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方凭借话剧处女作《有一种毒药》夺得“壹戏剧大赏年度最佳编剧奖”
本报记者 李峥 上世纪80年代，万方开始创作小说、电影及电视剧本，写出了《香气迷人》《牛玉琴的树》《你是苹果我是梨》等广受观众喜爱的作品。最广为人知的，莫过于她的小说《空镜子》，在拍成电视连续剧后，收视率一路飘红，拿下了中国优秀电视剧“金鹰奖”。 这些成就的背后，万方的头上还有一个更加巨大的光环――中国现代戏剧大师曹禺的女儿。然而，她早年并未对写戏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直到曹禺诞辰100周年，万方才推出了话剧处女作 《有一种毒药》，当时她54岁。该剧自2006年由北京人艺演出后，受到社会各界强烈的反响。上周，万方凭借该剧夺得“2012现代戏剧谷壹戏剧大赏年度最佳编剧奖”，她笑言自己在写了戏之后才感到“父亲的压力”。 五十岁后才敢下笔写戏 记：这次获奖的作品《有一种毒药》是您写的第一部话剧，演出时紧张吗？ 万：倒不紧张。但开演前，我还是默默在心里跟爸爸说，保佑我吧！参加了几轮演出，这个戏效果挺好。我觉得自己真是硬生生耗到五十岁以后才敢动笔写戏。毕竟要拿出一个自己满意观众也满意的东西，并不是很容易。 记：您一直在写作，但这么晚才开始触碰戏剧，是不是因为它的分量很重？ 万：对啦。以前作品通过电视电影传播得比较快，有了点小名气，很多人就会问我同一个问题：“作为曹禺的女儿你会不会在写作时有压力？”我很自然地回答没有。爸爸在的时候，对待孩子的姿态很平等，从来也没让我感到约束。在我眼里，他就是爸爸，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戏剧家，也从没想过拿自己的作品跟他比较。直到后来我开始写戏了，才知道原来压力一直都有。他的那些戏，就像成功的样板顶在我的头上。不是说我非得写出那样好的戏，但起码得沾点边、像个戏吧。直到自己动笔，我才深切感到，阅历、思想、感悟之外，技巧对剧本太重要了，戏剧需要非常好的结构、语言和节奏。 记：写作数十年，是什么促成了话剧《有一种毒药》的诞生？ 万：我很早就创作。最早写小说，第一篇发表在上海的《收获》杂志上，当时巴金是主编，他女儿李小玲是责编。那时，我正是叛逆的年龄，写作风格很强烈，总想表达不同意见。后来写《空镜子》时，就温和多了，我变得会和自己妥协。但戏剧，我依旧觉得它的根本，是狠，是强烈，是有力。也不知哪一天，我读到了一首诗：“如果你不能做你想做的事，那就不要去做你不想做的事。 ”真是恍然大悟，这句子太厉害了，这是多么彻底的人生态度啊。我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要写出来。 最初我写了小说，但是越写越觉得平静的叙述把读诗时的强烈情感消解了。想想别的，电影不行，从写作到呈现出来太难了。而且影视剧是所谓的娱乐产品，要卖收视率就要迎合观众，这对编剧来说不是最幸福的事。它锻炼了你，但不是一个最好的写作经验。只好搁在那儿了。后来，我突然想，为什么不写一个戏呢？巴掌大的舞台，100多分钟时长，全部的故事和情感都压在这儿，形式和内容很契合。和小说不一样，这种依靠人物、剧本、语言来抒发的艺术形式，对编剧来说最过瘾。 和父亲一样喜欢家庭题材 记：很多人都说你写戏的风格和你父亲不太一样。 万：有一样的地方，我们都倾向于将家庭作为剧情中心。比如爸爸的 《家》《雷雨》《原野》，我大概也受了他的影响。人在社会上行走，难免戴着各种各样的面具，只有在家是最真实的，这是我喜欢把自己的戏布局在家庭里的主要原因。 记：曹禺先生有很多优秀作品，您最喜欢的是哪一个？最不喜欢的又是哪个？ 万：小时候最先看的就是《雷雨》，但要说能理解那是假的。 “文化大革命”以后，我进入“文青”的阶段，开始觉得自己有点审美能力，认为《北京人》最好，有一种诗意，不是那种撕心裂肺的，而是在平淡中见真性情。直到现在，我还是认为它是一部很优秀的作品。但自己开始写戏了，才惊觉《雷雨》在戏剧创作上的高度，它的结构简直是难以超越的范本。曾有人说，现实主义戏剧已经过时了，我不认可。任何一个艺术形式都不会过时，只要写得高明。但要把现实主义作品写得非常精彩，那真是最难最难的。什么手段都借助不了，就是死在那儿写，写的一群人得在台上生活着。我未尝不想写一个《雷雨》这样的戏，但是我编不出来呀。 爸爸的戏我都很喜欢。如果非要比较的话，《日出》在我心里的位置稍微排得靠后。当年我还给这部作品编过一个电影剧本，得了“金鸡奖”，也算了解它。只是这部剧的社会批判色彩更重些。我知道爸爸写这部戏的时候是深有感触的，但我还是喜欢描写人性的。 记：曹禺曾说“我心里有一口深井”，您怎么看待这句话？ 万：他真是一个天才吧，23岁就能写出这些最优秀的作品。我在那个年纪还是一塌糊涂，完全不知道要干什么。爸爸是一个有点敏感脆弱的人。他心里有表达的欲望，但是他自己也并不清楚自己要写什么。话说回来，如果一个人把故事、人物用心理学分析得清清楚楚的，那是绝对不可能写出好作品的。深井，就是一个懵懂而又强烈的情感吧，这一点我也能体会到。 记：曹禺先生塑造了很多女性，您似乎也偏爱女性题材。 万：我爸写女性，跟他自身的遭遇有关。母亲在年轻时去世，他经历了三次婚姻，并看着我母亲去世，所以他在创作女性角色的时候，怀着极深的怜悯和同情。我自己写女性，当然跟我自己是女性有关。但其实我这个人很直接，不是很柔的那种，这对写戏也许是比较有利的一部分。否则我就写不出戏剧性了。 希望话剧界不要自废武功 记：现在还经常看戏吗？ 万：常看，我从小对剧场格外亲。小时候第一次去看《雷雨》，被巨大的雷声吓哭了，爸爸恼火地把我拎出剧场，觉得我打扰了周围的观众，从那时起我就认为剧场是一个有秩序的环境。后来长大了些，父亲又带我去后台，让我看“电闪雷鸣”都是怎么做出来的。 现在我自己也常进剧场。原来去首都剧场，现在又在国家大剧院看。国家大剧院不送票，但真正的好戏我还是愿意自己买票，比如去年的《理查三世》。一个城市能不能让人幸福生活，看看有多少剧场，看看舞台上有多少市民可看的东西，就能得到答案。房子和车子仅仅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只有物质的人生是贫瘠的。我每次看到好的演出，都有一种真正“得到”的感觉。什么是生命？就是你心里留下了东西，戏剧恰是能够给人们这样的馈赠。 记：越来越多的作家现在都愿意尝试写话剧。 万：不要说作家，还有很多明星在电视电影里演得够够的，也愿意回到舞台上，因为戏剧这种艺术形式是有魅力的。 记：但如今整个社会对戏剧艺术性的关注度比较低。 万：没错，减压戏近年来很流行。有一次我在车上，听见广播里有个导演说 “我这个戏，保证你们两分钟一次笑声”。我惊着了，这还是话剧？你要是拿笑作卖点，你比得过赵本山、周立波吗？比得过相声、滑稽、二人转吗？话剧能给人带来更多的东西，干吗要越走越窄，自废武功？在我们龙马社，邹静之就说“做心中的话剧”。很多人说我们做的是严肃的戏剧，我觉得不如说我们是严肃地写戏。找些热点写个戏三五天排出来，赚点钱，没意思。 来源：解放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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