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鹏飞：家齐国乃治

得鱼忘筌

国家的繁荣富强，不能光靠个人的努力，还必须有健全的家庭、团体与社会风气支撑。主张个人权利意识的自由主义，认为外在的规范，尤其是道德戒律，都是对人性的桎梏和压迫。但失去了规范，人或容易因放任地满足欲望而沦为没有长进的动物性存在，社会集体所仰赖的共善也就无从谈起。

参加社团活动，有机会与某老前辈聊天。80多岁的他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如今众多孩子都已成家立业，且都事业有成，最大的儿子也已经60多岁了。他说年轻时当运输工，又加入帮会，收入不菲；也因为钱来得容易，在血气方刚的年纪，吃喝嫖赌毒无一不沾，结婚生子后依然习性不改。在第三个孩子出世后，太太终于摊牌说：再不悔改，这个家就要散了。老先生说他当时猛然惊醒，毅然把坏习惯戒掉，重新做人，最后保住了这个家，生活还算得上圆满。

这种浪子回头金不换的道德故事，看似很普通，意义却非凡。在这样的故事里，是非对错有固定的标准，生命有明确的意义；其中并没有多元价值的混乱和困扰，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道德相对性。个人的生活抉择，不只关系自己的权利和自由，更多的是作为人的责任与义务。它或许发生在相对单纯的上一个世代，可是不代表就不对当代人有借鉴作用。在这个价值意义错乱的困顿时代，追求幸福的正常生活，固然要面对更大的认知挑战，却不完全是缘木求鱼。

在“道术将为天下裂”的当代，伦理学家还不断围绕着“人应该怎么过正常的生活？”进行无穷尽的争辩。这里头涉及了对“好坏、对错”的定义和判断。在自由主义当道的今天，对个体自由和权利的重视，导致人们习惯按照自身的欲望，去选择和订定符合自己的价值标准，来判定什么是好坏和对错。最典型的莫过于在两性与亲子关系上所呈现的混乱。

“人伦之始，莫若夫妇”，这是中西文化传统上共有的认识，由此而发展出婚姻家庭制度，以维系家族血缘乃至人类物种的繁衍。因此，夫妻关系和健全家庭是所有文化一致公认为“好的”、“善的”，也是“符合道德的”生活安排。夫妻关系并非爱情所能完全概括，更涉及彼此的相对责任，以及各自的人伦身份（社会定位）所应履行的义务。从个人主义的角度，“幸福感”这种主观欲望，才是判断“好的”、“善的”、“符合道德的”主要根据。所以如果夫妇中的一方觉得婚姻不再幸福，分家离婚都不再视为是背离“善”的人生选择。

所谓舐犊情深，父母对孩子的养育是毫无条件的。这种超越对一己利益的考虑，符合道德的表现。同理，孩子对父母尽孝也应当是无条件的，体现的是饮水思源的感恩情怀。可是在对动物也讲究权利的今天，认为儿童应享有权利、亲子是基于平等的“爱”的价值观，就瓦解了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传统伦理规范。如果基于自然血缘的人伦都难以规范，陌生人之间该如何好好相处，必然也将出现问题。

传统道德伦理由此可以看出隐含多重道理。首先，人并非孤立存在，必须与他人共处，所以关键不在自己有什么权利，而在于对他人该有什么义务（“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其次，道德离不开人的欲望，可是欲望无穷且多变，不能由它来主导生命；学习克制甚至超越欲望，履行作为人应有的道德义务，生命才不会被欲望左右而偏离正道（“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第三，人的生命不单是自然生命，也是道德生命，通过实践道德的不断成长，来实现生命的价值，以便能过上止于至善的幸福生活（“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第四，道德生命所要完善的不只是个人，更是所处的群体——家庭、公司机构、社会、国家。群体内有正常的伦理，反过来也可以滋润个体的道德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