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州铜仁，距离陕西千里的西南山城。没有关联的两者，却因为一个文化梦，被人为地放在一起。铜仁贾平凹文学馆从规划到开馆，一直都在风口浪尖上，一些人认为此举“伤财”，没有意义；而铜仁市政府请来贾平凹当“外援”，希望站到名人的肩膀上。其实，铜仁想要的不仅仅是一个贾平凹。(10月8日《贵阳晚报》)
在眼球效应时代，“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文化建设浪潮。这里面，既有地方发展经济的利益诉求，也有部分官员的政绩冲动，还有文化建设的迷失。不论是趋之若鹜的“申遗热”，还是雄心勃勃的“夜郎古国重建”，抑或是“贾馆南迁”，都是文化建设走偏的产物。 俗话说，背靠大树好乘凉。在消费社会，“背靠名人好赚钱”，名人成为一个可被利用的商业符号，成为人们追捧的对象。如果说一篇500多字的《说铜仁》让贾平凹与铜仁结缘的话，“贾馆南迁”则是文化名人与社会资本的再度联姻。站在名人肩膀上的“贾馆南迁”，让铜仁多了一张文化名片，与培育本土作家相比，这样的做法可以在短期内“立竿见影”。 从动机上看，铜仁市希望通过“文化外援”，来提升城市形象。铜仁方面看重的是实用价值和经济功能，而不是贾平凹文学馆所蕴藏的文化底蕴和精神气质。可是，由于缺乏地域文化的集体记忆和公众的多元化感情，“贾馆南迁”不可避免遭遇“水土不服”，引发当地老百姓的质疑与担忧。 当今社会越来越专业化，信息渠道也越来越多元化。“贾馆南迁”如果从社会治理上反思，恐怕也在于事前没有深入了解实际情况，充分吸纳公众意见，造成公共政策缺乏社会基础。当地老百姓对八竿子打不着的“贾馆”缺乏文化认同和情感认知，如此不接地气，“文化外援”难以起到预期的价值目标。 法国作家司汤达曾说，“只要一轻率，人就会变得糊涂”。轻率与糊涂，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笃定的文化信仰。工具理性的浸润，短视、功利的文化建设理念，既不利于文化资源的传承与保护，也难以实现公共财政资源的优化配置。“贾馆南迁”虽然具备良善的初衷，却由于背离了程序正义，效果差强人意。 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到统筹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不仅需要政府角色的转变，也离不开发展理念的重塑和文化建设观念的更新。只有多管齐下，通过民意触角摸清舆情民意，公共决策才会减少失误和偏差，更有准头，文化建设才能回归本位。(杨朝清) 来源：深圳商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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