郦波：亡种之虞莫不始于种族文字的衰微

一項針對書寫的調查結果顯示：37%的人經常提筆忘字，甚至很多不難的字都忘了怎麼寫；22%的人要寫字時首先想依靠的是電腦，而不是筆；16%的人覺得除了名字寫得還行，其他字基本沒法看；13%的人去外面聽課或者開會，最怕的就是記筆記。

提筆亡字：亡种之虞莫不始于种族文字的衰微

從人類的文明史來看，對一個民族而言，有兩種危機的爆發稱得上是“最危險的時候”：一是遭受侵略，是謂亡國之險；一是文化衰微，是謂亡種之虞。而相較於因外族侵略引發的亡國之險，因文化衰微而引發的亡種之虞其實更為堪憂，也更為可怕。

事實上，二十世紀初，在因日本侵略而引發的亡國之險爆發之前，文化上的衰微，尤其是漢字，作為漢民族文化的底線與憑依，其危機已然發端。遠在甲午戰爭戰敗之後，中國的知識份子就已經開始痛定思痛地自我反思與批判，到了五四運動，這種勇於自我批判的精神終於點燃了新文化運動的烽火，並最終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在百年後的今天，我們如能客觀地回頭審視，就會發現，新文化運動本身同樣需要反思，筆者以為其中最需要反思之處，就是新文化運動中欲求“漢字革命”而致“廢滅漢字”的態度。

錢玄同寫於1922年的《注音字母與現代國音》一文交代了這種態度產生的源起。文章說：1894年，中國給日本打了一次敗仗，於是國中有識之士，知道非改革政治、普及教育，不足以自存於世界。但是提到普及教育，即有一個問題發生，則漢字形體之難識難寫是也。要解決這個問題，就非另制拼音新字不可。

可見，當時知識份子欲求漢字革命的初衷，是認為漢字的書寫認記之難影響了國民普及教育的推廣。在這種想當然的線性邏輯關係中，漢字只是一種純粹的書寫工具，仿佛與五千年的華夏文明史並無什麼本質的關聯。傅斯年更是斬釘截鐵地說：“中國人知識普及的阻礙物多得很，但是最禍害的，只有兩條：第一是死人的話給活人用，第二是初民笨重的文字保持在現代生活的社會裡。”

這種過猶不及、失去理性思考的認知隨著救亡圖存時代的來臨，因變革圖強之心而變得更為偏激。魯迅在《關於新文字》一文裡甚至把漢字比喻成結核病菌，他說：“方塊漢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所以，漢字也是中國勞苦大眾身上的一個結核，病菌都潛伏在裡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結果只有自己死。”

一大批那個時代傑出的知識份子，因為獨特的歷史背景與時代因素裹挾著種種情緒化的認知，他們所推崇的“廢滅漢字”運動曾一度引發了漢字危機。當然，這其中也不乏理性的聲音，聞一多早在五四運動爆發前就在《論振興國學》一文中明確主張：“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文字是也。文字者，文明之所寄，而國粹之所憑也。”這是強調一國之文字與一國之文化有著血脈上的本質關聯，甚至是一個民族文化的憑依與根本所在。

既然要“廢滅漢字”，就要找一種文字來替代漢字，1920年代趙元任提出國語羅馬字，1930年代瞿秋白提出拉丁化新文字，還有錢玄同主張的直接借用世界語，其本質都是想用字母文字來取代象形會意的方塊漢字。

新中國成立後，因為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所及，漢字的危機依然存在。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隨著電腦技術的高速發展，漢字危機再一次爆發。有許多學者提出，漢字不適應電腦錄入技術的發展。彼時，應當改革方塊漢字為字母文字的呼聲又起。但這種觀點充其量只是一種缺乏民族文化自信的表現，因為漢字即便只從成熟的甲骨文算起，也已經有了三千四百多年的發展歷史，而電腦技術的發展不過數十年，如果要講適應的話，也應該是電腦技術來適應漢字，而非漢字來適應電腦。果然，隨著電腦技術的發展，漢字錄入如今已經完全不成問題。

當下，漢字正在經歷百年來的第四次危機，即由漢字手筆書寫向漢字鍵盤或語音錄入的巨變所引發的母語情感的淡化。媒體一般將這種危機輕描淡寫地歸納為“提筆忘字”，事實上“提筆忘字”只是現象的例舉式描述，遠未觸及問題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