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饥饿中国》――用脚把淹没的历史"踩"出来（2）

手记记下的是一段新的历史

在记者手记中，我们读到这样的文字：

记者段睿超――

一位历史亲历者的逝去，就意味着一段历史的消亡。我一直认为，抢救即将消失的历史，就是在抢救我们的灵魂。

大多数当年逃过来的老人都已去世，在世的也大多年事已高。谈起1942年发生的事情，七八个年逾古稀的老人痛哭流涕，“没法说”三个字是他们最常见的回应。

“我们来得有点晚了。”一路西行，肖风伟一直在重复着这句话。

“当年过来的人都没了，前几天最后一个也去世了。”灵宝老县城附近大王村村民说；“以前还有个卖票的房子，前几年刚拆。”老会兴火车站附近居民称；“三门峡大坝修了之后，原来的陇海铁路就改线了，以前逃荒人途经的车站差不多都拆完了。”三门峡市文史委石耘说……

70年，不过一甲子又十年，不过三代人的光景，那场让河南死亡300万人、逃亡300万人的大灾荒却已被岁月尽数湮没。

记者李肖肖――

寻找关于1942年的一切，发现这真是个大海捞针般的工作。因为即便是管理档案的人，也压根儿不知道这事。提起1942年，人家问的第一句话就是：“1942年怎么了？”

两个月埋头在数百本书里，上千篇档案目录一个个看，所有涉及1942年的点滴都展开看了，终于“拼接”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1942年。

经过我们省内组和省外组的探寻采访，血肉丰满的1942年便在眼前了。

许多读者说，商报的报道把他们拉回了1942年。当年河南3000万民众受灾，现在这片土地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灾民的后代。那些经历过的往事，渐渐都已经留到了记忆的最深处，若是我们今天不问，也许他们永远都不会打捞上来，但是事实证明，很多事，压在心底，并不等于遗忘。那是种刻骨铭心的感觉，会在某一个节点，遇到一个引子，全盘爆发。

报道发出后，河南商报同时开通了“河南老家，寻亲河南”的热线。连续多天，我们的电话都没停过。很多读者给商报打来热线，诉说自己家人的遭遇。有个读者提起了自己失散的曾祖父，1942年时他已经五六十岁了，现在肯定已经不在人世，也许再也找不到，只是想给我们说说；还有人，抱着一线希望，追寻他们当时失散的亲人，那是心头的一根刺，不拔出来一辈子都留个遗憾……平民百姓的喜怒哀乐，我们不应该遗忘。

历史放在那里，不说话不打扮，本身就是吸引人的。

也许今天我们所做的，无法与当年《大公报》记者张高峰和《前锋报》记者李蕤相比，但我们也尽力用我们的力量，记录了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父辈的苦难。

和易碎的新闻相比，那份苦难是我们的历史，也是我们的财富。那是一个时代的纪念，我们有幸成为记录者。

记者李政――

扫街，找出灾荒的幸存者。只要扫的范围大，总能从仅有的幸存者中选出典型、有故事的写入报道。

省内18个县、市一路走下来，每个地方的文史委、市（县）志办是最让我难忘的地方。如果我们没有去翻阅，不知那些档案还会在那里沉睡多久？

最消磨耐性的是“扫街”，同样的话重复一千遍去问一个个皱纹满面的老人，我也不觉得厌烦，因为从他们不经意的一句话里，总能得到惊喜和欣慰。

记者王向前――

弹指已是70年当口，导演冯小刚将这段历史搬上银幕。电影是普罗大众文艺，它的上映或许能勾起社会对那段历史的回顾潮。媒体，不应缺席，更应该将那段历史的真实报道出来。

回忆那段历史，八九十岁的老人们毫不费力，可以看出，那段历史早已成了他们身体的一部分。

有人说，1942年的大饥荒河南死了几百万人。动身采访前，几百万的数字在我脑海仅仅是个数字，采访中，我却突然觉得这些数字是那么沉重。

在荥阳虎牢关村，长者张水林坐在我们面前，如讲述昨天的故事般讲述他的1942年故事。灾荒发生后，他的两个姐姐被送给别人作为童养媳，然后一家人踏上西行逃荒路。走到洛阳，觉得出去也不一定是活路，一家子又折身返回。结果，他的父母双双饿死，家中剩他一人。

记者肖风伟――

这是一段逐渐被淹没的历史。当年空白的历史还未来得及填写，那些逃荒亲历者就已逐渐离世。

在三门峡市采访时，曾听人讲，当年在黄河北岸有个日军的炮台，专门炮打南岸陇海铁路上的火车，不少灾民丧身日军炮火之下。

为了探寻这个炮台，我们驱车赶到了黄河北岸的山西芮城，多方探访都没找到其位置。到达潼关，采访多位灾荒亲历者后，我们最终锁定炮台的大致位置――山西芮城风陵渡。

在一个集镇找一个70年前的炮台，其难度可想而知。一路行来，四处打探，虽然在一步步逼近炮台，但具体位置依然模糊。

经过十几里路的雨中步行，我们来到了与潼关县城隔黄河相望的风陵渡口北面的山头，有村民说炮台就在山脚下。当我们来到山脚下时，黄河岸边一个商店的老人却说，炮台就在山顶上。

重回山顶后，我们在长达五六里地的山头上走了一遍，衣服湿透，浑身上下都是泥巴，但一直没找到炮台存在的痕迹。

下山返程时，我们仍心有不甘地一路打探炮台所在位置。在山脚下，两位老人证实，炮台就在山顶北边五六里地的村子里，那里有一个“大炮沟”，日军的大炮当年就架在那里，他们小时候都在炮台上玩过。

于是，我们又一次开爬刚刚走下来的大山。所幸的是，这一次我们如愿以偿。(本报记者 庄 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