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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治国] 来源：新法家
一、中国古代繁荣的货币经济
通胀猛于虎。在物价普遍高涨的时代，社会中下层辛辛苦苦存下的钱迅速被通胀这头怪兽所吞噬。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房产、黄金和股票等资产的投资门槛太高，他们用血汗积累的财富大多都只能存入银行。但由于通胀，各种商品和资产的价格不断上涨，货币随之不断贬值，老百姓最终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存款渐渐缩水。而那些富人和权力阶层拥有足够的财富，可以在国内外进行各种投资，他们的身家在高速通胀下不仅不会缩水反而会增值。结果，贫者愈贫，富者愈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当通胀达到天文数字时，改朝换代将不可避免的到来。乱世人不如太平狗，人命如草芥成为司空见惯的常态——这便是恶性通胀所导致的严重后果。
既然通胀的后果如此严重，那为什么政府不能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控制通胀呢？
绝大多数人一看到物价上涨，就会不由自主地说这是因为纸币印刷太多，所以钱越来越不值钱。还有人会引用一些经济学家的名言来说明通胀是纸币超发的原因，比如“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那少印钞票不就能解决通胀了吗？
其实，现代社会的货币经济并非是人们想象的那样纯粹的纸币经济，而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货币与信用循环的大系统。纸币印刷过多导致恶性通胀的现象在现代社会从来就不存在。常识往往是谬误，这种现象恰恰在古代社会才真正出现过。因此，要分析通胀的原因，就要从机理较为简单的中国古代货币经济谈起。
自鸦片战争以来，很多中国人被西方的坚船利炮吓破了胆。言必称希腊罗马，自己不争气却怪祖宗坟上不冒烟。其实，中国古人的聪明才智会让我们现代人汗颜。现代人以为古人交易时所用的钱是金银与铜钱，甚至于还有人以为，中国古代是自给自足、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或顾名思义称之为自然经济。
实际上早在战国时代，中国就领先于西方的古人——希腊人与罗马人。在古希腊与古罗马，金银是货币的主要材料，而在中国最迟在战国时便以铜为货币了。金银价值比较高，不可能给老百姓用来购买油盐酱醋茶。金银只能在贵族或大商人之间的流通，涉及的一般都是奢侈品的大额交易，尤其用在古代地中海地区的对外贸易上。铜钱价值比较低，可以用在老百姓吃穿住行的小额零售交易上。由此我们推断，货币经济在当时就已经深入到普通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中国的商品经济与货币经济比希腊罗马要发达得多。
现代人总是说中国古代重农抑商。其实战国时代的大商人权势熏天，甚至能独霸一方，只手遮天。陶朱公、范蠡、吕不韦、计然、白圭，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古代商人都是鼎鼎大名的历史人物。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有千金的人家可以比得上一个都会的 封 君，有巨万家财的富翁便 能同国 君一样的享乐。”即使是所谓的千古一帝秦始皇面对巨商大贾也不敢怠慢。
现在一提到甘肃，就想到贫困地区。秦代的甘肃却是出了名的富裕。甘肃平凉、固原一带是秦朝的北地郡乌氏县，当时该地聚居着大量的戎族，称为乌氏戎。乌氏戎有位叫倮的人（乌氏倮）是闻名全国的的大商人，也是中国最早的少数民族企业家。现在的富商权贵是三多，房产多、钞票多、女人多。乌氏倮只有一多，牲畜多，多到用简单的头、匹计数已无法统计准确，只能用多少“山谷”的牛羊来计数。乌氏倮提供大量战马给秦始皇，为秦国一统天下立下汗马功劳。秦始皇给乌氏倮以等同于王侯的待遇，他可以和秦国大臣们一样，进宫朝见，参议国家大事，享有商人、贵族与官员的三重地位。
重庆涪陵出过一个中国最早的女企业家，史书上叫寡妇清。她早年嫁给一位青年企业家。但不幸丈夫早逝，寡妇清主持起丈夫留下的开汞炼丹业。她的生产销售网络遍布全国，成为当时富甲天下的垄断企业。秦朝对民间进行刀具管制，任何兵器不得私藏。但秦始皇却对富甲天下的寡妇清格外开恩，允许她豢养一支庞大的私人武装，来保护其遍及全国的商业网络。寡妇清晚年将全部财富捐给秦始皇修长城，还为秦始皇修建骊山陵墓提供大量的朱砂和水银。秦始皇封她为“贞妇”并诏她住进皇宫，给以公卿王侯的礼遇。富贵如此，夫复何求啊？
商业的发展必然造就繁荣的货币经济。我们可以算笔账：在没有货币流通只能采用以物易物的情况下，如果市场上有2种商品进行交换，两种商品可以互相作为对方的价值表现，那么用来评估商品价值的计算数量为1。如果有3种商品进行交换，同样的道理可以得到计算数量为3。如果有4种商品，计算数量为6。如果市场有1000种商品，则有499 500种计算方式。如果商品的数量有上万种，计算的数量更是高得骇人。当用货币来计价时，有1000种商品的市场只需要有1000种价格就可以了。因此，货币的应用可以大为降低商品交换的交易成本，方便人们之间的交易。
战国货币由商人组织铸造，作为筹码在市场上循环流通。商人用铜铸造的各种式样的钱向农业与手工业的生产者购买商品，这些生产者又作为消费者用钱来购买消费品。当时各个诸侯国的货币式样百出，各国之间的商品流通极为不便。
秦始皇统一天下也统一了货币。现在看来，一国使用一种货币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货币的统一却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情。想一想欧元的艰难历程，想一想现在要把全世界的各种货币统一为一种货币将有多么困难，就知道秦始皇的壮举是多么的伟大！
秦始皇实行的是金钱本位制，金是黄金，钱是铜钱。黄金是上等货币，黄金仅限在于帝王的赏赐和贵族之间的馈赠。铜钱是下等货币，用于民间的日常交易。铜钱的铸币权在秦代收归政府所有，政府统一规定铜钱的重量与式样。当时铜钱以重量为单位，规定1两为24铢，一枚铜钱的法定重量为12铢，因此秦钱又俗称半两钱。半两钱内方外圆，所谓孔方兄的铜钱式样自秦一直流行到清末。
西汉初年，政府只负责规定铜钱重量与式样，铸币权下放给私人，铜钱可由私人自由铸造。这种自由只是贵族、豪强和富商们的自由。他们占有铜矿山，拥有雄厚的资本和专门的技术。那些既无钱又无权的平头百姓却无力享受这种自由。
私人铸钱的代表人物是邓通。越是有权势的人越迷信命运与鬼神。汉文帝也不例外，他信鬼神、好长生。有一天，文帝做梦梦到自己要飞升上天，但怎么都飞不上去，这时有一个黄头郎推了他一把助他登天，他回头看到黄头郎穿了一件横腰的单短衫，衣带系结在背后。梦醒后汉文帝四处寻找梦中之人。恰好四川人邓通的衣着打扮正合此梦，而邓通阿谀奉承的功夫十分了得，甚得文帝这位领导的欢心。于是本是船夫的邓通扶摇直上，官至上大夫。又一次，文帝让算命先生为邓通相面。算命先生说：“邓通命中注定会穷困饿死。”文帝不信：“能使邓通富有的在于我，怎么说他会贫困呢？”皇帝一言九鼎，说到做到。文帝将四川的铜山都赏赐邓通他，准许他铸钱，邓通也因此成为大富商。
贵族铸钱的代表人物是吴王刘濞。吴王刘濞占据东南沿海的多铜地区，铸钱30多年，富甲天下。刘濞是做总理的好材料，十分善于治理国民经济。他治下的吴国百业兴旺、举国繁荣，老百姓无须交税也不需要服劳役，刘濞因此而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免除农业税的统治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最不愿意看到地方势力的坐大。汉景帝采纳了御史大夫晁错的建议，准备削夺诸侯封地。刘濞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名，联合刘氏诸侯起兵造反，史称“七国之乱”。叛乱很快被平息，刘濞兵败被杀。景帝趁机将各诸侯国的行政大权收归中央，并在西元前144年颁布法令，禁止民间私铸货币，只准诸侯国铸币。这样，西汉政府才初步控制了铸币权。
直到汉武帝时代的西元前118年，西汉政府才完全掌握了铸币权，统一铸造并发行历史上著名的五铢钱。五铢钱是中国历史上用得最久最成功的货币，作为全国统一的法定货币沿用了700多年。
自此，中国古代货币发行与流通的渠道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那是没有现代银行，货币是通过官员工资、奖金的发放或政府的其他开支从国库流入到官吏和商人的手中，官吏手中的货币也通过购买商品流入商人手中。商人购买农业与手工业小生产者的产品使得一部分货币流入普通老百姓手中，普通老百姓购买生活消费品和生产资料又让这部分货币回到商人手中，最后通过税赋的形式流回国库，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过程。
二、两汉时期的通货膨胀
翻开中国几千年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我们赫然发现，金属货币并不能阻止恶性通胀的发生。当然，现代通胀的结果无非是财富缩水、老百姓生活水平下降，而古代的通胀意味着老百姓是生存还是毁灭。两汉时期就发生过四次要人命的的恶性通胀。
第一次要数汉初通胀。千百年来，人们都津津乐道于帝王将相史，但平头百姓的痛苦却被忽略不计。秦末战争持续十几年，大小战役百余场，死伤几百万人。项羽火烧阿房宫，大兵所到之处，玉石俱焚。刘邦称帝连四匹同色的马都找不到，大臣们只能乘坐牛车上朝。平民生活更为艰辛凄惨。战乱使当时的社会生产大倒退，各种物资均短缺，尤其是粮食和马匹极度匮乏，物价必然普遍上涨。
西汉初年，国家每年财政收入不到40亿钱。即使以40亿钱算，按当时物价，只能买4千匹马或40万石米。40万石相当于现在的1200万斤，按全国人口2000万算，人均年供应不足1斤。为了搜刮民间财富，汉初统治者有意降低铜钱中的含铜量，这样相同重量的铜材就可以铸造更多数量的铜钱。结果，通货膨胀愈加严重，1石米要卖5000到1万钱，1匹马价值100万钱。与秦汉时代的正常年份相比，粮食价格上涨了180-350倍左右，马匹价格上涨了230倍左右。按照一家5口人计算，汉初普通人的家庭财产不超过3万钱左右，倾家荡产也只能买到90斤米，仅能维持一家人一个月的口粮。西汉在开国之初便出现了“老百姓失去产业，大饥荒蔓延，人吃人，死者过半”的末世情景。刘邦只好下诏“让老百姓卖儿卖女换口饭吃并建议老百姓到外地去逃荒做乞丐。
长安的皇帝们非常清楚，通胀最主要的原因是生产倒退、供给不足。汉初几代皇帝都坚持将农业作为立国之本，积极推动农业发展来保障供应，稳定物价。经过70余年的休生养息，到汉武帝即位时，米价降到1石10余钱。当时普通人的家庭财产约10万钱，能购买近3万斤米，生活水平比汉初提高了300多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拥有雄厚财力的汉武大帝踏上了北击匈奴的光辉历程，标志着了汉匈战争的正式爆发，同时也导致了两汉的第二次大通涨。
游牧民族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原王朝的大敌，他们无数次侵扰中原，甚至在元清两代还入主过中原。游牧族强悍善战的主要原因在于其生活生产方式。游牧生活居无定所，生产不易受战争的破坏。游牧族以战养战，一旦得胜便可以抢掠巨量的中原财富，即便遭遇大败，无非是换个地方继续骑马牧羊。出身事弓马，少年有胆气，游牧族全民生长于马鞍之上，平时的放牧活动训练了他们马上作战的能力，粗劣的游牧生活锻炼了他们勇猛善战的习性和孔武有力的体格。
中原王朝正相反。中原人以精巧的技术、高深的学问与温文尔雅的行为为荣，以好勇斗狠、粗犷剽悍为耻。中原王朝社会结构复杂，劳动分工精细，大部分人从事于各种生产活动，只有少数人适合当兵打仗。中原王朝的生产和军事是背离的，强大的经济实力无法有效转化为军事实力。要将中原武士的战斗力提升到匈奴人的水准，中原王朝必须要花费巨额的财富。中原王朝的军队在进攻游牧民族时，必须要依靠中原的财富来支持对外的战争。冷兵器时代的通讯、物流技术水平与现在无法相比，中原王朝一旦对游牧民族发动大规模战争，必将在后勤补给上耗费海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武帝北击匈奴就面临着这样的难题。
西元前200年，刘邦在山西大同的白登山败于匈奴冒顿单于。从此以来，汉朝对付匈奴一直采用和亲政策的战略守势。武帝即位后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卷旗夜劫单于帐，乱斫胡儿缺宝刀，卫青、霍去病等名将先后夺取了河套、河西地区，并在漠北重创匈奴主力。汉朝对匈奴的大反攻，不亚于美国发动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打击。看看今天的美国人为战争而疲于奔命的窘态，我们就能想见2000年前汉王朝的困境。当时，军费要占财政收入的57.5%，军队的粮食消耗达到全国产量的14.5%，以至于清空国库，增加税赋，都不能供养军队。
战争高于一切，武帝绞尽脑汁地筹措军费。西元前119年，武帝打算将72.5万的关东贫民移民到北方边境屯田戍边，但国家却没钱来组织这个战略行动。于是，武帝下令铸造白金来支持大规模的移民活动。白金分为龙币、马币和龟币，分别值3000、500、300钱。但白金作价过高。就拿其中的龙币来讲，重8两，每两合375钱，当时的银价最多才值125钱。
汉代白金不是铂金，而是一种银锡合金。但政府未规定银锡的比例，这对于盗铸者是一种极大的诱惑。汉律规定盗铸者死，但人们仍然前赴后继进行盗铸。白金发行五年后，因盗铸钱币被杀的人有几十万，私下相互告密被杀的不计其数，但盗铸之风却仍然无法遏制。盗铸白金就像现在的房地产一样，房产暴利让越来越多的人将资金从实业抽出转而投向房地产，结果实业不振，生产者日少而投机者日众。当时的民众要么当兵打仗，要么从事盗铸白金的投机生意，要么逃亡为盗。整个社会生产的秩序已无法维持。这导致物价飞涨，通胀严重，比如马的价格从每匹5千多钱上涨到20万钱。
为了控制通胀、平抑物价，武帝任用理财高手桑弘羊为大司农。大司农是主管全国财政经济的官员，相当于现在的发改委主任兼财政部部长与商务部部长。桑弘羊在全国推行了均输、算缗和平准政策。均输政策，就是地方上交中央的贡品，一律按当地市价折合成当地出产的实物，交纳国家后，由政府统一调运到缺乏这些产品的其他地区出售。中央政府利用地区之间的产品差价能获得高额利润。
算缗政策有点类似于现在的财产税。算缗中的1算为200钱，1缗为1千钱。凡从事工商业者，都要如实向政府呈报财产数，2缗抽税1算；小工商业者可以减半抽税。凡平民乘马车者，一驾马车抽税1算，运货的马车抽2算，船长5丈以上的抽1算。随后，武帝推出告缗令，鼓励大家告发瞒报财产的人，经调查属实者，被告人戍边一年，所有财产一半充公，一半奖励给举报人。告缗令推出后，中产以上的家庭纷纷破产，而政府搜刮了无数的的民间财富。
均输和算缗政策实行之后，政府手中掌握了大量物资，桑弘羊开始推行平准政策来控制通胀。平准是设在在长安的政府机构，它通过国家掌握的物资在市场上贵卖贱买，以稳定物价。这就好比建立一个中央银行进行宏观调控，使国民经济得到适当的控制与调节，通胀最终被控制住了。武帝之后的几代皇帝，物价都较为平稳。直到喜好折腾的王莽上台后，才发生了两汉的第三次恶性通胀
刚开始，天下太平。但王莽却是一个不甘平淡的穿越者。他发明过游标卡尺，还亲手解剖过人体。曾有能工巧匠发明了飞行器，王莽亲自接见并给予资助。他制定过类似于今天的廉租房政策。在长安城中投资建设200个廉租房小区，供贫民居住。王莽拥有一颗正义之心。他曾规定，从皇帝到官员全都实行浮动工资制：如果粮食丰收，皇帝与百官就享用全额的生活费，如果出现天灾人祸，就按比例扣减生活费。这在古代实在难以想象！
西汉后期的贫富差距急剧拉大，豪强大族田连阡陌，穷人无立锥之地。这自然入不了王莽的法眼。为了打击大地主，王莽强行规定，土地一律国有，不许买卖抵押。男口不足8人而土地超过900亩的人家，把多出的土地无条件地分给九族、邻里、乡党。无田者按一夫百亩的制度受田。有敢违抗者，流放四夷。既得利益者怎么会放弃自己的利益呢？改革被豪强大族有意扭曲，良法变成了恶法。社会中下层不仅没有得到土地，反而被禁锢在国有土地中当牛做马。
王莽以节约铸币成本为名，废止五铢钱，宣布黄金国有，并用龟、贝、银等物品做货币。他铸造新币，以小易大，以轻换重。比如其所铸“大泉”铜钱，重不过12铢，只相当于五铢钱的2.4倍，法定价值却是五铢钱的50倍。他意图通过这种方式将豪强大族的货币财富收归国库。但过快过猛的货币改革扰乱了正常的货币流通秩序，农民失去了土地，商人丢掉了生意，正常的生产秩序被打乱，商品的流通也停滞了。高速通胀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米价上涨到1石1万钱。
既得利益者自然不会放过翻身的机会。各地豪强纷纷率众反叛，在起兵首领中，平民出身的仅占29%，而豪强地主与商人出身的竟占到了71%。伟大的改革家王莽被推翻了，豪强大族在东汉时代再次控制了政治与经济的双重统治大权。
东汉时期的匈奴被彻底打垮。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西北地区的羌人部落逐渐替代匈奴成为东汉朝廷的心腹大患。为了平定西羌，政府耗费了240亿钱的巨资，相当于整个西汉时代铸钱的总数。两汉的第四次大通涨终于发生了。物价打破了历史纪录，一石米卖到几万钱，一匹马要卖200万钱。遍布全国的饿民走投无路，纷纷揭竿而起，国家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持续几十年的豪强内战——三国时代，千里无人烟、白骨蔽平原，物价涨到粮食比黄金还贵。在那个时代，涨价事小，保命事大。只要能活着，就是一种幸福。
三、战争是古代通胀的祸首
从经济学上讲，贵金属货币不会发生恶性通胀。假如只使用黄金做货币，货币流通过程中存在的金币数量，完全取决于对货币的社会需求量的大小。当社会需求量提高时，金币的数量因需求增加而通过采矿铸造或从国外进口的方式随之增加；当社会需求量降低时，相同数量的金币所用购买的商品数量减少了，用贬值的金币购买商品得不偿失，人们便会将金币储存起来，流通的金币数量随之减少。因此，金银的购买力会长期保持稳定。当然，某种商品产量的骤然变化比如粮食因某一年的歉收而导致的价格上涨，并不代表所有商品价格都上涨。通货膨胀意味着物价水平的普遍上涨。
但以铜为货币却不是这样。金银是古人最主要的窖藏对象。一旦政府铸造铜钱时，以小充大，以轻代重，人们不仅不会窖藏铜钱，反而急于将铜钱脱手，于是货币转手的频率大大提高，换而言之，货币的流通速度大为增加。社会流通的所有货币加在一起的总量，称之为货币存量。货币存量要远小于整个社会财富的总量。好比一个国家所有财富加在一起价值10000亿钱的铜钱，但实际流通的铜钱数量也许只有1000亿钱。在古代，只有商人的财富才以铜钱为主，绝大部分人的财富主要以土地、稻米或丝绢等实物的形式体现出来，铜钱的持有数量只要能保证日常开支就足够了。因此，在商品种类与数量变化很小时，货币流通速度越高，物价就越高，通胀就越严重。
与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不同，古代社会发展的速度慢，商品种类与数量长期保持稳定。只要没有天灾人祸，即使统治者骄奢淫逸，通胀的程度也不会太严重，老百姓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仍然能过上安定的生活。纵观历史，只有战争才是通胀最主要的原因。这是因为，只有战争才能迫使政府财政支出急剧上升，统治者必然饮鸩止渴，采用以小充大、以轻代重的铸币方式，随之而来的便是恶性通胀。
就拿那个传说中宽厚仁慈的刘备来说，他在真实的历史中绝非善类。天府之国四川在刘璋统治时期使用蜀五铢钱，民殷国富，物价平稳。而刘备治下的荆州却物价沸腾，粟米与黄金同价，连养兵的钱都捉襟见肘。没钱只好抢，刘备打下四川后纵兵大掠，随后便发行直百伍钱打劫老百姓。直百伍钱的重量只有蜀五铢的3倍，却作价100枚蜀五铢。刘备有意降低铜钱价值，只用了几个月时间就将四川的财富洗劫一空充作军费。四川步荆州之后尘，物价普遍飞涨。蜀汉统治者却毫不在意，连年兴兵伐魏，政府财政赤字连连。
三国时代各国的物资交流十分频繁。当时，魏国卖马，吴国卖矿、蜀国卖锦。作为蜀国贸易对象之一的吴国，财经状况也很糟糕。为了吸收蜀国的铜钱，吴国采取货币贬值的策略。蜀国不甘人后，两国货币争相贬值以防止本国铜钱大量流失。到蜀汉末年，直百五铢的分量只有最初铸造分量的1/20，物价上涨根本无法控制。蜀亡前一年，吴国使蜀的大臣向吴国君主报告说：“蜀国政治黑暗，风气不正，老百姓皆面露菜色”。荼毒人民的政权必然垮台，蜀汉再次证明了这个道理。
到了三国归一于晋后，由几十年的大混战，西晋时代生产停滞，人民生活困顿，货币经济发生了严重的倒退。古代货币发行渠道主要是官吏的俸禄和政府的其他开支。两汉官员俸禄主要是铜钱，西晋官员俸禄几乎全是实物，包括粮食和布匹。当时政府铸造和发行的货币相比两汉要少很多。老百姓大多采用物物交换的方式，铜钱的购买力相对较高。
西晋末年，五胡乱华，神州大地分裂为无数个小国家，他们连年争战不已，老百姓生不如死。那是中国历史中最为动荡与黑暗的时代之一。直到西元589年，隋文帝统一南北朝，结束了中国南北分裂的局面与长期的战乱。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里程碑。欧美汉学家认为，隋文帝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皇帝。这种观点虽然夸张，却也不无道理。
除北魏孝文帝这样的特例外，北朝上层贵族都热衷于胡人文化，蔑视汉文明。当时有一钱汉的说法，意思就是一个汉族男人只值一钱。大儒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说，北齐汉人为了做官都竭力学习鲜卑语讨好鲜卑贵族。隋文帝登基后大力复兴汉文明，让中华文明避免了西方的罗马帝国在蛮族入侵下所遭受的厄运。在文帝的统治下，物价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整个国家蒸蒸日上。文帝所造的长安城是当时世界第一城，面积是明清故宫的1.5倍。隋朝外部最大的威胁是突厥。文帝拉拢分化突厥，使其耗于内战，最终各个击破。602年，隋军大破突厥，夺回了河套地区，把边界扩展到阴山以北。强大的突厥汗国分裂成东西两部，并都臣服于隋朝。西方汉学家认为唐太宗对付突厥只是收拾残局、乘虚而入，主要功劳还是隋文帝的。
文帝死后，被人误解千年的隋炀帝即位，定年号大业，大气磅礴的年号表明他试图建立一个旷古未有的伟大帝国。表面上看，大隋四海安宁，但政治统一并不牢固。经过数百年的战乱与分裂，中国南北方在文化、经济上并未有真正统一与融合起来。南人认为北人粗鄙无文，北人则视南人胆小懦弱。两地相视，几如异族。大运河工程与炀帝下江南的举措，目的在于融合南北。尤其是大运河工程奠定了中国一千多年的的政治、经济的规模和格局，大运河促进了南北经济与文化的融合，迅速将大隋王朝的统一从形式升华为精神。
炀帝建设东都洛阳，从当时的战略地位和政治来看，正适应了中国政治中心东移和经济中心南移的需要。在隋炀帝的治下，隋朝民户达到890万，人口总数达到4603万人。号称中国第一盛世的唐太宗时代的耕地数量还不到炀帝治下的1/3，人口不到炀帝治下的1/2。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曾给出这样的评价：“在隋文帝和隋炀帝的统治下，中国又迎来了第二个辉煌的的帝国时期。大一统的政权在中国重新建立起来，长城重新得到修缮，政府开凿了大运河（这为后来几百年间的繁华提供了可能），建造了宏伟的宫殿，中华帝国终于得以重振雄风。”
在对外关系上，炀帝集成了乃父的遗愿，继续奉行扩张政策。605年，隋军大败契丹，遏制住了契丹崛起的势头。608年，隋军消灭西北强国吐谷浑，开疆数千里。从西域东部到整个青海地区都实行中央直接管理的郡县制，正式将这一地区纳入了中国版图之内。隋军还在东南地区大肆征伐，使疆域扩大到安南（越南北部）、占婆（越南南部）及台湾等地。但隋炀帝却没有让民众休养生息、喘一口气，而是马不停蹄地投入到征服高句丽的大规模战争中。
高句丽占据今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北部，是东亚地区仅次于隋朝的第二大强国。从军事角度来看，高句丽兼营农耕和游牧，拥有农耕民族的筑城攻防和游牧民族的机动骑射优势，存在与隋朝相抗衡的潜力。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高句丽己在东北亚建立霸权地位，形成了俯瞰中华的态势，一旦中原有乱，南下席卷中原，易如反掌。
消灭高句丽的战略原本是非常正确的，但炀帝却好大喜功，急于求成。612年，隋炀帝出动几乎全国的青壮年从今天的北京向高句丽进发，宋代司马光评价到：“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炀帝以为倾全国之力，以大击小，必令高句丽胆寒，最终将不战而胜。哀兵必胜，骄兵必败。隋军被打得大败而归，30多万的人死在了高句丽。战争不仅损兵折将，天文数字的战费最终得由老百姓来承担。迫于无奈，很多民众，甚至一些豪强巨富，都开始私自铸钱。私人所铸的钱质量越来越低劣，从刚开始的1000钱重2斤渐轻至1斤。到最后甚至裁剪铁皮，外面糊上纸来当钱用。货币经济伴随着整个社会经济正在走向绝望的深渊。
隋炀帝却不为所动，又于西元614、617年两次亲征高句丽。但饥寒交迫的民众再也无法承受这样的压迫了。私铸铜钱不如揭竿而起，许多人纷纷占山为王，反抗暴政。与此同时，已被灭国的吐谷浑趁机恢复国土，还屡次侵扰隋朝边境。早已臣服的突厥也浑水摸鱼，谋求独立。615年，隋炀帝北巡长城，东突厥始毕可汗率领几十万骑兵将其围困于雁门（山西代县）。在各地勤王之师的帮助下，侥幸脱险的隋炀帝却仍逃不了3年后在扬州身死国灭的悲壮结局。连年的战争毁了隋朝的货币也毁了文帝开创的大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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