，無過斯時。』⑤福建莆田縣地方，『應完地丁一兩、勒納制錢五千』⑥。

直隸地方，銀價向為一千五百文左右，『宣統年間，每銀一兩，收京錢四千，外加學款京錢八百』⑦。諸如此例已足看出，農民負擔成倍加重，不得生活；而各省府州縣官吏卻有一筆龐大的浮收盈餘。淸政府只要地方丁漕銀能如數上繳，不但對官吏的浮收中飽不予過問，且利用浮收中飽以『提取盈餘，酌量歸公』。1903年，為了練兵餉需，淸廷又下令『提取盈畲』，各省攤額達320萬兩⑧，幷且必須年年如數上繳。為了上繳這筆『盈餘』，地方官吏又必然加倍向人民勒索。

丈甶淸賦也是當時淸政府籌款的重要手段。一到財政困難，淸政府就藉口民間隱瞞地畝，必須進行清丈，以裕賦課。賠款攤派後，江蘇、湖北、湖南、廣東、河南、吉林等省都舉行了田畝淸丈和荒地升科。每次丈田淸賦，儘管也有少數中小地主的隱田瞞賦被查出，但畢竟是少數，主要是增加農民的負擔。在丈田過程中，『紳富之田，勢抗賄囑，通融寬計，小戶之產，山邊溪尾，多方搜求』⑨，因此，丈田淸賦無非是『以生靈之膏血，飽吏胥之貪饕』⑩。退而言之，淸丈田畝本身就需要一筆費用，結果又成為額外負擔。 」

①參閱彭雨新等著：【川省田賦徵實負擔硏究】第19－23頁。

②【華字彙報】474號，光緒三十二年九月十一日。

③【德宗實錄】卷五百，第4頁。

④【上海縣續志】卷三十，光緒三十年知縣任懋琨奏摺，第7頁。

⑤黃佩蘭等：【渦陽風土記】卷二，第2頁。

⑥江春霖：【江侍郞奏議】卷一，第1頁。

⑦苗毓芳等：【交河縣誌】卷二，第11頁。

⑧【東華錄】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丙戌上諭。

⑨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卷六十三，奏議六十三，第3頁。

⑩【東華錄】光緒二十九年十月乙丑惲毓鼎奏。

在湖濱、山陬和省府邊界地帶，地方政府進行『勘荒』以達到『荒地升科』的目的。當時許多農民年當地官府和地主的種種壓榨下，被迫逃到上述地方開荒種地，聊以餬口。一旦開墾成為耕地，淸政府便向他們索取高額租課。安徽太平府萬頃湖地方，能開墾水田十萬餘畝，多為流民所開墾。1903年，安徽省規定，凡流民開墾之地，『毎畝飭繳押租銀三元，每年仍認繳麥租錢百文，租谷一斗』，名為『佃民』。直隸安州白洋淀地方，淀邊所積膏腴之地，也多為流民所開墾，直隸總督見有利可圖，於是決定『因時制宜，改歸官辦』，『將地租酌分四等，上地每畝收預租銀八兩，上中地六兩，中地四兩，下地二兩，……以後仍徵收小租』①。官府成為地主，地租負擔更在田賦負擔之上。

値得注意的是：海關總稅務司赫德見淸政府籌措賠款和練兵餉需，異常窘迫，在1904年向光緒帝提出了他的異想天開的辦法：『按裏計畝，按畝計賦，令每畝完錢二百文』，『中國地方除新疆、蒙古、東三省未計在內，長寬各四千裏，統計面積應有十六兆（按：此處1兆＝100萬）方裏，每方裏按五百畝計之，十六兆方裏應有八千兆畝，……應完銀八百兆兩，即減半折算，亦應有四百兆兩』。這種荒謬的『計算法』，甚至當時湖廣總督張之洞也曾譏笑他『但憑虛空鳥道計算，將中國境內所有年江大河，深山窮谷、及一切沙灘斥鹵、不毛之鄉、不食之也，以及城郭村落、道路溝渠，概作可耕之田。……不知天下大勢，山水佔地之數最多，平原可耕之地最少，因此，中國實際的耕地面積『尚不及該稅務司核計……十分之一』。真是『從古至今，持論未有如此之顚倒怪謬者也』②。

①上引材料見【東華錄】光緒二十九年三月庚申信恪等奏，及光緒二十九年七月巳亥袁世凱奏。

②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卷六十三，奏議六十三，第3－4頁。

下文庚子賠款各省比例,及滿清藉此推行的苛捐雜稅剝削（三）

『淸逋賦』、『核厘金』、『加捐稅』、『丈田畝』、『查荒地』、『除中飽』、『汰浮費』、『裁額兵』、『興農工』、『辦墾務』、『振商務』、『修鐵路』、『設銀行』、『鑄銅元』、『發銀幣』、『售公債』

苛捐雜稅一也來，基本玩完了

可惡的李曾康等漢奸傀儡，卻想要為滿清續命，以便繼續剝削漢人的脂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