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赔款各省比例,及满清借此推行的苛捐杂税剥削（四）

上接庚子赔款各省比例,及满清借此推行的苛捐杂税剥削（三）

(三）各种税厘

淸政府因筹措庚子赔款而增加的税厘极其繁杂，这里仅就鸦片税厘、烟酒茶糖税厘和百货厘金的一些大槪情况加以简述，

早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淸政府对国内自产的鸦片征收税捐，称为“土药税厘”。庚子赔款的摊派，使土药税厘大为加重。户部的筹款办法中规定增加土药税厘三成，到了各省，增加的比例更要大，名目也更为繁。

有些省分是增加旧税，如湖北、直隶分别增加30%，四川增加10%，湖南除照部议加抽三成，再加三成，云南每百斤增加厘金四两八钱。有的省分征收“膏捐”，如浙江规定，“无论土店烟铺，售膏一两，收捐钱二十文”，名曰“膏捐”⑤。江西“岁约收银四十万两”，叫“土药统捐”⑥，甘肃1901年加征“罂粟亩捐”17万两，陕西于1903年加征“土药亩捐”三倍。安徽和直隶也分别有膏捐和罂粟亩捐等名目。某些省分是分摊赔款后才开办鸦片税的，如广东广西分别于1904年开办。1900年，全国土药称为180万两，到1907年，增至900余万两，七年之间，增加了四倍⑦。淸政府这样大增鸦片税收，实际上只是强制老百姓种烟吃毒，置人民于死地。

⑤《东华录》光赭二十八年三月辛巳任道镕奏。

⑥柯逢时《江西派款筹有成数疏》。《光绪财政通纂》卷二，第14页，

⑦参阅《淸朝续文献通考》卷六十八，考八二四九；《东华录》，总第5795页。

为了拼凑赔款，淸政府还大量地增加烟酒茶糖税厘。特别是烟酒两项，淸政府借口其为嗜好品，说什么要“寓禁于征”，认为大量征收烟酒税捐，“殊于国计有裨，仍于民生无损”①。既以此为理由，捜刮时更是不择手段。户部筹款办法中规定，烟酒茶糖我厘一律加抽三成，下到各省，往往更要超过这个标准。湖北从1901年起，烟酒茶税分别加倍征收。浙江于1901年加抽烟酒茶糖厘金30%之后，复于1904年加抽50%。陕西从1901年起，烟酒厘金加倍征收，糖厘加抽80%。广东除烟酒厘金加抽30%外，又于1902年开办“酒甑牌费”，每甑每月纳银二两。1903年，河南烟酒每斤加价八文。其他各省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②。1903年，直隶总督袁世凯为了北洋练兵，建议淸廷以烟酒税名义向各省摊派军费，幷浮报直隶烟酒税可增收80万两，光绪帝立即命令将“直隶现办章程咨送各省，责成该将军督抚一体仿行”，幷派定各省每年烟酒税额达646万两。这一笔派款是与当时为数320万两的“田赋盈余”同时分摊下去的，这是赔款之外的又一次巨额摊派。贵州被摊烟酒税额，无法应命，只得再次加重土药百货厘金。福建、新疆更无办法。闽浙总督李兴锐上奏说：“闽省官累民贫，难筹钜款，恳将奉派烟酒两税及酌提中饱之四十万两，暂从缓免。”③但是，这样的哀求是不会获得淸廷的允准的。

赔款摊派后，百货厘金的种类比任何时期都多。各省厘金章程所规定的抽收货物，多到“举凡一切贫富人民由出生到死亡日用所需之物，无一不在被课之列”④，江苏抽厘货物达1,241种，四川894种，广东967种，广西竟多达1,942种。这时全国局卡约在2,500个以上，各省“局卡林立,往往数十里之遥，其间多至数卡”⑤，多者如“苏州至昆山间不过五十余里，竟有四处收厘卡”⑥。厘卡愈多，税率金积愈高，以前抽厘一般在1－2%，这时都增加到5%以上，江西、浙江、福建竟高达10%。至于厘卡机构之庞杂，陋规之苛繁、人员之众多、官吏之敲诈贪污、兵丁之为非作歹，更是无法尽书。正如当时《厘金》作者陈炽所说：“天下设卡数百（按：实际不止此数），置官数千，增役数万，猛如虎，贪如狼，磨牙而咀，择肥而噬。小民椎心飮泣，膏血已枯。……”⑦

由于官吏的竭力搜刮，厘金收入迅速增加，1902年前全国年收不过1,600余万两，1903年后增至1,700－1，800万两，到1907、1908年增至1,900余万两或2,000余万两⑧。实际人民在厘金方面所受的灾害，远不能用这个数字来说明。因为，不仅地方局卡官吏将厘金视为利薮，他们“抽厘十文，国家不过二三，余则半饱私囊，半归浮费”⑨，而且各项货物经沿途局卡一再翻视查验，质量大受损失，农民肩挑背负，也被一一勒索,造成害商病民，阻碍货物流通和影响农工生产的恶果，

①《东华录》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丙戌上谕。

②上述材料主要根据《东华录》、《徐文》和《光绪财政通纂》等书文。

③上引材料见《东华录》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丙戌上谕，《光绪政要》二十九年十一月逾各省整顿押收烟酒税事宜，《德宗实录》卷五百三十八第12页及卷五百二十九第7页。

④罗玉东《中国厘金史》上册，第65页。

⑤郑覌应《厘捐》。见《光绪财政通纂》卷四，第18页。

⑥转引自罗玉东：《中国厘金史》上册，第61页脚注。

⑦陈炽，《厘金》。见《光绪财政通纂》卷三，第21页。

⑧参考罗玉东《中国厘金史》上册，第188页。

⑨郑观应《税捐》。见《光绪财政通纂》卷四，《税厘》第17－18页。

(四）各种杂捐

淸政府因筹还庚子赔款而进行的苛捐摊派极其繁杂。其中有淸廷统一下令举办的，如粮捐、房捐等，有省府州县各自举办的，还有各级地方官吏巧立名目而暗地举办的。因限于篇幅，这里只能略述其一部分。

在各种杂项捐税中，征收较久的是契税、当税和牙税。赔款的摊派，使上述三税激剧增加，原来没有的省分么先后开办。1902年，江苏规定每户税契纳银一两（这对田产微薄的中下农民来说是一个很重的负担），宁属每年认缴当税银40万两，苏属牙税于1906年增加90%。浙江于1902年举办当捐，以价本大小分为数等缴纳，又于1903年起加征牙税，规定上则每年纳银十两，中则七两，下则五两。福建牙税于1904年起，迭次加征，以致增加十倍或数十倍。直隶牙税于1903年分别增加到百两、五十两、三十两、二十两、十两和五两不等。山东当铺每家每年缴银四百多两。其他各省的当契税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①。

此外，当时全国性的捐项还有粮捐、房捐、铺捐、赔款捐、膏款、彩票捐、酒捐、典捐和百货统捐等项，至于个别省分摊派的杂捐，如赌博捐、肉担捐、牛捐、马捐、鱼捐、牲畜捐、娼妓捐、戏园捐、火车捐、船捐、人头捐、效报捐、柴把捐、米谷出口捐、烟灯捐、窑捐、煤炭捐、车辆捐、钱业捐、斗捐等等，真是多如牛毛。“民间之物，向之无捐者，官家从而添设之，官家未经议及者，土人出而包办之。彼捐米豆则此捐菜果；彼捐鱼虾则此捐猪羊；彼捐木石则此捐柴草；彼捐房屋则此捐车马”②，各地方统治者在搜刮人民的勾当中互相仿效，互相竞赛，大显其身手。

各地捐税，有些是收额巨大的，如湖北的赔款捐年收70-80万两，广东赌博捐岁额40多万两，广西赌博捐岁额30万两。一般则是苛扰不堪，致使人民无法生存。如房捐的征收一般在房租的10%以上，江苏1901年甚至加征租金的15%。河南房租、铺捐，因人民“多以土室茅庐，露居野处”③，无法征收，乃将房产契税加倍，以足其数。还有亩捐，凡“田亩所生之米豆蔬菜瓜果等物，亦复有捐”，沿海渔民则“按鱼船之大小捐之，得鱼之后，又按斤称捐之，幷向贩鱼之小贸捐之，运至各集镇，又按销场税捐之，甚至肩挑负贩，货换不出一乡，乃转一人便上一捐；……尤可骇者，盐已知价，鱼虾业已上捐，腌成咸鱼虾酱，辄又捐之”④。这样的重迭搜刮，造成某些货物的捐派甚至要超过其本身价値的好几倍。

摊派是淸政府拼凑庚子赔款和解决一切财政困难的手段，也是地方官吏向人民进行勒索的重要门路。摊派制度的发展，不只是造成了地方财政的极端混乱，还促成了豪绅阶级对人民的勒索和迫害。地方豪绅包揽税捐，迎上欺下，鱼肉乡里。“对上宪则曰商民乐从，幷非苛派，对商民则曰奉官开办，谁敢抗违”⑤。他们利用包收税捐的名义，可以对携带物品的客商进行拦路抽捐，也可以闯入百姓家中强收捐项。包税的“税棍”和催征押缴的差役到处横行，他们手持征册，随带锁炼，握有对一般老百姓生杀之大权。

①上述材料主要根据《东华录》、《德宗实录》和《徐文》等书文。

②《东华录》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甲辰王金镕奏。

③《光绪财政通纂》卷五十一，第19页。

④⑤同②。

庚子赔款使淸政府的财政完全陷于山穷水尽的地步，“中央”每年入不敷出，负俩累累。各省地方财政更因“中央”的屡次摊派而陷于枯竭，即极力捜刮，还是东挪西补，顾此失彼，亏空巨大。湖南省举办宣统兰年预算时，统计该省先后负债达500多万两之多。贵州财政崩溃，1908年甚至要求拨还已经上征的税款。

各省地方政府在财政枯竭的情况下，除税捐搜刮外，又利用铜钱涨价的机会，纷纷赶鋳铜元，从中牟取高利。1905年，全国十七省新铸铜元，设局二十二处。结果“钱出日伙，钱价日低”①，户工两部所铸当十大钱，仅抵制钱两文。淸政府却从中大获余利。

江苏铜元余利竟达35－40%，该省1904年认筹军费，萁中指定铜元余利达270万两②。人民则不但因铜元贬値而大受其苦，甚至因官府突然禁止使用和纳税拒收铜元而使手中极其微薄的一点钱匝几乎化为乌有。

在人民灾难加深之中，统治者却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那拉氏自西安逃难回京后，日用四万金，大修颐和园，又大量收购中外珍贵物品。既然皇室如此，官吏的贪污作恶也就比以前任何一个时期更为严重了。户部银库郎中“一缺任满，辄挟资数十万”③；知县经办一届漕所，立成巨富。从地方到“中央”，缴纳捐款层层索取规费。各地官吏贪污事件，已经无人查究。

在淸朝统治者的长期压榨下，加上各种自然灾害的侵袭，农民被迫仰乞于高利贷，或者出卖仅有的一点土地。结果，绝大部分农民陷于破产。工人和手工业者，也因各物的重税苛征促成物价高涨，即使“岁入与前相等者，今则资用效力不及一半”④。税捐对当时手工业和民族工商业的阻碍和破坏，又更是造成大部分人民失业饥娥的重要原因之。

如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帝国主义用屠杀的手段所抢得的巨额庚子赔款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多么严重的恶果。中国人民是不会任凭中外反动统治者来奴役和宰割的。事实上，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从未停止，斗争形式则有逃避捐税或直接进行武装反抗，或反对赔款摊派和各种苛捐杂税，或反对洋敎徒和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各种斗争都给帝国主义和淸统治者以直接打击，同时也支持了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促使其不断发展壮大，终于在1911年爆发了辛亥革命。

〔本文是在武汉大学历史系彭雨新敎授指导下写成，特志谢忱。〕

①《东华录》光绪三十一年六月乙未周馥奏。

②参考彭雨新《淸末中央与各省财政关系》。载《社会科学杂志》民国三十六年六月第一期。

③《东华录》光绪二十八年四月甲辰户部奏。

④沧江《论中国国民生计之危机》。见宣统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国风报》。

真是开眼界，什么乱七八糟的税都有！

粮捐、房捐、铺捐、赔款捐、膏款、彩票捐、酒捐、典捐和百货统捐等项，至于个别省分摊派的杂捐，如赌博捐、肉担捐、牛捐、马捐、鱼捐、牲畜捐、娼妓捐、戏园捐、火车捐、船捐、人头捐、效报捐、柴把捐、米谷出口捐、烟灯捐、窑捐、煤炭捐、车辆捐、钱业捐、斗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