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思：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是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汉语高校 ...

这样，中国大学不仅学校管理体制趋向市场化，内部教师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学科体制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大学重科研而轻教学，重研究生而轻本科生，重实用学科而轻基础学科和人文学科，重当代学科而轻古典学科。今天，中国大学中被普遍垢病的科研项目和论文发表的GDP主义管理体制，以及由此所带来的课题项目和学术成果水平下降，大学教授日趋传媒化、公知化甚至娱乐化，日趋严重的官本位化等等，其深层根源乃是对“服务于市场经济”这一逻辑的曲解。

全球化首先是美国化，这自然导致全球文化的美国化趋势。英语由此在全球取得了惟我独尊的绝对优势地位。于是，在这个急速变化的世界面前，“世界一流大学”差不多是清一色的英语大学，法国、德国、俄罗斯、日本的大学如果勉强排在世界一流大学后面，也不过是作为多元主义文化的一些点缀。与此同时，在西方人推出的形形色色的世界大学排行榜中，为香港600多万人口培养人才的香港大学，竟然经常排名在为全中国培养人才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之前。原因就在于，香港大学是全英文教学，教师聘任和学生生源实现了国际化。仅以这一条，香港的大学竟然成为中国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无形标准。

在这一形势面前，中国大学如何回应全球大学美国化的挑战，如何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中国高等教育领域一直存在两条路线的分歧。一种可以称为“国际化路线”或“美国化路线”，其核心就在于复制西方大学（尤其是美国大学）的教育模式、教学体制、学科体制、教材以及由此形成的问题意识和学术研究传统。

这条路线一开始主要依靠引入海外留学生回国任教。然而这样引入的速度太慢，而且引入的海外留学生比较年轻，在学术成长过程中很容易本土化。于是，最直接、最简便、最能见效的方式就是直接与美国的大学接轨，高薪引入国际人才，实现教授聘任国际化。而教授聘任的国际化直接推动了英文教学，再加之追求学生来源国际化，推进英语教学似乎大势所趋。一句话，与其我们把学生送到西方留学，不如直接引入西方大学在中国办学（比如宁波的诺丁汉大学、上海的纽约大学），进而发展出中国人办的美式大学，从而加速中国大学教育的美国化。

另一条路线可以称为“本土化路线”或“中国化路线”，其核心在于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中国应当以我为主，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实际需要，学习借鉴西方大学办学经验，更尊重教育客观规律，管理体制、教学模式要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比如中国大学实行党委领导制，如果拿西方标准来套，当然不符合世界一流大学章程的要求。

而在学科体制、学术研究的理论传统和问题意识等方面，本土化路线绝不是排斥西方，而是立足中国的需要，以更加开阔的胸怀理解西方，并试图消化西方文明的成就，成为中国文明的有益组成部分。由此，本土化路线在学习西方理论的同时，试图从中国本土经验和现实中生发出自己的研究传统和理论范式，既挑战西方现有的理论，又能够对西方思想有所启迪，有所贡献。

教育本土化路线不反对留学，但希望通过留学而尽快“结束留学”，以确立中国自己的学术传统。本土化并不反对教授的全球聘任，但关键是要培育造血功能，培养中国大学的本土教授。本土化不反对学生的国际化，但必须以接受中文教育为前提，让他们进入中文的世界，用中文来思考中国和世界。

过去几十年来，中国高等教育领域以及中国文化思想领域始终伴随着两条路线的分歧，而2004年的北大教育改革争论以及最近“燕京学堂”引发的争论，不过是两条路线分歧的直接冲突而已。

总体而言，在全球化、与国际接轨的意识形态背景下，国际化路线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

从2004年北大教育改革划分“海龟”和“土鳖”开始，高校纷纷引进“海龟”，本土培养的“土鳖”很难在北大、清华这样的一流高校任教，导致优秀学生纷纷选择出国留学，本土的研究生培养水平越来越差。新东方成了中国最成功的教育机构，而中国大学生的梦想，也不过就是历经种种磨练后能够在美国人面前说一口流利的英文。高校教师聘任的国际化，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趋势。外国教授和本土教授的等级制甚至导致留学生毕业不愿回国教学，而希望在外国谋取教职，经年之后作为特殊人才引进。一句话，国际化路线始终关注如何引进人才，而很少关注如何培养人才。“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努力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英语教育与中文教育的等级制，中国大学已经天然地沦为二流、三流大学。

当国家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相互合作，形成向西方输送留学人才，然后再从西方高薪引进留学人才，逐渐形成产、购、销一条龙的文化教育产业链的时候，中国的家庭开始纷纷在高中、初中、小学就把孩子送到国外。于是，全国的重点高中纷纷办起了国际部，纷纷把孩子尽可能早地送到国外，而有的家庭干脆选择移民。根据《2011胡润财富报告》，在中国人海外移民潮中，绝大多数移民的考虑是为了子女教育。中国精英阶层为其下一代设计的留学计划，无疑会导致未来中国精英阶层与中国民众之间的巨大文化鸿沟。

高等教育上的两条路线分歧，实际上是两条不同的改革路线在教育领域的反映。这两条路线的分歧贯穿于中国近现代史的始终，也是所有后发达国家面临的普遍问题。中国共产党早期就曾面临克服“洋教条主义”的问题。经过延安整风，在全党明确了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路线。而今天，我们处在“两个一百年”的关键时期，意识形态和教育领域的两条路线分歧比当年更为严峻。能否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关键在于如何处理这两条路线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