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钻研就是对日本自身的钻研”

町田三郎 赵战争画

　　7月盛夏的一天，记者如约来到采访地点，年逾八旬的町田三郎先生和夫人早已迎候在此。

　　见到町田先生之前，同行的在日华人学者叶言材先生就告訴记者，近年来因年高体弱，町田先生已很少接受媒体采访，但光明日报对海外汉学家的关心和尊重最终打动了町田先生，让这位毕生钻研中国哲学和思维史的汉学大家不顾病体，欣然接受了采访约请。采访过程中，町田先生清瘦的面颊上不断“嗤嗤”作响的输氧管好像也在提示着记者不要问太多问题。但一谈起日本汉学钻研的历史和现状，町田先生还是口若悬河，很难中缀他的说话。

　　记者：很多人都将您这一代汉学家称为大师辈出的一代。联结自己的汉学钻研生涯，您以为是什么培養了如此泛滥的汉学大家呢？

　　町田：自格里历七八世纪至江户幕府末期，日本知识的主流毫无疑难都来自于中国的典籍。只是到明治政府初期，在教育上采取全盘西化，所有课程都推廣英语教学，導致有许多在“汉学塾”接受教育的人才无奈进入到东京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但此后日本学界开端意识到，没有了汉文，日本的历史也就无从写起。于是，在明治天皇的主导下，各大学纷繁开设了“古典讲义科”，将日本自古以来的汉学分解成中国文学、中国哲学、中国历史等科目，并不时传播到今天。

　　咱们这一代汉学钻研者可以说是“幸福的一代”。孩提时期，咱们有机遇接受了專門的汉字和汉文教育。青年时期，咱们能够得到造诣精深的汉学大家的领导。在此后的岁月里，中国大陆的古典钻研曾因各种緣由堕入低谷。中国台湾地區也呈现了因“全盘美（国）化”而疏远古典的現象。在韩国，当时的军人政权也曾一度对阳明学等停止过抵御。唯独在日本，咱们这些汉学钻研者们能够不時不受烦扰地潜心研讨汉学典籍。这也正是咱们这一代以及咱们的前辈们能够誕生泛滥汉学大师的緣由。

　　记者：在欧美文化大行其道，东亚国度也日趋西化的当下，您以为汉学钻研的价值和意義何在？

　　町田：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文学作品中就曾经广泛用白色这一颜色来描畫月光，但类似的描画在十九世纪后才逐渐出如今西方的文学作品中。这种东模式的审美和设想正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之所在，也是中、日、韩等汉字圈国度独特领有的宝贵财产。

　　在当代社会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流行世界的背景下，咱们更应清醒地意识到，美国文化虽然有其自身的劣势，但美国本身不具备长久的历史沉淀，美国文化中也不可能领有业已传承千年的经典。因此，我希望汉字圈国度的年轻人特別是青年钻研者们能够静下心来，从那些曾经受过千年纪月洗礼和测验的中国古代经典中汲取出聪慧和养分，用来滋养和充实当代人的肉體世界。

　　记者：随着时期的日新月異，您以为汉学钻研未来之路何在，您对新一代的汉学钻研者又有怎么等待和寄託？

　　町田：想要钻研日本的思维史，就绝不能仅仅钻研日本的神道、神社等，而是必須将日本思维史放到中国古代思维在东亚的流传这一大背景中去加以钻研，所以从某种意義上来讲，对汉学的钻研实践上也是对日本自身的钻研。

　　正由于如此，自明治维新以来，固然历经时期风波变幻，社会激荡起伏，但日本汉学界不時是群星绚烂、大师辈出，呈现了东京学派和京都学派，东大学派和早稻田学派等驰名学派，誕生了服部宇之吉、武内义雄、内藤湖南等一大批享誉世界、各领风骚的汉学大家。江山代有才人出，年轻一代的汉学钻研者该当承担起历史义务和任务，以前辈学人为样板，以发扬汉学为己任，甘于清贫，不求名利，埋首于中日两国浩若烟海的古代典籍，以现代眼光和更先进的方法加以钻研。我等待着如今的青年汉学钻研者中能够早日呈现才干超群、兼容并包并且拥有宽泛社会发言权的领军人物。

　　（本报东京8月18日电 本报驻东京记者 谢宗睿）

　　【链接】

　　町田三郎生于1932年，是日本驰名的中国思维史钻研专家，被公以为日本战后钻研先秦两汉思维的重要学者之一，曾历任日本东北大学教养部副教授、九州大学文学部教授、纯洁女子短期大学校长等职，并曾负责日本九州中国学会会长、日本中国学会理事。

　　町田三郎终身致力于中国古代思维史的钻研工作，特別是在先秦两汉思维钻研范畴有着极高的学术造诣，并且对日本江户、明治时期的汉学和汉学家也有着深化系統的钻研。在日本先秦诸子的钻研重镇东北大学求学期间，町田三郎就继承了武内义雄、金谷治等中国思维史大家的钻研傳統。同时，町田三郎关于日本幕末、明治时代汉学的论述也得到了当今日本汉学界的高度评估，特別是其关于九州地區汉学家的發掘和梳理，更补救了日本汉学史的一大缺失。

　　町田三郎毕生著物等身，发表对于先秦两汉思维史和幕末明治汉学的论文近百篇，著有《秦汉思维钻研》《中国古代的思维家》《江户的汉学家》《明治的汉学家》《明治的青春》等代表作，并编纂了《龟井南冥・昭阳全集》《楠本端山・硕水全集》等著作。（谢宗睿）

　　（原题目：“汉学钻研就是对日本自身的钻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