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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治國] 來源：新法家
一、中國古代繁榮的貨幣經濟
通脹猛於虎。在物價普遍高漲的時代，社會中下層辛辛苦苦存下的錢迅速被通脹這頭怪獸所吞噬。對於普通老百姓來說，房產、黃金和股票等資產的投資門檻太高，他們用血汗積累的財富大多都只能存入銀行。但由於通脹，各種商品和資產的價格不斷上漲，貨幣隨之不斷貶值，老百姓最終只能眼睜睜看着自己的存款漸漸縮水。而那些富人和權力階層擁有足夠的財富，可以在國內外進行各種投資，他們的身家在高速通脹下不僅不會縮水反而會增值。結果，貧者愈貧，富者愈富。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變成了活生生的現實。當通脹達到天文數字時，改朝換代將不可避免的到來。亂世人不如太平狗，人命如草芥成為司空見慣的常態——這便是惡性通脹所導致的嚴重後果。
既然通脹的後果如此嚴重，那為什麼政府不能採取強有力的措施來控制通脹呢？
絕大多數人一看到物價上漲，就會不由自主地說這是因為紙幣印刷太多，所以錢越來越不值錢。還有人會引用一些經濟學家的名言來說明通脹是紙幣超發的原因，比如『過多的貨幣追逐過少的商品』。那少印鈔票不就能解決通脹了嗎？
其實，現代社會的貨幣經濟並非是人們想象的那樣純粹的紙幣經濟，而是一個極為複雜的貨幣與信用循環的大系統。紙幣印刷過多導致惡性通脹的現象在現代社會從來就不存在。常識往往是謬誤，這種現象恰恰在古代社會才真正出現過。因此，要分析通脹的原因，就要從機理較為簡單的中國古代貨幣經濟談起。
自鴉片戰爭以來，很多中國人被西方的堅船利炮嚇破了膽。言必稱希臘羅馬，自己不爭氣卻怪祖宗墳上不冒煙。其實，中國古人的聰明才智會讓我們現代人汗顏。現代人以為古人交易時所用的錢是金銀與銅錢，甚至於還有人以為，中國古代是自給自足、男耕女織的小農經濟，或顧名思義稱之為自然經濟。
實際上早在戰國時代，中國就領先於西方的古人——希臘人與羅馬人。在古希臘與古羅馬，金銀是貨幣的主要材料，而在中國最遲在戰國時便以銅為貨幣了。金銀價值比較高，不可能給老百姓用來購買油鹽醬醋茶。金銀只能在貴族或大商人之間的流通，涉及的一般都是奢侈品的大額交易，尤其用在古代地中海地區的對外貿易上。銅錢價值比較低，可以用在老百姓吃穿住行的小額零售交易上。由此我們推斷，貨幣經濟在當時就已經深入到普通中國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中國的商品經濟與貨幣經濟比希臘羅馬要發達得多。
現代人總是說中國古代重農抑商。其實戰國時代的大商人權勢熏天，甚至能獨霸一方，隻手遮天。陶朱公、范蠡、呂不韋、計然、白圭，這些我們耳熟能詳的古代商人都是鼎鼎大名的歷史人物。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載：『有千金的人家可以比得上一個都會的 封 君，有巨萬家財的富翁便 能同國 君一樣的享樂。』即使是所謂的千古一帝秦始皇面對巨商大賈也不敢怠慢。
現在一提到甘肅，就想到貧困地區。秦代的甘肅卻是出了名的富裕。甘肅平涼、固原一帶是秦朝的北地郡烏氏縣，當時該地聚居着大量的戎族，稱為烏氏戎。烏氏戎有位叫倮的人（烏氏倮）是聞名全國的的大商人，也是中國最早的少數民族企業家。現在的富商權貴是三多，房產多、鈔票多、女人多。烏氏倮只有一多，牲畜多，多到用簡單的頭、匹計數已無法統計準確，只能用多少『山谷』的牛羊來計數。烏氏倮提供大量戰馬給秦始皇，為秦國一統天下立下汗馬功勞。秦始皇給烏氏倮以等同於王侯的待遇，他可以和秦國大臣們一樣，進宮朝見，參議國家大事，享有商人、貴族與官員的三重地位。
重慶涪陵出過一個中國最早的女企業家，史書上叫寡婦清。她早年嫁給一位青年企業家。但不幸丈夫早逝，寡婦清主持起丈夫留下的開汞煉丹業。她的生產銷售網絡遍布全國，成為當時富甲天下的壟斷企業。秦朝對民間進行刀具管制，任何兵器不得私藏。但秦始皇卻對富甲天下的寡婦清格外開恩，允許她豢養一支龐大的私人武裝，來保護其遍及全國的商業網絡。寡婦清晚年將全部財富捐給秦始皇修長城，還為秦始皇修建驪山陵墓提供大量的硃砂和水銀。秦始皇封她為『貞婦』並詔她住進皇宮，給以公卿王侯的禮遇。富貴如此，夫復何求啊？
商業的發展必然造就繁榮的貨幣經濟。我們可以算筆賬：在沒有貨幣流通只能採用以物易物的情況下，如果市場上有2種商品進行交換，兩種商品可以互相作為對方的價值表現，那麼用來評估商品價值的計算數量為1。如果有3種商品進行交換，同樣的道理可以得到計算數量為3。如果有4種商品，計算數量為6。如果市場有1000種商品，則有499 500種計算方式。如果商品的數量有上萬種，計算的數量更是高得駭人。當用貨幣來計價時，有1000種商品的市場只需要有1000種價格就可以了。因此，貨幣的應用可以大為降低商品交換的交易成本，方便人們之間的交易。
戰國貨幣由商人組織鑄造，作為籌碼在市場上循環流通。商人用銅鑄造的各種式樣的錢向農業與手工業的生產者購買商品，這些生產者又作為消費者用錢來購買消費品。當時各個諸侯國的貨幣式樣百出，各國之間的商品流通極為不便。
秦始皇統一天下也統一了貨幣。現在看來，一國使用一種貨幣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其實，貨幣的統一卻不是那麼輕而易舉的事情。想一想歐元的艱難歷程，想一想現在要把全世界的各種貨幣統一為一種貨幣將有多麼困難，就知道秦始皇的壯舉是多麼的偉大！
秦始皇實行的是金錢本位制，金是黃金，錢是銅錢。黃金是上等貨幣，黃金僅限在於帝王的賞賜和貴族之間的饋贈。銅錢是下等貨幣，用於民間的日常交易。銅錢的鑄幣權在秦代收歸政府所有，政府統一規定銅錢的重量與式樣。當時銅錢以重量為單位，規定1兩為24銖，一枚銅錢的法定重量為12銖，因此秦錢又俗稱半兩錢。半兩錢內方外圓，所謂孔方兄的銅錢式樣自秦一直流行到清末。
西漢初年，政府只負責規定銅錢重量與式樣，鑄幣權下放給私人，銅錢可由私人自由鑄造。這種自由只是貴族、豪強和富商們的自由。他們占有銅礦山，擁有雄厚的資本和專門的技術。那些既無錢又無權的平頭百姓卻無力享受這種自由。
私人鑄錢的代表人物是鄧通。越是有權勢的人越迷信命運與鬼神。漢文帝也不例外，他信鬼神、好長生。有一天，文帝做夢夢到自己要飛升上天，但怎麼都飛不上去，這時有一個黃頭郎推了他一把助他登天，他回頭看到黃頭郎穿了一件橫腰的單短衫，衣帶繫結在背後。夢醒後漢文帝四處尋找夢中之人。恰好四川人鄧通的衣着打扮正合此夢，而鄧通阿諛奉承的功夫十分了得，甚得文帝這位領導的歡心。於是本是船夫的鄧通扶搖直上，官至上大夫。又一次，文帝讓算命先生為鄧通相面。算命先生說：『鄧通命中注定會窮困餓死。』文帝不信：『能使鄧通富有的在於我，怎麼說他會貧困呢？』皇帝一言九鼎，說到做到。文帝將四川的銅山都賞賜鄧通他，准許他鑄錢，鄧通也因此成為大富商。
貴族鑄錢的代表人物是吳王劉濞。吳王劉濞占據東南沿海的多銅地區，鑄錢30多年，富甲天下。劉濞是做總理的好材料，十分善於治理國民經濟。他治下的吳國百業興旺、舉國繁榮，老百姓無須交稅也不需要服勞役，劉濞因此而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免除農業稅的統治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最不願意看到地方勢力的坐大。漢景帝採納了御史大夫晁錯的建議，準備削奪諸侯封地。劉濞以『請誅晁錯，以清君側』為名，聯合劉氏諸侯起兵造反，史稱『七國之亂』。叛亂很快被平息，劉濞兵敗被殺。景帝趁機將各諸侯國的行政大權收歸中央，並在公元前144年頒布法令，禁止民間私鑄貨幣，只准諸侯國鑄幣。這樣，西漢政府才初步控制了鑄幣權。
直到漢武帝時代的公元前118年，西漢政府才完全掌握了鑄幣權，統一鑄造並發行歷史上著名的五銖錢。五銖錢是中國歷史上用得最久最成功的貨幣，作為全國統一的法定貨幣沿用了700多年。
自此，中國古代貨幣發行與流通的渠道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那是沒有現代銀行，貨幣是通過官員工資、獎金的發放或政府的其他開支從國庫流入到官吏和商人的手中，官吏手中的貨幣也通過購買商品流入商人手中。商人購買農業與手工業小生產者的產品使得一部分貨幣流入普通老百姓手中，普通老百姓購買生活消費品和生產資料又讓這部分貨幣回到商人手中，最後通過稅賦的形式流回國庫，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循環過程。
二、兩漢時期的通貨膨脹
翻開中國幾千年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我們赫然發現，金屬貨幣並不能阻止惡性通脹的發生。當然，現代通脹的結果無非是財富縮水、老百姓生活水平下降，而古代的通脹意味着老百姓是生存還是毀滅。兩漢時期就發生過四次要人命的的惡性通脹。
第一次要數漢初通脹。千百年來，人們都津津樂道於帝王將相史，但平頭百姓的痛苦卻被忽略不計。秦末戰爭持續十幾年，大小戰役百餘場，死傷幾百萬人。項羽火燒阿房宮，大兵所到之處，玉石俱焚。劉邦稱帝連四匹同色的馬都找不到，大臣們只能乘坐牛車上朝。平民生活更為艱辛悽慘。戰亂使當時的社會生產大倒退，各種物資均短缺，尤其是糧食和馬匹極度匱乏，物價必然普遍上漲。
西漢初年，國家每年財政收入不到40億錢。即使以40億錢算，按當時物價，只能買4千匹馬或40萬石米。40萬石相當於現在的1200萬斤，按全國人口2000萬算，人均年供應不足1斤。為了搜刮民間財富，漢初統治者有意降低銅錢中的含銅量，這樣相同重量的銅材就可以鑄造更多數量的銅錢。結果，通貨膨脹愈加嚴重，1石米要賣5000到1萬錢，1匹馬價值100萬錢。與秦漢時代的正常年份相比，糧食價格上漲了180-350倍左右，馬匹價格上漲了230倍左右。按照一家5口人計算，漢初普通人的家庭財產不超過3萬錢左右，傾家蕩產也只能買到90斤米，僅能維持一家人一個月的口糧。西漢在開國之初便出現了『老百姓失去產業，大饑荒蔓延，人吃人，死者過半』的末世情景。劉邦只好下詔『讓老百姓賣兒賣女換口飯吃並建議老百姓到外地去逃荒做乞丐。
長安的皇帝們非常清楚，通脹最主要的原因是生產倒退、供給不足。漢初幾代皇帝都堅持將農業作為立國之本，積極推動農業發展來保障供應，穩定物價。經過70餘年的休生養息，到漢武帝即位時，米價降到1石10餘錢。當時普通人的家庭財產約10萬錢，能購買近3萬斤米，生活水平比漢初提高了300多倍。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擁有雄厚財力的漢武大帝踏上了北擊匈奴的光輝歷程，標誌着了漢匈戰爭的正式爆發，同時也導致了兩漢的第二次大通漲。
游牧民族幾千年來一直是中原王朝的大敵，他們無數次侵擾中原，甚至在元清兩代還入主過中原。游牧族強悍善戰的主要原因在於其生活生產方式。游牧生活居無定所，生產不易受戰爭的破壞。游牧族以戰養戰，一旦得勝便可以搶掠巨量的中原財富，即便遭遇大敗，無非是換個地方繼續騎馬牧羊。出身事弓馬，少年有膽氣，游牧族全民生長於馬鞍之上，平時的放牧活動訓練了他們馬上作戰的能力，粗劣的游牧生活鍛煉了他們勇猛善戰的習性和孔武有力的體格。
中原王朝正相反。中原人以精巧的技術、高深的學問與溫文爾雅的行為為榮，以好勇鬥狠、粗獷剽悍為恥。中原王朝社會結構複雜，勞動分工精細，大部分人從事於各種生產活動，只有少數人適合當兵打仗。中原王朝的生產和軍事是背離的，強大的經濟實力無法有效轉化為軍事實力。要將中原武士的戰鬥力提升到匈奴人的水準，中原王朝必須要花費巨額的財富。中原王朝的軍隊在進攻游牧民族時，必須要依靠中原的財富來支持對外的戰爭。冷兵器時代的通訊、物流技術水平與現在無法相比，中原王朝一旦對游牧民族發動大規模戰爭，必將在後勤補給上耗費海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武帝北擊匈奴就面臨着這樣的難題。
公元前200年，劉邦在山西大同的白登山敗於匈奴冒頓單于。從此以來，漢朝對付匈奴一直採用和親政策的戰略守勢。武帝即位後由戰略防禦轉向戰略進攻。卷旗夜劫單于帳，亂斫胡兒缺寶刀，衛青、霍去病等名將先後奪取了河套、河西地區，並在漠北重創匈奴主力。漢朝對匈奴的大反攻，不亞於美國發動對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軍事打擊。看看今天的美國人為戰爭而疲於奔命的窘態，我們就能想見2000年前漢王朝的困境。當時，軍費要占財政收入的57.5%，軍隊的糧食消耗達到全國產量的14.5%，以至於清空國庫，增加稅賦，都不能供養軍隊。
戰爭高於一切，武帝絞盡腦汁地籌措軍費。公元前119年，武帝打算將72.5萬的關東貧民移民到北方邊境屯田戍邊，但國家卻沒錢來組織這個戰略行動。於是，武帝下令鑄造白金來支持大規模的移民活動。白金分為龍幣、馬幣和龜幣，分別值3000、500、300錢。但白金作價過高。就拿其中的龍幣來講，重8兩，每兩合375錢，當時的銀價最多才值125錢。
漢代白金不是鉑金，而是一種銀錫合金。但政府未規定銀錫的比例，這對於盜鑄者是一種極大的誘惑。漢律規定盜鑄者死，但人們仍然前赴後繼進行盜鑄。白金髮行五年後，因盜鑄錢幣被殺的人有幾十萬，私下相互告密被殺的不計其數，但盜鑄之風卻仍然無法遏制。盜鑄白金就像現在的房地產一樣，房產暴利讓越來越多的人將資金從實業抽出轉而投向房地產，結果實業不振，生產者日少而投機者日眾。當時的民眾要麼當兵打仗，要麼從事盜鑄白金的投機生意，要麼逃亡為盜。整個社會生產的秩序已無法維持。這導致物價飛漲，通脹嚴重，比如馬的價格從每匹5千多錢上漲到20萬錢。
為了控制通脹、平抑物價，武帝任用理財高手桑弘羊為大司農。大司農是主管全國財政經濟的官員，相當於現在的發改委主任兼財政部部長與商務部部長。桑弘羊在全國推行了均輸、算緡和平準政策。均輸政策，就是地方上交中央的貢品，一律按當地市價折合成當地出產的實物，交納國家後，由政府統一調運到缺乏這些產品的其他地區出售。中央政府利用地區之間的產品差價能獲得高額利潤。
算緡政策有點類似於現在的財產稅。算緡中的1算為200錢，1緡為1千錢。凡從事工商業者，都要如實向政府呈報財產數，2緡抽稅1算；小工商業者可以減半抽稅。凡平民乘馬車者，一駕馬車抽稅1算，運貨的馬車抽2算，船長5丈以上的抽1算。隨後，武帝推出告緡令，鼓勵大家告發瞞報財產的人，經調查屬實者，被告人戍邊一年，所有財產一半充公，一半獎勵給舉報人。告緡令推出後，中產以上的家庭紛紛破產，而政府搜颳了無數的的民間財富。
均輸和算緡政策實行之後，政府手中掌握了大量物資，桑弘羊開始推行平準政策來控制通脹。平準是設在在長安的政府機構，它通過國家掌握的物資在市場上貴賣賤買，以穩定物價。這就好比建立一個中央銀行進行宏觀調控，使國民經濟得到適當的控制與調節，通脹最終被控制住了。武帝之後的幾代皇帝，物價都較為平穩。直到喜好折騰的王莽上台後，才發生了兩漢的第三次惡性通脹
剛開始，天下太平。但王莽卻是一個不甘平淡的穿越者。他發明過游標卡尺，還親手解剖過人體。曾有能工巧匠發明了飛行器，王莽親自接見並給予資助。他制定過類似於今天的廉租房政策。在長安城中投資建設200個廉租房小區，供貧民居住。王莽擁有一顆正義之心。他曾規定，從皇帝到官員全都實行浮動工資制：如果糧食豐收，皇帝與百官就享用全額的生活費，如果出現天災人禍，就按比例扣減生活費。這在古代實在難以想象！
西漢後期的貧富差距急劇拉大，豪強大族田連阡陌，窮人無立錐之地。這自然入不了王莽的法眼。為了打擊大地主，王莽強行規定，土地一律國有，不許買賣抵押。男口不足8人而土地超過900畝的人家，把多出的土地無條件地分給九族、鄰里、鄉黨。無田者按一夫百畝的制度受田。有敢違抗者，流放四夷。既得利益者怎麼會放棄自己的利益呢？改革被豪強大族有意扭曲，良法變成了惡法。社會中下層不僅沒有得到土地，反而被禁錮在國有土地中當牛做馬。
王莽以節約鑄幣成本為名，廢止五銖錢，宣布黃金國有，並用龜、貝、銀等物品做貨幣。他鑄造新幣，以小易大，以輕換重。比如其所鑄『大泉』銅錢，重不過12銖，只相當於五銖錢的2.4倍，法定價值卻是五銖錢的50倍。他意圖通過這種方式將豪強大族的貨幣財富收歸國庫。但過快過猛的貨幣改革擾亂了正常的貨幣流通秩序，農民失去了土地，商人丟掉了生意，正常的生產秩序被打亂，商品的流通也停滯了。高速通脹不可避免地發生了，米價上漲到1石1萬錢。
既得利益者自然不會放過翻身的機會。各地豪強紛紛率眾反叛，在起兵首領中，平民出身的僅占29%，而豪強地主與商人出身的竟占到了71%。偉大的改革家王莽被推翻了，豪強大族在東漢時代再次控制了政治與經濟的雙重統治大權。
東漢時期的匈奴被徹底打垮。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西北地區的羌人部落逐漸替代匈奴成為東漢朝廷的心腹大患。為了平定西羌，政府耗費了240億錢的巨資，相當於整個西漢時代鑄錢的總數。兩漢的第四次大通漲終於發生了。物價打破了歷史紀錄，一石米賣到幾萬錢，一匹馬要賣200萬錢。遍布全國的餓民走投無路，紛紛揭竿而起，國家陷入了一片混亂之中。持續幾十年的豪強內戰——三國時代，千里無人煙、白骨蔽平原，物價漲到糧食比黃金還貴。在那個時代，漲價事小，保命事大。只要能活着，就是一種幸福。
三、戰爭是古代通脹的禍首
從經濟學上講，貴金屬貨幣不會發生惡性通脹。假如只使用黃金做貨幣，貨幣流通過程中存在的金幣數量，完全取決於對貨幣的社會需求量的大小。當社會需求量提高時，金幣的數量因需求增加而通過採礦鑄造或從國外進口的方式隨之增加；當社會需求量降低時，相同數量的金幣所用購買的商品數量減少了，用貶值的金幣購買商品得不償失，人們便會將金幣儲存起來，流通的金幣數量隨之減少。因此，金銀的購買力會長期保持穩定。當然，某種商品產量的驟然變化比如糧食因某一年的歉收而導致的價格上漲，並不代表所有商品價格都上漲。通貨膨脹意味着物價水平的普遍上漲。
但以銅為貨幣卻不是這樣。金銀是古人最主要的窖藏對象。一旦政府鑄造銅錢時，以小充大，以輕代重，人們不僅不會窖藏銅錢，反而急於將銅錢脫手，於是貨幣轉手的頻率大大提高，換而言之，貨幣的流通速度大為增加。社會流通的所有貨幣加在一起的總量，稱之為貨幣存量。貨幣存量要遠小於整個社會財富的總量。好比一個國家所有財富加在一起價值10000億錢的銅錢，但實際流通的銅錢數量也許只有1000億錢。在古代，只有商人的財富才以銅錢為主，絕大部分人的財富主要以土地、稻米或絲絹等實物的形式體現出來，銅錢的持有數量只要能保證日常開支就足夠了。因此，在商品種類與數量變化很小時，貨幣流通速度越高，物價就越高，通脹就越嚴重。
與日新月異的現代社會不同，古代社會發展的速度慢，商品種類與數量長期保持穩定。只要沒有天災人禍，即使統治者驕奢淫逸，通脹的程度也不會太嚴重，老百姓依靠自己勤勞的雙手仍然能過上安定的生活。縱觀歷史，只有戰爭才是通脹最主要的原因。這是因為，只有戰爭才能迫使政府財政支出急劇上升，統治者必然飲鴆止渴，採用以小充大、以輕代重的鑄幣方式，隨之而來的便是惡性通脹。
就拿那個傳說中寬厚仁慈的劉備來說，他在真實的歷史中絕非善類。天府之國四川在劉璋統治時期使用蜀五銖錢，民殷國富，物價平穩。而劉備治下的荊州卻物價沸騰，粟米與黃金同價，連養兵的錢都捉襟見肘。沒錢只好搶，劉備打下四川後縱兵大掠，隨後便發行直百伍錢打劫老百姓。直百伍錢的重量只有蜀五銖的3倍，卻作價100枚蜀五銖。劉備有意降低銅錢價值，只用了幾個月時間就將四川的財富洗劫一空充作軍費。四川步荊州之後塵，物價普遍飛漲。蜀漢統治者卻毫不在意，連年興兵伐魏，政府財政赤字連連。
三國時代各國的物資交流十分頻繁。當時，魏國賣馬，吳國賣礦、蜀國賣錦。作為蜀國貿易對象之一的吳國，財經狀況也很糟糕。為了吸收蜀國的銅錢，吳國採取貨幣貶值的策略。蜀國不甘人後，兩國貨幣爭相貶值以防止本國銅錢大量流失。到蜀漢末年，直百五銖的分量只有最初鑄造分量的1/20，物價上漲根本無法控制。蜀亡前一年，吳國使蜀的大臣向吳國君主報告說：『蜀國政治黑暗，風氣不正，老百姓皆面露菜色』。荼毒人民的政權必然垮台，蜀漢再次證明了這個道理。
到了三國歸一於晉後，由幾十年的大混戰，西晉時代生產停滯，人民生活困頓，貨幣經濟發生了嚴重的倒退。古代貨幣發行渠道主要是官吏的俸祿和政府的其他開支。兩漢官員俸祿主要是銅錢，西晉官員俸祿幾乎全是實物，包括糧食和布匹。當時政府鑄造和發行的貨幣相比兩漢要少很多。老百姓大多採用物物交換的方式，銅錢的購買力相對較高。
西晉末年，五胡亂華，神州大地分裂為無數個小國家，他們連年爭戰不已，老百姓生不如死。那是中國歷史中最為動盪與黑暗的時代之一。直到公元589年，隋文帝統一南北朝，結束了中國南北分裂的局面與長期的戰亂。這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偉大的里程碑。歐美漢學家認為，隋文帝是中國古代最偉大的皇帝。這種觀點雖然誇張，卻也不無道理。
除北魏孝文帝這樣的特例外，北朝上層貴族都熱衷於胡人文化，蔑視漢文明。當時有一錢漢的說法，意思就是一個漢族男人只值一錢。大儒顏之推在【顏氏家訓】中說，北齊漢人為了做官都竭力學習鮮卑語討好鮮卑貴族。隋文帝登基後大力復興漢文明，讓中華文明避免了西方的羅馬帝國在蠻族入侵下所遭受的厄運。在文帝的統治下，物價穩定，人民安居樂業，整個國家蒸蒸日上。文帝所造的長安城是當時世界第一城，面積是明清故宮的1.5倍。隋朝外部最大的威脅是突厥。文帝拉攏分化突厥，使其耗於內戰，最終各個擊破。602年，隋軍大破突厥，奪回了河套地區，把邊界擴展到陰山以北。強大的突厥汗國分裂成東西兩部，並都臣服於隋朝。西方漢學家認為唐太宗對付突厥只是收拾殘局、乘虛而入，主要功勞還是隋文帝的。
文帝死後，被人誤解千年的隋煬帝即位，定年號大業，大氣磅礴的年號表明他試圖建立一個曠古未有的偉大帝國。表面上看，大隋四海安寧，但政治統一併不牢固。經過數百年的戰亂與分裂，中國南北方在文化、經濟上並未有真正統一與融合起來。南人認為北人粗鄙無文，北人則視南人膽小懦弱。兩地相視，幾如異族。大運河工程與煬帝下江南的舉措，目的在於融合南北。尤其是大運河工程奠定了中國一千多年的的政治、經濟的規模和格局，大運河促進了南北經濟與文化的融合，迅速將大隋王朝的統一從形式升華為精神。
煬帝建設東都洛陽，從當時的戰略地位和政治來看，正適應了中國政治中心東移和經濟中心南移的需要。在隋煬帝的治下，隋朝民戶達到890萬，人口總數達到4603萬人。號稱中國第一盛世的唐太宗時代的耕地數量還不到煬帝治下的1/3，人口不到煬帝治下的1/2。哈佛大學費正清教授曾給出這樣的評價：『在隋文帝和隋煬帝的統治下，中國又迎來了第二個輝煌的的帝國時期。大一統的政權在中國重新建立起來，長城重新得到修繕，政府開鑿了大運河（這為後來幾百年間的繁華提供了可能），建造了宏偉的宮殿，中華帝國終於得以重振雄風。』
在對外關係上，煬帝集成了乃父的遺願，繼續奉行擴張政策。605年，隋軍大敗契丹，遏制住了契丹崛起的勢頭。608年，隋軍消滅西北強國吐谷渾，開疆數千里。從西域東部到整個青海地區都實行中央直接管理的郡縣制，正式將這一地區納入了中國版圖之內。隋軍還在東南地區大肆征伐，使疆域擴大到安南（越南北部）、占婆（越南南部）及台灣等地。但隋煬帝卻沒有讓民眾休養生息、喘一口氣，而是馬不停蹄地投入到征服高句麗的大規模戰爭中。
高句麗占據今遼東半島和朝鮮半島北部，是東亞地區僅次於隋朝的第二大強國。從軍事角度來看，高句麗兼營農耕和游牧，擁有農耕民族的築城攻防和游牧民族的機動騎射優勢，存在與隋朝相抗衡的潛力。從地緣政治角度來看，高句麗己在東北亞建立霸權地位，形成了俯瞰中華的態勢，一旦中原有亂，南下席捲中原，易如反掌。
消滅高句麗的戰略原本是非常正確的，但煬帝卻好大喜功，急於求成。612年，隋煬帝出動幾乎全國的青壯年從今天的北京向高句麗進發，宋代司馬光評價到：『近古出師之盛，未之有也』。煬帝以為傾全國之力，以大擊小，必令高句麗膽寒，最終將不戰而勝。哀兵必勝，驕兵必敗。隋軍被打得大敗而歸，30多萬的人死在了高句麗。戰爭不僅損兵折將，天文數字的戰費最終得由老百姓來承擔。迫於無奈，很多民眾，甚至一些豪強巨富，都開始私自鑄錢。私人所鑄的錢質量越來越低劣，從剛開始的1000錢重2斤漸輕至1斤。到最後甚至裁剪鐵皮，外麵糊上紙來當錢用。貨幣經濟伴隨着整個社會經濟正在走向絕望的深淵。
隋煬帝卻不為所動，又於公元614、617年兩次親征高句麗。但饑寒交迫的民眾再也無法承受這樣的壓迫了。私鑄銅錢不如揭竿而起，許多人紛紛占山為王，反抗暴政。與此同時，已被滅國的吐谷渾趁機恢復國土，還屢次侵擾隋朝邊境。早已臣服的突厥也渾水摸魚，謀求獨立。615年，隋煬帝北巡長城，東突厥始畢可汗率領幾十萬騎兵將其圍困於雁門（山西代縣）。在各地勤王之師的幫助下，僥倖脫險的隋煬帝卻仍逃不了3年後在揚州身死國滅的悲壯結局。連年的戰爭毀了隋朝的貨幣也毀了文帝開創的大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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