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文物保护事业奔波60载 罗哲文:盼蜀道申遗成功

　　　　　　罗哲文，中国古建筑及文物保护专家。1924年出生，四川宜宾人。1940年考入中国营造学社，师从著名古建筑学家梁思成、刘敦桢等。1946年在清华大学与中国营造学社合办的中国建筑研究所及建筑系工作。1950年起曾先后任职于文化部文物局、国家文物局、文物档案资料研究室、中国文物研究所等。罗哲文曾经总结，三件事在他人生中占了很重的分量：完成长城申遗，推进大运河申遗进程，启动蜀道申遗。　

　　古建筑及文物保护专家罗哲文走了，5月14日老人停止了呼吸。有人感叹，中国赫赫有名的古建筑研究的学术团体――“中国营造学社”最后见证人也走了。

　　就在几天前，伴随罗老身边近10年的助手齐欣还看望了生病的他，齐欣回忆，“罗老在发高烧，很难受，紧紧抓住师母的手，师母也紧紧握住罗老的手，这个景象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尽管如此，齐欣看到，罗老的办公桌还是3月底住院前的样子，上面有许多没有写完的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信。“直到罗老住院前，他都没有停下手头的活。”齐欣说。

　　在周围的人眼里，罗老乐观、可爱、不言放弃，齐欣提到罗老总会想起几个情节：永远不让别人为自己拎包，永远在别人向自己敬酒时让人家坐着。齐欣回忆，即使在医院，“当他和护士要给罗老翻身换褥子，我们喊一二。罗老就会自己喊三”。

　　罗哲文27岁时调到文化部文物局，开始了漫长的文物保护生涯。从那之后的半个多世纪，罗哲文服务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的初衷不改，老而弥坚。从北京古城的改造到故宫的大修,从长城的保护到运河的整治,从历史文化名城的设立到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每一个国家大中型文物建筑保护项目中都不难见到罗哲文忙碌的身影。

　　上世纪50年代初，国家提出开发长城、向国内外开放，国家文物局把修长城的任务交给了罗哲文。罗哲文每天骑着小毛驴上八达岭勘察，反复斟酌后拟定了维修规划图。他参与了八达岭长城修复工作，后又参加了山海关、嘉峪关等段长城的维护工作。因为多年来一直为长城奔走，罗哲文被朋友们誉为“万里长城第一人”。

　　　　　　1985年，罗哲文和两位政协委员一起提出我国应尽早加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公约的提案，开启了中国的“遗产”时代，中国现今能成为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大国，与罗老的开创工作密不可分。很多人认为，罗老的努力让我们每个人至今受益。　

　　与罗哲文同为“运河三老”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朱炳仁回忆，2005年，他们给京杭大运河沿线18个城市市长写信，使得运河保护获得了很大关注。当时提出“运河保护要打破行政区划，建立一个机构，联合申遗”的观念影响深远。

　　同时，罗老也注意到文化遗产保护是一把双刃剑，需要处理好开发和保护的关系。在保护理念上，罗老等人提倡“零干预”的概念，尽量保持文化遗产的原汁原味，留下一些事让后代去做，防止产生开发性破坏。

　　“罗老在运河保护和申遗的事情上花费了很多心血，前后关注了十几年，如果京杭运河2014年申遗成功，那是多么高兴的事！遗憾的是，罗老看不到那一幕了。”朱炳仁说。

　　“罗老的晚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全国各地奔波，不停地出席各地的古建、文物专业聚会，提供咨询、论证和建议，随身还带着两台相机，看到遗址马上拿出相机记录。”朱炳仁说，罗老为文化遗产不折不挠的精神令人感佩。

　　“作为梁思成的学生，罗老也有着‘古建筑不仅属于某一国家，也属于全人类，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的理念。他相信，古建筑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朱炳仁说。

　　事实上，罗老对文物保护的热情也影响了很多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詹长发回忆，1991年他和罗老相识于罗马，罗老看到意大利大街小巷密布的市井古街被保护得安然无恙，感叹之余，细细询问意大利保护法规和机构设置，不断叮嘱他要学习保护理念，学成为国效力。

　　罗老曾经总结，三件事在他人生中占了很重的分量：完成长城申遗，推进大运河申遗进程，启动蜀道申遗。“我现在还记得我们去考察蜀道的时候，罗老为我们做的T恤衫，写了5个字‘我们爱蜀道’，‘爱’字写了两遍，供我们做T恤的时候选。罗老在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时候，往往是参与的，而不是说教的。”齐欣说。

　　在罗老看来，未来的文化遗产需要有一代人来承担。他希望推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立法，并让公众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中。

　　今年春节，朱炳仁去看罗老，罗老说他的心愿是，再活5年，能够好好挖掘祖国西部的文化遗产，推动蜀道的申遗和保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