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与航海（4）

（三）帝国主义时期
　　　　　 帝国主义瓜分世界，航海更为重要。当时，美国在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资本主义飞速发展，国势雄起，这时候美国呼唤海洋，马汉的海权论出来了。马汉“海权论”一出，立刻被西方列强奉为圭臬。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就特别推崇马汉，重视海洋。可是美国的海军不行。华盛顿采取的是孤立政策，独立战争以后干脆就不要海军，裁撤海军，吃了大亏。美国海军一直到１９世纪９０年代在争夺太平洋萨摩亚群岛的时候，还不成样子，以至德国人嘲笑说美国没有海军。２０世纪初，西奥多?罗斯福，即老罗斯福建立了美国第一支白色大舰队，环航地球，展示美国的国威。
美国的白色大舰队航行到日本的时候，和日本海军联欢。当时美国舰队的少尉中尉们和日本海军的少尉中尉们联欢，喝酒、跳舞，互相抬起、扔高。３０年以后，正是双方的这批少壮军官都晋升为舰长将军的时候，他们面对面展开了太平洋海上的大厮杀。
　　　　　 日本海军也发展得非常快，日本人强化的是教育，所以国家一定要支持教育发展。日本人在明治维新的时候，教育第一，拨给文部省的经费是各部之冠，而且提出一个义务教育的口号，叫做“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强迫义务教育。当时的日本农民不愿意子女受教育，甚至举行暴动来反对义务教育。因为他们希望孩子早点出去打工挣钱。但是日本明治政府把农民暴动镇压下去，仍然强行推行义务教育。结果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日俄战争中打败俄国。日本全民教育有了成果。日本普通的水兵都能操作非常现代化的武器装备，这就是教育对于一个国家的国防现代化的重要性。
　　　　　 四、中华和平崛起与航海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而这样一个复兴和崛起的事业是离不开航海事业的。我们纪念郑和远航６００周年，确定航海日，都是和这个息息相关的。
　　　　　 文明的伟大复兴，无非是三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器物、物质文明层面，一个是制度文明层面，再一个最高层面是思想、精神文明层面。
　　　　　 从器物文明层面来看，重视海洋，重视海上的交往，特别重视对外贸易，这一点非常重要。外贸对于经济增长所占的比重颇大。前一段时间，有一些青年学生要起来游行，要抵制日货，我在做讲座或者在课堂上，有的年轻朋友慷慨激昂地提出这个要求，并征询老师的意见。我说我不赞成去抵制日货，不赞成去上街游行。因为外贸对中国的稳定与和平发展非常重要，抵制的日货有很多是日资在中国生产的，我们也受损失，这是双输而不是双赢。再有，如果抵制日货，造成日本大量失业，遭殃的主要是日本的老百姓，对于中日两大民族长远的精神上的和平共处和合作是不利的。第三，如果在中国和日本造成同样巨大数量的失业和下岗人员，由于日本社会已经是高度发达的有秩序的社会，同样的情况，在日本引起的社会动荡和在中国引起的社会动荡是不一样的。中国承受起来就会更加艰苦。所以我觉得，当代大学生应该还有一个比较宽阔的眼光与胸怀来考虑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和今天所谈的海洋、航海也是息息相关的。
　　　　　 从制度和精神文明的层面来看，我觉得航海、海洋是一种文明的眼光、文明的理念、文明的魄力和文明的知识，所以在制度和思想层面上、精神层面上也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在中国谈航海，是在谈一种开放的精神。我们在面向海洋的同时，也面向天空，面向外太空。我们的文明意识应该超越当代西方的文明意识。我们能够从传统文化，从西方文化，从世界其他文化、文明当中吸取营养，用大海般开阔的胸怀和眼光，来应对２１世纪，来促成祖国的伟大复兴以及和平发展。
　　　　　 作者简介
　　　　　 何芳川：文明与航海，选自《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史鉴卷》
　　　　　 何芳川，１９３９年１月出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１９６２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后留校任教，１９９２起历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副校长，从２００２年至今担任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何芳川先生的研究领域包括亚太研究、非洲史、华侨华人史、亚太区域史。曾发表专著多部，论文４０余篇，其中《非洲通史》（古代卷第一主编）获国家教育部社会科学一等奖、国家社科基金三等奖；《澳门与葡萄牙大商帆》获北京市社会科学二等奖。
　　　　　 主要兼职有：中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专家组副召集人、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世界史学科专家组副组长、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