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乏人传承是被提及最多的问题。而作坊式的“师傅带徒弟”，不仅数量少、成才慢，而且知识结构窄、文化层次低，难以吸引到新鲜血液。而在安徽歙县有这么一所普通中专，它开设了歙砚制作、徽墨制作、徽派建筑等10个非遗专业，将非遗传承融入职业教育，学生不仅百分百就业，月基本工资还达到了6000元，在当地形成了一种现象。
职业教育与非遗传承如何融合？能否成为解决非遗传承“老大难”的灵丹妙药？近日，记者走进了这所“非遗”中专――安徽行知学校。 ――编者 歙县，地处黄山脚下，是古徽州的首府。这里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木雕、砖雕、石雕”徽州三雕闻名天下，歙砚和徽墨等工艺源远流长。行知学校，就开在这里。 学生不仅要掌握手工技术，还要学习文化专业课程，刚毕业每月能拿到6000多元 作为安徽一所普通中专，从2007年开始，行知学校开设了歙砚制作、徽州砖雕、徽州木雕、徽墨制作、徽派盆景、手工制茶、瓷画艺术、徽派建筑等10个非遗专业。500平方米的砚雕实训室、1000平方米的砚雕陈列室、300余平方米的“非遗传承成果展馆”、1300平方米的实习基地，为学生提供了巨大的实战平台。 据介绍，学校不收学费，只需缴纳住宿费和部分伙食费。学生不仅需要掌握手工技术，还得学习包括徽文化常识、素描、国画、图案设计、书法、篆刻、徽派雕刻基础等文化和专业基础课程。“如果说雕砚是个技术活，那综合的文化素养则是‘基本功’。”2012级歙砚雕刻专业的学生王爱民说。校砚雕指导师、非遗传承人鲍星明也很支持这种教学方式：“经过系统培训的学生不仅有良好的技术功底，也打下了扎实的文化基础。比起以前我带过的徒弟要全面很多，上手做事也更让人放心。” 学校实行“3+X”模式，即3年学习后，学生可正常工作，也可以升入高一级学校深造，或者继续在校内跟随大师学习。 “每一届毕业生里，将有一部分学生被送到中国美院等学校继续深造，也有一部分学生会被聘为‘小先生’留校教学。”校长于日锦介绍，经过培养，毕业生在室内装潢、雕刻、古宅布置、盆景等领域很抢手，就业和待遇都不错。 叶家林毕业两年，如今在江西婺源腾飞砚厂干石雕活。他说：“刚毕业时每个月能拿到6000元，现在多的时候一个月能拿到1万多元了，而且还包吃包住。”歙县工艺厂每年都会从学校订一批学生，“这些孩子综合素质高，来厂里带来了很大效益。”厂长周美洪说。 学校开“工作室”，工艺大师带着企业进驻并承担教学任务，学生能实习还能拿补助 “如何把非遗大师请进学校，这是遭遇的一大难题。”于日锦说道，“一开始，我们只能依靠政府部门和个人的联系，将大师们请过来。”经过摸索，“大师工作室”这种特殊的校企合作模式出现了。 学校为工艺大师提供场地和设备，大师们带着企业、资金和项目进驻，开办“大师工作室”，同时承担专业技能实训课程的教学任务。他们既是工艺大师，也是企业家，同时又是实习指导教师。学校无需支付报酬，省下了一笔开支，而大师们需将赚到的一部分钱交给学校。“学校将这部分钱以补助的形式发给学生，学生们一个月平均能拿到两三千块钱。”于日锦说。 48岁的鲍星明2007年应邀来到学校，已经培养出260多名学生。“平时我会接到很多订单，如果初级步骤都要亲力亲为的话，确实比较费劲，现在可以让学生们完成一些初级的东西，省出了很多功夫。随着学生水平的提高，我也会把更为高级的任务交给他们。”对现在的学生，鲍星明的评价很高。 用于教学和创作的原材料大都由大师们自掏腰包。“这有效地保障了教学质量。”于日锦说，“由于砚雕、石雕以及木雕等所用的原材料价格不菲，为了减少耗材，大师们自然会努力去培养学生，缩短人才培养周期。” 2011级徽州木雕专业学生江剑最近正在帮师傅制作一幅长达11米的巨型木雕作品――《富春山居图》，谈起师傅木雕大师谢润初，江剑很高兴：“作为老一届学生，我现在已经能够独立干很多活了，做得多就拿得多，现在每个月我能从学校拿到五六千元的补助，而且师傅包了吃住。我才19岁就赚了这么多钱，家人非常高兴。” 传统作坊式的非遗传人培养模式，口传身授和模仿操练多，文本记录和系统知识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学校特邀各类传承人编写讲义或讲稿，鼓励有丰富教学经验的老师尝试编写相关教材，砚雕大师胡震龙的《歙砚雕刻讲稿》就是一个范本。 传承非遗就像跟城市化赛跑，还有大量不能生产性保护的非遗值得关注 歙县是著名的“中国徽墨之都”和“中国歙砚之乡”，各级各类非遗397项。传统的以师带徒、口传手授的传承方式仍在民间进行，传承人培养数量少、文化内涵低、无文本规范可循，人才断档非常严重。 “从事砚雕、石雕等工艺的人通常被视为艺人，不仅辛苦、工作条件差，在传统观念中的社会地位也不高，给大家的印象往往是文化层次低、设计能力弱。”于日锦说。 “挽救和传承非遗，就像是跟城市化、全球化赛跑。行知学校等技术院校相关专业的开设，对于发扬古徽州文化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相比于以前师傅耳提面命的方式，学校出来的‘继承人’有着更高的技能和涵养，免费的学习和立竿见影的教学方式确实让一部分年轻人主动成为传承人。”鲍星明颇为欣慰，“很多学生现在水平都已经相当高了，完全可以出师自立门户了，能把技术传承下去，我非常高兴。”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主任卞利教授认为，城镇化的进程中，乡村失去了原有的生活面貌，很多宝贵的非遗正在遭受侵蚀，尤其是口头传承和生活习俗等正在濒临消亡。“有的非遗项目进行了生产性保护，像行知学校，通过生产的方式实现了传承，是一种可借鉴的模式。”卞利说，“同时，我们还应该把目光投向那些不能进行生产性保护的非遗，像民歌、方言、唱腔唱调以及不能推向市场的戏曲。” “非遗保护，最重要的是传承人的保护。相比之下，不具备市场优势的非遗传承人更为短缺，这些项目的传承人大多分布在农村，他们中的大多数往往收入微薄，生存艰难，需要得到大家的关注和支持。”卞利说。本报记者 叶琦摄 来源：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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