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法律文化的特征

理性思维。韦伯认为，西方法律的思维是形式理性主义的思维，其要求为，“所有的法律决定必须是抽象法律命题之‘适用’于具体的‘事实情况’；所 有的事实情况，必然能够通过法律逻辑而从抽象的法律原则做出决定”。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律是一种科学，有着严格的证成、推论公式。而传统中国的法律思维是 经验性的，要与千变万化的事实相结合。学者杨逸淇认为，“中国法律思维不是缺乏抽象概念，而是一贯认为事实情况千变万化，不是任何抽象原则所能完全涵盖， 因此要赋予抽象原则实质性的意义，必须通过实际具体例子来阐明，而法律所未曾考虑到的事实情况则可以通过比附类推方法来处理。相对韦伯提倡的从抽象到事实 到抽象的思维方法来说，中国法律一贯使用的可以说是从事实到概念到事实的认识论”。

重视程序正义。程序正义是西方法律，尤其是英美法律文化的精髓。其源于人们共通性的认识：“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 实现。”程序正义观念的发展源于三方面的原因。第一，陪审团裁判以及作为其前提的当事人主义诉讼结构。在英美法系国家，对于重大的案件，其事实部分是由陪 审团做出的，而陪审团的裁判只给出结论而不提供理由，这就无法检验判决结果的客观真实性。因此，只能通过程序上的正义间接地使人们认识到结果的正当性。第 二，遵循先例原则。这一原则要求法官要根据以往判决中的相似案例来审理案件、适用法律。因此，当事人及其律师的主要工作是尽量找到有利于自己的先例，并通 过辩论说服法庭予以采用。第三，衡平法的发展。衡平法其实就是法官法定的自由裁量权。由以上三个原因可知，并不存在一种客观标准来判断审判结果是否正义， 在此情况下，司法正义只能通过程序本身来体现。只要审判程序本身具备正当性、合理性，审判的结果也就具有了正当性和合理性，也就能够得到人们的认同。

法为最高权威。法的最高权威在西方社会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着漫长的发展历程和独特的历史缘由。总体而言，法的最高权威具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第一，宗教信仰传统。在所有的社会控制手段中，信仰是最为重要的手段。而西方法正是在宗教的深刻影响下不断发展的，许多法律来源于宗教教规，集军政大权于 一身的国王也必须得到宗教领袖的认可，其统治才具有合法性。人们对法的态度不是畏惧，而是归属和依赖。第二，私法文化传统。早期商业文明的高度发展使西方 社会很早就进入了公民社会，在这种形态的社会中，规范平等主体之间的私法是法律的主体。契约精神是西方人的主流意识形态。

现代法治的核心思想在于对权力的制约。从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的“法治优于一人之治”，到古罗马时期西塞罗、乌尔比安主张的国家是一个法团，再 到近世资产阶级的权力制衡理论，对权力的制约逐渐成为西方法治的核心思想。这一思想也是西方在经历中世纪国王、教会专权后所进行的反思。在美国，法治不仅 是一种治国思想，更是治国的实践。杰弗逊、汉密尔顿等政治家主张国家的权力来自于人民的同意，“人民的意志是任何政府唯一合法的基础”，他们把法治载入 《独立宣言》《宪法》和《人权法案》中，并在政府组建过程中，设计出复杂的相互制衡制度，以防止权力滥用进而侵害公民的权利。

构建中国特色的法治文化

我国法治建设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现已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总体来说，我国的法治建设主要借鉴的是西方先进 的法治理念，这也是我国由农耕文明转向商工文明的必然选择。但是，由于我国的国情和社会实践具有鲜明的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特色，因此，在应用西方法治理念的 同时更要借鉴和探索传统法律文化中依旧具有可适用性的内容，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法治文化。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不能抛弃法治对秩序的追求。现代社会中法治所体现和保护的秩序具有新的内容，它不再是专制集团利益和差序格局的保护伞，而是 保护公民权益和规范国家权力的有力武器。公民和国家都必须在法治框架内开展各自的行为，不得片面强调自己的权力、权利而侵犯他人和社会的权益。和谐、公 正、稳定的秩序仍是法治的重要价值目标。

目前我国司法领域的困境主要是大众对司法审判的不信任，并由此而导致了对法的不信任，信“访”而不信“法”。因此，我国当前司法改革的主要举措 为司法的独立和司法的公开、透明。这些举措在制度设计和操作层面上有助于保障司法程序上的正义。但是，法律信仰缺失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传统法律文化和现代西 方法治理念的冲突，以及法官过于严格甚至僵化地使用法律规定。司法审判是一门科学，它需要严谨的逻辑思维；同时，也是一门艺术，它需要法官在严密、规范的 法律规定和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文化状态中找到一种平衡，其所做出的司法判决既要合乎法律的精神，又要合乎社会基本道德的要求，更要兼顾国家和社会发展的 客观要求。可以说，传统司法文化中对情、理、法的衡平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此外，由于我国司法审判中人民陪审员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法官不仅要对法律 适用做出裁判，更要对法律事实做出判断，因此，在努力实现程序正义的同时，我国司法还承担着继续追寻实质正义的责任。

尽管总体上来说，我国目前的法和道德是社会调控的两大体系，二者相互独立，但是，法作为社会规则，其从根本上仍无法与道德完全脱离。在目前社会 主义道德体系和核心价值观未全面实现，甚至受到严重挑战的状况下，更需要法来保障和引导。这也是法自身的规范和引导功能的要求。已经取得良好社会效果的酒 驾入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酒驾从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道德行为，但是任由这种行为发展，会给公共安全造成极大的损害。酒驾入刑实施后，人们从开始的不相信， 到观望；从被动接受，到主动遵守。这一规定从法律的视角重新改变了人们的文化和认知。新加坡很早就开始实行的随地吐痰罚款，也有效地规范了人们的行为，提 高了民众的道德素养。因此，在道德自身无法发挥有效作用时，充分发挥法的规范和引导功能，有助于重塑社会成员的行为和道德素养。（稿件来源：《学习时 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