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低薪制何以诱发严重腐败

张宏杰，作家、学者，著有《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等。

【一】

宋代的高薪在历史上很有名，同样有名的是明代的“薄俸制”。论者动不动就说，“明官俸最薄”，“俸禄之薄，无以逾明者”。

明代俸禄确实是非常之微薄，这是由明太祖朱元璋的统治思路决定的。

因为出身贫苦，朱元璋终生痛恨贪官污吏。他曾说：“昔在民间时，见州县长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故今严法禁，但遇官吏贪污残害民者，罪之不恕。……苟贪贿摧法，犹行荆棘中，寸步不可移，纵得出，体无完肤矣。”

朱元璋不了解，正是元代的薄俸制助长了官吏的贪污腐败。朴素的农民式思维，让他认为“当官的没几个好人”。因此在中国历朝历代中，朱元璋对官员们是最苛刻的。在制定俸禄制度的时候，朱元璋对自己的亲戚家人待之唯恐不厚，宗室贵族的俸禄异常丰厚。皇子封为亲王后年俸有一万石，是最高官员的近七倍，这还不包括巨大的土地赏赐。但与此同时，朱元璋以开国之初，经济凋敝，“百姓财力俱困，如初飞之鸟”为由，又把官吏的俸禄定得出奇之低，对普通官员以“薄俸”为主流。

顾炎武说，唐代上州司马是五品官，每年收入数百石，还有月俸六七万钱，收入足以庇身给家。而明代官员的收入，不过是唐代的十分之二到十分之三。

明代俸禄制与秦汉以来历代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宋代以前，历代虽然低级官员收入不高，但中高级官员通常都是高薪。而到了明代，连高官也得承受低薪之苦。明朝中后期，最高级的正一品官员的全年俸禄折合成银子不过才三百两左右，抵不上一个京师富家子弟三个月的花费。所以明代低薪制是贯穿上中下级所有官僚的情况。

（《朱元璋》电视剧照）

【二】

这样的低薪“不足以资生”，导致很多官员难以养家糊口。

比如洪武年间的陕西参政陈观，“在陕以廉谨称。其卒也，妻子几无以自存”。一死，家儿老小马上就无法生活了。

洪武年间的吏部尚书刘崧“幼博学，天性廉慎。兄弟三人共居一茆屋，有田五十亩”。出仕之后，家族经济情况没有任何变化，“及贵，无所增益。十年一布被，鼠伤，始易之，仍葺以衣其子。居官未尝以家累自随”。一条被子盖了十年，被老鼠咬破了才换条新的。但是旧的还要缝缝补补，给儿子当棉衣。

洪武朝弘文馆学士罗复仁性格质直，被朱元璋称为“老实罗”。不过朱元璋对这个人到底是真老实还是假老实还有所怀疑，因此有一天便服到罗复仁家去私访，见罗复仁住在一处破旧的房子里，正站在一张折了一条腿的木梯上粉刷墙壁。朱元璋见状不觉感慨，说：“老实罗确实老实，不用再修房子了，朕赏你一套新住宅。”于是赐给他城中府第。（罗复仁，尝操南音。帝顾喜其质直，呼为“老实罗”而不名。间幸其舍，负郭穷巷，复仁方垩壁，急呼其妻抱杌以坐帝。帝曰：“贤士岂宜居此。”遂赐第城中。）

最为极端的例子是官至正三品的通政使的曾秉正。此人虽然曾任职高官，去职之时竟然“贫不能归”，实在没有办法，“鬻其四岁女”，把小女儿卖了，充作路费。朱元璋一听，不但没有反省自己低薪政策给官员生活带来的困苦，反而勃然大怒，认为曾秉正的行为有违人伦天性，干脆把他给阉割了：“帝闻（曾卖女一事）大怒，置腐刑，不知所终。”（《明史·曾秉正传》）

【三】

朱元璋时代，俸禄已经如此之低。按理说在朱元璋去世之后，随着经济恢复，社会发展，明代统治者们应该大幅度提高俸禄。但事实是，洪武之后，明代俸禄水平不但没有提高，反而逐步降低。

其主要原因是明代俸禄的“折色”制度。

明初俸禄主要是用粮食来发放的。但是当国库中的粮食不够用时，偶尔也会发点其他东西来代替。这就是所谓“折色”。折色最早始于洪武年间，在朱元璋去世后则越来越普遍。

建文四年，户部称，“天下仓粮，宜撙节以备国用，各处都司官俸，旧全支米者，宜米钞中半兼支”。也就是说，因为国家粮储不足，所以各处都司发工资时，一半发钞票，一半发粮食。到了正统四年，又诏称“南京及在外文武官吏俸米、军人月粮，近为粮储不敷，减分支给，以钞折充”。折色渐渐成为定制。

问题是和元代一样，明代的钞票经常严重贬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二明官俸最薄条记载：“洪武时，官全给米，间以钱钞，兼以钱一千、钞一贯抵一石。官高者支米十之四五，卑者支米十之七八，九品以下全支米。后折钞者每米一石给钞十贯。又凡折色俸，上半年给钞，下半年给苏木胡椒。成化七年，户部钞少，乃以部估，给布一匹当钞二百贯。是时钞一贯仅值钱二三文，而米一石折钞十贯，是米一石仅值二三十文钱也。布一匹也仅值二三百钱，而折米二十石，是一石米仅值十四五钱。”

朱元璋时代，偶尔也会发钱发钞，但是那时钞票还好用，本应发一石米，实际所发之钞，大约值一两白银，和市场价格大致相当。但是到了明成祖时，因为钞票贬值，本来应该给一石米，实际所发钞票，却只能兑现白银一钱到二钱，就是说已经贬值到只剩原来的一成到二成了。到了成化年间，一石米发给十贯钞，看起来比洪武年间涨了十倍，而事实上，那时十贯钞才值二三十文钱。也就是说，贬值到原来的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如果按半粮半钞算的话，官员实际只能领到粮食部分，以钞折算的部分就算是给国家做贡献了，工资相当于降低了百分之五十。明代皇帝们就是这样和百官耍流氓。

时间长了，百官当然纷纷抗议，皇帝于是不发钞票，改发其他东西。发什么呢？发胡椒，发苏木。胡椒和苏木，一个是调料，一个是颜料，为什么发这些东西呢？因为这些是从外国进口的奢侈品，郑和下西洋的时候进口多了，宫中堆积多年，眼看着要放坏了，所以拿出来给百官充工资用。成化五年，实在没钱给百官开支了，甚至发衣服被褥，将内库所存的“绽丝绫罗、纱褐缯布、衣巾兑今衣褥及书画几案、铜锡磁木诸器皿，以充俸钞”。就是说，皇宫大库存的绸缎布匹，衣服帽子、被子褥子、桌子椅子、瓷茶碗锡茶壶都拿出来发给百官。反正宫里什么东西多就发什么。

为什么要用这些东西来给百官发工资？当然是因为国库没钱了。那么为什么大明王朝会穷成这样呢？主要原因是天下的银子都发给朱元璋的后代了。我们说过，朱元璋虽然给百官的俸禄标准定得很低，却给自己的子孙后代规定了极高的俸禄水平。朱元璋规定，他的后代由于身份高贵，不能从事任何社会职业，增加收入的方式只有一个渠道，那就是多生孩子。多生一个孩子，国家就按等级多发放一份俸禄。所谓“宗室年生十岁，即受封支禄。如生一镇国将军，即得禄千石。生十将军，即得禄万石矣。……利禄之厚如此，于是莫不广收妾媵，以图则百斯男”。

所以明代皇族拼命生孩子。弘治五年年底，山西巡抚杨澄筹向皇帝汇报，山西庆成王朱钟镒已生育子女共九十四人。不久另一位藩王刷新了这一纪录，这位藩王光儿子就多达一百余，每次节庆家庭聚餐，同胞兄弟们见面彼此都不认识。这就是史书上所谓的“每会，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识”。

这仅仅是明代皇族人口爆炸的一个缩影。朱元璋建国之初，分封子孙于各地，“初封亲郡王、将军才四十九位”。这些王爷好比种子，一二百年过去后，在各地繁衍出的数量大抵十分惊人：山西一省，洪武年间只有一位晋王，到了嘉靖年间，有封爵的皇室后代已经增长到一千八百五十一位。洪武年间河南本来也只有一位周王，到了万历年间，已经有了五千多个皇族后代……据明末徐光启的粗略推算，明宗室人数每三十年左右即增加一倍。而当代人口史学者推算的结果是，明代皇族人口增长率是全国平均人口增长率的十倍。据安介生等人口史专家推算，到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孙已经繁衍到近一百万人之多。

这样国家财政就出现了难以支撑的窘况。嘉靖四十年（1562）朝廷曾经算过一笔账，天下岁供京师粮400万石，而诸王府的禄米支出竟然达到了853万石，缺口是453万石。天下所供，竟然不能满足王族所需。所以当时官员们说，“天下之事极弊而大可患者，莫甚于宗藩禄廪”。

实在拿不出银子来百官发工资，发点东西大家倒也能理解。问题是，皇帝们的小算盘仍然打得非常鸡贼。好比这东西本来只值十块钱，但是皇帝却非要说能值一百块钱。比如永乐二十三年，每斤胡椒算成十六贯钞票，苏木每斤算八贯钞票。但到了明宣宗宣德九年(1434年)，不到十年，胡椒每斤就算成一百贯钞票，苏木每斤算成五十贯钞票，翻了六七倍。

成化七年，因为国库里存的棉布太多，积压久了，眼看着都快烂了，皇帝遂宣布，以后就用细布给百官开工资。什么标准呢，一匹细布折算成20石米。然而，明代最好的三梭细布，一匹也不过能换二石米。皇帝显然把布价抬高了十倍。成化十六年，细布也快发光了，又发粗布，而且“每阔白布一匹折米30石”。一匹阔白布，也就是粗棉布，本来不过值银子三四钱，却算成三十石粮食，这就把布价抬高了近百倍。所以《明宪宗实录》称：“然三梭(布)一匹极细者，不过直银二两，而米价遇贵则有一石直银一两者。今布一匹折米三十石。轻重已自悬绝。后乃至以粗阔棉布直银三四钱者，亦折米三十石，则是粗布一匹而价银直三十两，自古未有也。”明代皇帝们的无赖嘴脸就是这样毫无遮挡。

就这么低的工资，在明代还常常拖欠，甚至数年不支工资。明人王琼在《双溪杂记》记载：“京官折俸四五年不得一支。外官通不得支。”

顾炎武总结明代俸禄史说：“百官所受俸，亦米也，或折以钞，其后钞不行而代以银，于是粮之重者愈重，而俸之轻者愈轻，其弊在于以钞折米，以布折钞，以银折布，而世莫究其源流也。”朝廷在发俸禄时，在银子、粮食、布匹之间反复折腾，但是不管怎么折腾，反正是越来越有利于皇帝，越不利于百官。

在明初洪武至宣德六十年间，载入《明史循史传》中的著名清官，占明代循吏总数的六分之五，这不能不说与薄俸制有关。明代那些恪守节操不想大肆贪污的官员，无一不生活得非常艰难。宣德年间，礼部侍郎这样的高官，死后甚至不能安葬。“邹师颜，宣都人。……为礼部侍郎。省墓归，还至通州，卒，贫不能归葬。尚书吕震闻于朝，宣宗命驿舟送之。”正统元年，左副都御史吴讷曾说：“近小官多不能赡，如御史刘准山由进士授官，月支俸米一石五斗，不能养其母妻子女，贷同道御史王裕、刑部主事廖谟等俸米三十石，去年病死，竟负无还。”成化年间，曾以廷试第一名为翰林修撰的罗伦，在被贬为福建市舶副使时，因微薄的官俸不足开支，只好靠卖字谋生。

（中国明朝法令条例《大明律》）

【四】

我们看明代官场贪腐发展的曲线图，与俸禄高低有着直接的关系。明代贪风之盛行，恰恰发生在洪武朝以后，与俸钞折色之制同步。折色越低，贪污腐化就发展得越厉害。

永乐时期，因为折支钞票的普遍化，贪腐也开始普遍化。有人描述其情形说：“贪官污吏，遍布内外，剥削及于骨髓。朝廷每遣一人，即是其人养活之计。虐取苛求，初无限量。有司承奉，惟恐不及。间有廉强自守、不事干媚者，辄肆谗毁，动得罪谴，无以自明。是以使者所至，有司公行货赂，剥下媚上，有同交易。夫小民所积几何，而内外上下诛求如此。”

对于这种情况，官员们纷纷指出，薄俸制是主要原因。比如任双流知县的孔友谅报怨说：“国朝制禄之典，视前代为薄。今京官及方面官稍增俸禄，其余大小官员自折钞外，月不过米二石，不足食数人，仰事俯首之资，以道路往来，费安所取资。贪者放利行私，廉者终萎莫诉。”永乐年间著名清官李贤说：“俸禄所以养廉也，今在朝官员，皆实关俸米一石，以一身计之，其日用之资不过十日，况其父母妻子乎？臣以为欲其无贪，不可得也！”大理寺右少卿戈谦也说：“且计一官，其家少者五六口，多者十余口，俸既不足，则其衣食器用、仆隶之需，必出于民，为害非小。……因国用浩繁，文武官吏俸给什撙节其六七，所得不给其所费。”

从永乐之后，贪腐一代比一代更加严重。何瑭说，洪武晚年，“渐启贪赂之习，积至正德年间，其弊极矣，官以赂升，罪以赂免，辇毂之下，贿赂公行，郡县之间，诛求无忌。小民受害，殆不忍言。百姓困穷，盗贼蜂起，国家之事，几至大败。”他也是认薄俸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官吏之俸薄，“故官吏则务为贪侵”。

明代正统年间御史陈泰一生刚正不阿，铁面无私，两袖清风，世称“铁”御史。他也说：“今在外诸司文臣去家甚远，妻子随行，禄厚者月给米不过二石，薄者一石，又多折钞，九载之间，仰事俯首之资，道路往来之费，亲故问谴之需，满罢闲居之用，其禄不赡，则不免失其所守，而陷于罪者多矣。”

明代中后期之腐败，在历史上刷新纪录。嘉隆以后，“惟贿是举，而人皆以贪墨以奉上司”。官场“礼义沦亡，盗贼竞作，贪婪和无耻之风弥漫”。著名清官韩一良在与崇祯皇帝的交流中，把低薪制与官员贪风之间的关系表达得直言不讳：“陛下平台召对，有‘文官不爱钱’语，而今何处非用钱之地？何官非爱钱之人？向以钱进，安得不以钱偿。以官言之，则县官为行贿之首，给事为纳贿之尤。今言者俱咎守令不廉，然守令亦安得廉？俸薪几何，上司督取，过客有书仪，考满、朝觐之费，无虑数千金。此金非从天降，非从地出，而欲守令之廉，得乎？”

明末思想家顾炎武总结明史，尖锐地指出：“今日贪取之风，所以胶固于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给之薄而无以赡其家也。”