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曾亦：当代儒家如何看待婚恋问题，婚姻法

方旭东：接下来是自由发言。

唐文明：两位的发言，很像一种男性主义的宣言。（众笑)不过，我觉得，在女性强权的今天，重申男尊女卑的道德，我认为是有必要的，也是符合儒家经义的。但是，考虑到当下的处境，尤其是如何说服女性接受这一点，也许采取温和些的态度，更为关键。

干春松：让女性朋友接受，这不是“与虎谋皮”吗？（爆笑）

唐文明：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到一个例子，这是我老师的亲身经验。他说自己读中学的时候，正值“文革”时期，他所在大院里大都是政府官员的家庭。有一天，大院的孩子们都在喊要打到自己的父亲，于是他也跟着喊，恰好他的母亲听到了，操起一条扁担就打了过来。这个故事让我很有启发。因为有了孩子。作为母亲的女性就有可能承认作为父亲的男性的尊位。就是说，如果父子关系是家庭的核心伦理，考虑到孩子的因素，女性是可能接受男尊女卑的观念。舍此而外，我们还找不到其他合适的可能性。这是我想补充的第一点。

第二点，关于儒学如何进入公共生活，现在许多儒家是主张宗教的进路，而刚才曾亦和齐义虎的发言，则揭示了一条司法的进路。这一思路对我有很大启发，我认为，这与传统儒家“经义人律”的做法是一致的，非常值得思考和重视。

第三点，关于《婚姻法》的问题。上次我们在莫干山开会，赵晓力对新《婚姻法》的司法解释三提出了批评，他的意思是，过去《婚姻法》是强调家庭的共有财产，而解释三则强调个人财产，当时我觉得很有道理。后来，曾亦谈了他的看法，认为司法解释三反而与儒家的思想比较合拍。乍一听，我觉得很成问题，不过，我后来想想，还是觉得曾亦讲得对。

因为曾亦思路的关键在于，按照新的司法解释，夫妻财产并不是完全归属于个人，而是归属于夫妻各自原来的家庭。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司法解释其实是强化了家庭的价值，特别是强化了上一代与下一代的关系，即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本来结婚意味着子女离开父母，独立成家，然而，新的司法解释却给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子女虽然结婚了，却依然通过这种财产的共有，而保持着与自己父母的联系。儒家素来主张“同居共财”，没想到，新的司法解释却为这种伦理提供了一种新的制度基础，可谓向前进了一步，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步。可以说，司法解释三扭转马克思主义时代的婚姻观念，使得婚姻不再只是男女两个人的事情，而是两个家庭的事情，从而为现代婚姻回归到传统的“合二姓之好”的路子。多少提供了一些可能性。

因此，现在我觉得曾亦的这个思路可以理得很顺。赵晓力的文章是《婚姻法吹响资本主义的号角》，然而，从曾亦的思路来看，或许资本主义的号角和儒家“经义入律”的号角，很多方面还是声调一致的。

曾亦：文明刚才讲的比我自己表述得还好。（众笑）

丁耘：莫干山会议时，我就很震惊于曾亦的这个观点，非常不理解。不过，现在听文明兄这么一说。觉得还是很有道理的。

郭晓东：前面休息的时候，我和璧生聊天。就说他讲得很好。因为我也觉得，儒家要想在当下的政治现实中有所作为，法律可能还真是一个最佳的途径。如果我们能使法律在其立意和阐释上，能够往儒家的方向稍稍靠拢一些，这不仅易于为学者和民众接受。而且，对现实来说，也是最无害的。当然，儒家朝这个方向还有很多事情要，路也很长，不过确实能够大有作为。前面璧生对《诉讼法》的解释，与刚才曾亦、齐义虎对《婚姻法》的解释，都是有开创意义的一步，我想，以后我们应该有更多这方面的讨论。

齐义虎：确如郭老师所言，在目前的政治现实下，不论自由派取代共产党的图谋，还是一些儒家“儒化共产党”的努力，都不太可能。我觉得，最现实的办法还是政府让出一部分权力，也就是司法领域的权力。《春秋》讲“实与而文不与”，我们应该有这种智慧，对中国近代史要有一个不同于国、共两党的儒家式理解。我们应该把中国共产党视为近现代救亡史留给我们的最大财富，应该在这样一份财富的基础上，来讲儒家的复兴。

对此，我想提出这样一种折衷的构想，即政教一体，却有所分工。政教一体，指功能上的教养兼备;有所分工，指结构上的组织分立。譬如，我党作为一个有效率优势的现代组织，可以处理行政，发展经济，进行社会管理，提升军事力量，充分发挥我党在组织、动员方面的能力。另一方面，关于道德教化的领域，儒家则更为擅长，诸如教育、文化、司法等方面，应该由儒家来担当。尤其是司法。虽然是一种消极性的权力，但是，司法判决往往具有强大的社会教化和引导规范的效果，也就是古人讲的“明刑弼教”。如果儒家能够重新回归司法领域，援礼人法，实现法律的儒家化。恢复中华法系的司法传统，这样，儒家虽然没有直接掌握积极的行政权力，但是，儒家的价值和伦理完全可以活生生地进入现代社会。我认为，目前讲政治改革?必须打破西方那种“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模式，拓宽我们的思路。否则，我们国家总是不免被西方列强牵着鼻子走，永远没有出路。

曾亦：义虎关于政治制度的设计，有很完整的一套想法,不过，现在由于时间限制，就不能让他多讲了。（众笑）

郭晓东：谈到中华法系来说，我们首先要问：立法的目的到底何在？对儒家而言，这个问题似乎很简单，不过劝善禁恶而已。关键在于，儒家讲的善恶到底是什么？与西方伦理观不一样，在儒家看来，维护人伦就是善，破坏人伦就是恶。刚才曾亦与齐义虎的意图是一致的，即都注意到了新的司法解释对于维护人伦的积极作用，尤其是维护了家庭中的父子之伦。可以说，这就是司法解释三的积极意义。当然，制订新司法解释的人可能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不过，两位现在都把它解读出来，从而重新确立了父子之伦在家庭中的轴心地位，进而确立家庭或家族在社会中的轴心地位，我觉得，这是本场发言最为精彩的地方。

当时莫干山会议时，我对曾亦发言的感觉与丁耘差不多，也很惊讶，当时我还提了自己的不同考虑。后来回来后，曾亦、我和老郝对这个问题讨论了好些次，觉得这个思路很有道理。

另外，我觉得，齐义虎和曾亦对家庭财产的看法有些分歧。因为义虎对解释三还是有些批评的，毕竟其目的还是为了保护个人财产，从而破坏了家庭财产，是这样吗？

齐义虎：我是有这个意思。因为在目前的法律体系里，还只是承认个人产权制，而不承认家庭产权制。借用刚才郝老师的一句话，我觉得，新的司法解释只能算是“党国一大步，儒家一小步”。（众笑）

郭晓东：看来，你与曾亦的态度确有不同。据我的了解，曾亦差不多是充分肯定司法解释三的。

郝兆宽：不过，我倒觉得这个分歧不是太大。因为曾亦着眼的是党国走的这一小步，虽然还很不够，但起码迈出了一小步。（众笑）

郭晓东：赵晓力认为司法解释三使个人财产与家庭财产重新造成了一个张力，而曾亦好像是认为《婚姻法》本身就存在着张力，只不过以前没有凸显出来而已，现在，新的司法解释则缩小了这种张力。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党国走了一小步。

前面曾亦还说到一点。解释三的出台,造成了一个客观的后果，就是离婚率的极大提高。而且，历次《婚姻法》的颁布都会造成这个后果。从这个意义上讲，解释三虽然有可能回归父子之伦，却对夫妇之伦是有破坏性的。其实，在莫干山的时候，我就对这点提出了疑问。现在，我依然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曾亦：赵晓力是由“共同财产”这个概念的分析入手，他认为，以前的《婚姻法》只讲“家庭财产”，现在却提出了“共同财产”的概念，这意味着夫妻财产的个人化。我不同意这种说法。

首先，“共同财产”的概念其实很早就提出来了。不仅50年新中国的《婚姻法》中有这个概念，而且，30年代国民党的《民法》中就有相关的内容。

其次，我觉得，晓力对“家庭财产”概念的理解有些偏。前面齐义虎反复讲一个道理，就是“家庭财产”本就与妻子无关，而是一个世代相传的“祖产”概念。晓力则认为，“家庭财产”本来就是以夫妻为轴心建立起来的，现在新《婚姻法》搞出“共同财产”这个提法，好象夫妻就见外了，原先的家庭财产就个人化了。关键在于，古今家庭有一个根本的变化。古代家庭以父子为轴心，而现代家庭则以夫妻为轴心，因此，“家庭财产”的内涵也就不一样，有一个古今的变化。可以说，晓力是站在现代家庭的立场，而义虎是站在古代家庭的立场，因而两人对公有财产的理解也不同：古代家庭的公有财产是由父子相承构成的，妻子的财产却不包括在里面，只是私有财产;现代家庭的公有财产则是由夫妻共同建立的，而双方父母的财产则不包括在内。

因此，从30年代开始，国、共两党的婚姻法规都是站在现代家庭的立场上，自然就有“共同财产”的内涵。晓力只是想维护旧《婚姻法》所反映的家庭模式，我和义虎则不一样，则试图回到更古老的家庭模式，即以父子关系为轴心的传统家庭，而新《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恰恰昭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而且，新的司法解释把夫妻财产重新分割开来，而把父子财产融为一体，这完全是儒家关于家庭的主张，就此而言，我对新《婚姻法》的肯定比齐义虎要更多。

另外，前面晓东关于儒家司法解释的意义，讲得非常好。我相信，司法解释还只是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儒家对所有现实问题都将展示其强大的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