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代周报：这次采访比前两本书不太一样？ 杨显惠：写《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纪事》的时候目标很明确，跟采访对象谈经历谈遭遇。写藏民的故事，只是想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写小说需要把他们的生活弄通，经历一遍看一遍。我跑到牧场里驻扎着，每天和藏民一起，聊聊天，看看他们怎么放牛放羊，挤牛奶，打酥油……白天跟牧民一起生活，晚上把这些记录整理下来。 时代周报：你融入了他们的生活？ 杨显惠：刚开始到甘南，当地人问起，我就说到这儿玩儿来着。去得多了，我和不少当地人也成了好朋友，不少年轻的藏民对我也以兄弟相称。我会接他们去北京玩，负担往返机票和食宿，当他们的导游。 时代周报：甘南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杨显惠：甘南这地方草原很好，很美。玛曲草原的草长得很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时，草有一公尺多高。听说解放前玛曲草原是亚洲最好的草原。但现在草原都退化了，草只有20公分长。 下一本书写知青生涯 时代周报：近10万字的采访笔记，筛选的原则是什么？ 杨显惠：也没有什么标准。他们怎么生活的，我用小说的形式把他们的生活方式、现状表达出来而已。我听到某些生动的细节，根据这个细节编一个完整的故事出来。不过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当时处理得过于简单化了，把故事编得再复杂一些就好了。毕竟体验不深刻，写得就不是那么生动。我没有详细的写作计划，哪一篇觉得成熟了就先写哪一篇，一般写完后会修改上三四次。2009年到2011年一共写了12篇。 时代周报：据说写《定西孤儿院纪事》的时候“整天以泪洗面”，相比之前沉重的写作状态，《甘南纪事》呢？ 杨显惠：这个写得轻松。写的时候考虑成熟了，一个短篇可能一天就写完了。再长一些，可能写上三两天。几千字的短篇，一天就写完。我没有那种一边想一边写的习惯，我会考虑完了，中间细节、开头结尾都想好了，才开始写。 时代周报：后半部分更多的是关于藏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的描述？ 杨显惠：藏民是一个宗教信仰很虔诚的民族，很多事情的解决不是求助于科学，而是求助于宗教的力量。宗教信仰这个主题比较宏大，我准备今年冬天开始动笔，应该还能写这么多字。 时代周报：你对知青的题材也很有兴趣？ 杨显惠：下一部书想写1965年我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在安西县小宛农场的兵团那段岁月。当时大学都没有考，满腔的热血要建设新农村，纯粹是一个热血青年进入社会。我从兰州跑到最西边的敦煌和安溪交界的地方，当农工、售货员、农垦中学教员，那16年的生活影响着我的世界观，是我人生当中很重要的经历，我在那段时期没有创作过什么，仅仅写过几个中短篇小说。写成回忆录还是写成小说，还没认真考虑。我这个人不能同时考虑几件事，得把眼前的事情干完了再考虑下一步。至于其他主题，我还没有多想。我已经67岁了，我的写作很慢，比如《夹边沟记事》，花了三四年时间调查，不能脑子一发热就写。 时代周报：从《夹边沟记事》到《甘南纪事》都受到很大关注，你的创作方法会有什么影响吗？ 杨显惠：我觉得我的这种创作方法不会对现代作家有什么影响。我的创作方法纯粹是一个“笨办法”―花五年时间和精力驻扎在当地深入生活，像这样写一篇薄薄小说出来。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文坛受到“西风东渐”的影响，西方的、先锋的写作方法进来了，原来受俄罗斯影响的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不受欢迎了，接着，商业化市场化又汹涌而来。我原先的那种创作方法走不通了。有段时间我干脆停止写作，读读书，潜心研究一下文学。究竟为什么写作，用什么办法写呢？我一边读书，一边思考了八九年，最后决定与当时的文坛背道而驰，走向更加现实的一条道路。这条路就这么走下来，一走20几年。 时代周报：你如何看待当代的非虚构性写作？ 杨显惠：我个人喜欢读虚构的小说。从来不读报告文学，不读纪实的作品。但在我看来，非虚构文学可以真实地记录历史。它的价值和意义不在今天，而在于明天。 来源：时代周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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